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辉煌-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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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议，终于为蒋介石所采纳，并由会议“决定其原则”。会后南昌行营第一厅专设第六课，由柳维垣负责，专门担任碉堡设计指导事宜。

国民党蒋介石“围剿”苏区的碉堡政策演化到此，便基本成熟了。

由于当时红军没有采取正确的应对之策，这些乌龟壳的确变成了围困中央苏区的铜墙铁壁。

毛泽东是怎么知道对手的碉堡政策的？

在何应钦主持的第二次“围剿”中，戴岳的小册子落到了红军手里，共产党人开始知道国民党有了碉堡政策。红军长征后，被红军高级将领逐条批驳过的那本小册子又落到戴岳手里。批驳的文字是红色的，不知出于谁的手笔。滇军将领金汉鼎、赣军将领戴岳、中央军将领柳维垣组成的“碉堡三剑客”，无疑金汉鼎为首。

风风雨雨过去，提出碉堡政策22年后，金汉鼎与从碉堡中冲杀出来的朱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相会。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听到金汉鼎参加云南卢汉起义的消息后，朱德立即指派人滇部队第四兵团司令员陈赓、政委宋任穷前去看望。1951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周年之际，金汉鼎赴京参加观礼，与朱德相会于北京。

他们二人当年在上海、南昌两度分手，这回终于在北京紧紧握手。当年滇军的这两位“金刚”，一个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一个是起义将领。当两双大手握在一起的时候，不知是否还能唱出那段悠远的川滇民谣：“黄柜盖，叶毛瑟，朱金支队惹不得。”

不知是否还能记得赣粤闽湘那些漫山遍野的碉堡。

还有毛泽东那发问久远的问题：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

第五章　崛起

中国是一块肥肉。为了吞下这块肥肉，昭和军阀的皮靴连续踏过三位首相。田中义一参加甲午战争时，河本大作还在穿开裆裤。张作霖爱国家，但更爱张家。吞下万斛泪水的石原流出鳄鱼的眼泪。即使政府首相，也只是军队的司务长。

一、来自海军中尉的刺杀

1932年，日本在上海“一？二八”事变中再次获胜。5月5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上海至苏州、昆山地区中国无驻兵权，上海为非武装区，但日军可在上述地区驻‘若干’军队。”

日本政府签署的这些条件，根本不能满足军部正在崛起的一伙少壮军阀的胃口。

10天以后，5月15日下午5点30分，东京。海军中尉三上卓带领黑岩勇、山岸宏等海军青年军官，闯入内阁首相犬养毅官邸。来者共有9人，分成两批。一批走前门，一批走后门。警卫官邸的警察在枪口下很快被制伏。

在官邸餐厅内，三上卓见到了犬养首相。他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

枪没有响。枪机戏剧般地出现故障。

“如果听我说了，你们就会明白。”犬养首相被拉到满是军人的会客室时，力图镇静地解释道。他还想说服这些配带武器的不速之客。

“我们为什么来，你清楚！有什么话快说！”三上卓吼叫着。

“讲话没用！”“开枪！”

黑岩勇和三上卓一齐朝犬养的头部开了枪。犬养毅满身血污，倒在榻榻米上，当即毙命。

“把皮鞋脱掉吧！”是这位不赞同军部专制的首相说的最后一句话。

军官们是来刺杀他的。没有人按照习惯，进屋脱鞋。

随着犬养首相的葬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短暂的政党政治，在日本寿终正寝。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才有人出来说，犬养毅被谋杀使日本民主政治的发展受到致命打击。

日本历史学家猪木正道评论说，“五一五刺杀推翻了两次护宪运动中先辈们费尽心血才粗具规模的议会政治，倒退到在帝国议会中没有基础的超然内阁时期。”

军人飞扬跋扈的时期已经到来。

近代日本政界的每一起刺杀，几乎都与中国问题有关。中国是一块肥肉。为了吞下这块肥肉，日本几届首相纷纷跌落。

刺杀犬养首相，起因于“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华政策的分歧。

犬养毅是日本政界著名民主人士，与孙中山交情很深，一生致力于确立政党政治。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列出对中国革命提供有力帮助的22位日本友人，排第三位的便是犬养毅。

排第一位的日本革命者宫崎滔天曾经说过：“现今各国无一不垂涎于支那，即日本亦野心勃勃，日本政党中始终为支那者，唯犬养毅氏一人而已。余前往支那一切革命之事，皆犬养氏资助之。”

犬养毅为支持孙中山在日本开展革命活动发挥了很大作用。每当孙中山落难，他就为收容孙中山在日｛文！｝本奔走斡旋。辛亥革｛人！｝命爆发后，他很快｛书！｝到上海，卖力地声｛屋1｝援孙中山上台，激烈地反对与袁世凯妥协。

犬养毅的身材十分矮小。他是在既不能控制军部一手操纵的“九一八”事变，又不能制止国联派出调查团的若槻内阁倒台后出任首相的。与国民党领袖人物的关系是他独特的优势。甚至蒋介石落难日本时他对蒋也有过帮助。南京政府的很多要人都与他有私人联系。犬养毅认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方针应是：承认1922年华盛顿的《九国公约》。公约第一条就规定：“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行政权的完整。”日本也在公约上签了字。犬养毅坚持认为，若按照军部的意思，否认中国对满蒙的主权，即使一时能够使满洲从中国分离出来，两者最终仍会合为一体。这已为历史所证明。

“九一八”事变后，犬养毅决定走一条危险的钢丝：使日本的权益和中国的主权在满蒙都能顾及。

1931年12月20日左右，他秘密派遣萱野长知为特使前往南京。

萱野是退役军人，曾加入中国同盟会，追随孙中山达30年之久，与孙中山和国民党的关系比犬养毅更深。武昌起义前，孙中山曾对萱野以广东革命军顾问之重任相托。1925年孙中山临终时，他是唯一侍奉在侧的日本人。由他来调解日趋紧张的日中关系，再合适不过了。

萱野在南京活动期间，为了询问犬养首相的意向，拍发了一份很长的密码电报，却没有任何回音。于是连续拍发好几份电报，都杳无音信。

犬养毅的秘密活动就是通过这些电报暴露了。扣下电报的是内阁书记官长森恪。他与军部的少壮军人关系密切，森恪先把电报内容告诉了少壮派军官，再通过犬养毅的儿子警告犬养毅本人。

森恪是一个政治背景十分复杂的人物。辛亥革命后他代表三井物产，最先向孙中山提出提供财政援助；“九一八”事件后又投靠日本军部，最先出卖其好友和同党犬养毅。森恪一人就是一部日本现代政治百科全书。为了心目中的日本利益，他可以做任何事，也从不在乎出卖任何人。

而且还是几乎完全公开的出卖。

当时，日本陆海军和外务省正在与伪满洲国政府谈判，并且在“使中国本部政权对满蒙死心，使之面对既成事实只有加以承认”这一方针上取得一致意见，事实上决定了不与南京政府就所谓“满洲问题”谈判。忽闻犬养毅首相悄悄往南京派去了特使，咄咄逼人的少壮军人无不感到难以容忍、义愤填膺。

犬养毅之子犬养健担任其父的秘书官。二战结束后，他在远东军事法庭作证时说：“森恪曾数次警告我，说总理大臣采取与军部和满洲方面的武力政策相对抗的政策，对总理自身是非常危险的。在几次谈话中，森恪都说过，如果我父亲继续采取反对军部的政策，那么父亲的生命必有危险。”

在日本，军部泛指日军统帅部。包括参谋本部、军令部、教育总监部和陆军省、海军省。

开始被军人视为眼中钉的犬养毅，其实最初与军部的关系也不错。在整垮上届首相滨口雄幸时，还做过军部的好帮手。滨口内阁是在1929年的世界性经济大萧条、田中内阁又因皇姑屯事件倒台后上台的。上台半年便赶上要了他性命的伦敦海军会议。

说到1930年的伦敦海军会议，必须扯出华盛顿会议。1922年华盛顿会议曾规定：日本海军大型舰只能为英美两国的60％。日本军界长期对这一比率不满，于是伦敦会议前定出方针，要提高10个百分点，将比率调整到70％。潜艇则保持已有的78000吨水平。

1930年1月，海军裁军会议在伦敦举行。美国反对日本提出的修改，坚持华盛顿会议的60％比率，而且要废除所有潜艇。

会议陷入僵局。

此时正值大萧条波及日本。滨口内阁面对经济不景气的现象，决心紧缩财政，协调外交，达成裁军协议以缓和处于灾难中的国民经济。

当然也还有另一面。在皇室和军阀的夹缝中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小心翼翼沿政党政治爬到首相高位的滨口，深知必须照顾军部情绪，否则后果难料。

滨口内阁在会谈中为日本讨价还价，异常艰苦。终于在3月13日签订了日美妥协案，日本拥有舰只总吨位为美国的69。75％。

军部要求上调10个百分点，滨口内阁在美国人那里拿到了9。75个。日本的主张可以说几乎完全被贯彻了。69。75％与70％，仅仅相差0。25％。

但就是这0。25之差，竟在日本掀起轩然大波。海军军令部长加藤宽治和次长末次信正首先发难，大表不满，指责内阁不顾军令部反对而签约，违反宪法。

日本军人在日本政治中之蛮横霸道，可见一斑。

倘若反对浪潮仅仅来自军方，问题还要简单一些。在野党政友会也立即随声附和，说滨口内阁“明知军令部有强烈的反对意见，却无视这一意见，轻率地决定了有关国防的重大问题”，利用伦敦条约开展倒阁运动。其中最积极甚至把它上升到“侵犯统帅权”高度的，就是政友会总裁犬养毅。

犬养毅因为自己的政党政友会在大选中遭到失败，与民政党的273个议席相比只获得174个议席，便为倒阁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把决定军事力量发展这一最为重要的国政也说成是内阁管辖之外的事，虽然搞垮了滨口内阁，却也最终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当时滨口内阁还硬顶了一会，不顾军令部的抵制和犬养毅的政友会的反对，签订了日、英、美三大海军国《关于限制和缩减海军军备的条约》，即《伦敦条约》。条约批准书交换仪式于1930年10月27日在英国外交部举行。滨口出席。18天之后，他在东京车站遭到右翼暴力主义者行刺，身负重伤。

刺客佐乡屋留雄与臭名昭著的皇室成员、阴谋家东久迩宫有联系。

近代日本发生的多起刺杀事件，都与这位东久迩宫有关。

滨口首相1931年8月26日去世。

他1895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却死于无法无天的帝国。

1932年5月就轮到指责滨口“侵犯统帅权”的犬养毅了。当血盟团青年军官黑洞洞的枪口开始瞄向犬养毅的脑袋的时候，不知他能否记起自己对滨口的指责？

犬养毅是自1890年日本第一次众议院大选开始，连续17次当选众议院议员的著名民主人士，议会内打倒藩阀和拥护宪政运动的主要推动者。日本近代最富盛名的民主政治家，却亲手葬送掉惨淡经营起来的民主政治，这不能不说是近代日本国家发展的巨大悲剧。

被刺杀前两个月，犬养毅已经意识到了危险。1932年3月15日，他给青年时代的朋友上原勇作元帅写了一封信，一方面对军人犯上的现象表示十分忧虑，另一方面竭力表白自己的对华政策：“为了在形式上停留在政权分立，而事实上已达到我方目的，我煞费苦心”；“如不迟早改善这种关系（注：指同中国的关系），一旦俄国的五年计划完成，国家的实力真正得到充实，它绝不会像现在这样保持长久沉默的。作为对俄国的防备，本人认为应尽早改善与中国本部的关系。”

战败后的日本历史学者们称赞这段思虑为“卓越见识”。

犬养毅本人何尝不想吞并满蒙。只是比起那些狂躁蛮干的军人来，他忧虑的眼光更加精细、长远而已。就是当初卖力地资助孙中山，他也有独特的考虑。在写给派去照顾孙中山的陆羯南的一封信中，他说：“愿吾兄将彼等掌握住以备他日之用。但目下不一定即时可用。彼等虽是一批无价值之物，但现在愿以重金购置之。自去岁以来，弟即暗中着手作此计划矣。”

国民党那些与日本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元老们，若知道犬养毅这封密信，知道连孙中山都被称为“无价值之物”却又“现在愿以重金购置之”然后“以备他日之用”，对他们心目中那些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友人”，不知该作何感想？

资助孙中山是一张牌，承认中国在满蒙的权益也是一张牌，核心都是为了日本利益，特别是为了躲避日本即将面临的现实危险。

犬养毅留给中国的所谓“权益”，只是一个形式上的空壳而已。

即使如此，军部也认为他在背叛。

想走钢丝的犬养毅，是在刀尖上跳舞。

1932年5月15日，他终于从刀尖上掉了下来。

二、大和民族的血祭

主持刺杀犬养毅的，是极右翼军人组织“血盟团”。在军法审判中，行动头目、霞浦海军航空兵军官古贺清志中尉对法庭说：“国家的状况到了非流血不能改善的地步。”他的助手、亲手打死犬养首相的三上卓海军中尉，则说这次行动是一场革命，意图是要造成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和谐一致。三上卓大声在法庭上说：“我们既非左派，也非右派。”只有开第一枪的黑岩勇略表后悔：“我感到遗憾。不过，我认为他在劫难逃，因为他必须成为国家改革祭坛上的供物。”

被审讯的军官们收到了110000多封表示支持的信件。有357000人在一份请愿书上签名，要求对血盟团人员宽大处理。新泻市竟有9个人把他们的小手指砍下来，泡在酒精里送给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并附信说，虽然被告“犯了法，他们的动机是纯洁的。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使我们深受感动”。大阪律师协会走得更远，竟然通过一项决议，声称从最深刻的意义上讲，刺客只不过是自卫。后来公布的司法省、陆军省和海军省的联合声明这样说：

本犯罪案件的动机和目的，据各犯人所说，是由于我国最近的形势在政治、外交、经济、教育、思想和军事诸方面停滞不前，以致国民精神重又颓废堕落。因此，如不打破现状，帝国将有覆灭的危险。这种停滞不前的根源是因政党、财阀和特权阶级互相勾结、营私舞弊、轻视国防、无视国计民生、腐败堕落所致。必须铲除这一根源，完成国家的革新，以建设真正的日本。

联合声明几乎成了被审判者的宣言书。可见日本的法律当时堕落到了何等地步。

如上所述，审判期间，公众对杀人者表现出极大的同情。每天都有请愿的人群聚集在海军军官的交谊团体水交社外，有的甚至彻夜等候在外面，希望与罪犯的辩护律师会面，以表示支持。首犯古贺清志的父亲表示每天都收到来自全国的许多信件：“信啦、礼品啦、点心啦，另外还有一位秋田县的姑娘来信，说是想做古贺的妻子……

辩护律师介绍，还有很多姑娘自荐到三上卓中尉那里。

日本的法西斯运动受到社会广泛支持。

历史学家猪木正道说，日本进入了疯狂的时代。埋葬了犬养毅之后，新首相是海军大将斋藤实，美其名曰“举国一致内阁”，举国一致干什么？

举国一致走向战争而已。

疯狂野蛮的日本战车，被卸下了最后一道限速锁链。

如此主动、如此积极、如此自觉、如此大面积地转向法西斯主义的日本。今天却振振有词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