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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灭亡启示录(1894_1911)-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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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康有为调到总理衙门，也许正是在面谈之后，光绪只认为康有为这个人的活动能力很强，就让他去总理衙门搞外交，也算是识才。
出师不利，康有为只好自我安慰。他告诉他的粉丝：皇上虽然没给我升官，但给了我“密折专奏”的权力！今后我就可以随时给皇帝传纸条了。
老康的这句话又是吹牛。宫廷档案和记录中并没有老康的“密折专奏”。事实上康有为所有的奏折都是找人帮忙“代奏”给光绪的，不是通过部委衙门，就是通过官场朋友代奏的，最多的是通过能直接上书皇帝的那批人，比如监察御史宋伯鲁和杨深秀。
而光绪虽然没有重用康有为，却抛出了康有为之前上过的一个折子。
·制度局：光绪的人事改革·
在这个折子中，康有为提出了那个著名的设置“制度局”的建议。
按照老康的设想，所谓制度局，这是一个设在朝廷总揽一切变法事宜的机构，帮助皇帝来决策，是皇帝专门的咨询机构。跟制度局一起设立的，还有法律、铁路、农商、邮政等12个局，制度局决定的事情，交给这12个局分别去执行。
至于进入制度局的人，不能用原有的旧官僚，全部起用新人——那么原来的旧官僚怎么办呢？康有为的办法是给他们朝廷散卿（散学士）的名号，可以给他们加薪晋爵，但没有实权。
谁都能看出来，“制度局”涉及的是人事改革，制度局一旦成立，是绝对的“另立中央”，夺军机处之权和六部之权，排挤掉了旧官僚，基本就相当于另外一个军机处，12个分局就相当于12个新的部委。
老康的这道折子当时是通过总理衙门代奏的，而光绪反应迅速，当天就做了批示。现在，他又把这件事情重提，催促大臣们快点给出反馈意见。
很明显，光绪对设立制度局很重视，甚至要大过对康有为的重视。康有为实在很聪明，他抓住了光绪真正的难题。
光绪一直无法真正实现亲政，最重要的原因首先是军权一直被慈禧把控。淮军是李鸿章的，也就是慈禧的，满族王爷也团结在慈禧周围，八旗军也是慈禧的。对于光绪来说，清日战争本来是一个很好的通过战争抓军权的机会，但是，不说帝党系的军队战斗力比淮军还烂，就算他们能打，慈禧也比光绪更老谋深算，在关键时刻让李鸿章出面签署《马关条约》中止了战争，清日战争没有变成持久战，光绪也就再也没有用战争抓军权的机会。
另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官僚系统中人事任免权也一直被慈禧把控，变法开始后，二品以上高官的任免还是必须经过她点头的。光绪没有人事任免权，也就无法建立自己的嫡系队伍，无法在朝中形成权力基础。从大的方面来说，他也无法组建自己的变法班子，解决“帮手”很少的难题。
而制度局一设立，光绪就有机会提拔大把大把的新人。什么建立嫡系队伍，什么形成权力基础，这都是指日可待的事。
所以光绪的真正用意是：借康有为的折子，将官员人事制度改革的绣球抛出来，试探大臣们的反应！
·旧官僚的反击·
光绪很着急，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而大臣们的反应出奇一致：观望。
如果说光绪等来了什么，那就是一阵谣言。京城里谣言散开，议论纷纷，说他受到了康有为的蛊惑，设置“制度局”是康党一伙别有用心的想法。康有为这个家伙野心一直很大，一直在折腾，因为他明白，只有折腾，他才有机会。朝廷的哪个高官不是在官场上小心翼翼、辛辛苦苦一步步爬上去的？康有为却幻想通过制度局，坐直升飞机入阁拜相，一步登天。
从事实上说，这些话并非完全造谣，老康一直是个不太安分的家伙。本来按照他的级别，是不够陪伴在皇帝身边的，而设置制度局后，他和他的朋友们都有机会成为朝廷新贵、“制度局里的人”，不必走官场的传统路径，直接围绕在皇帝周围，进入宫廷权力中心！但是，对于这个被旧有官僚形成的利益集团把持得铁板一块的国家，到底要不要尝试着去做某些改变，哪些改变是好的、可行的，如果不好、不可行，要不要拿来讨论一下，没有人真正关心了。反正大家只记得一句话：千万不能让自己吃亏！
光绪失望了，他备受打击。但打击归打击，此时的光绪还必须硬着头皮把事情干下去，他下了一道命令：令康有为前往上海，督办《时务报》。
光绪下这道命令正是向大臣们妥协，把康有为赶出京城，向大臣们表明：官员人事制度改革是我的意见，并不是受康有为这些“公知明星”的影响！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严重出乎光绪的意料了。
康有为没有遵办这道圣旨。按照规矩，皇帝下达旨意后，臣工必须上个“谢恩折”，然后不折不扣地去执行。但康有为既没有上“谢恩折”，也没有离开北京。半个月后总算上了一道“谢恩折”，但还是没有离开北京。
康有为又一次极其想不通。《时务报》只是一张有朝廷背景的小小的报纸（当时“官报”之一），让他去当一份报纸的总编辑，未免也大材小用了吧？想我老康，一直是媒体笔下的变法“总设计师”和“总操盘手”，皇上我好不容易混到紫禁城，见了您，您既然让大小臣工讨论我的折子，重视我的意见，现在变法到了这样关键的时刻，您怎么能让我离开变法的中心？皇上您是不是糊涂了啊？
康有为仍然无法面对这样的现实：他可以是为变法鼓吹的一面旗帜，但实际工作是无法交给他去做的，也起不到真正的作用，只能处于变法的边缘——造势和出点子。对于光绪来说，他确实需要帮手，但光绪很清楚他真正的帮手只有两批人，一批就是前面提到的部级高官张荫桓、徐致靖甚至包括王照等人，他们担任“猎头”工作，在幕后为光绪出谋划策，相当于军师；另一批就是新提拔的谭嗣同等四人，他们是实际办事的人。
当然，对于老康，光绪还是抱着“用”的态度，毕竟这也是个人才。让他去上海办报，除了要变相地将他赶出京城，缓解一下官僚集团和变法之间的冲突，另外一个方面其实也是看中老康的活动能力强，笔杆子突出，没事可以组织一些活动，写几篇文章，用激情四射的文字为变法制造一个良好的舆论氛围，这样一来，康有为也是光绪的一个重要帮手。可惜康有为并不明白光绪的这番苦心。
光绪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圣旨大臣们不听，连康有为也不听。
“这真是个彻头彻尾的书生啊！”光绪在皇宫里感叹。
老康这样的举动要是放在平时，绝对是可以杀头的大罪，抗旨不遵嘛，杀了你一点脾气都没有。但是对于这种书生式的举动，光绪也懒得再去计较了。
光绪要把他的大部分精力用去对付那些大臣。在下旨令康有为离京后，光绪希望大臣们能有所反应，把他之前交代的事给认真办一办。
结果再一次令光绪失望了。高官们紧密团结，高度默契，集体沉默，无声反击。
这种状况其实也是在意料之中，他们都是之前慈禧提拔起来的，当官当得好好的，银子有，豪宅也有，为什么要改？
好吧，既然你们这些大臣没有反应，那我就去找你们的下属。光绪再一次下圣旨，将讨论范围扩大到中层和基层官员，命令大小臣工各抒己见，各部院的基层官员有上奏的，由各部部长（堂官）代奏，普通读书人和老百姓有上书的，可以到督察院呈递。光绪严格规定：无论是官还是民的上奏，必须直达御案，各级机构不得有任何阻挠（毋得拘牵忌讳，稍有阻格）。
可是，光绪等了等，仍然没有什么反应。文人
于是，光绪只好再一次下旨，这一次他以情动人，声明变法是“不得已”之苦衷，为了朝廷，为了国家，希望诸位大臣体谅和理解。
然而光绪又一次失望了。大臣们看来是要反抗到底了，甚至连个折中的方案都没有提出。
光绪终于遇到了变法以来的最大难题。他曾以为最大的难题是没有帮手，成为真正的“孤家寡人”，现在看来，没有帮手的原因正是因为有一个怪物在从头到尾跟他作对，准确地说来是一个组织，一个强大的组织。
所有人都无法感觉到这个组织的存在，它从来没有什么明确的组织架构，也没有具体的组织纲领，更没有清晰的标签，但一旦“有变”（有损其利益），它的成员又能通过利益纽带迅速联接，心照不宣地统一行动，相互呼应，堪称最神奇的组织。
它生命力最强，杀伤力也最强，化道于无常，杀人于无形，你看不见它的阴影，它却能吞掉阳光。它一直存而不倒，打而不死，顽强地存在。一次次的农民起义，朝代改名换姓，但它总是存在，阴魂不散，简直是牛皮糖。
它僵化度最高但也存活力最强，最顽固也最灵活，它总能找到对自己有益的地方，然后在那个地方生根发芽，发展壮大。无论朝廷是变法还是守成，是开放还是保守，这个组织的成员都能跟随权势的走向而迅速调整方向，成为最“适应新形势”的熟练的技术能手。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才是最与时俱进的，利益在哪里，他们就在哪里，这一点是毫不含糊的。
这就是官僚集团。在王朝的统治过程中，它悄无声息地形成了，不动声色地壮大了，成为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统治者对它的态度是既恨又爱，恨它把持着利益，官员们贪污腐化，捞银子不作为，长此以往损害着朝廷的长治久安；而另一方面，又离不开他们——专制统治，不是皇帝一个人的专制，而是整个体制的专制，专制王朝之所以能维持专制，也是因为有官僚集团啊。
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个与官僚集团作对的打虎英雄——朱元璋。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对官僚集团十分警惕，为了打击官僚集团，他绞尽脑汁，耗费巨大的心血。他曾经以为丞相是官僚集团的头领，所以他废除了丞相制度，换来了每天加班加点，别人都睡了，他还在看折子，然后不惜成立监视官僚集团的监察组织和特务组织。
但最后他惊奇地发现，原本监视官僚集团的组织也迅速变成官僚集团的一部分，成为了既得利益的保护者和分享者——只要去收点“保护费”。这样，官僚集团不仅没有缩小阵地，反而扩大了领土。一生南征北战、所向披靡的朱元璋在官僚集团面前，突然发现自己是多么的渺小！
光绪会有新的办法吗？
·光绪的杀手锏·
光绪终于失去了耐心了。他终于明白，这场变法虽然得到了慈禧的首肯，得到了朝野上下的“一致同意”，形成了“广泛共识”，但这种共识是脆弱的，只能停留在口头上。大小官员都希望去变别人，不希望来变自己，掌握某种利益的利益集团也只希望自己的利益蛋糕不要被割去，一旦情况不对，什么无声反抗，什么阳奉阴违，什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都是他们的办法。光绪原本希望通过官僚系统里的“群众运动”来收回自己的权力，建立自己的权威，扩大变法阵营，推进变法大业，但在一再地试探之后，这个如意算盘落空了。
那么，这顺序是不是该对调一下？只有先运用权威，才能发动官员和群众，推动变法？——因为你本来就是皇上啊。
必须拿出杀手锏！
朝廷最重要也最有权的三位总督——直隶、两江和两广总督全部撞到枪口上。光绪下旨对他们一顿大骂（严加斥责）。第二天，光绪再一次下旨，这一次除了继续骂，还要求各地方督抚对交代的事情，每日请示汇报（以前交办各事，必须迅速奏议；以后交办各事，必须依限赶办，并每日请示汇报）。
但大臣们仍然把光绪的命令当成了耳边风，看来不见棺材不掉泪。
光绪行动了，他下旨：一、在中央裁撤詹事府、光禄寺等六个闲散衙门；二、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省督抚同城的巡抚；三、裁撤不办漕运任务的省份的粮道；四、谕令各省在一个月内拟出其余应下岗的闲散地方官员，严加裁汰。
这些措施仍然围绕着一个中心：人事制度改革。先吐故，后纳新，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光绪雷厉风行，铁面无私，此时被裁撤的湖北巡抚，还是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
然而，官僚系统的反应仍然是冷淡的。特别有代表性的是两广总督谭钟麟，他被骂了一顿之后，竟然连光绪以后的圣旨都不看，而且在他的两广总督府里不许谈论变法。当有人问起：“你办得如何？”他回答：“啥变法？我不知道啊！”
光绪不得不拿他开刀了。但是，要拿这种总督级别的大臣开刀，总要找个动刀子的人，光绪找到了一匹“黑马”，他就是朝廷马匹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太仆寺少卿）岑春煊，光绪提拔他为广东省副省长（布政使），安插在谭钟麟身边。
在拿地方大员开刀的同时，光绪的帮手、一直躲在幕后的礼部主事王照也在朝廷出手了。他写好了一道奏折，交给本部的部长怀塔布同志，请他代为转奏皇帝。
按照光绪之前下达的“各部院官员如有上奏，由各部堂官代奏”的圣旨，王照的程序没有错。而光绪在下达那道圣旨的同时，也加了一条：任何人都不得阻挠上奏，看来怀塔布只能把这份奏折交上去了。
而怀塔布同志在看完这道奏折后，惊得大汗淋漓，他是万万不能交上去的，只能扣下来。
王照的这份奏折围绕的是如何变法，主体内容基本上夸夸其谈，没什么新意。问题是他还有一个补充建议，其中提到：为了更好地变法，建议太后和皇上走出国门，去国外参观访问，实地考察了解各国政治经济体制（请皇上奉皇太后圣驾巡幸中外）。
这个建议在我们今天看来是非常好的。不过在当时，这不仅是对慈禧的大不敬，甚至还带有戏弄的成分。要知道慈禧同志虽然是最高领导，但归根结底还是个女人，当时，女人是不能抛头露面的，她连在朝堂上听政都要挂个帘子，又怎么可能出国，在洋人面前抛头露面？奏折如果递上去，慈禧如果追究，这就是怀塔布这个做部长的责任，所以在跟其他副部长商量后，怀塔布私自做主将这份奏折压下来。
私扣奏折的事很快暴露了，光绪勃然大怒，将礼部的全部领导——六位部长和副部长统统撤职，王照升官，赏三品衔。
光绪以抗旨之罪对怀塔布的撤职光明正大，但是在官场看来，这更像是光绪和王照联合起来，给怀塔布下的一个套。因为怀塔布的身份并不简单。
怀塔布是慈禧的心腹，后党的中坚人物，说起来他跟慈禧还有点亲戚关系，算是慈禧的表亲。怀塔布的老婆更是慈禧的闺蜜，没事就陪慈禧逛园子吃饭，聊天解闷。
在撤职事件后，光绪的杀手锏并没有停止。三天后，他再一次下旨令李鸿章今后“毋庸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也就是免去李鸿章的这个职务。正是从这一天起，李鸿章失去了在朝廷中的一切官职，只剩下一个“文华殿大学士”的荣誉称号——曾经权倾朝野的李鸿章，如今只是朝廷的荣誉公务员了。
你不是收回了二品以上高级官员的任命权么，那我撤职总可以吧？光绪反击的套路已经渐渐清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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