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唐再续-第1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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窆�贵先列辟，名过古人。合纵连衡，本务家邦之计；拓地守境，要存子孙之基。文王贵奔走之交，仲尼谭损益之友，仆顾惭虚薄，旧忝眷私，一言许心，万死不悔，壮怀忠力，犹胜他人，盟于三光，愿赴汤火。公又何必终年立敌，恳意相窥，徇一时之襟灵，取四郊之倦弊，今日得其小众，明日下其危墙，弊师无遗镞之忧，邻壤抱剥床之痛。又虑悠悠之党，妄渎听闻，见仆韬勇枕威，戢兵守境，不量本末，误致窥觎。

且仆自壮岁已前，业经陷敌，以杀戮为东作，号兼并为永谋。及其首陟师坛，躬被公兖，天子命我为群后，明公许我以下交，所以敛迹爱人，蓄兵务德，收燕蓟则还其故将，入蒲坂而不负前言。况五载休兵，三边校士，铁骑犀甲，云屯谷量。马邑儿童，皆为锐将；鹫峰宫阙，咸作京坻。问年犹少于仁明，语地幸依于险阻，有何觇睹，便误英聪。

况仆临戎握兵，粗有操断，屈伸进退，久贮心期。胜则抚三晋之民，败则征五部之众，长驱席卷，反首提戈。但虑隳突中原，为公后患，四海群谤，尽归仁明，终不能见仆一夫，得仆一马。锐师傥失，则难整齐，请防后艰，愿存前好。矧复阴山部落，是仆懿亲；回纥师徒，累从外舍。文靖求始毕之众，元海征五部之师，宽言虚词，犹或得志。今仆散积财而募勇辈，辇宝货以诱义戎，征其密亲，啗以美利，控弦跨马，宁有数乎！但缘荷位天朝，恻心疲瘵，峨峨亭障，未忍起戎。亦望公深识鄙怀，洞回英鉴，论交释憾，虑祸革心，不听浮谭，以伤霸业。夫《易》惟忌满，道贵持盈，傥恃勇以丧师，如擎盘而失水，为蛇刻鹤，幸赐徊翔。

仆少负褊心，天与直气，间谋诡论，誓不为之。唯将药石之谭，愿托金兰之分。傥愚衷未豁，彼抱犹迷，假令罄三朝之威，穷九流之辩，遣回肝膈，如俟河清。今者执简吐诚，愿垂保鉴。

仆自眷私睽隔，翰墨往来，或有鄙词，稍侵英听，亦承嘉论，每赐骂言。叙欢既罢于寻戈，焚谤幸蠲其载笔，穷因尚口，乐贵和心，愿祛沉阏之嫌，以复埙篪之好。今者卜于嚬分，不欲因人，专遣使乎，直诣铃阁。古者兵交两地，使在其间，致命受辞，幸存前志。昔贤贵于投分，义士难于屈雠，若非仰恋恩私，安可轻露肝膈，凄凄丹愫，炳炳血情，临纸向风，千万难述。”

朱温看罢书信，对敬翔等人说道：“李克用兵败乞和，望喘余息，犹气吞宇宙，还说什么‘马邑儿童，皆为锐将’‘阴山部落，是仆懿亲’！尔等回信，狠狠替孤骂他一通！”

敬翔等人自然遵命，写了封回信，但无论如何没有李袭吉的文笔和气势。朱温看了，也只得叹道：“李克用现在就剩这么点地盘了，居然还有这样的才智之士！如果说已孤王的智谋筹算，再能得李袭吉这样的笔才，那才是如虎添翼啊。”身为朱温第一谋士的敬翔，以及一干谋臣纷纷自愧弗如，因此李袭吉文名更盛。

至于淡泊名利，却是李曜这一瞬间的明了。李袭吉方才仅仅凭那几句半不搭调的话，便能将盖寓、李克用的心思全部猜得清清楚楚，可见他的政治智慧绝对不差。但历史上他的施政建议并不多，只是有一次，李克用势力大弱，不得已开始“整顿内务”的时候，他曾经建议说：“希望大王尊崇德礼，爱护部下与百姓，尽量节俭以减轻百姓负担，外边坚守以保境安民，同时练兵整顿军队，鼓励农业生产。自古以来都是平乱时期用武将，治国安邦用文臣。稳定赋税，规范法令，赏罚分明，那部下就没有强横之人乱政乱军；亲近正直人，那众人便不再担心被人诽谤诬陷。如此实施清明之政，则不求富而国家自然富足，不求安而国家自然平安。”

除此之外，李袭吉似乎便没有什么建设性的意见了。

但刚才的那一幕让李曜发现，李袭吉绝不是想不出建设性意见，而是肯定出于某种心态而故意不吭声。

什么心态，李曜此时难得去想，他想的是，这个人才，有必要挖到！

此人不仅是文士，还是能吏，这是在五代最为缺少的一类人才，不可不要。

须知唐末五代时期，与“武将”相对应的“文臣”，就其组合成份而言，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庞杂的群体。在他们之中，有的来自往日的名门、官宦世家，有的自身即前朝旧臣，有的则逢风云际会或凭藉自己的能力起自民间。他们有的曾经从文业儒，有的素来不学无术；有的长于治事，有的不堪繁剧；有的洁身自好，有的则谄谀无行。他们中既有“儒生”“文士”，亦有所谓“文吏”。

文臣群体的构成特点，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其内部关系。以“华族科名”为特征的“衣冠之士”，自唐末长期居于领袖群伦的朝廷重臣宰相之位；而五代的近臣谋士班底，则主要由一批沉浮于社会基层、在战乱及重建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善断繁剧、兼具刀笔吏干之才者组成。文臣群体中不同类型人物之间素存的芥蒂，在动荡之中显露无遗。只要看看李振者流对于“清流”的嫉恨，杨邠、王章等人对于礼乐文章的鄙薄，就不难明白，“文臣”们彼此之间的成见有多深。这些人虽然起家方式、素质能力各异，在当时却攀升向同类目标，在同一出路中搏争。这种艰难生涯中之挤抑排斥、升降成败造成的敌视是刻骨铭心的。横亘于他们之间的沟壑，实际上并不浅于文武之间的畛域区分。

此时还算唐末，衣冠之士还有一定地位，再过十年，兼具“名族”与“文学”背景的所谓“衣冠之士”，在朝廷决策过程中所能起到的实际作用就会相当有限，但他们仍在竭力利用自身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试图维持其最后的地位。这种状况在唐末以及号称承继“大唐”的后唐时期反映得尤其突出。

唐朝末年的中央朝廷，从君主到官僚回天乏术，却出现了讲求士族流品的回潮。学界早有研究指出晚唐贡举为官宦士族、权豪子弟所充塞。咸通中举进士不第的胡曾，曾在其《下第》诗中抱怨道：“上林新桂年年发，不许平人折一枝。”昭宗朝进士黄滔也说，“咸通乾符之际，豪贵塞龙门之路，平人艺士，十攻九败。”风气所向，“当时士大夫以流品相尚，推名德者为之首”，一时间之朝廷重臣多系出身于公卿之家或累代名族、且科举及第者。以昭宗后期的宰相为例：孔纬，曲阜孔氏之后，擢大中进士第；韦昭度，属京兆韦氏，咸通进士；崔昭纬，清河崔氏，亦进士及第；裴枢，出自“代袭冠冕”的河东著族闻喜裴氏，咸通进士；崔远，博陵崔氏，龙纪进士，“诸崔自咸通后有名，历台阁藩镇者数十人，天下推士族之冠”；陆扆，祖系吴郡陆氏，光启进士，曾被皇帝寄予“斯文不坠”的期望；柳璨，出自河东柳氏，光化登第，因学术博奥而“时誉日洽”……这批人的“衣冠声望”成为唐廷在无望中的希望。

唐代的历史走到这一步，所谓的“衣冠”“士族”，本已衍生出新的涵义；依郡望系等第的“名族”，早已与权力中心疏离而风光不再。既为大士族之后而复纷纷投身于科举，正反映出历史的发展趋势。而在经历了黄巢起义“天街踏尽公卿骨”式的扫荡之后，上层社会中反而出现了朝廷与“衣冠流品”的紧密结合。不过，此时会聚起来的这些兼具“阀阅”与“冠冕”者，实际上不可能再构成为封闭排他的贵族权势集团，除去可以增重些许身份作为号召之外别无意义。而且，“衣冠流品”对于政权的强烈依附，直接削弱了他们在乱世中的适应能力。这些人不幸在朝廷面对着内官中使乃至禁军将领的戒惕与抵…制，在外部面临着强藩咄咄逼人的压力，全无震慑扭转之功。如韦昭度者，“旧族名人，位非忝窃”，却被宦官田令孜讥讽为“在中书则开铺卖…官，居翰林则借人把笔”；至于裴枢等，更只被军阀朱温及其腹心视为“衣冠宿望难制者”。

正当王朝末路的这批士大夫，其资质构成有着令人瞩目的特点。唐廷为乞灵求助而寻觅得来的这批官僚，尽管兼备科举与门户背景，却多非学识干才兼长，惟其如此，他们对于“流品”有着特殊的维护与自矜。而这批人当危难之际的所作所为（或者说是“无所作无所为”），则暴露出他们的致命弱点。

因此，李袭吉这样有出身，又有能力的人才，是李曜认为绝对不可错过的。

第142章　求贤定策

“却不知李明府此来晋阳所为何事，如今在这茶馆之中，又不好贸贸然下去攀谈引荐，若是如此擦肩而过，何其憾甚？”李曜慨然一叹道。

王笉闻言不觉失笑，摇头道：“某道兄长满腔愁怀，乃为何事烦恼，不想竟是如此。这有何难，小弟命人送上一张名剌，请李明府过府一叙便是。想李明府乃是李相公（李林甫）后人，名士风流之辈，某前往相邀，料其定会欣然与会，兄长只须去寒舍稍坐，今日当可如愿。”

李曜一听大喜，哈哈一笑：“若是如此，诚然大好，只是又须劳烦贤弟，愚兄心中，未免有些过意不去。”

王笉作色佯怒，道：“兄长怎的又见外了，若是这般，小弟不去也罢，倒还免得兄长为难。”

李曜不禁苦笑：“贤弟……”

“好了好了，小弟开个玩笑而已，不过兄长的确无须为此挂怀，区区小事，举手之劳而已，多说何益？就请兄长与小弟暂往寒舍，小弟这就差人去送上名剌请帖。”

李曜点头谢道：“既然如此，敢不从命？贤弟请。”

“兄长请。——平儿，你持我名剌，去送与李明府，请他来赴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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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厢李曜去了王笉府中准备对李袭吉下套，那厢飞腾军中已经开始打点行装，准备去云州募兵。但这一天中，从整个天下来说，最大的一件事却发生在中原，主角是朱温朱令公。

此事要从朱珍和李唐宾的死说起（此事前文有叙），朱珍和李唐宾这两个在汴军中数一数二的大将就那么因为各自看不顺眼而先后死了，这种事情，不可避免地在所有汴军将士的心中，都蒙上了一层浓浓地阴影，而由此一来，汴军的士气也就一下子变得低沉起来，而相反徐州方面，却因此士气大振，对汴军的防守也更加坚决，双方战事又进入了相持阶段。

同年十二月，淮南的孙儒从杨行密手中夺得了常州，并攻占了润州，淮南的战局也一下子变得对孙儒极为有利，这时朱温因为担心孙儒将杨行密彻底击败，对自己入主淮南造成不利的影响，所以在徐州战役没有彻底结束时，就派庞师古分兵十万渡过淮河，打着援救杨行密的名义去攻打孙儒。但不想这场战争进展得也十分不顺利，庞师古被孙儒杀得大败，反倒是杨行密却趁机攻打孙儒，连战连捷。到了这会儿，朱温又转过头来担心杨行密将孙儒彻底打败，正好孙儒有意讲和，朱温也就趁机将庞师古从淮南撤了回来。

然而，庞师古虽然撤回来了，但连去带回，费时多日，徒劳无功不说，更是损兵折将，使得汴军得徐州之战更加难打。而就在这个时候，朱温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出现了，这就是李克用派遣部将石君和率河东军赴徐州参战。

石君和在李克用麾下算不得一线将领，所以这次带的兵并不多，只有500精骑，人虽然少，但却表明了李克用对此事的态度。天下藩镇虽多，不过真正能被朱温看作对手的，也只有李克用一人而已。而在此时，既然李克用已经派人过来了，就说不准他不会趁自己对南用兵时，由北边杀过来，这才是朱温最最放心不下的一件事。因此，虽然朱温心里万分的舍不得，但左思右想之后，还是决定先从徐州撤军，好集中精力对付李克用，这也是朱温一直极为重视李克用的一个表现。随后，朱温回到汴州，便以李克用未请旨而擅自出兵干涉徐州之战为名，上表要求朝廷讨伐，这也直接导致了那场加速唐朝灭亡的河东大战正式爆发。

河东大战结束后，朱温降服了魏博节度使罗宏信，觉得再次出兵徐州的时机来了，但此时的李克用风头正劲，陈兵十万于河中，朱温生怕他挟大胜之余威，出兵攻打自己，所以也不敢贸然进军徐州，只能原地守在汴州的帅府中，焦急地等待着河东方面的消息。

到了大顺二年四月，朱温终于得到探报，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已从河中撤军，并为报前仇，转而进攻云州的吐谷浑酋帅赫连铎，不会对汴州方面大规模用兵了。朱温得报，喜得一蹦三尺高，忙把原本集结在西、北方向，用以防守李克用的汴州军南调，正式着手准备再入徐州，彻底消灭时溥。

八月，朱温命大将丁会、葛从周、霍存等人率军，打着入淮南援助杨行密的名义进入感化军辖境，包围了宿州城，同时又另遣别部从北侧进入徐州境内，用以牵制徐州方面的兵力。宿州是徐州南面重镇，东临泗州，南接淮南，与徐州不过一天的路程，可谓朝发夕至。攻占宿州，即可扼守徐州淮南之援，又可截断徐州南退之路，其战略意义毫无疑问是十分重要的。

宿州此前曾被汴军攻占过，朱温委派了张绍光为刺史，但后来朱温从徐州撤军后，张绍光被宿州小将张筠驱走，时溥便以张筠为宿州刺史。这个张筠，别看年纪不大，脑筋倒是不差，见丁会等人带大军将城围住，知道不能力敌，就坚守不出，任凭丁会百般辱骂，张筠只当没听见，丁会围了两个多月城，也没能将其攻下来，只能瞪着眼睛干着急，一点办法也没有。

这时候，还是汴军大将葛从周想出了个狠招，因为隋炀帝修建的那条大运河正好流经宿州城南，如果在上游将其截断，围堰筑堤，立刻就可以把整个宿州泡在大水之中，那么宿州也就可以不战自破了。葛从周此人前文有叙，也是当时有名的战将了，时人有谚：“山东有一葛，无事莫撩拨。”从他出的这个主意来看，就知道这个人的确是有几把刷子的，居然学了一手水淹七军。

丁会听罢此计，当即大喜，马上采取行动，命全军用衣服包土围堰，又单拨出五千士兵堵坝。仅仅四天之后，大运河就被拦腰阻断，一时间洪水肆虐，宿州城内顿成一片泽国。而此时宿州被汴军围困已经两月有余，城防本就吃紧，再加上受洪水浸泡，城墙剥落（前文有叙，此时大多数城楼乃是夯土筑成，并非大家在一些游戏里见到的那种青砖黑石堆砌的先进货色），随时可能倒塌，而刺史张筠苦等时溥的援兵不至，不得已，便于十月十五日开城向汴军投降。

宿州落入汴军之手后不久，时溥部将刘知俊也率部向朱温投降，被朱温任命为左右开道指挥使。十一月，淮南孙儒的寿州守将刘弘鄂因痛恨孙儒残暴，也举州向朱温投降，这样一来，时溥的徐州同时受到朱温南、北两面威胁，形势更为严峻。好在徐州城防坚固，感化军辖境还有不少城池，一时倒还不至于被朱温所灭。

景福元年二月，朱温因天平、泰宁军曾在自己攻打徐州时，从背后出兵攻入己境，非常愤怒，又因为感觉一时半会也攻不下徐州，便决定忙里偷闲，带兵东进去打朱氏兄弟。其实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此时的朱温实力已经非常强大了，可以同时发动对东、南两个方向，三个军镇的战役，颇有后世美军“同时打赢两场局部战争”的气魄。

二月初三，朱温亲自挂帅，以其长子朱友裕为前锋，进攻天平节度使朱宣所属的濮州。二月九日，朱温带兵至滑州的卫南县，安下营寨。话说当日黄昏时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