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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辉煌-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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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也是近代以来出军阀最多的省份。杨森、刘存厚、罗泽洲、邓锡侯、田颂尧、唐式遵、王陵基……都出自四川。最著名的，还是刘文辉、刘湘叔侄二人。
自古便有“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之说。四川以其经济富庶和地势险要，一直是南北军阀争夺的焦点。连年战火中拼杀出来的川军悍将，与迷恋烟灯鸦片的黔军首领大大不同。
共产党有一个“刘瞎子”，国民党也有一个“刘瞎子”。共产党的“刘瞎子”是刘伯承。1916年3月，刘伯承指挥护国军第四支队攻打丰都，头部连中两弹。一弹擦伤颅顶，一弹从右边太阳穴射入，透右眼而出，从此失去一只眼睛。国民党说“刘瞎子”，则指川军总司令刘湘。辛亥革命前，同盟会在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开展活动，不少同学议论时事，慷慨激昂；刘湘却只埋头出操上课，不过问政治，加上眼皮染病，久治不愈，被同学呼为“刘瞎子”。
刘湘不是真瞎。通过瞎与不瞎灵活的转换，他不动声色地奠定了在四川的事业。
1913年8月，川军第五师师长熊克武响应孙中山的“二次革命”，率兵攻打泸州。刘湘则在拥袁的第一师任营长。同学傅常前来策动，他不置可否。待战斗打响，刘湘一句“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带领部队打退了讨袁军部队。
他被提升为团长。
袁世凯称帝后，蔡锷以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的名义，取道四川讨袁。在北洋军张敬尧部炮火掩护下，刘湘率团突过长江，截断护国军归路，使蔡锷大败。“洪宪皇帝”袁世凯特发布命令：“刘湘奋勇督战，连克要邑，肃清江岸，勤勇可嘉，着授陆军少将，并授以勋五位。”
这一年，刘湘刚刚26岁。
护国军泸州战败后，蔡锷让刘湘的同学传话，给他川军第二混成旅旅长职务。在此紧要关头，刘湘政治上不“瞎”了。他看出来袁世凯气数将尽，也不坚持“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暗中接受了蔡锷的条件。
刚接受条件袁世凯就病死。蔡锷攻克成都，成为四川督军兼省长，刘湘则当上了第一师第一旅旅长。不久，黎元洪大总统又授予他陆军中将衔。
拥袁者和反袁者都寻找刘湘，又都拥有了刘湘。袁世凯给他陆军少将，黎元洪便给他陆军中将，蒋介石又给他陆军上将，最后还是一级上将。
这个当初被同学讥为“刘瞎子”的人，纵横穿梭周旋于各种势力的夹缝之中，在新旧军阀混战中硬是熬出了一对火眼金睛。
与蒋介石的关系即是一例。他与蒋并无历史渊源，却在1927年蒋背叛革命前的关键时期，毫不含糊地支持了根本没有见过面的蒋介石。
一报还一报，刘湘统一四川之时，蒋介石也支持了根本没有见过面的刘湘。
统一四川是刘湘长久的梦想。刘湘比刘文辉大4岁，辈分上却是刘文辉的侄子。他与刘文辉联手，打倒四川最强悍的杨森、罗泽洲，四川遂成为叔侄俩的天下。
但中国的天下最难均分，哪怕是叔侄。
叔侄俩各自拥兵十余万，虽然都不想打，却又都不想让。谈了几个月，还是只有一战。
刘湘知道要战胜其叔、四川省主席刘文辉，非得有蒋的支持。他搞了一个《安川计划》，把反刘文辉与“剿共”硬扯在一起：“江西剿共军事虽暂有不利，但只要能确保四川不遭侵袭，使工农红军囿处江西一隅，就不到蔓延成为全国之患，且终有被剿灭的一天。要达到这一要求，就得先求四川军民财政的统一。这一要求之所以不能实现，完全由于刘文辉从中作梗。”
二刘在四川争霸，转瞬间被刘湘变成了大义灭亲，而且是从反共的大局着眼。
他摸准了蒋介石的痛处。刘文辉对蒋介石一向态度暖昧。1929年蒋桂战争中，刘文辉有过与唐生智联名通电讨蒋的记录。1930年又支持冯玉祥、阎锡山反蒋。
所以蒋介石无保留地支持了刘湘。
这场叔侄大战，是四川军阀的最后一场混战。刘文辉大败。
从此四川军阀中，刘湘首屈一指。
但又是黄雀在后。
统一了四川的刘湘后面，站着统一了中国的蒋介石。
刘湘以帮助剿共为名，使蒋介石支持自己挤垮刘文辉统一了四川，现在蒋介石真要以剿共为名来削弱刘湘了——他必须帮助蒋介石去“围剿”红军。
起初刘湘不当回事。他正与刘文辉打得不可开交之时，张国焘、徐向前率红四方面军从陕南进入川北。
直到这支红军击败田颂尧、杨森、刘存厚三个军的“围剿”，发展到5个军8万余人，建立了23个县革命政权后，刘湘才开始觉得情况不妙。
他召集亲信幕僚商议，说了一大堆前后矛盾的话：
“‘剿匪’乃目前当务之急，但与过去一般战争‘能战则战，不能战则不战，不因一时胜负而决定个人一生命运’的情况大有不同。因为‘剿匪’之战一旦发动，就是生死存亡所系，有我就无‘匪’，有‘匪’就无我，是决不能随便的事情。因此，只有拒‘匪’于川外，才是上策。”
他的话因果混乱，局外人很难得其要领。
听其话的却都是局内人，知道要点只在“拒‘匪’于川外”一句。他的中心意思是“驱”而不是“灭”。其余皆为搪塞蒋而说。
但对红四方面军久战不胜，六路围攻失败后，刘湘想金蝉脱壳，便通电辞职。蒋立即来电：“兄为乡为国，均应允负责到底，虽至一枪一弹，亦必完成任务。”
非要刘湘干到最后一枪一弹为止。
损失越大，督之越严。刘湘终于再清楚不过地看清了身后那只黄雀。
红军突围西征后，刘湘接到蒋介石邀其到南京面商机宜的电报。此前他与蒋介石从未谋面。刘湘并不急迫，到南京见蒋之前，先停在汉口，与邓汉祥密商。
蒋介石为了随时知道地方实力派动向，曾给白崇禧、刘湘一人一部电台。后来白崇禧、刘湘为了把握蒋的动向，都在上海派有固定提供消息的眼线。白崇禧放在上海的是王建平，刘湘放在上海的，就是邓汉祥。
邓汉祥在汉口告诉刘湘，蒋介石主要想利用川军阻止红军西进，以期达到他所希望的两败俱伤的目的。然后借口防堵红军，派重兵入川，实际掌握川局。
邓汉祥告诉刘湘的话，与湘江防堵前王建平告诉白崇禧的如出一辙。
白崇禧就是听了王建平一席话，下决心敞开了湘江大门。
邓汉祥一席话，也使刘湘不再三心二意。
他对邓汉祥说：“我的主意已经打定。红军西来的目的，究竟是拿下四川还是过路，现在尚难判断。假如他们的目的在拿四川，当然我们吃不消，但是以官兵保卫桑梓的关系，又是以逸待劳，也未尝不可一拼。幸而站得住，四川依然是我们的。如果红军只是假道，那就不成问题。但蒋介石如果借这个机会派军队入川，则我们同红军作战的结果，幸而胜，也是替蒋造机会，若失败，那就更不必说了。所以无论如何，要阻止蒋介石派兵入川。”
刘湘也是防蒋胜于防共。
蒋也同样，借机剿灭西南军阀胜于剿灭红军。
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早已预见到这种中国的特殊现象。
1934年10月20日，刘湘抵达南京。初次见蒋，他一副笨拙迟钝的样子，连话都说不清楚。次日再渴蒋，依然如故。蒋见状不愿直接与他再谈，叫杨永泰、张群、吴鼎昌去具体交涉。这正合不愿在蒋面前讨价还价的刘湘心意。连蒋介石的高参杨永泰这样精明的人都被蒙骗过去，以为素有雄才大略之称的刘湘，不过是一个窝囊废刘表而已。
但杨永泰眼中的这个刘表，很快就表现出决不会大意失荆州。不管怎么磋商他也坚决不让步，最后只好取消了蒋介石提出的中央军九个师入川的提议。
刘、蒋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仍由刘湘担任四川“剿匪”总司令负全责，中央尽量补助饷款弹药；
第二，改组四川省政府，以刘湘为主席；
第三，组成南昌行营驻川参谋团，任命贺国光、杨吉辉为该团正副主任。
从先被称为“刘瞎子”、后被看做刘表的刘湘手里，蒋介石挖空心思也只派进去一个参谋团。
刘湘回川后，将新政府迁住重庆。他的方针是北守南拒。
在川北，由唐式遵率5万部队与邓锡侯、田颂尧合作，堵住红四方面军。
在南面，调集川军主力布防于宜宾至江津间的长江南岸，以潘文华为南岸“剿匪”总指挥，阻止红军过江。
刘湘告诉潘文华：“问题的严重不在于红军。中央军跟随红军之后进入川南，我们提不出任何理由拒绝。我们同红军固然水火不相容，但还有一个共同点，都是蒋介石要消灭的对象。最好是朱、毛把蒋介石的大军带走，不要带进四川。”
这一点上，刘湘比王家烈精明百倍不止。不管路过还是不路过，他的根本方针是既不让红军入川，也不让中央军入川。
“请神容易送神难。”刘湘牢牢记住了中国这句老话。在西征的红军面前，他有软的一面，也有硬的一面。红军假道则软，红军入川则硬。
他最担心的是，红军总司令朱德、参谋长刘伯承都是四川人，多年在川滇一带作战，足智多谋，地形又熟悉，很可能要率领红军取道泸州、宜宾渡过长江。他对潘文华反复叮嘱：一旦发现红军入川企图，就抱必死决心，奋勇阻截。
刘湘猜中了。遵义会议上，正是刘伯承和聂荣臻提出北上入川，建立川西北根据地，进而赤化四川。会议同意了这个新的发展方向。
惯于利用敌人矛盾的毛泽东，虽然在遵义会议后取得了军事指挥权，却并不知道刘湘的这些情况。毛泽东指挥作战每每讲究出敌不意，这回的行动，却落入刘湘的意料之中。
1935年1月中旬同时召开着两个会议。红军召开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北上入川；川军也召开重庆团以上军官会议，防堵红军入川。刘湘在会上提出判断，红军很可能“沿赤水河出合江，渡长江北上；或经古蔺、永宁（叙永）出泸州北上”。
这一判断是准确的。与红军野战军司令部下达的《渡江作战计划》基本一样。红军还未渡江，却已经丧失了出敌不意的主动权。
倘若当时知道刘湘这些底数，红军野战军司令部的《渡江作战计划》会重新改写吗？
第十一章 苦难辉煌
毛泽东一生打过四次败仗，两次发生在四渡赤水；遵义会议后又差点儿丢掉前敌总指挥职务。吴奇伟穷追红军一路，1949年10月1日却立于开国大典的观礼台。红军战略决策的变化令人眼花缭乱。没有句句是真理，只有步步实事求是。
一、“不二过”的毛泽东
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
所举四次败仗，两次发生在四渡赤水之间。
又有红军《长征组歌》中豪迈地唱道：“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两次败仗与用兵如神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遵义会议确定红军新的方向是渡江入川。
1月16日24时，野战军司令部为“向赤水地域转移进行新的布置”发出电报，指挥各军团向遵义西北方向移动。以后每日发一类似电报，连发三次。
1月19日，野战军司令部离开遵义。
1月20日，野战军司令部下达《渡江作战计划》：经川南渡江后转入川西北，协同四方面军实行总的反攻，争取赤化四川。
1月22日，中央政治局及军委致电四方面军，告以中央红军渡江北上计划，指示其“向嘉陵江西进攻”，配合一方面军北上。
1月23日，潘文华令郭勋祺率领两个旅向土城前进，于赤水河东岸地区拉住红军，不让其入川。
黔北一带顿时成了一个巨大的棋盘，双方指挥员调兵遣将，步步逼近，剑拔弩张。
1月25日，红一军团进占土城，并向赤水城推进。
赤水城却被川军先期占领。
土城地处贵州西北，是赤水东岸重要渡口，黔北大道要冲；其东、南、北三面为险峻山岭，为西渡赤水的良好地域。
赤水城地处川黔交界，东南部山大坡陡，西北部河谷开阔，公路毗连附近的川黔各县，更是中央红军北上入川必须通过的要点。
这两个要点，一南一北，是中革军委《渡江作战计划》规定必须夺占之地。两点中间，为中央红军西渡赤水的广大地域。攻占并保有这两地，是实现北渡长江、进而赤化四川的关键。
红军先于川军占领了土城，取得西渡的有利地位。川军却先于红军占领了赤水城，阻碍了红军的北上。双方虽各有得失，但红军渡江北上的作战计划，一开始就被打了折扣。
有必要审视一下红军的对手——川军将领郭勋祺。此人与四川籍共产党人杨闇公、刘伯承、陈毅等人的关系非同一般，有很深的交往。
郭勋祺是四川华阳人，自幼家庭生活十分困难，在药店当过学徒。当兵后因作战勇敢，得到潘文华的器重，由文书上士一路晋升到团长，陈毅的大哥陈孟熙就在郭团当过文书。1922年陈毅从法国勤工俭学回来，至万县找其兄，也认识了团长郭勋祺。不久陈毅去重庆，郭亦调重庆任六十五旅旅长，两人经常来往。
1925年8月吴玉章到重庆，在莲花池建立了由共产党员参加领导的国民党临时省党部。郭勋祺参加活动中结识了中共重庆地委书记杨闇公和李筱亭等人，思想逐渐倾向进步。在杨闇公主持的以国民党省党部名义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又和素有旧谊的刘伯承等人频频交往。
郭勋祺的这些活动潘文华也都知晓，但认为这些友情关系无大碍，对郭也尽量迁就。
但郭勋祺与这些共产党人的关系，比友情关系可进了一步。1927年3月30日中午，郭勋祺得知川军要破坏预定第二天举行的重庆声援南京惨案群众大会，立即亲去告诉杨闇公、李筱亭等人。杨闇公决定会议不变，照常举行。郭不放心，第二天带着几个弁兵赶到会场。临开会前，潘文华派传令兵向郭报告：“师部召开紧急会议，请旅长快回去！”同时递过一张“事急速归”的纸条，郭马上将纸条给杨闇公等人看，并对两名弁兵说：“你们留在这里，一定要保护好杨委员。”即返回师部。
这时大家才意识到问题严重，正要撤离会场，枪声响了。川军对到场群众开始血腥大屠杀，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三三一”惨案。
在全城搜捕共产党人的白色恐怖中，郭勋祺将肖华清、周钦岳等共产党人安置在自己的公馆，然后把他们装扮成弁兵，亲自护送上船去武汉。陈毅不知道重庆如此吃紧，4月2日从合川来找杨闇公汇报工作，只见到处岗哨林立，盘查甚严，行动甚难，便找到郭勋祺。郭留陈毅住一夜，次日将陈毅化装成买办，买好船票，坐上郭的轿子，派亲信副官护送上船赴武汉。郭又得知杨闇公也急着要去武汉，便让其六妹杨丽君转告他千万不可外出活动。但杨去武汉心切，化装上船后不幸被捕遇难。
郭勋祺的这一系列活动被人向刘湘告密，刘湘便撤其旅长之职升为副师长，不让他掌实权。
刘湘之所以没有把郭勋祺一撸到底，一个原因是照顾潘文华的情绪，另一个原因就是考虑到郭与共产党有关系，日后也许有要用之处。
可以说刘湘的城府的确不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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