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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辉煌-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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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6月14日于新泉
信很长。毛泽东一口气写了8000字，将红四军成立以来的喜怒哀乐尽诉笔端，对林彪一吐衷肠。
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非同一般。1936年他在陕北对斯诺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红军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三大纪律是：行动听指挥；不拿工农一点儿东西；打土豪归公。八项注意开始是六项：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后来又添了两项：不搜俘虏腰包；洗澡避女人。
毛泽东讲到这里，特地停顿下来补充说：“最后两条是林彪加的。”
能在毛泽东制定的基本条文中加进两条的，绝非一般之人。毛、林关系之融洽，可见一斑。
林彪本来还能加上第三条。
1929年2月红四军东固整编时，林彪嫌女同志累赘、麻烦，不愿意她们留在部队，便通知所有女同志都要清除出红军；如果谁不退出，即抓来枪毙。当时林彪是二十八团团长，新编第一纵队司令员，颇有些权威，而且有一些人赞同林彪的意见。女同志听到这个话，都很害怕，不少人不敢同部队一起行军了，只有绕路远远地跟在部队后面。
但对贺子珍、曾志等在四军政治部前身工农革命委员会妇女科工作的女同志，林彪不敢动。不敢动就没有权威，所谓“枪毙”，说说而已。部队中也有不少人支持女同志，帮她们说话，给她们壮胆。最终，林彪这个精简的意见也不了了之。
毛泽东在新泉给林彪写完回信后，红四军军委在小池开会研究三打龙岩的作战计划，通知了谭震林，未通知身为四军党代表的毛泽东。谭震林建议毛泽东也去，毛泽东说，没有通知，怎么好参加。
毛泽东不但不能参加军委会议，几天后在红四军“七大”上又丢了前委书记。与贺子珍、江华等四五人拿着闽西特委发的每人30元钞票，离开部队去闽西蛟洋。人还未走，江华的马就被收走了，江华说，“那时我们一行人真有些灰溜溜的样子。”
那是毛泽东失去领导权的最困难时刻。
林彪就是在那个时刻，坚定地维护与支持了毛泽东。
第二次是毛泽东给他写信。林彪在井冈山讲“天天吃南瓜，能打得天下吗？”“红旗到底打得多久？”毛泽东专门写一封信给他，谈星火燎原。
这封信让林彪后悔了一辈子。解放战争时在东北战场指挥作战，一听说延安要出版毛泽东选集，马上去电要求收入该信时，不要写他的名字。“文化大革命”被确定为接班人了还怕不保险，一定找人写上一段“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
然后就是会理这封信。聂荣臻不签名，自己一个人签，签完立即送上去。
毛泽东失去领导权之时，他坚定地维护和拥护过毛泽东。为什么遵义会议后，历经千辛万苦的毛泽东刚刚取得领导权，他又突然站出来反对，而推荐彭德怀呢？
林彪念念不忘毛泽东此期间指挥的两次败仗。一渡赤水前土城之败，损失很大，赤化四川顿成泡影；三渡赤水前鲁班场失利，红军只有离黔，赤化贵州又无可能。
特别令林彪耿耿于怀的，是毛泽东否定了他的打鼓新场战斗。
林彪的个人自尊心与自我尊严感极强。聂荣臻回忆，他有一个小本子随身不离，上面密密麻麻写满指挥过的历次战役及战役中歼敌、俘虏、缴获数字。这是林彪的命根。谈起这些数字，他立刻容光焕发，可以顺着小本子神采飞扬地一页一页念下去；平时无话可说、不苟言笑的架势顿消。部下们就说：“军团长又活了。”
但四渡赤水期间，他的小本子上基本是空白。彭德怀统一指挥一、三军团取得遵义大捷。林彪也想统一指挥一、三军团搞一次大捷。但打鼓新场战斗被毛泽东否定了。毛泽东让他统一指挥一、三军团的鲁班场战斗，又是一场失利的作战。
其余的便剩下无休止的撤退、转移、回头路、弓背路、马鞍路。
林彪是不会把这些写到小本子上去的。
这些失利却深深印在了他脑海里。
遵义会议后一渡赤水想赤化四川，轻视了四川军阀对四川志在必守；二渡赤水遵义大捷后又想赤化全贵州，轻视了蒋介石对贵州志在必得，这些在林彪眼中，无疑都是毛泽东之失。彭德怀则指挥一、三军团，一仗打出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最大的胜利。而且彭德怀任指挥时，强攻、坚守这类硬骨头基本上都自己啃，迂回、包抄这类避开正面而且有速度就有便宜的好肉，总让他林彪吃，林彪倒也佩服彭德怀这一点。加上鲁班场战斗前两天彭德怀提出无攻破周浑元的可能，建议脱离战场，4月13日又向军委建议入滇，意见都提得十分关键。
所以林彪再未多想，便提出应由彭德怀出来指挥。
有这种情绪的绝非林彪一人。他又打电话又写信，五军团政委李卓然、一军团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朱瑞、保卫局长罗瑞卿都在场，无一人劝阻。
就如井冈山时期林彪怀疑红旗能打多久代表了一种普遍情绪一样，四渡赤水后怀疑毛泽东的指挥也是一种普遍情绪。
4月26日红三军团彭、杨给中革军委拍报：“因我军行动错失争取平彝、盘县的良机，使战略已陷于不利地区”；建议“明日应继续向西北前进渡过东洪江，争取几天休息，解决一切刻不容缓的事件”。其中“解决一切刻不容缓的事件”用语，似也有检讨领导之嫌。
林彪那封信的原文至今未见任何材料披露。当事人的回忆便不免带有某些主观色彩。如：要求撤换军事领导人；要朱、毛下台，主要是毛泽东下台；毛泽东指挥军队作战不行，应当解除指挥权等等。
脑子转得飞快的林彪，似不会如此直露。
《彭德怀自述》中的引述较为可信。彭德怀回忆，林彪信的大意如下：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主持大计，让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说可信，因为符合林彪的性格。不管底下牢骚多大，但涉及到指挥权问题，话还都是绕着弯说的。猛一看，也不是对着毛泽东一人。两个月前关于打鼓新场战斗的争论中，毛泽东提出辞职，也有过让彭德怀暂代前敌总指挥的安排。所以林彪的提议不是完全无据，也并非十分唐突。
这种普遍存在的不满情绪，早已引起毛泽东警觉。但解决的时机还不成熟。
不成熟，毛泽东就不行动。
所以有4月25日对前线指挥员的指示：“中央相信你们对于中央与军委所提出的意见，决不会妨害我们内部的团结一致与保障军委命令的坚决执行”；“你们必须充分发扬你们的果敢机动与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领导全体红色指战员奋勇杀敌，并纠正部队中一切不正确的倾向来完成中央与军委所给予你们的神圣的任务”。
点到为止，不作强行解决。
1929年初，脱离根据地的红四军在赣南、闽西一带打圈，三千多人吃饭都难。不少干部要求分兵活动，要前委开会决定。毛泽东看到一开会分兵可能成为多数意见，就压下不予讨论，对因此而增加的不满情绪也置之不理。实践证明毛泽东是对的。分兵了，便不会有后来大柏地的胜利。
四渡赤水之后，毛泽东又面临这种局面。
成功地抢渡金沙江，使追敌被远远甩在后面，相距一个星期路程。遵义会议以来苦苦追求的渡江北上的战略方针已经实现。毛泽东觉得解决问题的时机成熟了。
恰在这时林彪来信。毛泽东见其一贯信任、本身又擅长运动中歼敌的林彪也出来非议指挥，说明问题已相当严重，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林彪的信成为一剂催化剂。毛泽东立即向张闻天提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张闻天赞成毛泽东的建议。
虽是政治局扩大会议，但扩大到哪一级，限制却很严。参加者不多：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的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一军团的林彪、聂荣臻，三军团的彭德怀、杨尚昆，共8个人。
要求很严，通知的人必须到会。彭德怀正在指挥攻打会理城，从前线撤下来；杨尚昆生病发高烧也不能请假，用担架抬到会场。
会场却很简陋。怕敌人飞机来袭，在会理城外一个称为铁厂的山坡洼地上，临时搭起一个草棚充作会场。军团负责人在草棚里打了地铺。
有两个传看材料：一是一军团林彪来信，二是三军团刘少奇、杨尚昆的电报。
会议气氛紧张。
张闻天主持会议并作报告。报告的大纲会前已经同毛泽东、王稼祥商定。他在报告中严厉批评林彪对毛泽东军事指挥的怀疑、动摇是右倾表现。
毛泽东接过来发言。张闻天矛头对着林彪，毛泽东矛头却对着彭德怀。起初与会者没有觉察到。
毛泽东说，我们几渡赤水，调动敌人，跑路虽苦，但终于胜利渡过金沙江，跳出了敌人的围追堵截，离最近的滇军也有两三天路程，一过江我们同四方面军会合的日子便指日可待了。可是现在却有人对穿插、迂回的作战方针，多跑一些路，有意见，发牢骚，甚至给中央写信，要求改换领导，这是动摇的表现，是右倾机会主义行为。
大家都以为他在说林彪。
临近中午还没有吃饭，彭德怀发言。会理城几攻不克，心中正在着急，便说起军事行动问题。刚说到渡过金沙江进入会理地区是个很大的胜利，发言就被毛泽东打断。
毛泽东大声说，彭德怀同志你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在困难中动摇，这是右倾；林彪写的信，是你鼓动起来的；你向中央隐瞒三军团指战员对作战方针的不满情绪，少奇向中央反映，你不签字；杨尚昆是彭德怀的尾巴，是什么政治委员。
话说得很重，而且突如其来，与会者无不震惊。
彭德怀也毫无思想准备。他进入会场才看到用复写纸复写的林彪的信。看完信后并未介意，以为前敌指挥就是战场指挥。一、三军团在战斗中早就形成了这种关系：有时红一军团指挥红三军团，有时反过来，红三军团指挥红一军团，有时自动配合；完全未想到这里面有多少奥妙。
至于林彪，见到自己的信被作为了会议材料，便觉得情况不妙。现在毛泽东发这样大的火，他赶紧申辩几句，说给中央写信是因为老跑路，心里烦闷；还没说完，毛泽东一句“你是个娃娃，懂得什么？”就把他打断了。
也把他解脱了。
毛泽东还有一些话在会上没有讲出来。他之所以把林彪的信看得很重，因为怀疑林彪的背后有彭德怀，彭德怀的背后有张闻天。
其实彭德怀对林彪写信之事毫不知晓。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旧事重提，被紧急召上庐山批彭的林彪出来说明：会理会议写信给中央，要毛、朱、周离开军事领导岗位，由彭德怀指挥作战，事前并没有同彭德怀商量过，与彭德怀无关。
至于刘、杨那封电报，刘少奇写好后，彭德怀觉得与自己的看法不尽相同，便没有签字，以刘、杨的名义发了。毫不知晓的信说是出于他的鼓动，知晓的电报觉得不合适没有签字，又成为有意向中央隐瞒情况。彭德怀后来说：“当时听了也有些难过，但大敌当前，追敌又迫在金沙江了，心想人的误会总是有的，以为林彪的信，是出于好意，想把事情办好吧。我既没有同林彪谈过话，而同刘少奇的谈话内容也是完全正当的，我就没有申明，等他们将来自己去申明。我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
作为会议主持者，张闻天在会上代表中央批评下面，本身没有受到明显的批评。但当时毛泽东已经听信了个别人的汇报，认为张闻天煽动林、彭反对三人团，要林、彭代替三人团指挥，张闻天到三军团去是与彭德怀勾结等等。会理会议上从毛泽东话语里也听得出来，他怀疑张闻天参与其事，是与彭德怀结合在一起的。
彭德怀觉得难过，张闻天感到委屈。大敌当前，团结要紧，两人在会上会下都没有争辩。
不但未申辩，彭德怀在发言中批评了林彪，更批评了自己。
他说，由于在平桥、鲁班场战斗中没有打好，给部队增加了许多困难，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因而也引起对新领导的某些怀疑，这是不对的。今后应当团结一致，坚决地拥护新领导，在新领导指挥下继续北上，争取早日与四方面军靠近。
一口一个“新领导”，对粗犷的彭德怀来说，也实在不易。别人对毛泽东早改称“主席”了，他还一口一个“老毛”、“老毛”的，用很大劲才改正过来；对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三人团称“新领导”，他真是费劲不小了。
对林彪给中央写信，他只说了一句：事先我不知道，更不是我鼓动他写的。便不再过多解释了。
长征路上，大敌当前，团结对敌压倒一切，维护中央权威十分重要。虽然毛泽东的一些批评与实际情况不符，但被批评者都没有过多申辩。
周恩来、朱德发言，也称赞毛泽东的指挥，支持毛泽东的意见。
会议开了两三天。最后由会议主持者张闻天代表中央作结论，批评反对机动作战、怀疑军事领导的思想，肯定毛泽东的军事指挥，维护遵义会议确立的政治领导和军事领导的团结，克服右倾思想。
会议决定红军立即北上，同四方面军会合。
对会理会议怎么看，争论并不多。在统一红军作战思想、克服存在的消极情绪、确定新的前进方向这些积极意义说完之后，人们都小心翼翼回避党内高级领导人因会理会议产生的裂痕。
但裂痕是无法回避的。
彭德怀说，此事24年内毛泽东提了4次。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第四次提此事时，林彪站出来申明，信是他自己决定写的，与彭无关，一桩公案才终于了清。这件事成为彭德怀在自己被彻底打倒的庐山会议上，唯一可聊以自慰的事。
彭德怀后来总结道：“从现在的经验教训来看，还是应当谈清楚的好，以免积累算总账，同时也可避免挑拨者利用。”
对张闻天的误解，毛泽东到延安整风才完全挑明。1941年六七月小型谈话会上说一次，1943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又说一次。张闻天只有认真对待了。他利用许多同志在延安的机会搞了一些调查，最后在《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中作澄清说：“现在大致可以判明，说我曾经煽动林、彭反对三人团的话，是×××同志的造谣！（林、彭同志关于此事有正式声明）”
这份《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是张闻天的检讨。在长达五万多字的自我剖析中，辩诬文字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处。会理会议便是其中之一。可见其裂痕影响至深。
简单看中共党史，很多人都不理解为什么在四渡赤水毛泽东这神来之笔后，他最信任的林彪会跳出来写这样一封信。为什么要开这么一个会理会议。
关键是不了解、不领悟红军当时的严重困境。这段时期内，从来不发火的朱德也两次发火；从来不叫困难的周恩来也说“相当艰难困苦的一个时期”；从来不骂人的林彪也破口骂人；这种情况下，上上下下从指挥员到战斗员中有想法，有情绪，丝毫没有什么奇怪。不反映出来，反倒是不正常的了。
林彪继续用写信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在对战略方向的认识上他同毛泽东发生了分歧。1935年12月中旬，政治局召开瓦窑堡会议前，征求各军团领导干部对战略问题的意见。林彪借机又写了一信。信中称开辟陕南比巩固和扩大陕北更重要，更有意义。他还开列了一个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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