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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辱二十年-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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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泽证券是个家族制企业，由当时的社长蓝泽基尔先生的祖父创立，到1987年已有70年的历史。公司本部设在东京都日本桥兜町街，靠近东京证券交易所，如果从东京成田机场到市中心，沿着高架路走，就能看见蓝泽证券公司的大楼。蓝泽证券在日本属于中等规模的综合类证券公司，在日本全国设有近30个分支机构，拥有3 000多名员工。1986年，蓝泽证券的利润在日本行业排名中排在第14位，可以说行业地位不低。蓝泽基尔社长当年50岁不到，个子不高，常年西装革履，非常绅士。他是东京青年会议所的成员，这也是我们去该公司研修的原因。
在我和张世林去之前，蓝泽证券已经对我们的生活作了精心安排。我们住在公司位于目黑区都立大学附近的寮里。在日语中，寮就是宿舍。那是一幢二层日式木结构小楼，我和张世林住在楼下，每人一间卧室，卧室旁边有卫生间、运动室、管理人房间、食堂和浴室。在我们的楼上，住着公司的四五个单身青年职员。
公司为了照顾我们的生活，还专门请了一对来自日本四国岛的老夫妇，为我们做早饭和晚饭（休息日除外）并打扫屋子。尽管是日本餐，却也丰盛可口，其他同学对我和张世林都很羡慕。
尽管有这些贴心的照顾，但是研修生活的紧张和艰难程度还是让我们终生难忘。
我们每天6点起床，7点准时出门。途中换乘东横线、日比谷线和银座线轻轨和地铁。8点多到公司本部综合部报到，8点半准时在公司培训室听课，12点在公司吃完便当后就开始下午的课程。到晚上6点专业课结束后，我们还要接着补习日语。公司为我们请了东京外国语大学一个学中文的大四学生，帮助我们过日语关，每天两个小时课程。日语补习结束后，我们还要回到公司综合部，这时公司往往还有很多人在加班，我们也不好意思直接回宿舍。日本证券公司的员工都是工作狂，一般*点之前不会离开公司，而且与邻近公司比着干。因此，等我们回到宿舍，一般已是晚上10点左右。在吃饭、洗澡后，我们还要写当天的研修报告。日本方面规定，我们每天必须要填写“研修生每日行动报告”，用日语写满一张纸，第二天交给老师。研修报告写完后，我们还要给家人写信、复习当天学过的专业知识和日语，每天都是深夜12点之后才能休息。
有一个周末，负责照顾我们的老夫妇休息，我和小张必须自己做饭。浑身疲惫的我们连做饭的力气都没有，只泡了碗方便面对付了一下。结果，第二天，公司综合部长谷川先生把我们叫了去，严肃指出我们不该吃方便面，因为那是最没营养成分的食品，无法提供足够支撑研修的营养！
用一句话概括，我在日本研修的感觉就是：生活很好，学习很累。这种长时间紧张的生活节奏和学习压力，在当年我国的国内机关是难以想象的。当时，我经常感觉自己累得爬都爬不起来，如果在国内，完全可以递上一张假条休息一天，可在日本，我们不敢放松自己。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第一章（6）
漆岛课长和几位“老乡”
除了上述的紧张生活，研修期间对人的最大考验是要耐得住寂寞。我曾经在北大荒插过队，我就把土插队和洋插队的生活作了比较，结论都是艰苦的，但艰苦的性质不同——前者是物质生活贫乏，后者是精神生活贫乏。当年在农村，物质生活异常贫乏，但一大帮同龄人相聚在一起，每天海阔天空地胡侃一阵，并不觉得日子难熬。可在日本最初的3个月，从国内去的每个人都感觉时间流逝得异常缓慢。
班里有位去大阪研修的同学，在大阪生活了才两个月就受不了了。他浑身不舒服，怀疑自己得了什么病，闹着要回国。日本方面把他送到医院做了全面检查，医生认为他没病，主要是对陌生的生活环境的无法适应引起了精神问题。于是，国内指示班里一定要做好工作，让他坚持研修，不要半途而废。但这位同学最终还是没能坚持下来，提前回国，这也是我们班里唯一放弃学业的同学。
很快，日本方面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特地安排了几次班级活动，看日本相扑，游富士山、箱根，让大家从紧张的研修生活中走出来，放松一下。而蓝泽证券公司有活动时也会带上我和小张。很快，我们在日本也结识了几个朋友。
我和小张的带班老师是综合部的漆岛课长。个子不高、满脸严肃的漆岛先生做事特别认真，他每天会用红笔在我们的研修报告上批注修改意见，并让我们改正。初期，研修报告还有内容可写，时间一长，每天就得挖空心思才能完成这份研修报告。这些研修报告由带班老师上交给东京青年会议所。
漆岛先生来蓝泽证券之前是政府公务员，充满日本人的优越感，我们与他的初期交往并不是很愉快。每看到什么，他就喜欢问我们这东西中国有没有。小张为人老实，常常直接回答说中国没有这东西。我有些生气，提醒小张，以后你应该说这些东西你们东胜市没有，而不能说中国没有。
时间一长，漆岛先生自然对我和小张有些态度不一，我和漆岛先生之间的关系火药味渐浓，最终我俩的冲突在一次测验中爆发。那次测验题是日本证券从业资格考试的内容，漆岛先生的目的是检验我们的学习情况，并不是什么重要考试。我和小张的答案差异不大，漆岛先生却有意在评分上给我们拉开了距离。联想到他一段时间对我的态度，我再也无法忍耐，把两张试卷甩给了他，质问他这样评判分数的理由。这种事在日本是极少见的，因为日本人对上司向来是逆来顺受。漆岛先生哪里见过这样叛逆的学生，自然暴跳如雷。可第二天，漆岛先生却意外地找我交心，向我致歉，说他对中国不了解。此后，漆岛先生对我们的态度都变得非常友善。
在日本结交的朋友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三和铁器的西川先生。西川先生比我们大几岁，有中国情结。“*”期间，他就曾悄悄跑到中国来当红卫兵，到中国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他并不懂中文，却会唱很多当年的革命歌曲。西川先生对中国人非常友好，我们这批研修生中，我和张世林更是得到他不少照顾。
在神奈川县厚木市研修时，我还遇到了少年时在我国东北生活过的小杉先生，因为我有在东北插队的经历，小杉先生与我一见如故。当时他刚抛售了4年
日本研修期间，左起：张世林、漆岛先生、我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第一章（7）
前买的“大都工业”股票，扣除手续费和交易税后赚了1亿日元，兴高采烈之下请我们好好地喝了几回。
收获梦想
既有热情，又有冷漠，偶尔还有怀有敌意的异国人士，我们似客、似学生，又似被布施的对象。虽然天天欢笑堆在脸上，但是对家人的思念，对祖国前程的苦思，却整天交织在心头……
把证券听成政权
20世纪80年代初，野村证券在上海办了两期证券学习班，我也参加了学习，但没有特别深刻的体会。事实上，那个年代，很少有人听说证券业务，而我们读书时有门主课叫政治经济学，课本上，股票和股票交易所仍被认为是腐朽的资本主义产物。当时“*”已经结束，人们的思维日渐活跃，上课时师生之间常常会就教材中的经济理论进行激烈争论，股票和证券交易也是争论的问题之一。虽然争论较多，但大家始终没弄明白股票和股票市场对社会的积极意义到底是什么。
因此，当宣布每个研修生的研修课题时，我的研修课题引起了小小的骚动。
“阚治东和张世林，研修证券。”
“政权？怎么还研修政治问题？”我听到旁边有人小声嘀咕。
虽然我没有把证券误听为政权，但是我还是觉得一片茫然。但到日本之后，这种茫然很快就被强大的日本证券业及相关金融行业转化为一种震撼。
蓝泽证券位于东京中央区日本桥，尽管日本桥没有商业街那样喧嚣，可它是与纽约华尔街齐名的金融街。
在日本桥那一带，坐落着世界最大股票交易市场之一的东京证券交易所，还拥挤着日本70多家证券公司的总部。从日本最大的投资银行野村证券大楼，到名不见经传的小证券公司聚集的证券大楼，一眼望去皆是证券公司的招牌。
日本桥那一带，还是日本的证券情报中心。那里聚集了日本主要证券金融报纸、期刊的总社。通过一张张无偿或有偿的情报传递网络，投资者不仅可以随时了解日本股市、债券、兑换市场行情以及与这些市场相关联的经济信息，还随时可以了解世界各大证券市场的行情。
日本桥那一带，还有日本最大的证券情报资料库。里面存放着日本证券行业完整的历史资料，包括各时期的证券法规、证券交易统计资料、上市公司资料及各种报刊杂志档案。
日本桥那一带，还有无数与证券业相关联的公司。如结算登记公司、证券金融公司、证券抵当公司、证券投资信托公司等。这些公司依靠证券交易而存活，而证券交易又由于这些公司的存在而变得便利。
从蓝泽证券本部大楼走10多分钟，就可以到达东京证券交易所。
当时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有1 551家，时价总额达到430兆日元，占世界股票市场总额约40％。1987年，东京证券交易所平均每日成交股票96亿股，成交金额9 151亿日元，巨大的资金洪流滚滚不息，它既是日本这个经济巨人身上不断循环的血液，又是调节日本经济平衡发展的润滑剂。东京证券股票价格指数上下浮动100日元，就意味着日本投资者拥有的金融资产增加或减少20兆日元。那里每一丝的变动都牵动着日本千万投资者的神经，波及世界各地证券市场。
我们曾以蓝泽证券工作人员的身份在大阪证券交易所交易大厅工作了几天，感受了证券交易中时起时伏的热烈气氛，也学到了不少东西。我现在依然能够用手势表示多种日本股票的名称，如“富士重工”就是先比画一个象形山，意为“富士”，再单手上举，意为“重工”。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第一章（8）
在日本证券公司实习
当时日本有255家证券公司，下设分公司1 767个。其中，野村证券最大，1987年营业收入达到818兆日元，日本全行业纳税排名第一，超过东京电力、丰田汽车等大型企业。野村证券由此成为我们早期证券业的一个梦，“做中国的野村、做中国的美林”，成为一代证券人追求的梦想。
日本证券公司内部等级森严，讲究礼仪：男职员必须着西装领带，女职员则穿公司发的统一服装。各公司的服装款色不一，因而从服装颜色可辨别该职员属于哪家公司。据说，日本桥那一带是日本最文明的地区，就我研修期间所见，确实名不虚传，人与人相见，都是主动打招呼。
证券公司职员的工作很辛苦。仅以蓝泽证券公司本部为例，一般工作人员早上７点左右就陆续到岗，女职员可以晚上７点左右回家，但男职员工作至晚上１０点是很正常的事。日本不少女青年不喜欢找证券公司的职员做对象，就是嫌他们早出晚归，在家时间太少。
1987年与蓝泽证券社长等在一起
证券公司的每个前台职员都拥有数量不等的客户，并掌握这些客户的详细资料。在交易所交易时间内，这些职员在公司观注行情变化，并通过电话向客户通报相关的行情信息，从而在客户那里获得买卖委托单。不少职员桌子上的电话多达６部，很多时候都是两部电话同时架在耳朵上，回答客户关于各家公司股票的开盘价、高值、低值、现值以及买卖预约等一系列的问题。
一个前台职员的业绩如何，主要通过其代理买卖手续费收入体现，他们的收入差别也很明显。以蓝泽证券上野分公司为例，该分公司拥有前台职员10名，1988年2月的21个营业日中，人均手续费收入为676万日元，最高的为1 762万日元，最少的只有16万日元。证券公司给每个职员下达指标，并且把每个职员每天的手续费收入打印出来，给本人确认后盖章，每月还排出手续费收入的前几位，向全公司公布。手续费收入关系到年终奖和职务升迁，因此每个职员对手续费收入都非常重视。
决定一个职员手续费收入的主要因素，是其拥有的客户数量和客户的殷实程度。每个职员都有不断发展客户的任务，尤其是那些新职员，任务更为艰巨，每个客户都得凭自己的不懈努力争取过来。
我曾随蓝泽证券职员全程了解和体会过这项工作。坦率地说，证券公司的职员们基本上都不喜欢这项工作，每个人都是硬着头皮、赔着笑脸拼命干。有一次，我随蓝泽公司越谷支店的一名职员去发展客户，路上他对我说他最讨厌这项工作。那天我们开车去了越谷市郊区的一个住宅区，挨门挨户作自我介绍：“我是蓝泽证券的某某，现向您致礼来了”，或“在您很忙的时候来打扰了”等等。有些人家还算客气，你按了门铃会打开门应付你几句，但更多的人家干脆通过通话器对你说声“行了，行了”，再啰唆几声，主人就烦了，“我正忙着呢！”无奈之下，只能连赔不是，临走时，还得往信箱扔一份纪念品，当然也忘不了再附上一张名片。一条街走下来，我对这项工作的难度有了切身的体会。
证券公司的营业员有许多辨别潜在客户殷实程度的经验：一户人家的汽车是豪华型还是普通型，房屋建筑的新旧，院子里花草的珍奇程度，甚至连晾晒的衣服，都可能成为他们物色客户的依据。一旦选中目标对象，就一次又一次地上门宣传、电话联系，哪怕被人家赶出来也不气馁。大部分客户都是以这样的方式被慢慢发展起来的。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第一章（9）
不过，这种种辛苦背后是丰厚的收入和强大的绩效激励机制。日本证券行业的收入高于其他行业，同时公司内部的收入差异非常悬殊。蓝泽证券的新职员月薪10万日元，而有的老职员月收入高达500万日元。一般职员不会怀疑制度的合理性，只是暗暗勉励自己“好好干，我以后也会拿这么多”。到了年终，每个职员都可以拿到一份年终奖。蓝泽证券公司1986年人均年终奖为20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10万余元，今天听来可能并不多，可要知道，当年在我们国内；“万元户”可就算有钱人了。
“操盘”5 000万日元
在日本研修期间，我考察了日本股市的投资者。原来我们以为这些投资者应该是西装革履、精明强干的形象，不料各分公司营业厅的客户中，竟然是老人、家庭妇女的人数最多。这与日本妇女婚后一般不再工作，在家充当“大藏大臣”的习俗有关。日本的大藏省相当于我国的财政部，大藏大臣就是财政部长。那些密密麻麻的行情数据，我们看久了都会发晕，她们竟能一看数小时，时而一言不发、注目凝视，时而快速查阅资料，出现令其满意的行情，不少客户还击掌几下。指导老师告诉我们：“唯有身临其境，才能如此专心。”
在分公司研修时，好几个分公司给我们出了假设题：“假设你们手里拥有5 000万日元。今天选股投资，然后运作，把运作理由做好笔记。你们离开时总结投资盈亏并且叙述原因。”我和张世林像真的有5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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