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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唐再续-第20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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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以来，朝廷政令不行，藩镇跋扈妄为，中央与地方分权矛盾凸显，而皇权已大不如前，大多仅存于形式或名义上。针对于此，地方割据势力多采取先自作主张，然后表奏获准的方法。这种政令运行方式实际上是藩镇幕府自行辟官权力的延伸。唐代使府的幕职僚佐本来由朝廷配置，后逐渐发展到由府主自行辟署，以奏荐形式得到朝廷确认即可。但朝廷对幕府奏官权力是有一定限制的。唐末节度使每年只“量许五人”，团练使“量许三人”。而墨制之权正是这种藩镇自行辟官权力的扩大化。
墨制在晚唐尚由朝廷派出的王铎、郑畋等权臣把持，赋予专权之责。然而，后来在地方权力运转中渐行渐远，成为藩镇跋扈擅权的主要政令形式。景福元年七月，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攻克山南西道，先墨制以李继密为兴元留后，然后表闻获可。王建以王宗涤为东川留后，然后表奏，朝廷本应依例批准，但唐昭宗仍心存侥幸地任命兵部尚书刘崇望为东川节度使，王建不奉诏，朝廷又只得将刘崇望召回，重新任命王宗涤为留后。这表明，唐廷失去了地方的直接人事任免权，藩镇自行选官任官，然后表奏，已成为定例。这种人事任命方法虽然无视皇权，但至少还承认朝廷名义上的存在，仍称得上是唐王朝由衰至亡期间地方政令运行和人事选用的一种过渡性方式。此时天子犹在，滥行墨制还被斥为“伪”，以示不承认其合法性。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李克用平定王行瑜后，“天子许（其）承制授将吏官秩”，然“是时藩侯倔强者，多伪行墨制。李克用却偏偏“耻而不行，长吏皆表授”。这也是为何最后李曜等人等来的都是来自长安的封赏。
要知道，自广明元年（880）以来，唐天子在二十四年中五次出幸，统治摇摇欲坠，几近覆亡，有些地方已多年不达皇命。在此背景下，墨制的政令运行方式开始在地方势力中广而行之。这些割据者多假托天子，自视已得朝廷授权，以此方法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发令施政，维护统治，只不过墨制的运作方式各有不同。＇注：下附墨制在各地实施的实例分析，以【】为界限，无兴趣的读者请自行跳过。＇
【注：墨制在各地的实施。前蜀王建称：“自大驾东迁，制命不通，请权立行台，用李晟、郑畋故事，承制除拜。”王建所谓的“承制”即为天子授权的墨制；又假托“行台”专权故事行以墨制，“权立”之辞可见其心虚。吴国杨行密将天子特使李俨留在淮南，“建制敕院，每有封拜，辄以告俨，于紫极宫玄宗像前陈制书，再拜然后下”。这是依托天子使臣并告拜帝像之后行墨制的一种方式。在后蜀政权中，“俾行墨制，上自藩方之任，下及州县之官，凡黜陟幽明，许先行而后奏”。有些地方政权行墨制而史书不名，赖后世所记。元人柳贯在《待制集》卷一八《吴越国命官墨制》中就载：“秦汉而来，每命一官，辄刻印，使佩之其章绶，率有差等。隋唐军兴，始用板授，后易以告身，又有墨制，大抵趋于便矣。吴越以墨制命官，史既阙书。”论及吴越国行墨制之事，可补史阙。柳贯对吴越行墨制之事乃是“趋于便”的观点可谓一语中的。晚唐、五代所行的墨制实际上就是地方割据者公然抛开朝廷，明目张胆地自行发号施令。
由于晚唐、五代地方权力扩大化，墨制的使用不仅满足于辖内任官，而是扩展到政令运行的各个方面。据《新唐书》记载：“华原，畿。……天祐三年，李茂贞墨制以县置耀州。美原，畿。……天祐三年，李茂贞墨制以县置鼎州。”宋人宋敏求在《长安志》卷一九云：“天祐中，李茂贞墨制以奉天县复乾州，领奉天一县。”宋人江休复《嘉佑杂志》卷一记载：“李茂贞墨制义州。”以上记载都表明，以李茂贞为代表的地方枭雄不仅用墨制任官，还以此颁布诏令，以墨制置州，变更地方行政区划。
还值得注意的是：晚唐、五代时，虽然各地多擅行墨制，但墨制的权威和影响却不同。河东李克用、凤翔李茂贞因被赐李唐国姓，有过多次干政甚至挟天子令诸侯的经历；后梁立国后，他们还以继唐衣钵和反梁领袖自居，所以他们的墨制更具效力。例如，后梁开平二年（908）十一月，割据淮南的弘农王杨渥遣特使万全感赴晋、岐，“告以嗣位”，请求他们名义上的认可。开平四年（910）二月，李茂贞就“承制加弘农王兼中书令，嗣吴王”。以墨制的形式对吴越国王位的袭替加以肯定。而吴王因此“赦其境内”，简直与皇命无异。后梁乾化元年（911）六月，李存勖“遣牙将戴汉超赍墨制并六镇书，推刘守光为尚书令、尚父”。墨制除授尚书令这第一等的高官，在晚唐、五代实属罕见，其权威程度可见一斑。
晚唐割据幽州的刘守光曾云：“方今天下鼎沸，英雄角逐，朱公创号于夷门，杨渥假名于淮海，王建自尊于巴蜀，茂贞矫制于岐阳，皆因茅土之封，自假帝王之制。”一语道出杨渥、王建、李茂贞等割据诸雄“假名”、“矫制”和“假帝王之制”之实。此处的“制”，正是墨制。那么，为何墨制会在晚唐、五代之时大行其道呢？其实，墨制盛行的原因主要有二：
一是从天子和朝廷方面而言。晚唐唐廷日衰，业已失去对地方的控制。因当时形势所迫，为笼络地方势力，赢取他们对皇命和朝权的支持，尽可能地利用他们的力量，而相应授予墨制的权力。如天复中，唐昭宗为了对抗朱全忠，就“书御札赐杨行密，拜行密东面行营都统、中书令、吴王，以讨朱全忠。……淮南、宣歙、湖南等道立功将士，听用都统牒承制迁补，然后表闻”。李克用、王审知等藩镇，昭宗都曾许其承制除官。然而，此时已是风雨飘摇的唐廷将承制除官的缺口一旦打开便无法收拢，各地藩镇不管有没有得到朝廷的授权都打着“讨贼”的名义自行任官，正所谓“纷纷墨敕除官日，处处红旗打贼时”。朝廷限于时局，对此也无可奈何，只能姑息任之。
二是从权臣或地方统治者来说。晚唐天子出奔，皇命不达，臣下无法表奏，为了维持政令运行不得已而为之，这应该是最初墨制行使之实。如宋人勾延庆在《锦里耆旧传》卷三所云：“蜀主、岐王承制于隔绝之际，俱非得已，实欲安人。”《十国春秋》也记载道：“自今以后，若且行墨制以布鸿恩，式副群情，无亏大体。所冀设爵待功，免授逾时之赏，允协称霸之宜。”所言应符合当时实际。只不过其后，大唐帝国轰然倒塌，群雄纷起，各自为政，为维护自我统治，墨制方才公然行之。
可见墨制虽然有一定的灵活性，但其弊端也显而易见，对皇权和中央集权构成很大威胁。所以晚唐和五代时期，朝廷对墨制进行过系列的整治。唐僖宗曾在中和元年（881）和中和二年（882）两次下诏“不得更议承制者”，意欲收回墨制之权。但高骈等跋扈之臣依然我行我素，以墨制除官，朝廷也是奈何不得。可见，唐末朝廷虽然努力想规范选官任官之权，可形势已与之前有天壤之别，只得听之任之。直到五代时期，朝廷对墨制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政出多元的时局之下，只有当中央政权达到相当实力，地方有所顾忌，才会对墨制之权有所收敛。如后唐明宗就曾对各地墨制所授之官重新整编，由朝廷予以确认。对此，《五代会要》记载道：“……墨制官员，并须得本道覆验，具历职申奏，所司简勘不虚，亦给与公凭，将来降资授官，仍限一周年内改正。”《册府元龟》卷六三三也有类似记载。就是说墨制所除官员如果其为官凭证“具历”无误，则可由朝廷发给“公凭”，以示承认，否则将被清理出职官队伍。这种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分配之争，直到宋初采取了加强中央集权的系列措施，才得到有效地遏制和解决。】
正因如此，李曜一直觉得，墨制原本为天子权力之私。晚唐暂授某臣专权某事，尚能维护天子权威。而后的发展却不受控制，墨制逐渐开始公然置皇权、朝权于不顾，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变化不可不谓之大矣。
当然作为一个深知那段历史的现代人，李曜很清楚晚唐至五代时期墨制的风云变换，正是皇权与臣权、中央与地方权力的政治博弈。而这种博弈实际上一直贯穿于中国古代历史始终，只不过表现的形式不同罢了。墨制，只是其中权力角逐的冰山一角。
而眼前这封墨敕，明面上看，是李晔卖了李克用一个巨大的面子，将河中节度使这样重要的一个位置交给李克用来自行定夺，实际上却是卖了个漂亮的花枪。
第209章 出镇河中（十二）
之所以说这封墨敕是个漂亮的花枪，是因为在如今的大唐，似一镇节帅这般重要的任命，实际上并不只是皇帝一道制敕就能真正决定下来的。皇帝的制敕任命，效果只在法理上，而究竟能不能真正成为一方节帅，关键还是在于能不能实际控制该地。
君不见许多兵变上台的一方诸侯，一开始都是自称节度留后，然后才命属下联名上疏，请皇帝“正名”？这般世道之下，所谓节帅，必是兵强马壮者为之，这便是其中道理。
不过话虽如此，这封墨敕倒也不是全无作用。特别是李克用本身就是“兵强马壮”之代表，这封墨敕能起作用的机会就大了。这封墨敕还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李晔本人仍是倾向于让李克用掌握河中。至于他是从什么方面考虑的，就很难说。也许是为了让李克用保住河中，继而足够跟统一中原地区的朱温继续形成对峙，也许是为了酬谢李克用此番三入关中再解倾覆之危。总而言之，这墨敕总算一番好意，而如果李克用能处理好眼下的麻烦，好意就能实际变成好处。
而李曜必须考虑的第二个问题是，李克用看完之后为何将这封墨敕递给了他。按照李曜自己的想法，李克用这时候最下意识地动作是将墨敕交给盖寓，就如同朱温有事情难以决断，总会去问一问敬翔的想法。
李曜暗道：“只有两种可能：其一，他觉得我这几年的表现已经比盖寓更出众，下意识里对我谋略的信任已经超过了盖寓；其二，我此刻是军中主将，这封墨敕的关键是拿下蒲州，他拿给我看，也就是告诉我：蒲州交给你了。”
李曜于是看了李克用一眼，欲言又止，李克用会意，摆手道：“都是自家人，但说无妨。”
德王闻言，立刻笑着对李曜道：“正是，王兄有何见教，只管但说无妨，小王洗耳恭听。”
李曜心道：“这德王年纪比‘我’还小，对答应酬却是不错，可惜此时的大唐病入膏肓，单凭王室，确实无力回天，这小德王回去之后不久，只怕就要被刘季述架在火上烤，生生被刘季述逼得登基为帝，结果后来李晔偏偏又复位了……好在他也知道自己这儿子是被逼无奈，没狠心来个大义灭亲什么的，要不然这小德王就冤死了。”
心中想着这些，李曜面上却是一本正经，道：“大王与王相公此来宣谕，想必还要去一趟蒲州？”
德王道：“这是自然。”
李曜微微一笑：“大王以为，东平王可愿听命？”
德王面色微微一沉，反问道：“王兄以为呢？”
李曜呵呵笑道：“仆以为东平王必不奉诏。”
这纯粹是当面打脸，德王的脸色更差了，王抟适时插话：“尚书言之凿凿，却不知何以如此断定？”
李曜跟王氏渊源较深，跟王抟也是有交情的，不好不给面子，便笑道：“东平王素来无利不早起，如今趁我河东大军入关中勤王，其干冒天下之大不韪出兵占据蒲州，为的不就是两池盐利？如今我河东大军被黄河所阻，难以对其形成打击，他有恃无恐，焉能退兵？”
王抟微微挑眉：“他就不怕陛下以晋王为陕东道四面都统，合天下精兵伐之？”
李克用在一边听得眉头一挑，李曜却哈哈大笑，然后突然收起笑脸，正色道：“若陛下果有这般决断，天下定矣。”
王抟忽然起身，朝李克用拱拱手，笑道：“既然如此，仆与德王殿下此番也就不作多留，便往蒲州一行了。”
李曜心中一动，原来王抟才是此行真正的决断之人。不过，这也没错，德王年轻，李晔未必敢让他来拿捏要事。再者，王抟又是他信任的宰辅重臣，他来决断真正的大事，理所应当。
李克用没料到王抟说走就要走，立刻出言挽留，李曜虽然之前说话看起来有点冲，但也竭力挽留。德王与王抟应酬片刻，总算在军中暂住。
他二人一走，李克用就皱起眉头，问李曜道：“正阳，朱温必不奉诏，这一点我等都能料到，你又何必如此对德王说起？他再怎么说，也只是个未经历练的半大孩童，方才要不是王相公接过话去，只怕便要说僵在此，那又何苦来哉？”
李曜微微笑道：“经儿方才一说，德王再去朱温面前宣谕，招拒之后，怨气必然更盛许多。而且，儿也是故意激他一激，明日他在朱温处，说话的语气就必然会更重一点。”
“嗯？”李克用有些犯糊涂：“那又如何？”
李曜摸出一封卷着的薄薄信纸，展开递给李克用，道：“德王来时，儿正收到国宝飞报，陕虢已下，开山军正连夜向洛阳进发。按时间来算，他今日午时便应该已经赶到洛阳，如今只看是否成功拿下洛阳城了。”
此言一出，帅帐中诸将均是精神一振，李克用也是喜上眉梢。按照李曜之前的定计，陕虢丢掉之后，虽然肯定有信报传往蒲州，但王珙与朱温毕竟还不是一家，这信报的速度必然有些延误，而开山军只要迅速攻克洛阳，则洛阳的报讯必然比陕虢要快，这样很有可能朱温会在几乎同一时间接到陕虢、东都丢失的消息。如果说陕虢丢了他还不是很心疼，洛阳丢掉就足够他肉疼了，而且更重要的是，洛阳一丢，汴州就直面开山军兵锋。此时汴州精锐大军尽出，一旦开山军玩个破釜沉舟的大把戏，汴梁城就是岌岌可危之局。
汴梁乃是朱温根基，纵然河中再怎么重要，拿下蒲州的好处也比不得汴梁丢失的坏处大，因此朱温只能壮士断腕，立刻放弃蒲州，南下救援汴梁。而以李曜用兵之环环相扣，朱温此后的行动，他也早有预计，后续的安排已然展开，就等朱温按照自己的设计而动了。
李克用飞快的扫完传信，虽然这种由沙陀部人训练的信隼传信很快，但信隼虽然很难招到拦截，安全性较高，可它们性子高傲，不大喜欢腿上被缠东西，这信纸写得很少，只有寥寥几句。李克用自然很快看完，然后仰天大笑：“好，好，好，正阳出得妙计，国宝出得死力！那韩建果然不敢阻拦开山军东去，任国宝径直过了潼关，国宝走时，他居然还‘奉酒为祝’，哈哈哈哈！那王珙果然也是个不顶事的废物，陕虢防备松弛，开山军一鼓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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