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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富隆起-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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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当胡润强行把沈文荣按在富豪榜第37把交椅上时，他便怒不可遏；而2009年的今天，《新财富》发布的“2009新财富500富人榜”上，沈文荣更是首当其冲，他还不该火冒三丈？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一章 首富们的炼金术（6）
这个首富的确有点让人意外——其一，沈文荣“区区”200亿元的个人财富，在去年同样的榜单上，连前20名都进不了，而首富所需拥有的个人财富，在最高峰时已经跨过千亿元的门槛；其二，往届的首富们，大多出自于房地产、能源、IT等暴利或新兴行业，而且大多数都是依赖股市强大的造富功能，而沈文荣比较“老土”，他做的是传统的钢铁行业，并且没有上市。
这样也能做首富？但接下来，沈文荣恐怕连愤怒或懊恼的时间都挤不出来，因为他要严阵以待那些旋即如暴风雨般袭来的质疑。
我们也想刨根问底一番：沈文荣究竟是如何从一个公家人变成私有者的？这位昔日“苏南模式的守望者”会不会因此而变成“苏南模式的终结者”？
借势“苏南模式”
“苏商离土不离乡，只想着一个产业做到底，在一个地方做大做好；而浙商敢于冒险、赚暴利，成功后喜欢到外省发展，结果是做大做强。”在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经济领域讨论得最热烈的话题之一，便是“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差异和高下，对此，沈文荣有着清醒的认识。
江苏的乡镇企业主要集中于苏南，创立的知名品牌有小天鹅、红豆、波司登、沙钢等。企业家承继吴文化特点，讲究均衡感、集体主义，代表人物有朱德坤、沈文荣等。而浙江的私营企业主要集中在温、宁、杭等地区，代表企业包括正泰、德力西、杉杉、雅戈尔、万向、吉利等。浙东文化重经世致用，强调个性、个体、能力，浙商们吃苦耐劳，有着强烈的事业心，代表人物有鲁冠球、李书福、南存辉等。
20世纪80年代以后，江苏的乡镇集体企业曾多年以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速度高速发展，成为江苏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之一。江苏乡镇企业工业总产值从1982年的亿元迅速增加到1988年的亿元，增幅达倍。曾经辉煌的乡镇企业，一直被视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成功范例。
沙钢从当时遍地开花的乡镇小企业中崛起，其根本原因就是仰赖于“苏南模式”。面对僵硬、低效的国营企业体系，灵活、高效的乡镇企业在沈文荣之类的乡村能人带领下，自然扶摇直上，发展速度惊人。
创业初期，小轧钢厂的年产量只有三四千吨，并且品种单一，如路边野草般弱小单薄。1984年，年仅38岁的沈文荣开始成为沙钢的领军人物。他使出了两手险招，从而彻底改变了沙钢的命运。
第一招是另辟蹊径。当时，因为多年来积压的住房难题，房地产市场开始萌动，市场上急需高质量的窗框钢。但多数拥有棒材、线材、板材等高端市场的国营大型钢铁企业都不屑于赚这种“蝇头小利”，而窗框钢断面复杂，工艺难度高，一般小钢厂凭借有限的资金技术资源无法形成规模生产。沈文荣抓住了这个空白点，做出了沙钢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重大决定：收缩产品线，集中资金，并组织技术攻关，将窗框钢作为企业的主导产品。经过10年努力，沙钢成为国内门类最齐、品种最多、质量最好的热轧窗框钢生产基地，为企业的未来发展赚到了第一桶金。
第二招是孤注一掷。1991年，沈文荣倾囊而出，从英国比兹顿钢厂引进一条年生产25万吨螺纹钢的75吨电炉炼钢、连铸、连轧一体化短流程生产线；1993年，沈文荣再行惊人之举，投资13亿元，兴建具有上世纪9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的亚洲第一座超高功率竖式电炉炼钢、LF精炼、连铸、连轧高速线材生产线；1996年，沙钢与世界第二大钢铁企业韩国浦项合资兴办了年生产不锈钢薄板15万吨、热镀锌板15万吨的浦项综合工程……几次冒险之举，最终都为沙钢赢得了超越常态的发展速度。 。。
第一章 首富们的炼金术（7）
在钢铁行业中，政府一直是对国有大型企业进行优惠政策重点倾斜，而沙钢作为一家小小的乡镇钢铁企业，硬是从壁垒森严中搏杀出一条“血路”来，从而从“游击队”一跃变为“正规军”。目前，沙钢已成为国内最大的电炉钢及硬质高线线材生产基地。在1999年中国企业联合会举办的“中国企业竞争力指标体系”评定中，沙钢被评为全国冶金行业综合竞争力第二，仅次于宝钢。
守望“苏南模式”
一度被寄予社会主义经济新希望的“苏南模式”，却在1993年遭遇了巨大转折。在到达巅峰之后，江苏乡镇企业便掉头直下，以加速度迅速滑落。统计数据表明，1993年之后，江苏乡镇企业增幅直线下降，平均每年下降14％。
在大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发生改变的情况下，“苏南模式”暴露出种种弊端：一是以社区为特征的集体所有制形式，带来了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的弊端；二是产权关系不明晰，企业内部活力不断减弱；三是投资主体单一，不可避免地带来企业高负债；四是受块块分割的利益和权力的驱动，形成了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和过度竞争，浪费了大量资源；五是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影响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进程；六是在卖方市场条件下乡镇企业“船小好掉头”的优势，变成了买方市场条件下“船小经不起风浪”的劣势；七是对集体经济主体地位的片面认识，影响和抑制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苏南乡镇企业的危机最终被巨额的负债所引爆。1994年以后，国家开始严格控制信贷规模，许多企业只得向企业职工集资。这无异于饮鸩止渴。不久之后，因集资款而引发频繁的冲突，让当地乡镇政府疲于奔命、坐卧不安。为形势所逼，乡镇政府开始考虑企业改制，实际上是为了甩掉这些沉重的包袱。
但沈文荣成为一个例外。当时各级政府实行的“抓大放小”政策，其实质则是“抓公放私”、“抓盈放亏”，像沙钢一样规模又大、效益又好的企业，自然被当地政府牢牢抓在手里不肯轻易松手。
为了安抚沈文荣，当地政府可以说是让他极尽殊荣——1993年沈文荣当选为张家港市政协主席，1997年沈文荣但任*张家港市委副书记，1998年当选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2002年当选*十六大代表。他成为一名真正的“红顶商人”，甚至被赋予“苏南模式守望者”的雅号。
在享受这些殊荣的同时，沈文荣的心中又充满了矛盾。他曾如此透露心声：“苏南从集体经济起步，村办、乡办企业，资金来源都不是国家的，而是发动了民间的力量。现在要产生新的活力，必须进行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小规模的企业改造成私营经济，大企业则进行股份制改造。”
在沈文荣无奈地守望着“苏南模式”的同时，曾风靡一时的“苏南模式”却日渐冷落。至2000年底，苏南地区的85000多家乡镇集体企业，％已经摘下“集体经济”的帽子，成为私人企业或产权明晰的股份制企业。
走出“苏南模式”
这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有心人注意到：在1998年3月当选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时，沈文荣的头衔还是一个国企老总，但到了2002年11月当选为中国共产党十六大代表时，他的身份已经悄然转变为一个民营企业家。
但让沈文荣愤怒的是，一位来自于英国的年轻人胡润，竟然把这种“悄然无声”变成了“天下皆知”。2002年当选*十六大代表时，沈文荣曾经做出了高姿态：“我即使成了首富，也是党的安排。”但到了当年年底，胡润便把他列入了《福布斯》杂志的“资本家黑名单”。
第一章 首富们的炼金术（8）
沙钢的改制实际上从1998年就开始酝酿，方案几经易稿，到2001年年初终于如愿以偿。在改制后的股权结构中，集体持股25％，职工持股30％，领导层持股45％，其中沈文荣个人持股17％。但沈文荣当时对这个改制的结果有些失望：“现在沙钢的政府股份达到25％，我当然要看政府的脸色行事。如果政府的股份在3％~5％之间，改制就彻底了。当初我坚持政府的股份应该在20％以下，但没有如愿，现在的结构就是要让我受制于政府。”2年后，沈文荣终于达成所愿，接受了部分集体持股，个人拥有的股份达到％。
沈文荣从“高官”变成“巨富”，可以说是苏南集体企业改制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苏南长期为“冯根生难题”所困，企业领导事实上控制着企业的大量财富，但并没有被合法的私有化。而“苏南模式”的旗舰企业沙钢顺利改制，沈文荣一跃而成为“财富新贵”，这标志着传统“苏南模式”的彻底崩溃，众多原集体企业领导人也开始大胆地撕下了“羞涩的面纱”。从此意义来讲，新科首富沈文荣，无疑从“苏南模式守望者”变成了“苏南模式终结者”。
但令人诧异的是，已经成为这片国土上最富有者的沈文荣，却仍然习惯于原来的那套党政语言，和记者谈话时一再强调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和无私奉献的价值观，完全没有如荣智健等其他富豪一样奢华的财富享受观念。
也许，对于从小在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熏陶之下成长起来的沈文荣而言，他的财富观较他的财富演变得更慢一些。
◎杨国强：“最土”的中国首富
在“潜伏”了十几年后，顺德地产大鳄杨国强终于无所遁形，十分不情愿地浮出了水面。
2007年4月20日上午10时，香港联交所内，代号为“”的“碧桂园”如同一匹脱缰的野马，在上市后短短的2分钟内，就从每股港元蹿升至港元，全日最高价为港元，较上市价升幅达37％，成交量为1004020千股，成交金额达亿港元，位居当日香港联交所普通股成交金额第一位。
如果以收市价每股港元计算，持有亿股碧桂园股份的杨惠妍（杨国强之女、家族股权代持人）当天身价为亿港元。而同一时间，前首富张茵旗下玖龙纸业市值为亿港元，持股72％的张茵身价亿港元。这意味着，碧桂园实际持有人杨国强的个人财富比张茵超出了三分之一强，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大陆新首富。
与丁磊、陈天桥、黄光裕、张茵等历届首富相比，杨国强应该算得上是“最土”的中国首富了。
土生土长的农家穷小子
与黄光裕一样，杨国强也出生于南方农村的一个偏僻穷困的小山村。杨国强出生时，上边已有2个姐姐和3个哥哥。多年后，他的三哥杨国光——这个家族里文化程度最高的人，曾在《碧桂园报》上以连载的方式撰文记述家族百年史。他如此描述全家面对杨国强出生时的愁态：弟弟的出世并没有给这个贫困的家庭带来快乐，那意味着家里又多了一张要填的嘴……
因为家境赤贫，杨国强甚至在17岁之前都没穿过鞋。杨国强自幼就在家放牛种田，稍大后便出去做泥水匠。由于大哥杨国华当时在顺德县第二建筑公司当负责人，于是杨国强才得以受到照顾进了北滘公社房管所任施工员，6年后又升任区建筑队队长。1989年，35岁的杨国强才正式踏上了他事业的起点——成为北滘镇建筑工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经理。 。 想看书来
第一章 首富们的炼金术（9）
在别人的眼里，杨国强一直土得掉渣——他身材偏瘦、皮肤黝黑，脚上穿一双吱吱作响的拖鞋，西装永远像大一个码。而在开会时，他喜欢脱鞋盘腿而坐，一直摆脱不了农民所特有的习气。他平时坐的也是一般的国产大众汽车，生活非常节俭，不喜欢张扬。有时他坐在自己楼盘的售楼处，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是一个走错地方的老农民。
而在此期间，杨国强也遭受了人生中最早的一次噩运：大女儿持续发烧，但工资低微的他根本无钱医治，以至于烧坏了头脑，影响了女儿的智力。自幼贫寒，加之无钱治病的刺激，恐怕成为他对挣钱最直接、最原始的动力。
但与黄光裕从小出来闯天下不一样，杨国强几十年来一直偏守一隅，把根深深地扎在顺德这片他所熟悉的土地中。
“鱼水交融”的官商关系
在香港联交所内，陪同杨国强前来的有几位家乡来的“父母官”，他们一起见证了碧桂园成为市值最大的国内房地产企业的激动一刻。“父母官”们盛赞杨国强和他的碧桂园：“是顺德的骄傲，是佛山的骄傲，是佛山第三产业发展的骄傲。”
熟悉中国民营企业发展历史的人知道：想让自己的企业迅速、安全地发展壮大，如果没有地方政府与官员的支持是很难遂愿的。这种支持既有“阳光支持”，也有“月光支持”。 “阳光支持”指光明正大的、符合法律和政策的扶持；“月光支持”指的是官与商在潜规则支配下，进行游走于法律与政策边缘的灰色交易。
透析杨国强早年创业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官商紧密结合的痕迹：首先，他的发迹便是得益于自己在政府部门当“领导”的哥哥杨国华，因为有了大哥的照顾，他在公司里平步青云，职位提升得很快，迅速成了建筑工程公司的经理。正是在这个职位上，杨国强赚取了上百万元的人生第一桶金；其次，在担任经理的4年后，也就是1993年，杨国强和其搭档杨贰珠竟然能拿出3395万元的巨额资金，对北滘建筑工程公司进行了MBO（管理层收购），杨国强从此成了“Boss杨”。
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MBO案例。而其后，风起云涌的MBO一直备受争议，以至于被政府直接喊停。杨国强之所以能顺利地把国企进行私营化，和当地政府官员的鼎力支持有莫大关系。
当时北滘镇委书记区祥贤就是促成“Boss杨”问世的“贵人”之一。当然，杨国强的“茁壮成长”，“贵人”远远不止区祥贤一人，几乎每一个从顺德起步的地方政府官员，都曾给杨国强提供过诸多便利。这种密切的官商合作，让双方达到了共赢。
官商结合是中国企业界的特色，这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但杨国强与历任地方政府官员数十年如一日地亲密合作，从来没有什么大的嫌隙、矛盾和纷争，这就不得不让人感到惊异了。
如果把收购了科龙的顾雏军比喻成“过江龙”，那么杨国强无疑是一条“地头蛇”。显然，“地头蛇”比“过江龙”显示出了更强的生命力。所以有人如此比喻：如果万科是星巴克，那么碧桂园就是王老吉。
根深蒂固的宗室观念
在杨国强的脑海里，宗室家族观念是根深蒂固的。
杨国强有三个女儿和一个养子。大女儿因病留下了智障，小女儿杨子莹目前还在美国念书，25岁的二女儿杨惠妍自然成为他接班人的首选。在杨惠妍还是一个十几岁的中学生时，杨国强就带着她出席公司内的重要会议，后来又把她送到美国留学，取得俄亥俄州立大学市场营销及物流专业学士学位。2005年，杨惠妍回国后加入碧桂园，担任采购部经理，目前是碧桂园集团的最大股东。 。 想看书来
第一章 首富们的炼金术（10）
2006年底，杨国强为杨惠妍在碧桂园大酒店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婚宴。新郎毕业于清华大学，也有留美经历，父亲是东北某省的副厅级干部。据参与婚宴的某人士介绍，杨老板对女儿的这桩婚姻“觉得非常有面子”。
杨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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