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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唐再续-第2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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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相当的创意，甚至出现了中国所得税的萌芽，王莽的改革却终因其可疑、可叹甚至可耻的失败，而被人嗤之以鼻。人们所不愿知道的是，理想主义的王莽，其实比他们能够想象的人格，都要伟大得多。有句话说“王莽恭谦未篡时”，其实李曜心底里一直认为，一个代汉而死的人，何篡之有呢？当年不是万众齐心非要让他来当这个皇帝的么？就如那代替赵氏孤儿去死的程家少年，你能说他是“抄袭”么？
如果他的措施真正能够推广开来，广大纳税人是不需要通过非人的手段（如战争、瘟疫）就可以过上美好生活的。可即使是那些纳税人，最终却是毫不犹豫地对他们理论上的恩人举起了屠刀。
为什么？
为什么？
关键在于推广失败。
而推广失败，则是因为这些制度从根本上触动甚至是推翻了地主阶级的利益。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李曜如今的试探性改革——《新城扩建令》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不去触动大唐统治阶层的利益，反而为他们谋利。当然，与此同时，也想方设法“夹带私货”，以便让老百姓过得更好。
门阀世家、地主豪强，这些人组成了大唐的统治阶层，新城扩建令便是一次为他们谋利的改革。
《新城扩建令》规定，出资参与建设东升新城的股东，按照出资比例享受新城建成之后的利润所得。如果仅仅如此，那么你哪怕只投资了一贯钱甚至一文钱，你也是股东，也有分得利润的机会。然而李曜同时又规定，最低一股为三千贯。三千贯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这完全是个天文数字，连想都不敢想。
然而，对于那些世家大族、地主豪强而言，三千贯算得了什么？他们觉得，以李曜敛财的能力，投资三千贯，一年说不定就能回本，何乐而不为？就算一年不能，两年可以吧？三年可以吧？总归是赚的，而且一定比地里那点地租要赚得多。
因为有这个基础在，李曜相信，他们这些人不太可能抵…制《新城扩建令》。但是他要的可不止是让这些豪门世家“不抵…制”。从根本上来说，李曜是希望让底层民众因此受益，而这并非不可能。
建设总需要人，建设完了，工厂投产也需要人，按照后世的理念来看，这就是“提供就业岗位”，而在这些人开始在东升新城做事甚至落户安家之后，必然又会出现一些诸如茶楼酒肆、餐馆旅店之类的生活配套设施，又能养活不少人，因此这对于稳定社会环境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君不见后世的某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因为区区几千人的事业，就能闹出罢工游行，结果甚至有把总统都弄下台的么？
然而，李曜的把戏还不止如此。
听完李袭吉的详细讲述之后，一名五十来岁的小老头站了起来，冲李曜拱拱手道：“蒲帅，老朽蒲州靳家靳蓿，有一事相询。”
李曜点头微笑，道：“靳公请问。”
靳蓿道：“原先《新城扩建令》上并规定出资参与修建新城之后，出资‘股东’分润利润之时限，而某听方才李支使之讲解，却平白多了一条‘分润利润之时限，自东升新城相应工程正式投入使用之期起算，前后共十年’……蒲帅当知，某等若是出资买上一片良田，那可是今日买下之后，纵过百代，仍是我家产业。如今蒲帅这新城建设分红，却居然只有十年期限？”
第210章 力挽天倾（廿四）
靳蓿的这个问题，问得极其尖锐，李袭吉等人同时朝李曜望去，脸上都忍不住露出一丝担心，因为他们知道这个问题对于这些可能出资参与建设的各大家族有多大的影响，而与此同时，他们也知道李曜在这个问题上的设想。
李曜事前曾经详细调查河中各大世家，对于靳蓿这个人，他也有比较清晰的了解。此人是今天到此的河中五大世家中靳家的主事人，但比较特别的是，他并非靳家的家主，而是家主的二弟。靳家家主靳莆两年前身染重病，至今卧病在床，而他并无子息，因此指定二弟靳蓿代掌家主印信。
靳家是河中五大世家中涉及商事最多的家族，而靳蓿本人多年充当兄长靳莆的左膀右臂，对于商业运作的理解尤其深刻，因此刚才李袭吉将《新城扩建令》的详细情况一说明，他立即便发现这个最大的问题。原先并未说明出资参与修建东升新城的股东只能享受十年的利润分红，此时却忽然冒了出来，因此他立刻提了出来，要看李曜如何回答。
这个问题直接牵涉分红，利益攸关，他一提出，其余各世家名流齐齐将目光投向李曜。
然而李曜只是无比平静地点了点头，道：“不错。”
鹳雀楼中仿佛瞬间飞进五百只鸭子，一下子嘈杂起来，各家来宾或发出嘘声，或转头与身边之人交流，面色不是讥笑便是叹息。也不知是哪个角落里面，忽然有个声音叫道：“节帅若是缺钱筑城，不如客客气气与诸大世家商议，以我河中诸大世家之家底，便是每家为节帅双手奉上三五万贯，却也不是多么为难的事，就当是庆贺节帅出镇蒲州便是，节帅又何必兜上这么大个圈子来敛财？”
李曜才刚刚偏头去看，另一个角落里又有一人叫道：“正是，正是。某闻节帅在河东军械监时，便有千万之资，民间人称北地财神，如今持节伊始，又何必作这般杀鸡取卵之事？区区十年分红，谁敢出资入股？”
这两个声音都是藏在人群中发声，一时根本难以看出究竟是谁在说话，李曜干脆也懒得去看了，只是呵呵一笑，道：“原来诸位以为某限期十年，竟然会是一件杀鸡取卵之事？”
他这话一出，所有人都知道他要有所表示，纷纷安静下来，目光齐聚李曜脸上。
李曜仍是智珠在握的模样，语气平静得没有半分波澜：“诸位，实不相瞒，以河东军械监此前四年多的经营状况来看，某以为东升新城股东分红期限超过五年，我这河中节帅府便全然是往诸位家中送钱了……某实不知诸位有何值得惊讶的。”
当下堂中又是一阵窃窃私语，靳蓿眼中精光一闪，似有话说，但抢先站起来的却是他旁边的一位锦袍老者，此老拱拱手道：“蒲州冯祺，见过节帅。”
李曜点点头，伸手微微往下一压，道：“冯公有话，坐着说便是。”
冯祺便坐了下来，道：“节帅本是天下名士，又是蒲州之主，按说我等实不该对节帅之言有所迟疑，只是俗话说得好，在商言商……”他微微一顿，见李曜面上并无不悦，便继续道：“节帅说‘以河东军械监此前四年多的经营状况来看’，但河东军械监的经营状况如何，我等外人如何能够得知详情？节帅说一，它便是一，节帅说二，那它便是二……眼下东升新城之建设，光是头期建设，节帅便开出一百二十万贯的盘口，如此一笔巨资，就算是各家分摊，也不是小数，若我等这些家中主事之人仅凭节帅张张嘴便轻易许诺应允，只怕回到家中也不好交代，节帅以为某此言可还算是合理？”
李曜微微笑道：“甚是合理。”
冯祺便反问：“既然合理，不知节帅欲意如何说服我等愿意出资？”
李曜心里也明白，这是一个很大的麻烦，最麻烦的就是河东军械监的账目，他不可能交给冯祺等河中各家去看。
因此他只能换一种说话方式，道：“当初某初掌河东军械监时，军械监每月需要节帅府拨给五六万贯钱，才能勉强维持正常运作，而当时的河东军械监有多大规模，想必诸位就算知之不详，也总有个大概了解，某就不多说了。而如今，河东军械监所下辖有九个司，矿场三十一处，工厂五十三座，另有华锦、食为天、广厦、通达四大行会（指商行），囊括衣食住行，而眼下这四大行会在河北、中原、关中甚至江南一带有何等地位，料来也无须某来明言……因此在这工、商二道，河东军械监实力如何，诸位心中难道还没个计算？”
冯祺也笑了笑，但却摇头：“河东军械监实力自然举世无双，只是如今节帅出镇河中，这《新城扩建令》也是以河中节度使府名义发出……老朽对此有些疑惑，莫非我河中节帅府动工建城，却由河东军械监出资？纵然河东河中关系非比寻常，这其中恐怕多少也有些难以理清之处吧？倘若账目都难以理清，我辈如何敢放心入股？”
李曜哈哈一笑，解释道：“冯公忘了一点，某不仅身兼河东军械监掌监尚未去职，即便去职，也不打紧。因为某如今还是河东四面总揽后勤诸事调度大行台左仆射，前次晋王来函言道，他平日事多极忙，而右仆射盖公年老体弱，因此这河东四面总揽后勤诸事调度大行台日常之事，皆由某来打理。河中节度使府下令修建新城之事，往上可以取得大行台相助，大行台总揽河东四面诸镇后勤，各军械监自然囊括其中，如此说来，河中建城，河东出资，何异之有？”
其实李曜这个说法，要是放在后世，就多少有些国家资本主义的意思了。比如河东、河中两个军械监，按照李曜的这个思路，就有些国家垄断企业的意味，不过他是国企出身的人，甚至国企的弊病，因此此时将这些大世家拉拢入局，也是为了让他们尝到工商业的甜头，日后就可以慢慢引导，使得他们慢慢转化到自己出资单干，这也就是后世资本家的雏形。
虽然说，因为没有科技革命出现，所以生产力的差距使得这个时代不大可能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但李曜本身也没有搞这种大…跃…进的意思，他只是将这个时代人的思想进行一些有益的引导，如果——只是如果——将来因为这些改革措施的出现，使得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不那么封建式的僵化，也许中国的未来会更好。谁知道呢？
当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经济问题是很复杂的系统工程，更何况这其中还牵涉到中国古代习惯性的“抑商”，使得他的改革试探看似激进，实则谨慎。
前世的李曜作为一个国企中高层干部，听过的经济讲座也算不少，其中有几节课他听得颇有意思，至今还能记得。当时那位教授的课程共分五讲，分别是汉唐宋明清，最后为一“总论”。在“总论”中，这位教授提出“从这两千年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对以往传统政治，找出几条大趋势。”他一共指出四条，其中第一个关键词是“集权”——“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第二条关键词是“抑商”——“中国传统政治上节制资本的政策，从汉到清，都沿袭着”。
李曜觉得他这两个词总结得极好，事实上整个中国封建时代的历史，几乎就是在不断地重复“集权”与“抑商”两件事。
在“集权”与“抑商”的背后，是一个无比强悍的政治权力制度安排——高度专制、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中国从公元前七世纪开始，以“管仲变法”为标志，开始探索国家积极干预产业经济的试验，此后多有演进，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逐渐成为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延续至二十一世纪，这一政体仍然没有变动。
追根究底地看，在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下，中国的这一部历史，其实质就是一部政商博弈史。
当政府为了政权稳定，全面控制了重要的生产资料之后，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个“经济组织”，它必然有自己的利益需求——用后世的话讲就是“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必然会制度性地压抑民间工商业。如那位教授所说的，“中国传统政治向来就注意节制资本，封建势力打倒了，没有资本集中，于是社会成为一种平铺的社会。”当社会被打成散沙后，就不能有民间的力量了，从而专制的权威不会受到挑战。中国的史家常常说“均贫富”，其实，在“均”的前提之下，“均贫”还是“均富”，是一个被忽略了的问题。现代民主社会是“均富”，传统集权国家则是“均贫”。在客观上，中央集权制度必须把民间财富打散，以维持在均贫的平衡点上。在这个意义上，“均贫富”，也是集权之需要。
而更重要的是，政府在确立了国有专营制度后，必设立国有企业体系，而因产权不清晰、授权不分明等缘故，又一定会诱生出权贵经济，当权者以国家的名义获取资源，以市场的名义瓜分财富，上下其手，攫取私利。从汉唐到明清、民国，历代晚期，都是权贵资本猖獗肆虐之时，往往出现“双首现象”——国家的首脑同时是国家的首富。
在国有资本和权贵资本的双重高压之下，民间商人就危如累卵，惶惶不可终日。政府与工商阶层的对立、紧张关系，贯穿于整整两千年的帝国时期，已俨然构成为一种类似胎记般的传统，那种不对等的、没有契约精神的原则似乎从来没有被尖锐地打破过，对工商业的压抑及异化是一种顽强的中国式传统。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阶层从来是政府的同谋，这得益于科举制度的有效护卫。
为了保全财富及获取更大的利益，趋利的商人集团“本能”地做出两个举措：第一，产业资本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转移，经济成长从而失去创新动力；第二，力图跻身垄断集团，积极向政权寻租。
到了唐代，中国就出现了产业资本无法在实体经济领域有效积累的景象。李曜过去没有仔细思索过唐代的工商业，但自从他出任河东军械监掌监之后，为了让做出成效，巩固和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他才开始认真研究这个时代的工商业。
在他看来，唐代工商资本的四种流向：奢侈消费、交通权贵、土地购买和转化为高利贷资本。其实自唐以降，这一景象几乎没有更改。进入明清之后，财富向权贵、政府和土地聚积的速度更为加快，当时出现的几大著名商帮，如晋商、徽商和广东十三行商人，其财富来源大多与授权经营垄断产业有关，官商经济模式从而根深蒂固，不可逆转。商人阶层的庸俗、归附，与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的强悍与顽固，构成为一个鲜明、对应的历史现象。
可惜此时的李曜回不到现代社会，无法对自己的思考进行求证，其实这样的结论在后世中外学界几乎是个公见。法国年鉴学派的布罗代尔在《世界史纲》中就很简捷地说：“中国社会，政府的权力太大了，使富有的非统治者不能享有任何真正的安全。他们对任意征收的恐惧始终挥之不去”。而中国历史学者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曾断定，“秦汉以后的历代中国商人都把钻营附庸政治权力作为自己存身和发财的门径。”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一位学者在《中国皇权制度研究》中也给出同样的结论：“托庇于官僚政治之下，是制度环境对于中国商人生存出路的根本性规定。”
在一个中央集权的体制下，一旦中央统治的正当性和控制力出现下降之后，会迅速地——往往以出乎人们预料的速度——蔓延出一股强大的无政府主义浪潮，而对之的控制，往往需要经历一次大的社会动荡，最终以又一次的威权专制来终结。在这样的过程中，商人阶层往往成为最早被侵害的族群，因为人们对统治者的愤怒，将首先倾泻到那些生活在他们身边的有产者身上——在他们看来，正是这些人的富有造成了社会的不公平，相对于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人们更容易痛恨身边的有产者。而更让商人阶层痛苦的是，在历史的爆裂点上，他们的处境往往是两难的：集权体制从根本上侵害他们的利益，可是当体制崩溃的时候，他们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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