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巨富-第7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踅绲牧炀宋锊⒚挥屑坛写蟊什聘唬裁挥邢院盏谋尘啊�
2011年10月，一项关于美国收入不平等的研究表明了相同的情况，这项研究由无党派的政府研究机构——国会预算办公室主持。研究表明，富人已从靠资本获取收入（睡大觉，挣大钱）转变为靠薪酬获取收入。这一转变不仅体现在当今的超级精英和“镀金时代”的超级精英身上，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这种向薪酬的转变已相当显著。随着富人拉大同其他人的差距，前1％富豪群体也越来越依靠工资收入，而非资本收入。国会预算办公室如此描述这一转变：
除资本利得（capitalgains）外的资本收入（指利息、红利和租金）已普遍成为高收入家庭逐渐减少的收入来源。除资本利得外的资本收入占除资本利得外的市场收入的比重从1979年的42％跌至2002年的21％高收入家庭收入构成的变化反映了更长远的趋势。在整个20世纪，对于高收入的纳税人而言，资本收入的重要性大大降低。2007年，高收入群体的收入中劳动所得的部分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要高，获得高薪酬的工人已经在收入分配的至高处取代了依靠财产和证券获得收入的那些人。
财富金字塔尖的情况也一样。美国财政部税务分析办公室的三名经济学家在分析了2005年的数据后发现，即便在前0。01％真正的顶级富豪（年收入超过1000万美元）中，薪酬也远比资本重要。他们的工资收入和商业收入占除资本利得外收入的80％，占总收入的64％。从资本向薪酬的转变伴随着赢家通吃经济的出现，也伴随着前1％富豪群体的出现。1979年，这两个比例比2005年大致低了25％，分别为61％和46％。
从当今顶级富豪的生活经历中，你能看到这种变化。例如，皮特彼得森的父亲是希腊移民，他17岁时来到美国闯荡，最后在内布拉斯加州开了一家小餐馆；黑石集团的另一名创始人史蒂夫施瓦茨曼，其父亲是一名费城零售商人。高盛元老、对冲基金亿万富豪莱昂库珀曼是直言不讳的白宫政策批评者。2011年秋，他在一封广为传阅的写给总统的公开信中提到了他卑微的背景：“虽然我通过兢兢业业地工作（也有很多运气的成分）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但我的出身绝对称不上显赫。我的父母从波兰移民到这里，父亲就在纽约南布朗克斯区当一名水管工。我是家里第一个获得大学学位的人，这得益于优秀的公立教育体系（先后就读于P。S。75初中、莫里斯高中和亨特学院，这些学校都在布朗克斯区）以及我父母的长期督促。”
《福布斯》2012年亿万富豪榜上有1226名富豪，其中的840属于“白手起家”类。的确，如今的顶级富豪几乎不会生来就穷困潦倒，以至于与机遇完全不沾边——良好的早期教育是一大先决条件，有一个富裕的任专职的父亲也帮了大忙——但他们的巨大财富通常来自辛勤工作、聪明才智和很大的运气成分。总体来说，他们不是贵族，而是经济精英；他们不仅专注于消费财富，而且一心创造财富。
美国人笃信霍雷肖阿尔杰所创作的故事，而我们也可以在美国之外的其他地方看到这一事实。一些社会仍保持着最传统的阶层划分，全球富豪的涌现使得这些社会的底层人民有机会爬上金字塔顶端。例如，有钱有势的达利特人虽然很少，但数量在不断增加。达利特人曾被认为是印度种姓制度中的贱民阶层。在印度的一些农村地区，达利特人仍然禁止从村庄的井里打水喝，达利特小孩只能待在学校教室的特定角落里与别人隔离开来，以防他们心灵上的瑕疵玷污了更高阶层的同班同学。可是，现在印度出现了众多的达利特百万富豪。阿肖克哈德就是其中一位，他拥有一家建造和整修海上钻油平台的公司，最近《纽约时报》的头版报道了他的故事。正如一位达利特商人对记者所说，“我们正在用资本主义抗击种姓制度。”
白手起家是当今全球顶级富豪自我写照的重要一面，也是他们享有奢华、地位和影响力的正当理由。偷偷打探顶级富豪之间对话的一个方法就是阅读他们的装帧精美、专属限量杂志。例如，一本有着直白名称的《奢华》杂志自称为“全球奢侈品的专业指南”，在欧洲许多高档旅馆的房间里你都能看到这本杂志。最近一期杂志刊登了劳斯莱斯首席执行官托斯顿穆勒的专访。他这样对消费者说：“过去几年，我们见证了重要的变化。如今，劳斯莱斯的消费群变得年轻多了。我们最年轻的客户是一位28岁的印度企业家。我们发现，许多客户是通过自己的勤劳双手致富的，作为回报，他们奖励自己一台劳斯莱斯。”
事实上，如果你试图定义超级精英阶层中的典型人物，那么他不是简奥斯汀笔下拥有华丽的“彭伯利”大庄园的达西先生。作为典型的“他”——仍几乎全都是男性——应该是中层或中上层家庭的孩子，一位闯劲十足、教育程度较高、善于计算的人，并且年纪轻轻时就掘到了第一桶金。
技术极客的崛起
技术极客的崛起在硅谷极为耀眼，硅谷既是他们创造的一种文化，也是一个经济引擎。哪里有顶级富豪圈，哪里就有技术极客的身影。在首创技术外包的印度城市班加罗尔，技术极客是一支庞大的队伍。在中国，他们化身为工程师，在许多重要岗位担任领导工作。俄罗斯寡头成为了裙带资本主义教科书式的样本，在成为天然资源巨头之前，原先的七大寡头中有六位获得过数学、物理或金融学位。墨西哥电信巨头卡洛斯斯利姆中学时研习工程学，大学本科时教授别人代数和线性规划，他将自己能够获得大量财富归功于自己出众的数学能力。史蒂夫施瓦茨曼也告诉我，他之所以能获得成功，是因为他总能从收集的大量数据中“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模型”。
超级精英认为，数据极客的崛起才刚刚开始。埃利奥特施拉格是技术精英集团的一员。谷歌如日中天时，他担任其公关主管，之后他跳槽到正发展为行业巨头的脸谱网（Facebook）并担任同一职务。在2009年的一次公司内部会议上，他对与会的教育和出版高管讲话时被问及我们应该鼓励孩子学习哪个学科。他立马说，统计学，因为理解数据的能力将成为21世纪最强大的技能。
技术极客的崛起意味着前1％富豪群体接受了更严格的教育，精英教育带来的回报也比以往要多。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共同获得者之一简丁伯根用一个隐喻帮助我们理解了为什么我们生活在一个技术达人的黄金时代：教育与技术的竞赛。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拉里卡茨和克劳迪娅戈尔丁在最近的一本书中将“教育与技术的竞赛”作为标题和理念框架，该书探讨了新技术与教育之间的互相作用是如何影响收入分布的。
19世纪，当第一次“镀金时代”达到顶峰时，技术跑在了教育的前面。所以说，如果那时你接受过较高等的教育——高中毕业即可（畅销书作家亨利乔治14岁就辍学了），那么同不需要特殊技能的工人相比，你就能索取工资溢价（premium）。在这之后的50年里，美国大力投资建设公立高中，教育追上了技术，读书人能索要的工资溢价缩减了。对于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美国人来说，每过10年，他们接受教育的时间约增长0。8年。卡茨和戈尔丁写道，“在那80年里，大多数小孩与他们父母相比，教育品质得到了极大提升。”
约30年前，教育停止了前进的步伐，而技术继续一马当先。这造成了极客的崛起。例如，1979年~2005年，年轻的大学毕业生相较于年轻的高中毕业生而言，前者的工资溢价翻了一番还多。获得大学学位意味着你的毕生收入增加了近100万美元。经济学家托马斯菲利蓬和阿里尔雷谢夫研究金融业放松监管和工资飞涨间的关系后发现，大学教育带来的工资溢价从1970年的0。382上升到2005年的0。584，增长了50％以上——这一数字很好地说明了收入不平等加剧的原因。另一名经济学家托马斯勒米厄在2006年的同类研究中总结道：“1973年~2005年间，工资差距增大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高等教育的薪酬回报大幅增加了。”
此外，对教育的薪酬回报的宏观衡量在一个重要方面低估了超级精英的崛起。正如赢家通吃的经济给予上层人士的回报比中下层人民要丰厚得多，超级精英教育也有着超大规模的经济回报。
前0。1％的富豪集团在一些城市具有较大影响力——不仅包括纽约、旧金山和伦敦等繁华城市，还有孟买、莫斯科和上海等新兴大都市。生活在这些城市里的中产阶层父母都觉察到，精英教育的高价值引发了一场适者生存的教育竞争，这场体现达尔文进化论观点的竞争从幼儿园就开始了。一些荒谬的言行甚至由此而生。例如，花旗集团的技术分析师杰克格鲁布曼打算为他的两岁双胞胎申请曼哈顿最热门的幼儿园“92街Y”，为了换取老板桑迪威尔的支持，他竟为那些他认为表现疲软的公司给出了积极推荐的评价。
人们很容易将这些扭曲的行为草草解释为暴发户的不节制或以孩子为中心的狂热文化引发的过度焦虑。但是事实更加令人不安。昆士兰大学经济学家约翰奎金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谈到，根据他的统计，常春藤盟校一年级新生总数（约27000人）仅占美国大学适龄人口（约300万人）的近1％。在由教育驱动、赢家通吃的经济体中，这群1％的18岁青年在跻身未来1％的成年富豪群体方面具有极大优势。“想想这些数字，”奎金写道，“精英学校的入学竞争如此激烈也就见怪不怪了。尽管学费一直稳定上涨，比一代人以前贵得多，家长和学生还是认为进入一所正确的的大学是胜负攸关的人生大事。”
第10节。
想要明白进入一所精英大学有多难、学生为此需要花多少精力，以及出生富贵的最大特权是能接受昂贵的教育而非继承一大笔信托基金，我们可以看一下哈佛大学录取过程中的一个故事。拉里萨默斯担任哈佛校长时，喜欢顺道走访录取委员会，参加他们的录取审议会。
一件特别让人为难的事情让萨默斯印象深刻。他解释道：“你知道，哈佛有许许多多实力强大的申请者。有这样一个小孩，他来自大城市的优秀私立学校，他的成绩很好（虽然不是顶级出众，但成绩真是非常优秀），他的考分非常高（但不是名列前茅）。他一看就是适合进哈佛的小孩，但是像他那样的孩子有7000名，而我们只有2000个名额。其实，那个小孩的确有与众不同之处。他会说中文，自从他读九年级起就在放学后和他的中文家教一起学习。他非常认真，全身心投入中文学习，最后他说了一口流利的中文。会说流利中文的小孩不是很多，而且学习中文不是学校课程的一部分，而是自主选择的一个课外活动。但我们如何正确看待这件事呢？一种反应是，这的确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给这个小孩加了不少分。我认为，总的来说，这种反应在这一特例中可能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在美国或加拿大，有多少家庭能有足够的钱为他们的孩子请一个中文家教，每周三天坚持四年教孩子中文？你觉得呢？我们是在鼓励保留特权，还是在认可孩子的长处？”
进入“正确的”大学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婴儿潮”时代出生的人如今已到了可以在大学毕业典礼上致辞的年龄，他们对毕业生的忠告都很类似。史蒂夫乔布斯是其中之一，他的演说令人难忘，他告诫道，“要勇敢地追随你的内心和直觉”，“要热爱你的工作”，“不要故步自封”。哈佛大学校长德鲁福斯特女士在她第三次毕业典礼致辞时激励毕业生听取她的“人生停车位理论”：“不要因为你认为找不到更近的车位而把车停在距离目的地10个街区的地方。你应该直奔目的地。大不了绕回你本想停的车位。”可是，赢家通吃的经济不会体谅那些花太久时间找到自己“车位”的人。《广告时代》杂志2011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今生想要挤入1％的富人行列，在35岁前年收入要达到10万美元。
不是每个人都有“第二次机会”
“早点儿出人头地”会带来巨大的优势，这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这一说法广为流传，而且人们凭直觉就很容易想到。社会学家罗伯特莫顿在1968年的一项关于诺贝尔奖得主的研究中发现，诺贝尔奖得主的一个显著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在年轻时就天赋异禀，并且专注于一个领域，而后能够进入他们研究领域中声名显赫的科学家的实验室——“55位美国获奖者中，有34位年轻时曾有资格在46位诺贝尔奖得主手下工作。”
更大的转变在于，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对那些没有从起跑器上全速起步，或在开始几圈就跑错方向的人而言，给他们的“重跑机会”比以往少了。在工业革命时期，情况也是这样。19世纪英国经济学先驱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写道，“工业革命的环境转变如此之快，一些行业的长期经验反而成了绊脚石。许多行业要求人们快速了解新思想，并迅速适应新环境，这种敏捷的反应远比长期经验更有价值。一个人在50岁后赚的钱可能没有在30岁前赚的多。”
马歇尔是在1890年得出上述结论的，他通过实地考察改变了经济学的面貌。120多年后，在另一块大陆，你能从互联网变革的领导者口中听到极为相似的评价。2011年，总部位于芝加哥的团购网站Groupon（高朋网）还有5个月就将迎来这家新创公司的IPO——7亿美元。“许多职业作家来申请工作，”编辑招聘主管基斯格里菲思当时对记者说，“他们来自《滚石》杂志和《华尔街日报》，但要他们按我们所希望的方式做事实在是太困难了。教他们洗掉以前的经验比教他们新事物更难。”
快速的变化让我们感到沮丧。布鲁金斯学会的卡萝尔格雷厄姆研究员提出了“快乐的农民和沮丧的百万富豪”悖论——快速增长的经济体中雄心勃勃的中产阶层其实没有更稳定的社会中的穷人幸福。格雷厄姆认为，造成“沮丧的成功者”群体焦虑不安的原因在于他们经济地位的不稳定，这些人担心可能会随时失去工作和积蓄，由此跌到社会底层。
相比之下，趁早取得巨大成功能有效抵御经济变化莫测的风险。当今的许多顶级富豪跌跌撞撞一二十年才走上事业的正途，不过那时他们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随时准备把握更大的机会。
超级精英中的技术极客从年轻时就开始崭露头角。众所周知，美国许多重要的技术企业都是在大学宿舍孵化出来的，许多对冲基金的创始地点也在宿舍。当今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激进投资家比尔阿克曼的投资目标包括美国知名零售商“杰西潘尼”和“塔吉特”百货公司。阿克曼在哈佛大学获得MBA后，和一位同班同学共同创立了他的首个对冲基金。芝加哥“城堡”基金的创始人、亿万富豪肯格里芬曾在大学宿舍里开始债券交易。
这一模式同样适用于许多新兴市场的顶级富豪。卡洛斯斯利姆12岁时就买了第一支股票，中学期间开始一本正经地赚钱。斯利姆是“股市男孩帮”中的一员，这个组织由一群有进取心的年轻男孩组成，他们在墨西哥股市交易股票，闭市后就聚在一起玩多米诺骨牌。许多俄罗斯寡头在学生时代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