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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辉煌-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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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初，红一军团先头部队轻取第二道封锁线的中心、湘粤交界处的城口。城口守军多系保安队，根本无法与主力红军抗衡；北面汝城的湘军仅一个旅，只有干瞪眼，除了困守孤城之外毫无作为；南面陈济棠倒是兵员甚众，但都集结在纵深处的南雄、仁化、乐昌一线，力图自保，根本不愿使防线向北延伸与湘军防线衔接。
于是第二道封锁线在汝城与仁化之间，出现一大大的缺口。
11月8日，中央红军通过汝城以南、城口以北地域。在一线横列于仁化、乐昌之粤军检阅般的注视下，徐徐通过了第二道封锁线。
陈济棠再次为红军让出了前进通道。
粤军本来有可能对红军造成大的损害。
10月27日夜，陈济棠警卫旅第一团发现当面红军乘夜徒涉锦江，队伍庞大，且含有乘骑和辎重，估计是高级指挥机关的队伍。团长莫福如立即电话报告，要求半渡出击。
他得到的回答是不受袭击，不准出击。
莫福如团得到如此回答，只得隔着夜幕观察在其前方川流不息的红军大队。
是夜，红军队伍在锦江方面安全无阻，不断西行。
两道粤军构成的封锁线内，随处可见修筑在公路两旁、山坡岭头等要害位置上大大小小的碉堡。这些碉堡或砖石或钢骨水泥结构，根据地形、射界，或成四方或成六角，分为排堡、连堡、营堡，堡内只有一条小门出入，全身像裹着铠甲，可以避弹。堡垒之间形成交叉火力，卡断公路，封锁要隘。若真打起来，对红军肯定会造成很大阻碍。但这些碉堡均被后撤的粤军放弃了。红军和部分当地老百姓拆的拆，烧的烧，烟尘蔽天，老远望去像古战场上的烽火台。
所以在陈的防区内，红军前锋部队能够以每天近百余里的急行军速度开辟通路。红军后队能作搬家式、甬道式的前进，把坛坛罐罐一直保留到了湘江边。
陈不让路，便不可能。
所以50年过去，邓小平在北京还夸赞陈济棠。
二、“朱毛确在军中”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著的《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中，有这样的记载：
“1934年11月12日，南路军李汉魂师破红军第一军团于粤北乐昌九峰延寿间，获枪六千，收复城口。”
这就是蒋介石当时颇为重视、认为是弄清红军情况的最有意义的“延寿之役”。蒋介石确信红军“确实倾巢西窜”；“一、三军团在前、五军团在后，朱、毛确在军中。歼灭此股，关系国家成败，应特加注意，倍加奋勇”。
这也是陈济棠即将完成其让路使命时，出现的闪失。
起因是他的侄子、粤军第二师五团团长陈树英。
本来担任尾追的粤军第二师和独二旅，一直距红军一天或半天的行程。11月6日中途得报：延寿附近一带山地森林发现有大股红军在掩蔽休息，似零散人员及后卫部队，状极疲劳。陈树英闻讯，立即率五团急进，在汝城境内的延寿金樽坳与这支红军接上了火。
陈树英平日仗其叔父权势，好大喜功，飞扬跋扈，却不知道陈济棠为了保密，与红军之间的安排连他这个侄儿都不告诉。在追击路上陈树英曾经大骂其他部队不阻击，让共产党从眼皮底下经过，全是饭桶。此番便认为是他大显身手的时候，未加犹豫，便猛扑了上去。
战斗的规模不大，时间也不过一昼夜，但红军战斗顽强，陈树英团损失不小。该团第一营官兵伤亡尤其严重。营长负伤，副营长也被红军俘虏，隐瞒了身份才逃了回来。全团上下，极其狼狈。粤军独二旅也受到相当的损失。陈树英惹出了乱子，又无法独立收拾。红军乘夜撤离阵地，他不敢跟踪尾追，连红军的去向也弄不清楚。
占便宜的是率独立第三师赶上来加入战斗的李汉魂。
李汉魂部在战斗中以压倒优势兵力袭击红军后尾，抓到了几十名俘虏。据称其中发现了红军一、三、五、九军团的番号。
原来中央红军通过第二道封锁线后，因为无地图可循，再加上侦察情报的不准确，林彪的一军团及随后的九军团在乐昌东北的延寿、九峰之间的深山峡谷中和羊肠小道上走了弯路，几乎浪费了一周时间。绕过这些自然障碍后，中央和军委纵队及其他兄弟部队都走在了前面，一、九军团由前锋变成了后卫，散失落伍者不在少数，尾追之敌也十分迫近了。
李德回忆说，因为这次军委指挥的失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向三人团发动了激烈攻击，特别是针对李德。李德说“我们承认，在确定第一军团行军方向时，我们犯了错误”；“使得第五、九军团好几天都陷入损失巨大的后卫战斗之中”。
其实李汉魂并未和林彪的主力碰面。他所称抓到的红一军团俘虏，多是伤病失散人员。一军团之后的九军团损失大一些。
直到1949年，林彪率领第四野战军百万之众南下时，李汉魂还在和别人谈论此役。他认为当年唯他曾给林彪的红军一军团造成很大损害。
他可知林彪曾经是他的部下？延寿、九峰之役是他与林彪的第三次邂逅？
第一次在北伐战争中的临颖战场，那是李汉魂名声大振的地方。
1927年4月底，武汉政府举行第二次北伐，李汉魂时为第四军十二师三十六团团长。十二师作为先遣队首占河南驻马店。这时张学良率领奉军精锐第三、第四军团五万余人来攻。张部强渡骡河，北伐军第三纵队魏益三部望风披靡，不战而退。十二师势孤力单，随军行动的苏联顾问鲍罗廷也主张暂时退却，并在会上形成定局。
唯独一个李汉魂力排众议，坚持不退。他联合各团军官向师部请愿，再三陈说利弊，建议固守待援。最后连固执的鲍罗廷也被他说服。
奉军面对这支孤军而立的北伐部队，颇感震慑。因为不明底细，竟未来攻。
李汉魂就此在军中出名。
5月27日，北伐军在河南临颖、鄢陵地区与奉军展开决战。李汉魂率团星夜投入战斗。夜战中双方伤亡均大，战况惨烈，北伐军战线几乎动摇。天亮后总指挥张发奎亲临前线，见李汉魂救火队一般奔波于左、中、右三面抢堵突破口，力挽危殆的战局，大为感动，乃命令前线附近所有各部，不论番号何属，一律归李汉魂指挥。在猛烈的炮火之下，奉军渐感不支。李汉魂见状立即向指挥部建议实施反击。未等指挥部研究批准，他竟一声令下，迫不及待地率三十六团跃出战壕，勇猛出击。左右翼友邻见三十六团发起冲锋，便一齐鼓噪。顿时地动山摇，北伐军形成无命令的全线总攻。奉军土崩瓦解，狼奔豕突。李汉魂戴着手下一名通信兵扣在他头上的钢盔，率队一直冲进临颖城南门。下午3时，北伐军的革命红旗由李汉魂高高插在了临颖城头。
临颖之战后，奉军望风披靡，许昌不战而下，北伐军一路占新郑、下郑州，与冯玉祥同时攻人开封，南北大军胜利会师。
林彪也在这个战场，战场作风与李汉魂也颇为近似。他所在的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一营三连奉命追击潮水般溃退的奉军至渭河边，连长突然命令停止追击，理由是上级有令不可穷追，需等待友邻，以免孤军深入云云。林彪坚决要求继续追击，并且不待连长下令，便率领他指挥的那个排杀向北岸。其他各排竟然也甩下连长，皆随林排之后跟进，迫使北岸奉军既来不及炸桥，也来不及布防，纷纷缴械投降。一仗下来，三连竟然俘虏奉军八百余人。
李汉魂、林彪两人，皆敢于主动出击、敢于抗命而战。
李汉魂由第四军十二师三十六团团长，提升为第四军二十五师师长。
林彪由第四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一营三连排长，提升为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三营七连连长。
李汉魂成为林彪直接上级的上级的上级。
因为当时林彪的地位低，后来相当一段时间内，李汉魂并不知道威名赫赫的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竟然出自他的部下。
两人交往的第二次，是八一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的主要力量，来自于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与二十四师师长叶挺、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皆是黄埔陆军小学第六期的同学。李汉魂毕业时是全校第二名，在三人中学习成绩中最好。
三位同学在南昌，却兵戎相见。
共产党员叶挺参加了南昌起义，还是起义的骨干和主力。国民党员张发奎和李汉魂则想阻止这场起义，且商量好借在庐山开会之机，扣留叶挺。
叶挺不上庐山而率部队去南昌，李汉魂就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他手下的三个团，除七十四团外，七十三、七十五团的基础，皆是原先叶挺的独立团，李汉魂根本无法控制。8月1日早晨，他找来七十三团团长周土第，做最后的争取。他悄声对周说：“张总指挥很称赞你，要重用你，希望你跟他走，不要跟共产党走。”
谈话无效，二十五师的七十三团、七十五团及七十四团重机枪连于8月1日下午拉出驻地，直趋南昌。李汉魂得讯，与总指挥张发奎带着卫队营跳上火车直追，还想把部队拉回来。追到德安车站以北他们向起义部队喊话，遭到猛烈的火力回击。张发奎与李汉魂狼狈万分，跳车而逃，卫队营则在德安车站被包围缴械。
当时担任殿后任务、在德安车站以北向张发奎、李汉魂乘坐的列车开火的，就是林彪所在的第七十三团。
这是李汉魂与林彪的第二次交往。
只有在同一战壕中，才有上下级之分。道路不同，便就是对手。
林彪与李汉魂的这两次交往，李汉魂竟然长期不知。
第三次即此番的延寿之役。此时李师长手下的林连长已经是红军主力第一军团的军团长，而李汉魂则在多年军阀混战、派系倾轧中漂浮不定，虽然还是师长，但独立第三师与当年铁军之第二十五师相比，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出任红军主力军团长的林彪，再也不是当初只指挥一个排、一个连的林彪。
李汉魂也不再是当初那个单纯得只知道一往无前的李汉魂。
延寿之役第二天，从延寿向九峰挺进途中，因浓雾细雨，加上双方联络不畅，独三师与叶肇的第二师发生误会，冲突持续两个小时，双方伤亡不小。李汉魂正在搞延寿之役的战报，便顺手把这次误会中的伤亡数字也加上，将延寿之役弄成了一个规模相当的战斗。
延寿之役既可使陈济棠从连失两道防线的责任中脱身，也可使他和红军的协议及对粤局的安排泡汤。陈济棠立刻拟定两封电报。一封致蒋委员长呈报粤军战绩：“获枪六千，收复城口”；另一封则是敲打李汉魂等人：
伯豪兄：
关于金樽坳战报，备悉。我军以“保境安民”为主。
陈伯南穗总参××
收到电报的李汉魂绝对不是傻瓜。
陈济棠对李汉魂微妙不言的指责，尽在“保境安民”四字之中。
延寿之役发现了红军一、三、五、九军团的番号，蒋介石认为是弄清红军情况最有意义的一仗。在此役之前，蒋军空军负责侦察红军动向，却总是摸不到真实具体的情况。延寿之役使蒋最终判断红军的突围不是战术行动，而是战略转移。
蒋介石对粤军的延寿之役后来一再嘉勉。李汉魂也因此见重于蒋。
但自此之后，李汉魂师虽然奉命沿着红军西进的道路尾随追击，却再没有和红军发生过战斗。
后来非陈济棠嫡系的余汉谋、李汉魂等人先后拥蒋反陈，但在蒋面前什么当说、什么不当说还是知道的，他们都没有向蒋泄露陈济棠给红军让路的秘密。不是因为忠于诺言，因为自身也参与其间。
至于直接参与陈济棠与红军协议的人，从神秘的“李君”，到杨幼敏、黄质文、黄任寰等人，更是多少年来一直守口如瓶，至死也没有一人将此事见诸文字。
谜底直到1982年才解开。该年10月，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何长工发表回忆录《难忘的岁月》，其“粤赣风云”一章中，这位当年的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披露出长征前夕他亲自参与其中的这段鲜为人知的内幕。
毕竟时过境迁，那些把何长工老人的回忆当做重复陈年故事的人们，一定在看到这一章以前就合上了书本。隐蔽了48年的秘密仍旧躺在《难忘的岁月》之中，维持着岁月的尘封。
又过了将近4年，1986年9月13日，香港《大公报》根据何长工的回忆录，发表滕文著《陈济棠让路记》，才使陈济棠与共产党人半个世纪前的秘密真相大白。海外人士方才领悟，邓小平夸赞陈济棠的建树，除了珠海桥、西村水泥厂、中山纪念堂、市政府大楼、中山图书馆、中山大学这些有形物之外，还有这个异常重要的贡献。
三、狭路相逢
中国现代史上，屠杀共产党人最为凶狠的，一是蒋介石，另一便是何键。
大革命时期，两湖的工农运动在其部下许克祥、夏斗寅的屠刀下，备受摧残。工农苏维埃割据兴起后，对苏区的进剿、会剿、“围剿”，回回少不了何键。他颁布“十大杀令”，对苏区人民实行血腥屠杀，反复扫荡。
都把他当做罪大恶极的刽子手去恨了，没想到这个新军阀竟也是打游击出身。
1916年，29岁的何键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步科，分配到湖南陆军第一师。师长赵恒惕嫌他岁数过大，不想接受，后见其体格魁梧，才勉强任命为少尉排长。
何键与蒋介石同岁，皆生于1887年。这年29岁的蒋已做到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参谋长了，29岁的何键才刚刚出任排长。
如果没有军阀混战，其军旅之途绝非光明。
1918年3月，北洋军阀张敬尧进攻湖南，湘桂联军战败。何键在战斗中连枪都丢了，逃到长沙后，赵恒惕给他一纸手令，叫他去湘东收集溃兵散枪。
他创造性地发挥了赵恒惕的本意。他回到家乡醴陵之后，打起“保境安民”旗号，联络同乡、保定军校同学刘建绪等人，组织起游击队来了。
他看准了时机。对张敬尧在湖南的暴行，当地人民恨之入骨。当时上海《民国日报》报道说：“醴陵全城万家，烧毁殆尽，延及四乡，经旬始熄；株州一镇，商户数百家，同遭浩劫；攸县黄土岭一役，被奸而死者，至女尸满山，杀人之多，动以数万”；“人民流离转徙，死不能葬，生不能归”。何键未到前，当地一些青壮年已聚集起来，以梭镖、鸟铳、锄头、竹竿等为武器之行自卫。听说何键组织游击队保卫家乡，便纷纷投效。何键这支山地游击队发展很快，依托醴陵西南险要山地，还多次挫败了张敬尧的进剿。
队伍的迅速扩大，引起退驻衡阳的湘军总部重视。1918年5月31日，湘军总司令程潜任命何键为“浏醴游击队司令部”司令兼第一支队队长。
何键做起了20世纪湖南游击武装的开山鼻祖。
这位游击司令游击了不到两年便被收编，从此在唐生智部下飞黄腾达。
醴陵以东，即著名的罗霄山脉。后来离当年何键游击区不远的罗霄山脉中段，另一支游击武装迅猛发展起来，震动了整个中国。它的领导人是毛泽东。
当年何键被张敬尧“围剿”，后来何键则加入了对毛泽东的“围剿”。
对何键来说，也许终生最为艰难的任务，就是对红军的“围剿”。
现在他带领湘军布防于湘南良田、宜章间的第三道防线，阻止朱毛红军西进。
湖南有过长沙失守的例子。这在全国各个省会之中，是唯一的一例。得知中央红军向西南方向突围，湖南统治阶层上上下下极为紧张，皆认为数十万蒋军都不能将红军剿灭，现在让湘军完成正面防堵，风险太大。此时不光是何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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