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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唐再续-第2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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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爆裂点上，他们的处境往往是两难的：集权体制从根本上侵害他们的利益，可是当体制崩溃的时候，他们又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世界上最大的贪婪，其实是制度的贪婪。制度对权力的贪婪之大，超过任何个人。在中国，这种最贪婪的制度是高度集权的统治模式。正是在这一制度之下，中国的宏观经济和工商文明呈现出早慧而后熟、先盛而后衰的发展态势。
因而李曜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两千余年来，国家机器对商业的控制、干扰及盘剥，是阻碍工商文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他穿越以来，特别是他在河东军事集团内部地位上升，最终出任河中节度使以来，这段时间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朝廷或者各节帅府，如何在经济活动中端正自己的立场与角色。
这个问题很难解决，纵然是在他穿越前身处的时代，也没能给出最佳答案，因此他也没有“成规”可以生搬硬套。不过他毕竟有自己的一番见解，那就是：政府或者说朝廷、节帅府可以控制一些关键性产业，而将其他产业的发展，全面放权交给资本集团。但因为方才所说的商人集团跟权力集团固有的矛盾，河中这些大世家一方面眼馋李曜画出的这个利益烧饼，一方面又对李曜的说法有着本能的怀疑，也是因此才出现这些世家一方面对李曜的宴请趋之若鹜，一方面到了之后又对各种“疑点”盘根究底。这种矛盾心态，其实李曜早就算到了，他也有足够的思想和行动准备。
事实上这次建设东升新城的事，按说李曜手握实力强大的河东军械监，并不是不能一力承当，但他仍然颁布了《新城扩建令》，希望以利诱导，让河中各大世家进入他所开创的工商产业白白分一杯羹，这不是他忽然想做慈善，而是希望以此来让这些尝到甜头的大世家发现这个巨大的财源，然后主动开拓这些方面的事业。毕竟这个时代，大世家通常也就是大财阀，而只有大财阀，才能有足够的资本来做这些事。否则的话，让李曜现在来进行一场唐代的圈地运动，他肯定又会于心不忍，心中纠结记挂着那些被强行盘剥失去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农民、小手工业者。也许任何改革都会有阵痛，但他终究还是希望将这种阵痛降低到最轻微的程度。
至于说李曜用到的手段，说到底，他无论带兵打仗还是发展工商，其最擅长的，还是威逼利诱，双管齐下。一边给你压力，一边给你利益，在大棒加胡萝卜的态势下，谁都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李曜这番话说完，冯祺正准备说话，忽然听见外面一个熟悉的女声大声道：“河中盛会，只限三千贯入股资本，奴虽女流，难不成便入不得股、分不得红了？蒲帅可愿奴家这淮南人也来分一杯羹？”
李曜心中一怔，暗暗称奇：“杨潞？她怎么会来？”
第210章 力挽天倾（廿五）
李曜心中虽然诧异，面上却已露出笑容：“可是庐阳县主芳驾？牙兵，放行。”
果然，从楼下走上一名身材婀娜的女子，虽然头戴帷帽，有面纱遮挡容貌，但看衣衫装扮，不是庐阳县主杨潞，又能是谁？
杨潞身份不同，李曜主动站起身来，在场其余人也只得随之起身。杨潞这才主动行了个万福，道：“去年蒲帅出使扬州，家尊便时常盛赞蒲帅之能，今日奴闻蒲帅于鹳雀楼设宴，为东升新城之起建延揽股东，更听说蒲帅此番招股不限地域、身份，实在喜不自禁，这才不请自来，还望蒲帅勿怪。”
李曜回了一礼，笑道：“县主客气了，若是县主也愿出资一份，为蒲州之东升新城建设更添助力，某欣喜尚且不及，何来怪责？来人，添一贵席……县主请坐。”
又是一番俗礼过后，所有人重新落座，李曜才又道：“县主既有心参股，某便将其中细节再说一次与县主知晓……”
杨潞微微一笑，摇手道：“蒲帅何须如此？扬州蒲州，交往甚密，你我二人，往来更非初次，这般细务有甚好说，难不成奴家还能信不过蒲帅么？”
李曜微微错愕，心道：“我跟你虽有几次私下交换，可那时候你开口要价可从不客气，怎的今天转了性，连详细条款都能放心到不去听了？”他对杨潞始终抱有一定程度的戒心，当下心中便多了个心眼，只是礼貌性保持笑容，却未搭腔。
杨潞却似乎全无感觉，仍是言语带笑，继续道：“蒲帅，奴家听说，这东升新城头期工程预计耗资三百万贯，其中开放募资一百二十万贯，可是如此？”
李曜点头：“不错，确实如此。”
杨潞笑容更盛，道：“奴家愿代家尊出资五十万贯入股新城。”
此言一出，满座皆惊。靳蓿直接站了起来，一拱手便要说话，李曜心中虽然也自惊讶，却格外镇定，伸手朝靳蓿微微虚压，制止他出声。然后略一沉吟，朝杨潞道：“方才，各大世家还在怀疑某这河中府修建新城，本金是由河中出，还是由河东出……县主就不担心某画下画饼，最终却做不成事么？”
杨潞笑道：“怪只怪河东军械监名头太大，蒲帅一说出资，各家都只以为蒲帅必从河东军械监调拨钱帛，却不知蒲帅可用款项还多着……”她微微侧身，朝王抟一拱手：“王相公曾判度支多年，精于财政，奴想请问一句：王相公以为河中节度使府会缺这区区不到二百万贯么？”
王抟道：“河中镇的两税留使究竟多少，某并不知详情，但河中蒲、晋、绛三州皆是富裕之地，想来两税留使以及营田都不在少数，至于军府商产，历来不薄，是以河中节度使府实不拮据。更何况，河中还有两池……我意天下诸藩，怕是少有可与河中比富者。”
王抟判度支多年，对于大唐朝廷以及各藩镇经济情况，自然极为了解。寻常节度使府的三大收益刚才他都已经提到，分别是两税留使部分、营田所得和军府经商收益，另外河中还额外有两池盐场的利益，当然少不了。
德宗以后，藩镇的基本财政收入就是两税收入。当时，两税收入之中，归方镇支配的只是留使部分。它在整个收入中占多大比重，因各地物产、户口、军队多寡等情况不同而有所不同。但从全国范围来看，地方留占的两税大约占三分之二左右。建中时“每岁天下共敛三千余万贯，其二千五十余万贯以供外费，九百五十余万贯供京师。”这只是钱额，另外还有米麦外费一千四百万斛，京师二百万斛。按照元和时“国计簿’的数宇，全国总额是三千五百一十五万一千二百二十八贯石，各种榷税收入皆在其内。文宗时王彦威作《供军图》说全国收入三千五百余万，恐怕就是根据“国计簿”。王彦威分析兵费在全国财政中的比重说：
起至德，乾元之际，迄于永贞、元和之初，天下有观察者十，节度二十有九，防御者四，经略者三。椅角之师，犬牙相制，大都通邑，无不有兵，都计中外兵额约九十九万，通计三户资一兵。今夭下租赋，一岁所入，总不过兰千五百余万，而上供之数三之一焉；三分之中，二给衣赐，自留州留使兵士衣赐之外，其余四十万众，仰给度支。
王彦威在这里提到了两个三分之二。一是留州留使占总收入的三分之二，上供为三分之一。二是供军费用占总收入的三分之二，其他开支仅占三分之一。
当然，这只是总的情况，就各镇的情况而言，则不尽如此。元和六年（811）十二月辛未敕云：“其涪州缘属荆南，有供荆南节度钱二千四百贯，今随本州割还黔府，兼于涪州送省钱三千八百贯文内更取一千五百贯，添赐黔府见将士军资。”这个决定是针对黔中遭水灾，军资不济的情况作出的。涪州从荆南割属黔中，其原送使钱二千四百贯增加一千五百贯，为三千九百贯，同时其上供钱则从原来的三千八百贯减少一千五百贯，为二千四百贯；留州部分不变。上供与送使的比例从1。6：1变成1：1。7。
而《吴地记》所载苏州的情况则有不同，上供三十万六千八百三十贯，留州十七万七千七百二十贯，送使十七万八千三百四十九贯，总额为六十九万二千八百八十五贯。上供、留州、送使的比例约是44％：28％：28％。可见南方上供数额远远不止三分之一，几乎占一半，远远高于北方藩镇。当然这也说明江南作为唐廷的“钱袋子”由来已久、名副其实。
而营田则是方镇两税收入之外的另一个重要收入来源。唐代藩镇营田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营田所得可抵预算中的本镇军资或度支所拨衣粮，如大和三年（829）五月中书门下奏称，观察使若上陈刺史政迹，“须指实而言”、“如称营田课则所效，须云本合得若干万石，在任已来加若干万石。其所配斛斗便请准数落下，支所供本道本军斛斗数。如不是供本军本道解斗，则申所司收管支遣，以凭考核。”于此可见营田收入要么抵充军粮，要么申报有司收管。对于这类性质的营田，落镇是没有热心的。他们认为：“疲兵于陇亩，缓急非所用也。”
另外一种情况下的营田收入可以为地方自己支配。《资治通鉴》有载：“诸将言于秦成防御使李承勋曰：明公开营田，置使府，拥万兵，仰给度支，将士无战守之劳，有耕市之利。”所谓“耕市之利，即指“营田之利”和“关市之利。”秦成防御使军队既“仰给度支’，而又有“耕市之利。”可见其营田收入是完全由本镇支配的。穆宗元和十五年二月诏在诸道除边军营田外，其军粮既取正税米分给，其所管营田自合军中资用、不合取百姓营田，并以疮地迥换百姓肥浓地。其军中如要营田，任取食粮健卒，而不得辄妄招召。”这条诏书说明，朝廷对“其军粮既取正税米分给”的内地诸军营田并不怎么感兴趣，故说“如要营田，任取食粮健卒”。因为这些营田完全是归“军中资用”的。唯一的问题是这类屯田究竟有多少。以河中而言，因为蒲、晋、绛三州农业发展比较好，在后世山西省也是主要的农产区，所以营田较多，收益也比较可观，赡军不仅充足，而且有余。
营田所收为实物，还有一些征敛钱货的杂税收入，主要有盐铁、茶税、酒税、商税等，而譬如河中有两池盐场，因此盐税是相当大的一笔收入。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可大可小的收入，便是自行经商。
很多人只知中国古代一直重农抑商，但却不知道唐代的开放以及到了古代的巅峰，连各藩镇自己都有商业收入。因为诸道藩镇不仅征商税商，自己还经商。
大历十四年十月有敕：“令王公百官及天下长吏，无得与人争利，先于扬州置邸肆贸易者罢之。先是，诸道节度、观察使以广陵当南北大冲，百货所集，多以军储贸贩，别置邸肆，名托军用，实私其利焉。”
这里的“名托军用，实私其利焉”，固然是对藩帅假公济私的揭露，但同时又从侧面反映出，若是出于“军用”，是可以置邸“贸贩”的。这是建中以前的情况。两税法以后的例子也有。如文宗开成时汴州节度使李绅“上言于本州置利润楼店”，尽管“议者以与下争利，非长者所宜”，还是获得了皇帝的同意。另外还有“官沽”，即由官府卖酒，实际上一也是一种商业活动。大和元年（827）江西观察使李宪曾“以军用不足，奏请禁百姓造酒，官中自沽。”这已是藩镇自己垄断酒的生产和销售了。刘从谏也曾在泽潞“卖铁、煮盐。”又利用商人贩易取利，“大商皆假以牙职，使通好诸道，因为贩易。”
实际上这就是后世国家资本主义式的一种财富控制办法，有些像国家垄断，这个事情李曜熟悉得不能再熟悉。
当然有收入就有支出，两税法时期藩镇的财政支出大体可划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是在“长行旨”条内具体载明的分配项目，主要有上供、供军、官吏奉料和州府杂给等，可称之为基本支出。第二大类是不在“长行旨”条之内的特别支出，主要有进奉、赏赐军士、廉使常用钱等名目。
官吏俸禄和州府杂给一般不算什么大数目，剩下的上供、供军才是主要支出，这一时期的士兵每年每人要花费二十四贯左右，以李曜麾下近五万大军计算，每年正常供军为一百二十万贯，但李曜在供军上花费很大，如果算上军械监在器械开发和配装上的花费，每人每年几乎可以达到五十贯以上，那么李曜每年的支出就几乎是要翻上一倍，达到每年240万贯。
但王抟刚才已经提到，河中除了这些其他藩镇都有的收入之外，还另有一个聚宝盆：两池盐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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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在关中出现大的变乱，明确需要李曜出兵之前，眼下这段剧情主要是“种田”，因此可能有些枯燥，耐心不那么好的朋友，可以等过一段时间再一起看。
另外，种田的情节，有一部分是为了要体现李曜将来进行改革时的思路的。
第210章 力挽天倾（廿六）
王抟这个曾经多年“判度支”的实干宰执对于李曜可以动用的财力有着清醒的认识：其一，河中自王重荣时代开始，历经王重盈、王珂、李曜四任节帅，根本就没有向朝廷上供过，换句话说，就是根本没有将赋税“提成”上交朝廷，河中的全部地方赋税通通成了“留使”钱，也就是全部留在节度使府了；其二，河中的农业在北方历来都属于比较发达的地区，归因此属于节度使府的营田收益本来就不小；其三，由于地理、交通等区位优势，河中节度使府本身就有不少商务产业，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然而河中镇真正最关键、最大笔的收入，仍然是那个天下垂涎的解州、安邑——“两池”。
解州、安邑两大池盐的收入，还在代宗时期，就已经占据整个朝廷收入的百分之十二点五，也就是八分之一，而这个收入在如今朝廷财政拮据的时期，已经上升到了六分之一！当然，这个说法仅仅只是“如果”李曜肯将盐池收益上交朝廷的一个假设罢了，实际上李曜承王重荣旧制，根本不向朝廷上供一文钱。那么，李曜可以支配的财力，很明显是非常充足的。
当然，不上供不代表对朝廷毫无表示，李曜不仅有表示，表示还很大，只是名目不是上供，而是进奉。
所谓进奉，是藩镇以“羡余”的名义向皇帝上供的钱物，这在唐后期十分普遍，史称“有土者竞为进奉”，同时进奉的数量也十分惊人。史载贞元时，诸道进奉岁凡五十万贯，其后稍损至三十万贯。实际上恐还不止于此数。比如大历元年，代宗生日一次所得进奉达二十四万贯。德宗时更盛，当时持节浙江的韩说一次进奉竟达五百万贯。而且关键是越到后期，进奉的名义越多，除了逢年过节、皇帝寿诞之外，各地藩镇要进奉，名义是五花八门。最有趣的是，连一贯处于“名义统一、实际独立”的河朔三镇，虽然一文钱的上供都不给，但进奉却也并不少见。至于河中，在李曜上任之前，河中每年进奉朝廷解盐三千车，而在他上任之后，便将这一数量提高到了五千车，这其实也算是一笔巨款了。
不过话说回来，解盐这个东西对于河中而言，本身并无多少成本，进奉三千车和进奉五千车，对朝廷来说大不一样，对李曜来说却几乎只是个态度问题，根本不会对他的收入有多大影响，因此总的来讲，河中节度使府的收益是相当可观的。如果说河中军府都没钱，那天下数十个藩镇，有钱的怕也就真是凤毛麟角了。
杨潞与王抟这一问一答，河中各家便都一时找不出什么反驳的话来。事实上李曜也知道，这些世家对此次赚钱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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