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灭亡启示录(1894_1911)-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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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说法看上去很有道理。但是这个说法的重点是想表现袁世凯后来对变法派的背叛，给老袁扣上一顶“叛徒”的帽子。我认为，如果说袁世凯事先有什么“迹象”，就是他原本就是变法阵营中的人，支持变法，自己干着变法的事，又加上跑官的缘故，积极向变法派和皇帝靠拢，皇帝又给他升了官，这给了康有为一个幻觉。

当然，我们也并不能排除袁世凯也有用兵变去获取更大权力的野心，但作为一个官场老手和军事将领，凭远在天津的区区7000人发动兵变成功的可能性会有多少，没人会比他老袁清楚。如果说他通过徐世昌知道康有为有兵变的计划，但当时变法势头正盛，为了跑官成功和在帝、后两党之间继续两头讨好等待时机，袁世凯之前并没有明确反对过这个计划甚至还开出过空头支票，这是有可能的。从在朝鲜开始，老袁就只有他骗别人的，什么时候让别人骗过他呢。

回来后，谭嗣同把见袁世凯的经过告诉了毕永年。

一听到这个情况，毕永年惊得几乎要跳起来，他感觉如晴天霹雳！

“事情完全失败了！完全失败了！这是何等样的事，能说出口而停止不办？公等恐怕要有灭族之祸了！仆不愿和你们同罹此难，马上就搬出南海会馆，住到别处去。我劝兄也该自谋，你不能为他们白白搭上性命、白白牺牲啊！”毕永年说（毕永年日记记载）。

毕永年当即就搬了家，离开了原先居住的南海会馆，也离开了康有为，住到不远的宁乡会馆，正是这次及时的搬家让他躲过了后来的一场血光之灾，及时逃离北京。四年后，在浙江普陀寺，有一位俗家名曾叫毕永年的僧人平静地离开了人世。

毕永年所说的“他们”，就是指骄虚狂躁、野心吞天、不顾一切的康师傅以及他的核心团队。经过与康师傅的交往，就连他这个黑社会分子也看出了此人对人对己的巨大危害性。他的自以为是和铤而走险，恐怕要成为葬送变法的千古罪人。

而毕永年和谭嗣同都不知道的是，在康师傅那里，策动袁世凯的失败还并不意味围园杀后计划的最后失败！如果一个计划只有一种执行方案，那么就不能称为好的计划，制订计划的人也无法享受策划高手的美誉，康有为早已为这套计划设置重重的预备和保险方案，只是他心机很深，并没有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谭嗣同和毕永年。

接下来的故事中，还将有那些隐藏着的阴谋，那些康师傅自认为的得意之笔。

·袁世凯的惊恐·

当袁世凯走上大殿时，他突然察觉：妈的，这气氛不对。

袁世凯是前来请训的，大殿里的气氛却有些莫名其妙的反常，他跪在地上，而应该发表“圣训”的光绪皇帝却很久都没有开口说话。

皇上前两次您还谈笑风生的啊？昨晚没睡好？

袁世凯眼珠飞快地转动，他突然意识到：完了，皇上可能是被人监视起来了！

皇上不开口，老袁只好自己开口，他说道：“皇上，古今各国变法都不容易，为何要变法？原因不是有外患，就是有内忧，还请您忍耐待时，步步经理。如果操之过急，必生流弊，而且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比如张之洞这样的人，来帮助主持变法，方可仰答圣意。近来被新提拔的和起用的臣子中，固然不乏明达勇猛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缜密。倘若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总求您十分留意，天下幸甚！臣受恩深重，不敢不冒死直陈！”

袁世凯这些话并不是说着玩的，在他来之前，他已经给张之洞发了一封电报，说明他会向皇上举荐张之洞来京主持变法大业。这封电报发出的时间正是谭嗣同夜访华法寺的那个白天，那时袁世凯虽然还没有被谭嗣同吓到，但他已经认为如今这些人不足以成事。

张之洞的回答很有文采：本人才具不胜，性情不宜，精神不支，万万不可，千万，千万！

要是电报里能开玩笑，老狐狸估计连“肚子很胀，消化不良”都会列上了。如今敏感时期，即使是他——号称国家梁柱的人，也不想挺身而出，去蹚这浑水了！

袁世凯一阵阵心酸。变法何其难也！皇上何其难也！

袁世凯说的这一切也让光绪尤为动容，欲言又止，想说什么，却没有张口。

他默然地叫袁世凯跪安。老袁终于解脱了，两腿都已经跪麻，而就在老袁跪安时，光绪似乎毫不在意地扔下来一样东西。

这是一封普通的奏折。皇帝扔给大臣奏折，并不用多说话，意思就是让大臣按批示去办理即可。

到这个时候，袁世凯心里的一颗石头“咣当”落地了，看来谭嗣同是吓他的，皇上并不会给自己一道带兵杀进北京的朱谕。担心解除了，老袁脚步轻盈地走出了大殿。

可是当袁世凯把这道奏折从头到尾仔细看一遍后，他大叫了一声：“不好！”

连同这封奏折一起的，还有个“附片”，附片的名字比较长，我这里就不抄录了，上这个附片的目的和朝廷一个神秘传说有关。

这就是“圆明园宝藏”传说。

话说当年的雍正爷和乾隆爷在修建圆明园时，曾经在圆明园的一些地窖里埋藏了无数的金银财宝，而这些地窖是极其隐蔽的，大概只有皇帝知道。所以大家也一直把它当作一个传言，传了几代大家也就忘了，直到一件事情的出现。

这就是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当时他们真的在某个地窖里挖出了价值不菲的金银锭！于是传言的可信度又进一步增强了，大家又相信在圆明园的地底下，真的有宝。

附片正是请求皇上同意去圆明园发掘宝藏，如果能挖出来，就充作袁世凯编练新军的费用（袁世凯军费吃紧）。

军机四章京写的处理意见是：既然此事和袁世凯有关（挖出来的宝藏要给他作军费），而且皇上您不是就要召见袁世凯吗，就把这事交给袁世凯去办好了，让他带一些士兵去圆明园搜索一番，能发现宝藏自然是好事，不能发现也没有损失。

毕竟只是个传说，而且也不是专门上的一封奏折，是附片说事，估计光绪对此也没多大在意，于是他在这些意见后面朱批了“照办”二字。也就是说，皇帝要让袁世凯带兵去圆明园“寻宝”。

光绪并不知道的是，袁世凯在得到这个奏折之前，已经被谭嗣同告诫：皇上会有让你带兵进京的朱谕给你！

要是在平时，老袁会觉得这没什么，能挖到宝还是好事。然而经过谭嗣同大人在那个晚上一闹，他已经有心病了——吓的。老袁现在的心病是：对于所有让他带兵进京干点什么的事情都十分警觉！

是的，这虽然不是朱谕，只是皇上批复的一道普通奏折，虽然上面没有说是让自己带兵去颐和园。但是皇上没有给我朱谕，莫非是恰恰因为可能受到监视，才改为扔下这道普通奏折的缘故？而虽然没有明说兵围颐和园，但是在袁世凯这个官场人物看来，这比明说了更加严重。

要知道官场上的很多事情都是不能明说的，也不会明说，特别是那些高层领导交代办的事，很多是要靠下属去“体会”，去达成“默契”。于是“悟性高”的下属能从领导的一个动作，甚至一个表情就能判断出领导真正希望自己干的是什么，不希望干的是什么，正是因为这样，很多领导对于他比较难办的事也不明说了——我暗示你！

更何况，即使是真的挖宝，只要带兵进京，谁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

皇上啊皇上，您别玩我了行不？我已经差不多被老康他们玩残了，再这样下去，我迟早要疯啊。

仔细一想，袁世凯又怀疑皇上被人利用了，但悲催的是，他总不能再跑回去，问一句：皇上您是不是被人利用了啊？

袁世凯心乱如麻。但他并不知道，玩他老袁的，并不是光绪，还是那阴魂不散的冤家——老康啊。

上这个奏折的是御史杨深秀，而出主意的是康有为。康有为以他丰富的历史知识，先让杨深秀写了奏折，然后让军机四章京写了那个意见。

袁世凯猜测得并没有错，在这平静的文字下，隐藏着巨大的凶险：

圆明园的旁边，就是颐和园！

康有为的真正计划是：只要光绪把奏折给袁世凯，而袁世凯执行光绪的命令，以“寻宝”为目的带兵入京，到了圆明园，就算袁世凯对执行“围园杀后”誓死不从，就由毕永年、谭嗣同伙同民间特种部队——黑社会分子胁迫袁世凯，解除他的武装，接管部队。然后迅速包围颐和园，杀掉慈禧，到那时候，诛杀慈禧的事实已经造成，权力掌握在变法派——准确地说是他老康的手里，直取帝国权力中枢，接管中央领导大权，连光绪皇帝也不得不听他老康的！

天才，天才般的计划。在这个计划中，从袁世凯到毕永年、谭嗣同到光绪皇帝本人，都只是康有为要利用的棋子，世界上竟然有如此精深的算计和机巧的心思，而这一切又是通过堂堂正正地向领导打报告来实现的，人才啊。

“你在这世界上最不能相信的，就是奏折。”——孝庄皇后。

袁世凯自然是不知道老康的这些秘密的，现在这封奏折成了烫手的山芋，他丢也不是，留也不是，执行也不是，不执行也不是。袁世凯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要不要把围园杀后的计划向朝廷检举告发？

对于袁世凯来说，告发还是不告发，都已经是欺君之罪。不告，欺的是慈禧这个“君”，而且将来万一事情败露，自己包庇重犯肯定死罪；告，万一这个计划真的是光绪参与过的，那么“欺”的就是光绪这个君。

难办啊！难办！如此难办之事，皆因为这个朝廷有两个婆婆，而自己夹在中间。

考虑良久，袁世凯决定还是不告。第一是这个事情太过于天方夜谭，只要自己不参与，料想谭嗣同他们也无法行动起来，事情也许就会不了了之，当作他老袁的一个秘密。

另外，目前局势不明，光绪虽然没什么实权，但他毕竟才是名正言顺的皇帝，而且也正在通过变法逐步收回权力，自己还是需要静观其变，继续骑墙吧，把墙当成马骑。

最后，告发对已经开始的变法很不利，这一点也是属于变法阵营的袁世凯必须想到的。

袁世凯决定先回天津见荣禄再说。之前袁世凯接到了荣禄大人的电报，要求他在请训完成后立即赶回天津面见，理由是大沽口外的外国军舰有异常举动，袁世凯必须回天津布防。

荣中堂叫自己立即回去，难道仅仅只是电报里说的那个理由？老袁忍不住又开始怀疑了。

毫无疑问，欢欢喜喜跑来北京升官的袁世凯并不是欢欢喜喜地回去的。

他从来没有像这样感到左右为难，进退不得。两派都在向他发力，两派都在利用、拉拢、收买和防备他，步步惊心，步步被人算计，可是谁都没有个明确话。谁都有一个在表面上堂而皇之让你不能不拒绝的理由——把我当面团捏啊。

袁世凯知道，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正是在于他没有一个明确的立场，袁世凯终于体会到作为一个骑墙派的苦恼了。也许形势的发展很快就会容不得他再态度暧昧下去，再骑墙下去。如果形势逼迫自己不得不选择，自己该倒向哪一边？

而就在袁世凯走出皇宫之时，另外一个心事重重的人走进皇宫了。

第二十章　自救变法在百日内无疾而终

·伊藤博文介入戊戌变法·

半个月前，几乎在徐致靖密荐袁世凯的同时，光绪另外一个智囊张荫桓也向他推荐了一个人，准确地说是一个日本人——伊藤博文。

在几个月前（1898年6月）日本国内的一场政治风波中，伊藤博文被迫辞去内阁总理，成为了日本的前首相，著名的下野政治家。而伊藤博文不上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来到清国，进行参观和访问。

老伊为什么要来清国？如果是因为不用上班了有时间旅游，相信这个原因是无法令大家信服的，他可以留在日本去夜店泡歌伎（老伊好这一口），也可以去别的国家旅游，为何一定要来曾经交战过的国家——清国？

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希望搞明白。

而要搞明白这个问题，需要从两个方面的原因去分析，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国内国际形势（包括日本的），以下的分析有些简略，有关故事的详情我会在以后的时间进行讲述，现在让我们回到1895年清日战争以后，这之后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1895年战后，一份媒体（《纽约时报》）的评论代表了西方各国对清日之战的普遍看法：“日本人打开了世界的眼，让人看到了清国真正的无能。”

一年后（1896年），西方国家中又开始大肆流传一种观点，这个观点在我们现在看来很陌生，在当时却是十分的有名，这就是“黄祸论”。

“黄祸论”的意思是：黄种人是世界的邪恶轴心，世界上的西方白种人必须联合起来，战胜黄种人。

“黄祸论”在西方国家中流传的原因虽然很复杂，但跟清日战争也有很大的关系，它正是瓜分清国、把清国变成殖民地的理论基础之一。

最先行动的是两个国家——德国和俄国。这两个国家勾结在一起，暗自支持，达成默契。俄国在1897年支持德国占领青岛，建立他们在亚洲的第一个海军基地；而德国支持俄国占领了辽东半岛的大连湾、旅顺。

日本人无比愤怒，辽东半岛正是俄国迫使他们从《马关条约》中吐出来的。而对于日本人来说，更加恐惧的是，他们也是黄种人。如何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成为日本迫切的问题。

前面我们说过，这一时期的日本是一个奇怪的国家，它在政治体制上走的是开明专制，是“具有日本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而奇怪的不只是政治体制，还有一个根本的东西——文化。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国内有两种观点，一种以福泽谕吉为代表，主张“脱亚入欧”接受西方文化，全盘西化。福泽谕吉等人认为，日本只有成为一个完全西式的国家，西方国家才会“以兄弟之国待之”，不仅可以从此免受西方人的侵略和歧视，打破“黄祸论”，将来还能参与西方帝国主义阵营，分几块殖民地蛋糕。

而另外一种观点历史悠久，那就是“中华情结”。

千百年以来，日本都是以中华帝国为学习对象，强大的中华文明和威武的中华帝国彻底征服了这个民族，他们向往中华文化，崇拜中华制度，完全以中华为师。虽然进入近代以后，由清政府统治的中华帝国衰败了，但这并没有改变这种“中华情结”，而是产生了变种。

从表面上看，“中华情结”和“脱亚入欧”是完全对立的，但厉害的是这些人虽然思想对立，却都知道无论哪一方都只有一个根本目的——强大日本。表面上的观点之争，实际上是如何强大日本之争。

这个变种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先用武力征服清国，然后由日本人来统治清国，改造清国，所有的黄种人联合起来，去对付白种人，这就是后来我们熟悉的那个词——大东亚共荣圈。

“脱亚入欧”在日本政界很火，“大东亚共荣”却在军部大受欢迎，因为这为他们侵略朝鲜和清国提供了方便，能够把侵略行动转为“正义”，获得强大的思想武器。粉丝有间谍荒尾精、宗方小太郎，与军部关系密切的黑社会“共主”头山满，军部的实权人物山县有朋、大山岩、东乡平八郎，等等。这些人酷爱中华文化，没事就读读《三国演义》、《孙子兵法》、四书五经，东乡平八郎甚至做了一块崇拜王阳明的牌子挂在身上，时不时就翻出来展示一下。

这些人都是和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