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辉煌-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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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人问题。

当然从更大的意义上看，它又的确不是好事。它割断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消息情报来源，阻碍了共产党领导者的战略视野。中央红军留恋徘徊于川黔边4个月之久，先图赤化四川后图赤化贵州而终不可得，与此就有一定关系。

所以红军1935年5月渡金沙江、占领泸定城基本脱离险境后，中共中央立即召开会议：决定以陈云、潘汉年作为中共中央代表，携带密码到上海恢复白区工作，建立中央与上海及共产国际间的电讯联系。

10月2日，化名史平的陈云辗转到达莫斯科，出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召开的会议，并成为中共代表团三个正式代表之一，此时陈云才知道为恢复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共产国际也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从1935年4月开始，共产国际为了恢复与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先后派闫红阎、张浩和刘长胜带密电码回国。

闫红阎为了承担这一艰巨的任务，废寝忘食，短期内学会了英文字母，把用英文字母编排的密码背熟记在脑子里，他没有参加国际七大，于4月就提前动身回国。闫红阎进入新疆后，乔装富商，骑着骆驼、驮载着俄罗斯毛毯和灯心绒，经伊犁、迪化、兰州、宁夏、绥远到达北平。这时中央红军已经胜利结束长征，闫红阎立即去陕北找党中央。12月他在瓦窑堡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全凭记忆汇报了带回来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密码。

可惜凭闫红阎的密码未能和国际联系上。是时间过长记忆有误还是什么别的原因，不得而知。

闫红阎没能参加国际“七大”就匆匆回国，张浩则是“七大”未开完就动身出发。共产国际实行新方针后急于恢复与中共中央联系的心情，由此可见。

张浩出发时，陈云还未到莫斯科，所以谁也不知道中共中央的确切位置。张浩装扮成从蒙古回来的商人，穿着光板皮袄，挑一副货筐，风餐露宿，跨越沙漠。沿途打听消息，经过三个月长途跋涉，于11月到达陕甘边区的边缘——定边。在那里由边区赤卫队护送到瓦窑堡，终于找到了中共中央。

他在瓦窑堡刚和张闻天、邓发、李维汉等见面，便立即传达国际“七大”关于改变以往对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不再将中间力量看做危险敌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人民阵线等精神，以及中共驻国际代表团起草的《八一宣言》。

张浩也带回了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密码，甚至先于闫红阎，将密码转给中共中央。但遗憾的是他带回来的密码也未能与国际沟通联系。

沟通与共产国际联系的，是刘长胜带回来的密码。

而这一联系的恢复，首功却在当年要求“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李立三。

很多人早把他忘记了。1930年三个月的立三路线后，他被解除政治局委员职务调往莫斯科，一去就是15年。其中有两年时间甚至在“世界无产阶级红色堡垒”的监狱中度过，品尝了苏联内务部人员对囚禁者从不手软的肉刑。

李立三讲，他在苏联期间“终日提心吊胆，谨小慎微，以免触怒，但还是不免经常受到斥责”。即使这样，他仍然努力为党工作。1935年初春，共产国际派他到接近新疆的阿拉木图建立交通站，负责国内方面来往人员的安排，了解新疆政治情况，更重要的是设法恢复与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李立三到阿拉木图后，派两批人带上密电码回国，寻找长征后的红军，由于地理和技术上的困难，都失败了。最后派刘长胜带上李立三亲自编写的一套新的更难以破译的密码回国，终于在1936年6月16日，收到了中共中央按照李立三编的密码拍来的电报。莫斯科谁也翻译不了这封电报，康生带着电报来到高加索，找到在那里疗养的李立三，终于由他翻译出来。

电报是毛泽东起草的，报告了中国国内形势和党内的情况。说：“你们派出的人，林仲丹（林育英）12月就到了，闫红阎、罗英（刘长胜）均到了。但有7个人带电台已达苏区边境被民团杀害6人，余1人及电台现尚在民团手中。”

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终于重新建立。

完成这一重大任务的李立三，又被人忘记了。

他被忘记的地方何止一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工人运动中，最为成功的是安源工人大罢工，文化大革命前说领导者是刘少奇，文化大革命中说领导者是毛泽东，从始至终一直在安源领导罢工的工人俱乐部主任李立三却根本无人提及。安源工人的歌谣“有个能人李隆郅”也被改为“有个能人毛润之”。篡改者还振振有词：不是为个别的真实，是为历史的真实。

丢掉了个别的真实，真的能够获得历史的真实吗？

遵义会议后，本来已经弄清楚李立三和王明有所不同，但为了照顾与共产国际和与苏联的关系，将近十年时间，仍将王明路线称为“立三路线的残余”，李立三不仅由于自己的错误承受了应有的或不应有的对待，而且还要代人受过，把残酷斗争过他的王明的错误也担在身上。

自然又是历史的需要。李立三的命运就是这样，不断地为历史牺牲自己。

1946年，李立三终于从苏联回到东北，化名李敏然。一些单位不知道他就是李立三，请他去讲党史，他就自己选择介绍“立三路线”的错误，并分析形成的原因和领导者个人的责任，讲完后场上一片称赞。也有人听了以后疑惑不解：“您怎么会知道犯错误的人心里想什么？”李敏然的回答令全场大吃一惊：“我就是李立三。”经过短暂的沉寂后，会场上突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许多人很多年以后还回忆说，听了那次课，才知道什么是老革命家的坦荡胸怀和自我批评精神。

李立三这种坦荡带来的问题是：至今我们都知道他的错误在哪里，却很少有人能说出他的功劳在何处。

于是也就弄不清什么是个别，什么是历史，弄不清为什么历史如此藐视个别。

这是中国革命中一位极富悲剧色彩的人物。几十年忘我奋斗无人知晓，三个月的错误却结结实实检讨了三十多年。最初因为横冲直撞的性格被人称作“坦克车”；最终却像绑缚山崖任苍鹰一遍又一遍啄食的普罗米修斯。

开国大典中，人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李立三作为全国总工会的代表，站在毛泽东身边。

50年代末，他到东北考察后提出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工业管理原则，被毛泽东概括为“鞍钢宪法”。

1967年6月22日，文化大革命炉火正红之际，李立三服用大量安眠药自尽。

1980年中共中央为他举行平反昭雪追悼会。骨灰早已无影无踪、被随便扔掉了。覆盖着党旗的骨灰盒里面，只装着他生前戴的一副老花镜。

李立三生前最喜欢明代爱国将领于谦的《石灰吟》。他的命运恰是如此：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在刘长胜带来李立三编制的密码之前，张浩带来了一个比沟通联络更加重要的消息：斯大林不反对红军向北和西北发展，靠近苏蒙边境。

这时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已失去联系达14个月。张浩的消息是一股扑面的春风，更是一个天大的喜讯。张闻天立即连续写信给在前线的毛泽东等人，通报张浩带回来的这个重要消息；主张根据斯大林建议，迅速经宁夏靠近外蒙，以取得技术援助并建立战略根据地。

毛泽东也非常兴奋，12月1日电张闻天：“关于红军靠近外蒙古的根本方针，我是完全同意的”；“这个方针是使中国革命战争，尤其不久就要到来的反日民族战争取得更加有力量与更加迅速发展的正确方针”。

中共中央开始准备作出战略和策略上的重大转变。

这个转变就是瓦窑堡会议。

12月17日，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举行扩大会议，确定“抗日反蒋”策略方针。

12月23日，专门讨论军事方针及打通国际路线的问题。会议一致决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对日直接作战，使红军发展成为抗日的主力军。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1936年红军的战略方针和任务是“打通苏联”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其中以打通苏联为中心任务，以山西和绥远为红军行动和发展苏区的主要方向；以便把“苏联红军和中国红军在反对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基础之上结合起来”。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曾多次提出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设想。

遵义会议后，领导权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但严重的军事危机并没有消除。面对蒋介石亲自出马指挥中央军、黔军、川军、滇军的围追堵截，中共中央不得不一再变更作战计划和战役方针，指挥红军奔波于云贵川三省之交。部队长期处于无立足处的超强度征战之中，缺乏休整补充，减员现象严重，指挥员中也一直存在不同意见。迅速开辟一个稳固的根据地，已成为决定红军命运前途的紧迫问题。

关键是找到正确的发展方向。当时局面异常严峻。几万红军东返内地，已不可能。向南不是入桂就是入滇，这两省皆是少数民族聚居，地方实力派统治巩固，打出一个局面非常困难。向西也是少数民族地区，粮缺人稀。唯一可行的是向北发展，接通苏联，以取得国际援助。

1935年6月16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联名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提出：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战略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打通国际路线。

这是在失去中央苏区9个月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本人反复思考的结果。

1935年6月26日，毛泽东在与四方面军会合的两河口会议上再提在适当时间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打通国际路线问题。6月28日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议：“背靠于甘、青、新、宁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利地向东发展。”

8月4日至6日的政治局沙窝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说，“西北地区的特点，是统治阶级最薄弱的一环，帝国主义势力最弱的地方，少数民族最集中的地方，因靠近苏联在政治上物质上能得到帮助。西北地区的困难是人口稀少，物质条件缺乏，交通不便，气候条件不好等，这些都能克服。”所以“要用全力实现在西北，首先是陕甘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毛泽东当时认为，只要得到苏联帮助，西北地区的困难便不那么可怕了。

与张国焘分裂后，这一方针的实现变得更加迫切。

在中央红军单独北上的9月12日俄界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作报告说：“当前的基本方针，是要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同国际的联系，整顿和休养兵力，扩大红军队伍，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同时指出，中央过去曾反对主力打到苏联边界去的方针，主张在陕甘创造苏区，但现在不同了，“因一、四方面军已经分开，张国焘南下，使中国革命受到相当严重的损失”。

中央红军脱离根据地作战整整一年，部队由出发时的8万6千人锐减为不到一万人，却仍然没有找到立足之地，仍然在苦苦探寻。那种紧迫急切的心情，绝非我们今天把蜿蜒逶迤的跋涉路线看成一条红色飘带那样浪漫和诗意的。

那是一支军队的生死存亡。进而是一个政党的生死存亡。今天有很多人想走一走当年红军的长征路线。很多人真的走了这条路线。但即使你一步不差地走完全程，除去品尝到的艰苦，你能品尝到天空国民党飞机丢炸弹、地面数十万大军围追堵截那种九死一生的危险吗？

死亡随时在身边。覆灭随时在身边。被包围、被分割、被切断随时在身边。那种日复一日不得不全副身心投入的残酷斗争，绝非我们今日想象的那样指挥若定、豪迈潇洒。毛泽东在四渡赤水期间高度紧张，两次出现指挥失误；温和宽厚的朱德先对黄克诚、后对宋任穷两次发火；从不叫难从不叫苦的周恩来说“相当艰难困苦”；一贯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林彪又写信又打电话要求改变军事领导；经历无数征战被誉为“军神”的铁汉刘伯承扶着泸定铁索竟潸然泪下……

这些现象你单独审视，可以对有的理解有的指责有的遗憾有的感动，集合起来，你才能感觉出它们是多么的不可分割。正是从这种不可分割之中，你才能真正感觉出中国共产党人当时面临的局面有多么严重。

毛泽东一再提出靠拢苏联，还有什么不可理解吗？

当时北上的红军战斗部队只剩不到一万人。红军在如此弱小的情况下，如果不设法打通国际路线，背靠苏联，很可能不得不永远打游击战争。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谈到严重局面时，说“这是党内空前未有的”。他已经作好了分散游击的准备。

所以后来毛泽东高度评价徐海东和刘志丹。陕北那块苏区使北上的红军终于找到了立足之地，打通国际路线才不再是迫在眉睫的生死存亡问题。紧迫的问题变为“保卫、扩大陕北苏区”了。

中共中央当时之所以多次改变或推迟靠近苏联的方针，除时机、条件等因素制约外，关键还在于不了解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的态度，担心一旦行动，使苏联陷于被动。此次斯大林主动表示愿意帮助中国红军，无疑对中共中央是极有吸引力的。

但在红军队伍中，对打通国际路线一直存在不同看法。

首先是李德。他认为这样做会引起国际纠纷，危及苏联安全。两河口会议前后，他就对毛泽东提出的靠拢苏联不以为然。1936年1月27日，红军主力东征前夕，李德写信给中共中央，反对瓦窑堡会议确定的以打通苏联作为主要战略目的，“在我们方面应当避免能够引起苏日冲突的行动”；“没有到绥远去的必要，没有必要接近外蒙古”。

第二种意见是张国焘，认为使红军远离中国内地靠拢苏联，是畏缩退却。

李德主要站在苏联利益的角度上。张国焘当时满脑子都是打成都。他们考虑的，皆非当时红军所处的实情。

林彪与彭德怀也对红军发展的战略重点提出不同意见。

这是中央红军的两员主将。出发点与着眼点与李德、张国焘完全不同。

两人虽然主张发展的方向不一样，但都不主张以打通苏联为第一要务。

直罗镇一战打败东北军的进攻后，林彪流露出他想带一些部队去陕南打游击。瓦窑堡会议之前，中共中央征求各军团主要领导干部对战略问题的意见。林彪抓住这个机会给中央写信说：开辟陕南比在陕北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更重要，更有意义。他开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要求名单所列的红军指挥员都跟他南下发展陕南。

毛泽东批评了林彪的这封信。

12月21日，毛泽东与张闻天致电彭德怀并转林彪：“在日本进占华北的形势下，不能把陕南游击战争提到比陕北等处的游击战争还更加重要的地位，实际上后者是更重要的。尤其不能把游击战争提到似乎比主力红军还更重要的地位（如提出红军主要干部去作游击战争），这样的提法是不妥当的。林在某些问题上的观点是同我们有些分歧的。中央认为有当面说明之必要。现在前方军事不紧张，因此仍望林来中央一行，并在此一个时期，这于林是有好处的。”

毛泽东这个电报对林彪的批评比会理会议说他“是个娃娃”严重得多。但林彪有他自己的处理方法。他没有到中央去，更不可能实现毛泽东设想的“并在此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