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辉煌-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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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命令完全是多余的。部队早已在板垣征四郎的安排下行动了。板垣在电话上一遍又一遍向各部队重复同一句话：“我是板垣，立即按计划进行。”

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就这样在板垣、石原等人的直接策动下发生了。

西方称“九一八”事变为“一夜战争”。

事变第二天，日本内阁召开会议，作出不扩大事态的决定。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还以为关东军少壮军官的行为是犯上。他给板垣打电话通知不要扩大事态，并通过外交途径处理善后。板垣给他一个硬邦邦的回答：“为国家和军部的威信，军部的方针是彻底干下去。”

板垣不仅指挥了关东军部队，还以关东军司令官的名义给驻朝日军司令林铣十郎拍报，要求派遣部队增援。驻朝日军步兵第三十九旅团于9月21日下午渡过鸭绿江，进入中国东北。林铣十郎司令官连参谋本部的命令也未接到，凭板垣一个电报就采取了调动大部队的行动。

板垣征四郎加上石原莞尔，一个大佐，一个中佐，竟然完成了应是参谋总长和陆军大臣职责的指挥关东军发动战争和驻朝日军的越境出动。

当时日本内阁首相是若槻礼次郎。这位虚权首相后来写了《古风庵回忆录》，以《不听从命令的军队》为题，洗刷自己的责任。他记叙说：“内阁制定出关于不扩大事态的方针，并责成陆军大臣将此方针下达给满洲军，但满洲军却仍不停止前进”；“驻满洲的兵力大约只有一个师团。为此，满洲军向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讨援兵，林立即派往满洲两个师团。本来，不得到准许的敕令是不能向外国调动军队的。可是，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官未经这道手续就调兵了。”

军部留给内阁的事情只是办理手续、批准经费。但在内阁会议上，有的成员反对支出军费，以作为对军部无视内阁的惩罚。但善揣摩天皇本意的若槻首相是聪明的。他说：“可是，在未出兵期间，自当别论；如若出了兵还不给其军费，军队连一天也不能生存，因为军队还要吃饭。那么，如果把这些军队撤回，就有可能全军覆没，因为满洲军仅以一个师团的兵力进行冒险。所以，既已出兵却不给其经费，不仅南次郎（陆军大臣）和金谷（参谋总长）感到为难，而且连日本侨民也要倒霉。于是，我不顾内阁成员反对与否，马上去觐见天皇，上奏说，政府正在考虑对朝鲜军派兵的问题支付经费。我退出后，金谷来到天皇前面，得到了出兵的敕令。”

若槻礼次郎回忆到此，似乎很轻松就摆脱了自己的责任。似乎政府对发动侵略的责任充其量只是软弱无能。

身为首相，却忘记了连平民也深知的道理：那拨出的经费可绝不仅仅是用于吃饭的。从哪一个国家的宪法上看，政府首相也不仅仅是军队的司务长。

天皇又多了一道发动战争的掩护。若槻心甘情愿用自己做这道掩护。

得到充足经费的关东军，其势更难被内阁抑制。

若槻自己也说原先“满洲军进入铁路的西侧是为了要守护嫩江铁桥。本来认为到了嫩江总可以停止，不料敌军就在附近不得太平，于是又继续前进。既然如此，就说决不许越过中东铁路线。陆军大臣说，不会叫他们越过中东铁路线，而满洲军却已到达齐齐哈尔，进而直抵黑河。这样就发生了日本军队可以不听从日本政府命令这一令人奇怪的事情”。

如此前出的结果，还令那个精于谋划的石原莞尔参谋难受得掉下泪来。

当时迫于形势，日本当局还不敢宣布直接吞并满蒙。在关东军参谋机关9月22日只用一天时间就炮制出来的《满蒙问题解决方案》中，石原莞尔特别加上了这样一句话：

“本意见（注：指直接吞并满蒙）为九月十九日满蒙占领意见。陆军中央部对此不屑一顾，而且建川少将也根本不同意。所以，我们知道该意见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得到实行的，吞下万斛泪水，退让至满蒙独立方案，以作为最后的阵地。但是，我们确信良机将再会到来，满蒙领土论总有一日会实现。”

掉泪的原因就是原来设想将满蒙一口气并入日本领土，而现在不得不妥协于建立“受我国支持的中国政权”。石原莞尔以为这是关东军与军部和日本政府的妥协，而不是日本的侵略野心和现有实力的妥协。

傀儡政权只不过是个面具。但石原莞尔连面具也不想要。

某些时候，泪水比怒吼还要疯狂。

“九一八”事变乱子闹得不小，日本国内方方面面并没有准备好。国际社会也舆论沸腾。但板垣一干到底。他对身边人说：“外国的目光很讨厌，在上海搞出一些事来！”“把外国的目光引开，使满洲容易独立。”为转移各国对中国东北的注意力，他给日本驻上海公使馆武官田中隆吉拍电报：“满洲事变按预计发展，但中央有人因列强反对仍持怀疑态度，请利用当前中日间紧张局面进行你策划之事变，使列强目光转向上海。”

田中隆吉不会白干，板垣特意给他送去了两万日元活动经费。当时日本陆军因“九一八”事变大出风头，总想南下的海军也不甘寂寞，想在南面弄出点儿什么事情来。

田中隆吉设计了几个日本和尚在上海被打的事件，1932年初，挑起“一？二八”事变。

一部与中国现代史交叉的日本现代史，应当仔细阅看。否则就很难明白，为什么主持皇姑屯事件的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而不是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左右“九一八”事变的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而不是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为什么昭和军阀少壮派军官的皮靴能够踏过田中义一完成第一次膨胀，踏过滨口雄幸完成第二次膨胀，踏过犬养毅完成第三次膨胀。

前奏越是隆重，后果越不可阻挡。

此后，在日本已经没有任何势力能够阻止昭和军阀集团对军部的控制、军部对日本政府的控制了。中国成为这些军事狂人的头号目标。

当中国统治者蒋介石一心对内，一步一步从动员地区力量到动员全国力量“围剿”各个苏区根据地红军的时候，日本陆海军像一部一次又一次补充动力的军事机器，一步一步向侵略中国的目标迈进。一步一步完成了从滨口雄幸首相的文官政治到广田弘毅内阁法西斯统治的更迭。

第六章　陷落

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也要打假。由于博古的苦衷，李德扮演起现代钟馗。第五次“围剿”蒋介石三遇其险，最伤心处的打碎了毛福美的腌菜坛。一个前共产党员攻占红都瑞金。出发长征的中国工农红军，开始了最深重的苦难，也是最耀眼的辉煌。

一、外国的月亮圆（二）

第五次“围剿”，是蒋介石准备最充分的一次“围剿”。

调集的兵力最多。用兵100万，几乎是倾全国之兵。其中用于中央苏区50万。各地除留守部队外，凡能机动的部队都调来了，嫡系部队更是倾巢而出。

准备的时间最足。1933年5月，蒋介石就在南昌成立了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指挥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7月开办庐山军官训练团，用两个月时间分3批，将“围剿”主力北路军排以上军官7500余人全部轮训一遍。9月18日轮训结束，7天以后战斗发起。

战略战术研究最细。蒋介石在庐山反复研究，顾问团的德国将校们也参与意见拟订出一套全新的军事方案，即以堡垒封锁和公路切割为核心的持久战与堡垒战。其要旨是：“以守为攻，乘机进剿，主用合围之法，兼采机动之师，远探密垒，薄守厚援，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对峙则守，得隙则攻”；加上陈诚在庐山搞出来的“一个要诀”，“两项要旨”，“三个口号”，“四大要素”，“六项原则”。

9月25日，“围剿”军事行动开始。北路军前敌总指挥陈诚指挥三个师突然向黎川发动进攻。

陈诚的动作很快。

按照中革军委的作战方针，红一方面军1933年9月27日发布《关于歼灭黎川之敌后在抚河会战给各兵团的行动命令》，计划“首先消灭进逼黎川之敌，进而会合我抚西力量全力与敌在抚河会战”。

但命令发布第二天，便丢掉了苏区北大门黎川。9月28日凌晨，黎川被敌人占领。

为恢复黎川，红军进行了一系列艰苦的战斗。彭德怀率主力应急返回，进攻硝石、黎川之敌；林彪也率主力攻击和牵制南城、南丰之敌，保障彭德怀对黎川地区的进攻。

防守硝石的敌二十四师师长，即当年发动“马日事变”的许克祥。

彭德怀连攻硝石数日，不克；林彪也未能挡住南城之敌东援。陈诚指挥李延年第九师、黄维第十一师、霍揆彰第十四师、李树森第九十四师进抵硝石。蒋军嫡系四个主力师的到来，迫使彭德怀于当晚撤出战斗。

黎川失守和三军团攻硝石数日不克，使抚河会战计划告吹。林彪率一军团攻资溪桥又数日不克，与敌人在资溪桥地区决战的计划也不得不放弃。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第一步，红军就丧失了主动权，陷入被动。

虽然都是过去的对手，但保守实力消极避战现象和一味突击狂躁轻进现象不再出现。敌人好像换了一批人：前进果断且联系紧密；防守坚忍且增援及时。

敌人在变。

应该敌变我变。我们怎么应变呢？

就在蒋军军事行动开始、陈诚向黎川进攻的9月25日，一个后来被称为“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的人到达中央苏区。

他从何处来？真是来自共产国际吗？他来干什么？他的到来，将给中国工农红军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仅仅为了弄清他的真实身份，就用掉中国共产党人半个多世纪时间。

必须从更远的源头去追寻这一复杂线索。

1931年6月1日，共产国际的信使约瑟夫在新加坡被英国警察逮捕。审问结果，发现约瑟夫向马来亚共产党人转递的经费来自上海，其携带的文件中还有一个上海的电报挂号和邮政信箱。

新加坡是英国殖民地，上海又有英租界，英国人高效率地作出了反映：立即通知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租界警务处也迅速查实了两处可疑地点：

一处为上海四川路235号4室，房主是NoulensRueSg（诺伦斯？鲁格），中文名牛兰；其妻GertrudeRuegg（格特鲁德？鲁格）中文名汪得利昂，被称为牛兰夫人；夫妻俩持比利时和瑞士护照。

另一处为南京路49号30室，泛太平洋产业同盟驻上海办事处，负责人也是牛兰。

6月15日，牛兰夫妇被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逮捕。

由于事先毫无预兆，密码和账簿都来不及转移，被租界当局如数缴获。

确实是迅雷不及掩耳。

此即著名的牛兰夫妇被捕案。

今天回顾这桩当年轰动整个东方的要案，应该叹服共产国际秘密工作者的素质和纪律。上海租界当局从多方入手，却无法查实牛兰夫妇的真实身份。最后他们企图从牛兰一家人所操的语言上打开缺口，以证实嫌疑犯确实来自苏联，结果发现即使牛兰夫妇当时年仅4岁的儿子吉米，也只会说德语。

几十年时间过去，不要说当年租界当局的审讯者和后来国民党政府的审讯者没有搞清楚，就是知道牛兰夫妇是共产国际秘密工作人员的中国共产党人，也一直不知道他们二人的真实姓名和经历。

一直到20世纪末苏联解体、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大量秘密档案被公布，牛兰夫妇的儿子、年近70岁的吉米老人，才第一次将其父母的真实情况披露给世人。

牛兰的真实姓名是雅可夫？马特耶维奇？鲁德尼克，1894年出生于乌克兰一个工人家庭，10岁失去父母。1914年毕业于基辅一所商业学校，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因作战勇敢进入圣彼得堡军事学校学习。1917年2月在推翻沙皇统治的斗争中开始革命生涯，成为布尔什维克的一员，担任“芬兰团”政治委员，十月革命时率队攻打冬宫。1918年被选入捷尔任斯基领导的肃反委员会“契卡”，到欧洲数国执行任务，在法国被捕，被判处两年徒刑。1924年刑满返回苏联，调入共产国际联络部担任与奥地利、意大利、德国等国共产党联络的秘密信使。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被共产国际定为派往中国的最佳人选，1927年11月到上海，1929年开始全面负责中国联络站的工作。

牛兰夫人的真实姓名是达吉亚娜？尼克莱维娅？玛依仙柯，1891年出生于圣彼得堡一个显赫的贵族世家。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就读于当地的一所贵族学校，后来从事教师职业，专业是数理逻辑。其爱好广泛，对语言的悟性极高，精通法语、德语、英语、意大利语，还研究过格鲁吉亚语和土耳其语。1917年十月革命中加入布尔什维克，受共产国际委派，先后到土耳其、意大利、奥地利等国工作，1925年在维也纳与牛兰相识相恋，1930年初带着儿子来到上海，协助丈夫工作。

这是一对经验丰富的革命者。穷人家庭出身的鲁德尼克和富人家庭出身的玛依仙柯的结合，使他们对各种社会环境具有更大的适应性。

他们在上海要完成的任务集中归结为三项：

一是利用在租界内的各种合法身份，完成共产国际执委会以及远东局、青年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和亚洲各国党的电报、信件、邮包的接收与中转；

二是为赴苏联学习、开会、述职的东方各国共产党人办理各种手续；

三是利用公开渠道接收共产国际从柏林银行转来的款项，分发资助中国及东亚各国的革命运动。

即使外行人也能从以上任务得知：牛兰夫妇负责的这个联络站，实际是共产国际在远东的信息流、人员流和资金流的转换枢纽。

正因关系重大，所以负责此事的人经验必须十分丰富，行为必须分外谨慎。

牛兰夫妇完全符合这一条件。他们二人都在多个国家工作过，在上海他们持有多国护照，使用数个化名，登记了八个信箱、七个电报号，租用十处住所、两个办公室和一家店铺，并频繁更换联络地点，同时尽量避免与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直接接触。牛兰到上海最初一年多时间，不是到中国其他城市旅行，就是往来于上海和欧洲疏通贸易渠道。后来夫妇二人搞了三家贸易公司，其中最大的“大都会贸易公司”资金雄厚，信誉也好，在上海商圈里口碑颇佳。如果不是远在天边的那个信使约瑟夫在新加坡被捕，如果不是约瑟夫违反规定在文件中存下上海的电报挂号和邮政信箱，牛兰夫妇在上海不会暴露。

牛兰夫妇被捕和机构被破坏，使共产国际支援东方革命的信息、人员、资金转运通道被切断。

而且还祸不单行。

本来由于牛兰夫妇坚守秘密工作制度，纵然通信密码和资金账簿被缴获，但由于身份无法查实，工作性质也无法查实，租界当局几乎无可奈何。上海本身就是“冒险家的乐园”，全世界各种投机者在此地使用各种合法、非法、地上、地下手段淘金的人比比皆是，遍及租界内外，早已见怪不怪了。谁知道这对夫妇在为谁工作？是哪路人？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官员私下说：这个案子很棘手，若查无实据，也只好放人。

此时中国共产党方面却出了大问题：中共中央特委负责人之一顾顺章被捕叛变。

顾顺章化名张华、黎明，江苏宝山县人，原为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工人，大革命时期任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工人纠察队副总指挥，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上被选为临时中央局委员，六大后任中央委员。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