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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辉煌-第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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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封信是保卫部签发的命令，抓捕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
10月6日，陕甘晋省委保卫部以开会为名，将刘志丹骗回瓦窑堡逮捕“审查”。
前方开始按照保卫部的意见捕人。
面对着肃反运动一天一天扩大，红军里军心浮动，谣言也乘机传播开来，说红二十五军是杨虎城化装进来的假红军，专为制造内部的混乱。
说二十五军是假红军，令徐海东相当恼火。他曾经被人说成是假党员，几乎掉了脑袋。
1933年4月，鄂豫皖苏区规定，凡是在白区入党的人，都要填一份入党登记表，说明何时何地入党，介绍人是谁，现在何处。说不清入党介绍人现在何处、又找不到其他人证明入党，就定为混入党内的假党员。轻则清洗出党，重则被抓被杀。
徐海东也收到了这份登记表。他是1925年4月在武昌打工时由地下党员吝积堂、李树珍介绍入党的。两位入党介绍人一个在广州暴动中牺牲，一个下落不明，再无人可以证明他入党的情况。他陷入了被怀疑的困境。后来只因他作战异常英勇，红军中极需要这样的军事干部，才勉强过关。他后来在《生平自述》中说，沈泽民、徐宝珊“两个人对我从政治上肯定下来，才使我的生命有了保证”。
现在他率领的整个队伍都被说成是假红军，心中的愤怒可想而知。
前方部队开始杀人。
这时朱理治在后方开始发现有问题。他连续几天亲审已有口供的7个人，这些人完全看鞭子和脸色说话。于是他用省委名义拟了一个自首条例：诬陷了人要枪毙，隐瞒了人也要枪毙。
条例一出，开始讲老实话了。都说刘志丹、高岗不是右派，在口供上签了字。这才发现有可能搞错了，朱理治赶紧叫郭洪涛到前方，停止捕人杀人。
郭洪涛到前方找到了程子华，程当即找了保卫科长，命令不许再捕人。
前后方在刘、高不是右派这点上，已基本统一了。
这里出现了败笔。本来觉察到肃反搞错了，就应该马上甄别，迅速放人。但没有这样做。
没有放人的理由有几个。整肃方是戴季英态度蛮横，不同意放。被整方是高岗态度蛮横，怕放出来不好收拾。一拖再拖，错过了时机。
但主要领导人朱理治决心不坚，应是主因。
情况并不很明之时，肃反决心下得过快，情况已经很明显了，结束肃反则前忧后虑，踌躇不决，朱理治为此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不仅被说成是王明在陕北的代表，阴谋陷害高岗、刘志丹，还说他拒绝迎接北上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
后一个指责最要命。不愿让中央到陕北，比肃反扩大化不知要严重多少倍。
程子华在回忆录中详细回忆了这一段：
劳山战斗缴获了敌军一份文件，内容有：中央红军主力北上到甘肃省武山县西南。前方负责同志们给朱理治同志写信，并附缴获的文件，建议红十五军团到关中苏区去欢迎中央红军。朱理治同志把前方来信和敌军文件给我看，征求我的意见。我看后对朱理治同志说：“敌军文件是一个多月前的，中央红军要来关中苏区的话，已经来了，用不着我军全部去；要是没有来关中，那就是到别处去了，十五军团去欢迎就会扑空。十五军团远去关中，来回要一个多月，敌军会乘虚占领永坪镇，苏区就困难了。不如十五军团继续向南打，调动西安敌北援，以此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同时，十五军团在苏区边沿，敌军就不敢占永坪镇。”朱理治说：“我考虑一下答复你。”过了两天，朱对我说：“戴季英同意你的意见，我也同意。你去前方与同志们开个会，把后方同志们的意见转告他们，征求他们的意见。”我同意了。但我的伤还未好，是睡在担架上抬到前方的。到前方后，与徐海东、刘志丹、聂洪钧、高岗、郭述申等同志开会，转达了后方同志们的意见，前方同志同意后方同志们的意见。1954年，彭德怀、马明方同志在北京饭店召开西北问题座谈会时，我在会上把这个情况讲了，并说：“这是作战方针问题，不是不欢迎中央和毛主席。如果说作战方针错误，我负责。因为是我提出来的，前后方同志们同意的。”我的话在那次会上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
程子华1954年在西北问题座谈会上就这样讲，实在难得。我们就是因为少有程子华这样直露真情的人，使多少不应陷入迷雾的问题，最终陷入了迷雾。
朱理治无疑在肃反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作为陕甘晋省委书记，他当然应负主要责任。但当时陕北肃反情况相当复杂。
有老问题、老矛盾。如中央驻北方代表与陕北省委的矛盾，以及这种矛盾引起的陕北特委和陕甘特委的矛盾；也有新问题、新矛盾。一是陕北党的工作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如土改问题，党组织的发展问题和地方政权的建设问题，等等；一是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六军的分歧。
两支红军的矛盾，最初表现为会合后的人事安排，继而是应采取的战略战术。红二十五军能打硬仗，战斗力强，干部军事素质高，但在新环境中人地生疏，红二十六军则基本还是游击队性质，不擅长正规作战，但人熟地熟。两军合编作战，必然在如何用兵、攻击何处等问题上产生分歧。在各自都坚持扬长避短的时候，就容易使对方感到有些强人所难了。
再加上两支红军以前素未谋面，都长期处于敌人包围，在极端艰苦复杂条件下战斗，不能不对周围保持高度警惕。二十五军未到陕北，就听到二十六军混进了陕西省委的右派，二十六军则传说二十五军是杨虎城派来的假红军。这些因素加到军事方针的分歧上面，必然使原本不复杂的局面变得复杂起来。
再加上一个在鄂豫皖苏区就擅长肃反、擅长逼供的戴季英。
我们说成功是一分一分累积的结果，挫折就不是一分一分累积的结果了吗？让一个刚到陕北两个多月的28岁的省委书记承担全部责任，能完成对挫折的彻底借鉴了吗？
历史最无情，历史也最有情。
历史证明：刘志丹、徐海东，都是中国革命的大英雄。
刘志丹等人创立的陕北根据地，使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前后整整一年二万五千里的寻找中，终于找到了一个落脚点。
刘志丹几次遭难。1932年底，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曾指责谢子长、刘志丹“有反革命阴谋”，实行“土匪路线”，同时撤了刘志丹和谢子长二十六军正副总指挥职务。刘志丹在部队没有职务，行军时背黑锅，干炊事工作。后来叛变的倒是杜衡本人。
毛泽东、张闻天都要求快放刘志丹。
在肃反问题上，毛泽东也有深刻教训。主要是江西苏区打AB团。
老将军萧克回忆说：
“一、三军团打AB团是在1930年11月上旬从赣江西岸过到赣江以东之后开始的。首先是总政治部，接着就在各军各师开始了。……我们师打AB团也是这时候开始的。记得刚到宁都，军政治部告诉我们，你们那里有AB团，并具体指出几人，其中有师政治宣传队队长和一个宣传员，这两个人是福建人，闽西苏区游击队编入红军的。就凭这一句话，根本没有别的材料，就把他俩抓起来了。提审他们时都不承认，一打，一审，他俩承认了，还供出十几个人的名字。又把那十几个人抓起，再打，再审，又供出几十个，到11月底12月初，共抓了一二百人。”“总计四军共打了一千三四百人。当时四军总人数七千多人，所打的AB团相当于全军人数的五分之一”。
当时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他在《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中写道：“此次红军中破获AB团四千四百人以上，AB团已在红军中设置了AB团的总指挥、总司令、军师团长，五次定期暴动，制好了暴动旗，若不严厉捕灭，恐红军早已不存在了。”
三万人的一方面军竟然“破获AB团四千四百人以上”，肃反规模之大可想而知。
1956年9月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对与会者讲“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指的就是1930年打AB团。
“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变得比较聪明了起来”，这是毛泽东的肺腑之语。正是有了这个教训，所以到了陕北发现肃反有偏，便马上提出放刘志丹。
以董必武为首的五人委员会在张闻天的领导下，迅速查清了问题，放出了刘志丹等同志。周恩来在直罗镇战役后回瓦窑堡接见被释放的同志，刘志丹一进门便说：“周副主席，我是黄埔四期的，你的学生。”周恩来热情地说：“我知道，我们是战友。”并说，“你和陕北的同志受委屈了。”刘志丹回答：“中央来了，今后事情都好办了。”
刘志丹见到毛泽东，说：“谢谢党中央救了我们，救了陕北根据地！”毛泽东说：“你们也救了革命，给党创造和保住了这块长征的立脚点和革命的出发点。陕北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有革命传统的，李自成、张献忠，就是从这里闹起革命的。这里群众基础好，地理条件好，搞革命是个好地方呀！”
1936年4月，刘志丹在东征军攻占山西中阳县三交镇的战斗中牺牲。朱德在公祭大会上说，如果有人要问共产党员是什么样子？那么就请看看我们的刘志丹同志。毛泽东在刘志丹烈士陵园落成时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任何事情都有两方面。刘志丹创立的陕北根据地，不开来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当时也很难保住。
红十五军团刚刚成立，蒋介石就在西安设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代理总司令之责，指挥晋、陕、甘、绥、宁等省国民党军“从事清剿”。面对如此严重的敌情，若无战斗力坚强的红二十五军到来，若无徐海东坚持主张打敌人的主力东北军，并且在劳山战斗中歼灭东北军一零一师，击毙师长何立中，一举打破敌人“围剿”，仅凭红二十六军一股力量，或仅攻击较弱的井岳秀和高桂滋部，确实很难保住陕北根据地。红军更有可能被压向更北。
若无徐海东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未到，陕北根据地已失。
徐海东、程子华同志：
你们辛苦啦！感谢你们的帮助和支援。我们久已听到了二十六军同志在陕甘边长期斗争的历史，二十五军同志在鄂豫皖英勇斗争的历史，和在河南、陕西、甘肃的远征，听到了群众对你们优良纪律和英勇战斗的称赞。最先又听到你们会合，不断取得消灭白军、地主武装的胜利，这使我们非常欢喜。现在中央红军、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这三支部队会合了。我们的会合，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一个伟大的胜利，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开展的号炮！我们表示热烈祝贺！
此致
敬礼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陕甘支队 司令员 彭德怀
政治委员 毛泽东
毛泽东写这封信的时候，心情是激动的。徐海东读到信，心情也相当激动。尽管他不明白“陕甘支队”是怎么回事，也不明白为什么没有朱德的签名，但红二十五军按照中革军委命令于1934年11月脱离根据地西征，用一年时间终于和中央又建立了联系！
徐海东是红军中不可多得的一员猛将。从鄂豫皖西征一路打到陕北，打出了赫赫虎威。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和杨虎城担心中央军进攻，向周恩来点名，要徐海东和红十五军团帮助保卫西安。尽管当时彭德怀、林彪都在陕北，但张学良和杨虎城只相信几经交战的徐海东，杨虎城还把自己的警卫旅交给徐海东指挥。这也是从前的对手对徐海东指挥作战能力的一种高度肯定。
安得猛士守四方。徐海东如此善战，足令毛泽东深深感动了。但更令毛泽东感动的是徐海东的党性。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吴起镇时，只剩下7200人，当时红十五军团也是7000余人。和中央红军会合后，徐海东马上把全军团都交给毛泽东指挥；这一点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依仗人多枪多，向党闹独立，企图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形成鲜明对照。
后来毛泽东对徐海东念念不忘的一句话，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1955年评定军衔时，被评为大将。在十位大将中排名第二，仅次于粟裕。
文化大革命中徐海东也面临危机。秘书造了反，要“火烧老病号”。造反派冲进他的卧室，围着病床开床头批判会。1967年武汉“七二〇”事件后，又说他是事件的“黑后台”。他是中央委员，却不能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想和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见一面也不行。
毛泽东没有忘记他。
1969年3月31日晚，毛泽东发现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名单中没有徐海东的名字，突然提议要他参加。
九大第二天就要开幕。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连夜召集紧急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提议：徐海东出席九大，参加主席团。
4月1日中午，中央办公厅和军委办事组派人到徐海东病床前传达最高指示。徐海东眼泪流了下来：“主席提我名，身体再不行，就是死，我也要去的。”
九大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后，党和国家又处于非常时期召开的一次代表大会。连留存下来的大会主席台照片都独具一格：座无虚席的主席台两块座位区之间，铺着红地毯的过道上，加了一张轮椅，一个穿便服、围围巾、戴帽子的老者坐在那里。因为座位奇特，特别引人注目。新闻照片发表后引来百姓一次次猜测此人到底是谁。从长相判断，有人说是陈云，有人说像邓小平。
不是陈云，也不是邓小平。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徐海东。
九大主席台上徐海东那张轮椅加座，成为这次代表大会的一个奇景。
他仍然当选九大的中央委员，关键当然是毛泽东的首肯。后来专案组人员说，这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1969年10月，徐海东被紧急疏散出京。1970年3月病逝于郑州。
临终前的昏迷中，医生讲他反复说“我想见毛主席”。
第十五章 历史与个人
降日与抗日，皆在一念之间。只会唱《大刀进行曲》，还不能明白那段历史。毛泽东被蒋介石通缉，又被张国焘通缉。连陈昌浩都发生动摇，铁锤还能成其为铁锤吗？秘密谈判破裂，蒋介石要“围剿”到底。但历史的决心从来不属于个人。
一、踌躇分水岭
1935年8月，相泽三郎中佐刺杀永田铁山少将的行动，在日本军界引起强烈震动。永田铁山作为“三羽乌”的头号人物，一夕会骨干、统制派中坚，其作用与影响远远超过他的军衔。
皇道派将领、永田铁山一夕会的同伴、陆军省同事、给相泽引路的山冈重厚称，杀死永田是为了反腐败。山冈称自己出任军务局长时，从来不参加派阀政客的聚餐会，就是有木户侯爵、近卫公爵那样高名望人物参加的邀请，也不去参加。他说：“有事的话到陆军省来好了。自己不是文官是军人，不到那里去。”他认为这种聚会是华族以及内务和大藏省官僚们的聚会，“现在政党的力量处于不得势之际，利用这个机会把军部的有势力者拉到一起引为同伙，利用军部力量，以图使年轻的官僚得到政治上的发迹。”
但永田铁山却去参加了。而且在他任军务局长以前就多次去过。对政治表现出过分的热心。所以山冈认为，永田铁山“身为军人竟加入了营私舞弊的政治团体，玷污了军誉”，导致他帮助相泽三郎将永田杀掉。
山冈重厚不愿说出来的原因，是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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