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灭亡启示录(1894_1911)-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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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你都是什么方面的领导了，就别老盯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生怕别人割了你几垄麦子。事实上当领导的不光要能力突出，扎实肯干，更重要的是要懂得放手和放权，也要注意培养自己的接班人，否则您很快就是袁大人的知音了。

袁世凯的苦恼正是来源于这个。由于国内方面迟迟不找人来替换他，他就只能永远待在朝鲜的职位上。

如果主管袁世凯的这位领导的记忆能力足够好，他一定能够想起袁世凯是哪年被派到朝鲜的——那是在遥远的13年前。13年！那时候的袁世凯还只有一个老婆，他满腔热血，剑在匣中鸣，他以为去朝鲜只是去打一架，顺便观个光，很快就会回来，没想到却是一张十几年的单程车票。

我爱这个地方吗？不爱。我想念家乡吗？想念。我能回到国内吗？不能。

我已经35岁了，我已经在这个穷乡僻壤服务了13年，毫无疑问的是，无论是我在朝鲜的事业还是官职，它们都已经达到了顶峰，朝鲜国王是不会把他的王位让给我的。在这里我是老大，但是回到清国，我连上朝的资格都还没有！作为一个中年胖子，我的事业曾经辉煌过，但现在它遇到了很大的瓶颈。我需要新的舞台，我需要人生和事业的突围。我的兴趣爱好不是通商，也不是通奸，而是——带兵。去带真正的兵！

除了想继续升官，袁世凯急切希望回到国内还有更加复杂的原因。

经过30多年的洋务运动，清国的近代工业发展起来了，加上左宗棠率军收复新疆，清法战争中清国取得了军事上的实际胜利，此后朝廷也一改鸦片战争以来的懦弱之风，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政治和外交攻势，在国际上重振声望。这时美国刚打完南北战争不久（1865年），德国也刚完成完全的统一（1871年），全世界都在炒作“清国威胁论”，西方报纸甚至认为当时世界真正的强国只有四个——英法俄和大清帝国。

但是十几年来，袁世凯已经更加深入地认识到，这一切都是不真实的，在表面的繁荣和强大之下，清国隐藏着巨大的危机。内忧当然是朝政的腐败，而从外患来说，头一个威胁就是日本。他已经跟日本人打了十几年的交道，没有人能像他那样能深切地感受到日本这个邻居的阴森与可怕。

很显然，未来的大清国需要一个有铁腕手段的军政人物，需要一种尚武之风，一种血性精神。

这就是袁世凯当年放弃科举的理由，当时他只是隐隐约约地感觉，而现在，袁世凯的感受更加强烈了。

“有些鸟儿毕竟是关不住的，因为它的羽翼太丰满了”，袁世凯虽然不会知道《肖申克的救赎》中的这句经典台词，但在他看来，他就是那个拯救未来大清国的人。为了实现理想，他必须先回到国内，成为一个真正掌管兵权的将领！

袁世凯最开始的办法就是——请示。他不停地向那位主管他的领导请示报告，请求调回国。各种理由，锲而不舍，对于连一个乡试都没有考过，好歹能把字写工整的袁世凯来说，这实在是很痛苦。

1888年，袁世凯又专门写了一篇很长的报告，要求离任回国，再一次遭到无情的拒绝。从这之后，他似乎已经绝望了。不再写报告，也不再吵闹，安心地在朝鲜住了下来，找了三位姨太太，每天喝酒戏花，偶尔写个诗或者家书日记什么的，记录一下失落的心情。在一个个下着雨的早晨，袁世凯大人驻足低矮窗前，遥望帝国的方向，他想回国——可是他回不去。

袁世凯已经绝望了吗？不是的。他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亮出自己的獠牙，经常亮出的，那只是颗门牙。袁世凯深深地知道这一点。他相信机会总是会有的，而这个机会是自己创造的，不能老把希望寄托在其他人身上，机会来临之前，要有恒心去等待；机会来临之时，更要有实力去抓取。

是的，时间就是牛人最好的朋友。只要平心静气，忍耐等待，上天是总有一天会眷顾到你的。那天，愿望就会实现，幸福也会到来。而在那根橄榄枝落下来之前，你必须收拾好自己的心情，打点好自己的行装，磨好自己的獠牙——亮出来就要反光！

所以，在我看来，当袁世凯不再为回国而写报告时，他只不过是换了一种争取的方式，一种不再依靠别人而依靠自己的方式。在等待机会的同时，他开始了自我充电，广交朋友，学习西方军事知识，帮助朝鲜国王练兵，总之，一切都在为他的理想——成为一个优秀的军政人物而准备。他没有首先让自己乱了阵脚，他过着简单而明快的日子，他相信他终究会抓住那个最后的机会！

1894年新年刚过，袁世凯的机会就来了。

第二章　袁世凯与李鸿章的第一次会面

·东学党·

跟前几次一样，这次又是因为朝鲜内乱，不过，如果跟前几次完全一样，那袁世凯同学也就没有机会回国了，内乱他一个人搞定就好了。原因是：发生在朝鲜的这次内乱比较有水平——是一场农民起义。

在历史上，朝鲜的这支起义队伍被称作“东学党”。东学，也就是中华文明中的核心——儒道释三学。而起义军祭起“东学”的大旗，是要跟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西学”对抗，用一句我们熟悉的话来说，就是要“坚决抵制西方腐朽文化的冲击”。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大清的国门被打开了，西方的传教士也来了，而其中的一部分传教士偷渡鸭绿江，进入朝鲜秘密传教。在过去的书中，当我们说到传教士的危害，总是会讲传教士如何作恶多端、野蛮无理等，其实传教行为引发众怒的是另外一个原因。

当时加入教会的，有很多是当地的地痞流氓，甚至是有犯罪记录的不法之徒，无论是官是民大伙儿对这些人都是比较痛恨的。但当时传教很不容易，只要有人愿意加入，教会都是拍着巴掌欢迎的，从来不会搞个资格审查，问问人生观价值观等，所以流氓地痞们能轻易地加入教会。而他们只不过是想寻找教会作为靠山，好更加为非作歹，欺压普通百姓。因为教会势力很大，官府也不敢捉拿。这种情况几年后将在大清引发义和团运动，而在朝鲜，他们提前一步爆发起义了。

就这样，为了反对西化，反对教会，他们祭起了东学，取名东学道，信徒就叫东学党人。

起义军的口号是：逐灭洋倭，尽灭权贵！“洋”，指的就是洋人，“倭”就是日本人了，可见朝鲜人民对日本人也没什么好印象。权贵就不用解释了，大家也见过。

总结一下，这不是一支抄起家伙就上的起义队伍，而是一支有着明确的价值观指导和精神信仰的队伍，这样的队伍战斗力是很强的。朝鲜中央政府派出家底去镇压，结果不出意料：还不到两个月，起义军占领了全州，逼近汉城。国王这时候才急了，按照多年形成的传统习惯，他应该向宗主国大清求援，请求清军入朝帮助镇压起义。

但朝鲜国王比较犹豫。这么多年朝鲜虽然一直夹在大清和日本之间，但夹心饼干也有它的生存之道。朝鲜就已经摸索出一套双面讨好、左右逢源的艺术。这边恭维一下大清要点赏赐，那边勾搭下日本暗中做个生意捞点好处。如果请求清军来到朝鲜平叛，请神容易送神难不说，日本人那边也不好交代。

袁世凯大人出面了，他极力鼓动朝鲜国王向大清借兵，不仅是鼓动，简直是施压。于是朝鲜国王慌忙向帝国求援，请求“上国立派天兵”。

求援国书立即由袁世凯转发给了他的主管领导。朝廷接到这个请求乐了，因为这是维护“天朝上国”面子的绝好机会。只要是对付老百姓和农民起义军，天朝的军队一向可以所向披靡，不仅可以威慑本国，还能声震亚洲，所以，这是一个扬眉吐气的好机会。

但冷静下来，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还要顾忌日本人。

虽然袁世凯那次果断攻打王宫平息了政变，再次维护了大清国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但是，清国外交部门在接下来和日本的善后谈判中却吃了亏，当时清国只想早点息事宁人，就和日本签署了一项协议（清日《天津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是，如果将来朝鲜还发生动乱（一定会的），两位大哥动手之前都要互相通告一声，免得影响清日交好。也就是说，从那以后应对朝鲜动乱，清日任何一方都没有单方面出兵的权力。

大家可以看出来，狡猾的日本人虽然军事上被老袁压制，但在外交上却占了很大便宜，通过这个条约又在实际上废止了清国对朝鲜的宗主权，把朝鲜推向了两国“共管”的境地，日本人在清国的专属权力中成功地插上了一腿。

袁世凯的那位大领导犯难了。不派兵吧，朝廷一向是把面子看得很重的，而且作为保护属国的天朝上国，当他们的国王把求援书送到你面前的时候，你不出兵，就没有一个大哥的样子。但如果派兵吧，又很可能与日本造成纠纷，因为在清国出兵的同时日本也很可能出兵，清日两国军队同时出现在朝鲜的领土上，擦枪走火的事情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领导指示袁世凯首先去摸一摸日本人的态度。

于是袁世凯去了日本驻汉城公使馆，向日本公使了解情况。日本公使拍着肩膀告诉袁：你看我们日本的商人已经被东学党人烧杀抢掠太多了（这是事实），我们只想有一个和平的经商环境，多赚点钱，请贵国尽早派兵平息叛乱吧！

接下来的一幕我们比较熟悉了，它在很多书里都得到过描述：袁世凯之后给国内领导发了封电报，极力主张出兵。并说明日本公使杉村浚是他的哥们儿，日本只看重经济利益，即使我们出兵，日本也是不会派兵的（杉与凯旧好，察其语意，重在商民，似无他意）。发电报的时间是1894年6月2日。

再然后，按照这些书里的叙述，袁世凯就这样轻易“上了日本人的大当”。后来的事实证明日本人关心的并不只是商民，而是如何找到发动清日甲午战争的借口。为了强调一下袁世凯这次上当受骗的情况，这些书中一般还会列举一下袁世凯的生活作风问题，比如经常和朝鲜的地痞流氓混在一起，出入声色场所，笙歌夜夜等。

但问题就是出在这里，这些书籍一般只会注意宏大叙事，却忘了我们的历史主人公也是一个真实的人物，他和我们没什么两样，也要面对生活的各种纠结，人生的各种困境，也是一个吃两碗饭就要饱，饱了也要打嗝的人。

而我们在观察历史的时候，经常缺乏的是“体制内思维”，对于一个体制内的人物，我们经常把握不准，不知道他真正想的是什么。

我们有必要首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体制内思维。

这不是一种为了集体（朝廷、国家等）的思维。

也不是一种为了个人的思维。

而是一种在为了集体的口号掩盖下为了个人的思维——表面为集体，实际为个人。但这也只是一般官吏的想法。对于身处中高位的官员，他们的想法还要更高级一点，那就是：公私两便。

因为他们知道，天下为公，没人愿意去干；完全为私，也干不长久。而朝廷的体制是有很多空子可以钻的，它不像有些完善的体制，公就是公，私就是私，朝廷的体制公私是混在一起的，公里面可以夹带一点私，私里面也可以混淆一点公。正是因为这样，帝国对于一个官员的评价常常是把道德和能力混在一起，只要他亲民，有事总在一线，不怎么贪，不乱搞男女关系，就是好官；如果还能成天对贪官污吏黑着个脸，为民做几回主，那简直就是青天——杰出代表就是包青天包大人。至于这个高官的能力问题，反而让人忽视了。

也就是说，对于封建朝廷体制内的人物，特别是高层人物，只有“合众人之公以成一己之私”的思维，才是最高明的思维。

袁世凯的考虑就是一种公私两便的想法。

在说到袁世凯的考虑之前，我们要来了解一下袁世凯大人究竟有没有上日本人的当。

我的答案是：虽说实际上是上了当，但小袁同学心里面是清楚的。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一切的事情很可能都是袁世凯“主动上当”。

作为大哥级的滑头人物，我相信，袁世凯是不会那么轻易就上了日本人的当，更何况他还有一支神秘的情报队伍。

在朝鲜的十多年期间，袁世凯结交了各式各样的人，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本土外来，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大家都是朋友，比如当时人在朝鲜后来出任英国驻华公使的英国人朱尔典。更重要的是，袁世凯的朋友里还有一群有特色的朝鲜人。他们是：分布在汉城以及其他城市的市井流氓、泼皮无赖。

在十几年期间，袁世凯成功地将这些人笼络到麾下。当帝国的官员都自命清高地不屑和这些人打交道的时候，袁世凯却优待他们，真正做到了跟他们打成一片，成为下基层最多也最有诚意的人，而袁世凯也有他的目的。

这个目的就是帮忙收集情报。

《潜伏》里的谢若林说，真正有用的情报，就出现在街头巷尾之间。袁世凯也相信这一点，每一个流氓混混都是能为他提供日本人情报的眼线。我们应该还记得袁世凯上一次冲进王宫平息政变的故事，在日本人和开化党发动政变之前，他们的计谋是先设一个鸿门宴，以庆祝汉城邮政局落成为借口，邀请袁世凯和朝鲜事大党人前去参加晚宴。然后就在吃饭的时候突然发难，抓人的抓人，杀人的杀人，企图将事大党和支持他们的袁世凯的力量一网打尽。袁世凯正要动身时，他接到了流氓朋友给他的警告，于是他不去了，派了自己的一个手下作为代表。后面的事情就不用说了，当晚有十来个事大党人被杀死，而袁世凯成功躲过一劫。

这件事情之后，袁世凯更加重视这支流氓情报队伍了，凭着及时的情报，袁世凯才在日本人的包围中多次化险为夷。日本公使跟他耍流氓，告诉他即使清国出兵来朝鲜处理东学党问题，日本也不会派兵，没想到袁世凯却是一个更大的流氓，一切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日本公使以为他的两句话就可以轻易骗过这位矮胖子，而后来的某些书籍也认为袁世凯就这么轻易“上了日本人的当”之时，袁世凯心里在大叫：我了然！

既然袁世凯清楚日本人的阴谋，为何还要鼓动朝廷出兵？这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袁世凯在这件事情上的考虑：公私两便。

袁世凯知道：当朝鲜政局被东学党起义闹得岌岌可危，出兵是继续强力保护清国在朝鲜利益的需要，也是朝廷爱面子的需要，兵是一定要出的。这就是“公”的方面。

而袁世凯一手促成出兵，这边鼓动朝鲜国王借兵，那边发电报让清国对出兵放心，这个原因就是来自他的私心——也是他一直等待的那个最后的机会：俺要回国！

形势已经让袁世凯明白：只有国内出兵，派来作战的将领，他才有可能被替换回到国内——实在不行还可以趁乱走人。反正这次他已经下定决心：必须撂挑子！必须回到国内！

接下来的事实证明：袁世凯大人最关心的，是他如何顺利地回国。

6月底，当时朝廷已经派兵，而日本也已经派兵，朝廷担心可能与日本开战正考虑要不要撤兵时，袁世凯再一次写报告给国内的领导：与日本人吵架无意义，派军舰来，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7月11日，与日本开战的气氛已经十分紧张，袁世凯向国内领导报告自己生病，而且很严重，基本到了要入土的程度，趁着还有一口气先落叶归根。我们把他的这份报告翻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