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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辉煌-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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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宋哲元被免去了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的职务。
靠国民党的支持与保护不再可能，宋哲元感到要保住自己在华北的地盘，只有取得日军的谅解。他被免职后，一气之下跑去天津“养病”。
养的自然是心病。天津是日军华北驻屯军的大本营。宋哲元在这里，通过其亲信萧振瀛、陈觉生与日军联络。他们把宋的处境和苦衷转告了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向他表示了合作的愿望并取得了酒井的信任。
就是这个酒井宣称蒋中正必须离职，他现在又出来保证宋哲元必须在位、日军华北驻屯军也不再提将宋部压到黄河以南了。
这真是中国许多旧军人的深刻悲剧。他们的信仰和他们的主义，皆不敌他们个人的切身利益。
与日军的默契不仅保住了宋哲元自己在华北的地盘，而且“丰台事件”后，他乘机把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调到北平，使自己的势力从察哈尔扩展到了平津。
宋哲元联络日军和扩张势力的活动，使蒋介石非常担心。为了防止宋哲元进一步倒向日本，蒋介石采取了一系列拉拢活动。
1935年7月，蒋在庐山召见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表示“中央拟将主持华北责任交由宋明轩军长负责”；以示对宋的信任。7月27日，国民政府向宋哲元、秦德纯及三位师长颁发最高国家荣誉勋章，表彰其抗战功绩；8月28日，宋哲元又被正式任命为平津卫戍司令，北平政务委员会被撤销。
由此宋哲元实际开始操纵冀、察的军政大权。
宋哲元联络日军，动机原非降日，只是想借以保全自己的地盘，提高自己的地位。他说：“对日本是不说硬话，不做软事，表面亲善，绝不投降；对中央不说反对中央的话，不做蒋介石个人工具的事，随机应变，效忠国家。”
以保个人利益的“随机应变”来效忠民族和国家，本身就十分荒唐可笑。后来的“曲线救国”论与“随机应变”论之所以异曲同工，就是它们都产生于同样的利益心理。国难当头之日，宋哲元想在民族大义与集团私利矛盾冲突的刀尖上，踮着脚尖走钢丝。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土肥原出场了。
土肥原是日军中“华北自治”的鼻祖。1933年在关东军沈阳特务机关长任上，土肥原就开始策划“华北自治运动”。当时华北山海关、唐山、通州等地的特务机关，全部划归土肥原领导。关东军也就是通过此，把手伸向了华北。在土肥原的策划下，沈阳特务机关先后对阎锡山、韩复榘、宋哲元等人开展拉拢工作，企图使他们脱离国民政府另立自治政权，未收到成效。
现在机会又来了。
1935年9月，土肥原到北平，要求宋哲元出面组织“自治政府”，日本提供军援和经援。宋还未糊涂到此等地步，所以拒绝。对中国军阀政客心理摸得十分深透的土肥原立刻变换花样，改联络华北五省地方实力派一起宣布自治，称为“首先建立察哈尔、河北两省自治政权，然后使山东、山西、绥远三省加入”的方针。谁也弄不清土肥原口袋里有多少条妙计。
在怎样才能有效割裂中国版图这一点上，土肥原的思虑比其他日军将领更为深远。
“九一八”事变后对在东北建立什么样的政权，关东军内部有不同争论。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主张直接并入日本版图；土肥原则建议放弃直接吞并的主张，搞一个表面由中国人统治的“满蒙五族共和国”，以较小代价取得实质性效果。板垣、石原等人迫于形势，最终也只有同意土肥原。在拟定傀儡之事上，土肥原更加老辣。他要拉吴佩孚，有人告他吴虽反蒋，但素以爱国军人自居，恐怕难以利用。土肥原回答说：“只要他的行动对日本有利，就是打抗日的招牌也是可以的。”
他太懂得中国军阀的面子、中国政客的名实了。
当年吴佩孚没有拉过去，他现在又紧紧盯住了宋哲元。他要以宋哲元为突破口，实现其华北扩张的梦想。
在军事、政治的压力和一己私利的诱迫下，宣称“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宋哲元开始动摇。
1935年10月，土肥原亲自与国民党冀东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密商，要求殷汝耕“起事”。在土肥原的鼓动下，11月25日，殷汝耕在通县宣布脱离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所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并发表亲日宣言。冀东伪政权成立后，土肥原再接再厉，鼓动冀察实力派宋哲元与殷汝耕合作，成立“华北五省联盟自治政府”。宋哲元打了点折扣，在征得蒋介石同意之后，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由土肥原担任委员会顾问，委员中也充斥着亲日分子。
眼看土肥原的“华北五省地方自治”为期不远了，中国就这样变成了案板上一块好切的肥肉，谁都想上来切上一刀。
就在日本人在华北进展顺利、几乎就要得手的时候，另一股暗流也在潜行：日本未来的德国盟友似乎在做一件相反的事情。
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德两国的对华政策发生了冲撞。日本人威胁要蒋介石妥协，德国人却鼓动要蒋介石抵抗。
鼓动蒋介石抵抗的德国人不是塞克特。塞克特告诉了蒋介石很多，但他从来没有告诉蒋介石，怎样对付日本帝国主义这样的外敌和强势之敌。
似乎老天爷不让德国顾问留下空缺，塞克特的接替者法肯豪森把这个缺口补上了。
1935年夏季是一个乱哄哄的夏季。北面日本人在有效地张罗“华北自治”，西南蒋介石在徒劳地围堵长征中的红军，南京的总顾问塞克特又将灯枯油尽、生病离华，由法肯豪森接手总顾问一职。
法肯豪森是一个标准的德国职业军官，曾任德国驻日本大使馆武官，对日本军队有过较多研究。他1934年7月就抵达中国，最初作为塞克特的副手，但他不像塞克特那样，绝对优先照顾德国的经济利益而拒绝参与长江流域针对日本的防御计划。法肯豪森主要关心军事事务——重新编组和训练蒋介石统辖的军队，同时起草防止日本入侵的计划。
此人一上任，很快就以其精到的职业军人眼光，得出了一个后来不曾改变的结论：中日必有一战。
1935年7月31日，他以南京政府德国总顾问的身份，向蒋介石“面陈大略”。
法肯豪森总共讲了五点：
一、目前威胁中国最严重而最切近者，当然是日本。日本对中国之情知之极悉，其利害适与中国相反，故必用尽各种方法，破坏中国内部之团结与图强，至少设法延迟其实现。
二、目前战略情况，一旦军事上发生冲突，华北即直受威胁，若不战而放弃河北，则陇海路及其重大城市，即陷于最前战区，对黄河防线，不难由山东方面，取席卷之势。对海正面有重大意义者，首推长江。敌苟能控制中国最重要之中心点，直至武汉一带，则中国之防力已失一最重要之根据，于是至内地，中国截分为二。
三、国际政局目前异常紧张，列强一时无联合或单独干涉之可能。华盛顿之九国公约，实际早成废纸。中国苟不自卫，无人能出而拔刀相助。中国应竭其所能保全国土，必倾全力以自卫，或有遇外援之可能。若不倾全力奋斗以图生存，则华北全部包括山东在内，必脱离中国。
四、目前国军所有主力，俱集中于南部、西部，宜速抽调可以节省之兵力，分驻各区，使能应付作战之用。凡作战所用部队，宜集中于徐州—郑州—武汉—南昌—南京区间。东部有两事极关重要：一为封锁长江，一为警卫首都，二者有密切之连带关系。次之为南昌、武昌，可做支撑点，宜用全力固守，以维持通广州之联络。终之四川，为最后防地。
五、综结言之，就民族、政治、经济、心理、军事上各种情况，具有前方应战之必要，万不可不战而弃寸土。中国苟不起于首时，表示为生存而全力奋斗之决心，则列强断不起而干涉。
法肯豪森这些观点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两年之前提出来，不得不承认，这个德国军人对两年后爆发的抗日战争及大致战局走向，作出了比较准确的判断，使人不得不佩服其独到的军人眼光。
他这一席话，对专心于川西北“围剿”红军的蒋介石来说，振聋发聩。
法肯豪森说“目前国军所有主力，俱集中于南部、西部”，这是十分客气的弯弯绕说法。他当然知道这些军队都在用于追剿长征中的红军，不说出而已。包括对蒋介石悄悄开始改善同苏联关系的做法，这位德国顾问也闭口不谈。
他告诉蒋介石：一旦日本对华发动军事攻击，华北地区首当其冲，同时长江流域各海口也将受到侵犯，因此，中国军队必须在战略上确立一个“集结兵力区域”，以“沧县一保定为绝对防御线”；长江陆防须推进至上海附近，南京作为首都“宜固守”，华中则以南昌、武昌作为战略支撑点，全国以四川为“最后防地”。法肯豪森最后写道：“综结言之，就民族、政治、经济、心理、军事上各种情况，具有前方应战之必要，万不可不战而放弃寸土。”
法肯豪森在报告中提出建立四川为抗战根据地的构想，事后证明确实颇具战略眼光。他认为四川是个“富庶而因地理关系别具安全之省份”，“实为造兵工业最良地方。由重庆经贵阳建筑通昆明之铁路，使能经滇越路向外国连络，有重要意义”，“川省若未设法工业化能自造必要用品，处此种情况，必无战胜希望，而不啻陷中国于灭亡。”法肯豪森这时不仅指出四川工业化为抗战提供军需的前景，而且指出了开辟西南外运交通线以获得抗日外援的必要性及重要意义。
法肯豪森的战略建议后来逐项被蒋介石所采纳。于是他以这份建议书为蓝图，逐步开展布署。他根据德国重建国防军的经验，助蒋以全副德式装备训练与装备8万中国军队，另成立若干炮兵团与装甲旅，准备战事一旦发生，迅速驰援前线。其中第八十六、八十八师重点驻扎在宁沪国防要地，在后来的“八一三”淞沪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法肯豪森为首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在中国这一系列频繁活动，引起了日本方面的极大不安，他们深恐中国抗日实力因此而加强，因此通过外交途径，坚决向欲与日本结盟的德国政府施加压力，要德国人不要支持南京政府的对日备战活动。当时希特勒上台不久，羽毛未丰，主观上虽然想与日方呼应，但由于在华顾问团属于德国国防军控制，尚未被纳粹集团完全掌握，所以对日方的要求暂时心有余而力不足，未能予以满足。
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像法肯豪森这样的德国顾问为何要作出此等表现？
表面看，这是抗日战争爆发前大国博弈在中国的土地上日趋激烈、日德两国对华政策发生利益冲突的表现，实际情况却还要更复杂一些。法肯豪森实际上并不代表德国政府，甚至在德国国防军内，他也属于另外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中的德军总参谋长贝克、国防部长布隆贝格等人，都具有反希特勒的倾向。该团体认为德国在中国的战略利益，应该是通过加强中国的防御能力来阻止日本入侵，从而最终迫使日本在远东转向与苏联抗衡。他们认为中国资源丰富，难以被征服，因此德国最好能够长期与中国成为可依赖的反苏盟友。同时他们也担心，一旦德国参与和介入中国事务的能力减弱，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就会马上改善，变得更加密切，于德国不利。而目前日本对中国所施加的所有压力，都在压迫中国倒向苏联，这是德国无论如何也不愿看到的。
所以法肯豪森的肺腑之言中，也掺杂了众多的大国利害。对什么是德国的利益，他的理解与德国国内执政的纳粹集团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
所以1937年11月当他接到柏林方面的电报，要他运用对蒋介石的影响力，说服蒋放弃武力抗日的计划，与日本作“符合德国利益”的妥协，法肯豪森却没有照办。虽然他不得不奉命参加了德国政府的“陶德曼调停”，企图迫使中国接受日本的“和平条件”，但作为个人，在应付完德国政府交办的工作后，法肯豪森仍然像以往一样迅速调换姿态，参与到策划怎样组织对日有效的军事抵抗中去了。他毫不隐晦地说：“如在当全中国人民对日充满愤恨之际，余所提之谈和建议，将被彼视为背叛友人之不忠行为。”
他还有进一步的设想。
1937年12月5日，法肯豪森在其备忘录《简论形势》中写道：“大体上可以说，我们完全可以成功地、长时间地加以抵抗。目前，到处都出现了可以给敌人以重创的机会。但这要有一个前提，即所有军官、士兵以及全国人民都必须奋起，全力抵抗……”他在中国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当时德国国防部长布隆贝格说明，日本军队的军事效率并不高，他不相信日本会取得最终胜利。法肯豪森当时之所以提出这种过于乐观的估计，其用意也很明显，就是企图防止或拖延德国作出与日本结盟、召回在华德国顾问的最后决定。他认定他的做法，最符合德意志民族的利益。
这是毫无疑问的：法肯豪森的思维中，首要的考虑也不会是中华民族的利益。
问题是他的这些想法除了国防部长布隆贝格等少数人，在德国国内找不到几个呼应者。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在1937年8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希特勒并不认为（中国）局势严重。中国在军事上不充足，日本打败它，这非常好，因为这可以使日本更灵活地对付莫斯科。（我们）不会再进一步支持中国了。”
1938年4月28日，德国元帅戈林禁止向中国运送战争物资，5月，原外长牛赖特被撤换，德国新任外长里宾特洛甫上台伊始，第一个指令就是全部召回驻华的德国顾问。
里宾特洛甫的指令是在1938年4月下旬下达的。德国外交部告知中国驻德大使：德国政府对中日战争采取完全中立的态度，认为德国军事顾问此时在华服务有偏袒一方的嫌疑，因此打算将他们全部撤离中国。
此时的法肯豪森已经深度卷入中国战场。
美国女作家巴巴拉？塔奇曼在其《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一书中回忆到，台儿庄战役结束后，各国驻华武官纷纷前往战地参观，当时美国驻华武官史迪威见到法肯豪森，与他讨论了台儿庄作战：“德国首席军事顾问法肯豪森将军因中国军队没有按照他的计划行动，气得狠命地揪自己的头发。他说：‘我告诉委员长要向前推进，要发动进攻，要乘胜前进，可是，他们什么行动也没有采取，日军很快就会把8到10个师的部队调到徐州前线，到那时就来不及了。’”巴巴拉？塔奇曼怀着颇为钦佩的口吻写道：“这位了解日军个性颇深的德国顾问对史迪威预料，日军将会卷土重来进攻徐州。果然不出所料，徐州不久即陷于敌手，日军转而进攻河南。”
就是在这种时刻，里宾特洛甫的撤离命令到了。法肯豪森及顾问团全体成员获知德国政府这一决定后，起初都不愿离华。4月30日，法肯豪森向德政府呈送一份报告，指出他们都是以个人资格受聘于中国政府，聘用合同要到1939年及1940年才期满，现在离华在法律上、经济上都有困难。
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也支持法肯豪森代表顾问团提出的意见。
但德国方面联日弃华的决心已定。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以希特勒的名义命令陶德曼大使：立即就此问题与中方交涉。
一直交涉到6月中旬，蒋介石看见拖不下去了，只得同意大部分德国顾问离华，但要求核心人物法肯豪森作为德国驻华使馆武官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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