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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超级读本-3-第2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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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蹦勘甑倪瓦推啤！�
如果说东风悦达起亚懂得先发制人，那么，去年才成立的东风日产绝对是后发制人的老手。
东风在风神之后和日产签订的合资公司于去年7月1日正式运营之后，仍旧舍不得放弃它玩弄已久的鸡肋车型蓝鸟。蓝鸟第四次易容为智尊，目前正在全国发售，看样子，日产要榨干蓝鸟的最后一滴血为止。日产阳光去年6月上市，卖得不温不火，从媒体和消费者的评价来看，这是一款不错的车，除了贵好像没有别的缺点。东风日产承诺在2006之前会相继推出6种新车款型，现在看来它并没有食言，即将上市的东风日产天籁已经开始接受预订，它的价格大约在9月份才能出来。
据说这个由国人熟知的风度变形改进而来的大家伙“集万般风情于一身”，不同于它的同门师姐蓝鸟………一款做了四次拉皮的半老徐娘分明卖的是扮相，是个集新技术的新款新型车。3。5升最大功率达到180kw的v6发动机，在这个级别的车上很少见，长宽高4890/1765/1470（mm）也足够给人面子，其他各项性能和配置相应都很高，外形也变得更时尚。天籁的上市，对于那些不排斥日系车的国人来讲是个惊喜，毕竟这个层次的车市上可供选择的车子太少，而且价格制定大多充满了傲慢和偏见。
在国际市场上以廉价经济出名的日系车在国产后的售价并不低，比较国际市场，日系车在中国有着丰厚的利润，应该还有很大的降价空间。这是日系车发动未来车市战争的资本。尽管如此，日系车的优点国人也深有体会。从官员对皇冠霸道帕杰罗的热衷，从商人对雅阁马6的追捧，从小资们对于威持飞度的青睐，你可以看出来，日系车是很会讨巧迎合国人消费心理的。就车论车，你不可否认日系车在中国有着很强的生命力的。
媒体对天籁价格的估计很乐观，说它会定价在35万左右。如果媒体预测属实 而天籁并不像它的许多同门兄弟一样减配上市的话，它一定会销得很好，甚至在前期可以加价销售。根据我的经验，这个层面的汽车消费者买车不会在乎多加几万块钱的。
更重要的是，天籁如果按媒体预计的价格上市，那么目前由宝马和奥迪主宰的中高级乘用车市场重新洗牌不可避免。
于去年才在日本公开销售的天籁，这个快就登上中国的舞台，显示了日产不甘落后抢滩中国的野心。其实，最近的日系车厂商象拧紧了的发条一样，活跃不已。它们纷纷不择手段，结缘一汽二汽上汽这样的中国大款，意在赶超欧美法意，部署中国，只争朝夕，已经毫不掩饰它们露出的獠牙利齿。 东风还有一个日本合作伙伴，那就是本田。东风本田今年推出的那款 C…RV大家很熟悉，相信在丰田rav4、现代途胜国产之前，鲜有对手，目前好像只有欧兰德凭借低价与之抗衡。这款以紧凑型轿车平台为基础的SUV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行李厢的备胎室盖板可以制成一张折叠桌子，尺寸正适合四个人野餐，真是独出心裁。
不管怎样，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看似风平浪静的车市下面，一场新的风暴正在酝酿并且蓄势待发。这正是华山论剑，豪杰辈出，称霸武林，多少英雄三两年，看谁会最终笑傲江湖？且看龙生天籁，萧萧马鸣，雄狮低吟，双箭即发，大风起兮，云已飞扬。
新交法－－更可怕的事情也许不远了
我们总在担心新交法会纵容更多的撞车党出现在马路上，可还有一种比撞车党亲自以身索财更可怕的情形也许离我们真的不远了。
我们没少听说农民为了一点钱专门生孩子来卖的事；
我们也耳闻过为了一点小学生人身赔偿金而杀死亲生骨肉来骗保的事；
我们当然也听过孩子被父母、监护人抛弃、虐待以及打死的事；
我们更听过太多的人贩子拐卖孩子、故意让孩子致残以便乞讨的事；
我们能想像到和不能想像到的，现实生活中都有了，为了钱，那些早已没有人性的东西，还有什么干不出呢。。。。。。
这样的事让我们对人性失去信心。
而有了新《道路交通安全法》。。。。。。
当你哪一天看到或听到，有孩子被自己的亲生父母或监护人推到滚滚的车轮之下，请不必惊诧，也别妄想证明他们是故意的，你能做的事也许只有一件，那就是祈祷孩子不是死于你的车前，以及孩子临死时不知道父母是故意的。当然，这样的孩子是弱者，也许我们只能自我安慰：孩子走了，比在此等父母的“庇护”下活着也许更是一种解脱。
正因为有了以“对生命的关爱和人文关怀、“以人为本”的立法理念、突出了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定制新《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的“关怀”以及亲人的实施，孩子在天堂也许该“瞑目”了。
不是我危言耸听，这样的事更容易操作、获益空间更大，还可重复进行，也许离我们真的不远了。
我只能祈祷，让我们一起祈祷吧。。。。。。
潜规则之造化的报应
一
北京街头的十字路口有红绿灯，红绿灯下还有警察。通常还不是一个两个警察，而是四五个警察。这些警察都是要拿工资的，而这些工资来自税收，本来那是企业的利润，可以成为生产的动力和更多的就业机会。降低税收可以刺激生产，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这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那么在警察工资方面的开支能不能减少呢？
美国的红绿灯下没有警察，人们仍然能遵守交通规则。人们对交通规则的遵守竟然可以到这种地步：明明没有车辆，一个人在人行横道的路口也会等待变灯。我在赫尔辛基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一位中年妇女在马路对面等待变灯，于是我也不好意思横穿空空荡荡的马路，一直等到红灯变绿。在中国，这当然是极其罕见的事情。这就是说，在美国和我说的那个欧洲国家，警察的工资是可以省下来的。省了下来，交通秩序并不会变坏。（1）
但是我确信，中国不可以节省这笔钱。至少在我非常熟悉的北京街头，红绿灯下的许多警察是绝对必要的。如果没有警察，只有红绿灯，我确信，这个路口就如同没有红绿灯一样，必定会拥挤得一塌糊涂。不用说别人，我本人也会跟着人们一块去挤。我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如果我单方面谦让，别人肯定不会让我，我永远也没有过路的机会。道德的约束本来就是非常脆弱的。如果有几个人不理睬红绿灯硬闯，这条路就要堵塞，我们这些打算遵守交通规则的人也就不能遵守，也没有必要遵守了。
当然，警察的工资也不是绝对不可减少。譬如，四五个也可以减少到两个。只要在岗的人认真负责，应该可以维持交通规则的威严。如此威严久了，再将人降低到两个，最后减少到一个，也是可以的。但是这要求警察的工作量和责任心大大超过国家公务员的平均水平，似乎有些不合情理。
我想由此说明的是，中国人自我约束意识弱，道德水准低，导致了政府的臃肿和税收的增加，导致了社会生活质量的下降。这原因不在别的地方，其实和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关系。我们活该。仅仅收入减少倒也罢了，我们非常在乎的国际面子也大受影响，我们的个人尊严因此蒙上了阴影。
欧美的红绿灯无须警察压阵，这已经显出了人家的公德水平。德国的地铁竟不用验票，因为人人自觉买票，这更显出了人家的高超。而我们中国人在国外干什么呢？在日本打投币电话，竟然在中国人中流传着一种诀窍，用线拴住硬币，用完了再将其吊出来。这真是极其鲜明的对比。我的一个非常能干也很有教养的朋友在德国吃饭，他说自己遵守了一切礼仪，也按常规付了小费，但是仍然能清楚地感觉到侍者对他的轻蔑。他说，他知道这不是对他本人的侮辱，侍者看不起的是他所代表的民族。我们中国人自己也看不起自己，只要条件相同，宁可与外国人做生意，躲开自己的同胞，因为他们失信和欺骗的可能性更高。
于是，我们的民族就遭到了报应，变成一个令人厌恶也彼此厌恶的民族。变成一个只讲利害关系，一有机会就坑蒙拐骗的人群。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欧美国家的公德水平比我们高呢？为什么我们的人民不肯遵守明明对自己有利，谁都知道是非常必要的交通规则呢？按说，交通规则并不是什么复杂问题，并不需要多么高超的理性和信仰支撑。
二
我有一个猜测，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骑自行车的人缺乏自觉精神，非要警察监督不可。我承认一些人自制力差，像儿童一样需要父母监督。但这不足以解释大众的行为。毕竟在大街上走的多数是成年人，他们在工作单位里很能忍气吞声，自制力并不弱，他们所欠缺的似乎只是公德心。而公德心是对一种对自我与公共事务的关系的判断和肯定。
中国老百姓认为自己是什么人？在与国家的关系方面，他们到底是什么？
如果我们果真把自己当成了国家的主人，就像理论上应该的那样，我们交了税，雇人来管理交通，这些交通管理人员是我们的公仆，那么，我们会如何看待我们委托他们照应的这些事情？……我们大概会像一个主人那样，自觉小心地关照家里的秩序，并且提醒警察要认真负责地维护秩序，好好干活，不要偷懒。毕竟我们是给他开工资的。我们不会把公共交通当成那些官吏和衙役的事情，我们明白这是我们的事情。
这使得我想到了一个朋友说到的故事。他说他在美国见过一件事情，印象很深。一个老头，看见路口堵车，很生气，就下车把维持交通的警察训斥了一顿。说我们交了税，应该得到好的服务，你怎么把交通弄成这样？警察毕恭毕敬地听他训斥。这在中国显然是不可思议的。至少对我来说，很习惯听警察的训斥，从来没有妄想过训斥警察。在我的体会里，中国的警察和司机的关系，属于典型的猫和老鼠的关系。
老鼠……这就是中国百姓心目中的真实的自我形象。猫和老鼠……这就是真实的自己与公家的关系的真相。中国百姓很少有人当真认为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因为这不是事实。公共事务一直是皇上和官吏们垄断的事情，老百姓一直在躲避他们的惩罚、勒索和敲诈。在这方面，老百姓就是缺乏责任心，因为这确实不是百姓能够负责的领域。如果有谁不懂事，企图按照主人的方式行事，对了领导的心思则已，对不上就会碰得头破血流，海瑞和彭德怀就是证明。那些地位甚高的名臣尚且如此，更何况普通百姓。
按照传统习惯，也按照我们对现实的认识，公共交通搞得好，这是领导有方，是皇上圣明和皇恩浩荡。我们要感谢政府把北京的交通整顿得那么好，让我们生活得那么方便。譬如出租车不许在长安街路边停靠，据说是为了方便管理。如果我们人民真把自己当成主人，这岂不成了仆人为了自己方便而禁止主人进家门？主人又如何能心平气和？还有一个例子是高官的座车通过大街，所有的立交行人天桥都要封锁。我曾问过封锁交通的便衣为什么要这样，他教育我说，要服从国家利益，要遵守国家的纪律。国家利益和纪律在此又表现出了和我们正常走路的老百姓的对立。这样的经历多了，我们自然会认为国家的事情不是我们的事情，那是官员的事情，让他们自己操心去好了。
在这样的关系中，中国百姓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在根基上，他就不认为自己是主人。主人进了家门，难道还需要他聘请的小时工提醒他，要换掉沾满了泥的雨靴再踩地毯么？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踩地毯前没有换鞋，而我们又不是不懂事的小孩，恐怕正因为这里不是自己家，连亲戚朋友的家也不是。我们不认为那些换鞋的规矩是自己的规矩，那是官们制订出来管制我们的规矩。其实，不仅在红绿灯前，就是在官场上，这种糟蹋地毯的心态也是很常见的。官员不过是皇上的雇员，能偷懒不妨偷懒。皇上吃香的喝辣的，进进出出还要让小兵小官给他站岗开道，本来心理已经不那么平衡了。凭什么还要对他忠心耿耿？
我愿意遵守交通规则，至少不想首先破坏交通规则，是因为我把自己看成一个好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说得自负一点，我耻于把自己降低到那些抢红灯抢座位的人的水平。我觉得自己比他们高得多。而我的这种自我期许的基础又来自哪里呢？我曾经以为自己是一个忧国忧民忧天下的人。国家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民族的事情也是我的事情，人类的事情还是我的事情。我是真把自己当成主人的。秩序是我的秩序，交通是我的交通。我不认为那是警察的事情。我还用警察管么？我那么低档么？
我的这种认识和期许最初来自轻信，来自少年时代不加验证地接受的某种关于主人的理论，以为自己真是国家的主人，至少也是主人的接班人。后来我保持了这种自我期许，则是因为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服务的道理讲得透彻，从中我看到了理想社会的逻辑。按照这种逻辑，假如我真想成为宪法意义上完整的公民，我就不能妄想只享受公民的权利而不理睬公民的义务。这两种关于主人的理论，一个来自过去，一个来自未来，都不是现实的产物。
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制度的真正实行，也是提高公德水平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因为公德无非是主人翁的道德，不是主人翁，继续当臣民甚至奴才，这道德便没了根基。
把上边提到的比喻再发挥一步：如果我雇小时工或者保姆来家打扫卫生，没想到他反客为主，仗着自己膀大腰圆在我家里当上了主子，这时我会作何反应？我被迫出去挣钱养家糊口，被迫给他发工资，这完全是因为没别的办法，不这样就会挨揍。那我还会在乎穿着雨靴踩地毯么？只要这室内卫生的事情还归那位当上了就不肯下台的小时工管，我才不在乎他忙不忙呢。累死他才好，累跑他更好。我怎么会体谅他的辛苦？他是猫，我是老鼠，我体谅猫的心情干什么？以皇帝为最高代表的统治者，就是这样的公仆。公仆如此德行，我的公德应该是什么样子？
三
大约2000年前，王充在《论衡》中谈论人性问题，说尧和舜当政的时候，百姓没有狂和愚的人。他还讲到一个古代的传说，尧和舜时代的老百姓，可以〃比屋而封〃，而桀和纣时代的老百姓，挨着屋子杀掉也不冤。他说，圣主的老百姓和恶主的老百姓如此不同，根源在于〃化〃，而不在人性。（2）
按照这种说法，刁民乃是政府〃化〃出来的，是政府培养出来的，并非天性就刁。当然刁民反过来也能培养贪官。不过要改变这种恶性循环，下手之处当然在政府。这是王充的高见。
中国古人讲到尧舜，经常有一些理想化的赞美，但我还是相信王充讲的传说。尧舜时代是什么时代？那是中国的第一个王朝尚未建立的时代，尧和舜都是大家选出来的，每个人都是一个范围不大的熟人社会的成员，彼此几乎都知根知底，而每个人的行为都会影响别人对他的长期看法。人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想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是根本不可能的。无论这行为是好是坏，恐怕都不那么容易归功于或归咎于首领或别的什么人。按照我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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