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的盛宴:中国保险产业1919-2009-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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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经博弈之后，1978年后的第一家合资保险公司，中美保险终于被股东抛弃。1994年，中美保险散伙，投资的1000万美金打了水漂（成立后合资双方都有增资）。
　　　　不过，这种结局已经无关痛痒。毕竟，1992年，格林伯格已经拿到了中国保险市场第一张入场券。
　　　　散伙之时，中美保险的纽约业务被美方以1美元买断，而香港的业务由人保接手。不料，接手之后中方才知道，其中暗藏地雷——香港工程劳工险，其后续责任大大超出预期。这些业务先由人保承接，分家之后转至中国再保险公司，成为中国保险业的一笔坏账。
　　　　美国的保险“次贷”：“长尾”坏账
　　　　刚刚恢复的中国保险业，很快就为自己的冲动和不专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为赚取当时紧缺的外汇，同时急于向世界表明自己的存在，人保开始介入大量的海外业务，1980年至1984年达于顶峰，每年新接和续转的业务达到1000多笔。
　　　　殊不知这些业务中有些是风险极高的“毒药”，尤其是来自美国的责任险业务。
　　　　一般而言，责任保险是以索赔发生为承保基础，即保险人只赔付保单年度内收到的索赔；而人保分入的业务是将责任保险的保险责任扩展至超过保单年度。这样，即使保单到期，责任却远没有结束，即所谓“长尾业务”。
　　　　这些“长尾业务”成为中国保险行业第一笔大的坏账，其负面影响将绵延近20年！同时，这些未结束的责任到底有多大的风险，谁也不知道，其赔偿往往是一个天文数字。不仅中国，“长尾业务”让20世纪80年代的全球再保险公司和保险主体都吃尽苦头。
　　　　美国是一个责任险异常发达的市场，其保费规模甚至超过财产保险。美国的责任险包括石棉污染（asbestos　pollution）、环境污染（environment　pollution）和健康损害（health　hazards）等，简称“APH”。其中尤其以石棉污染最为典型。
　　　　“石棉”（asbestos）是一组硬度高而柔软性好的自然矿物质纤维的统称，被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但是，石棉纤维物质容易变成充满细微颗粒的粉尘，容易被人吸入或吞食进体内，从而引起严重的健康问题。
　　　　石棉因其危害面广、给人身造成的疾病潜伏期长、法庭判决的赔付金额高而闻名于世，并且赔款逐年增长。数据显示，美国石棉损失和理算费用方面的已决赔款由1995年的13亿上升到1996年的20亿美元，增幅为58％。
　　　　它不仅使石棉产品的制造商和销售商纷纷破产，还让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受到重创。
　　　　但是，20世纪80年代，世界其他国家对于美国责任险的保障范围、美国的法律程序，以及各州不同的法律内容并不十分了解，加之当时国际市场承保能力过剩，保险公司往往忽略了再保险赔款滞后的特性，盲目承保，因而损失惨重。
　　　　由于美国法律侧重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即对保单持有人的保护，较倾向于作出对保险公司不利的解释。另外，集体诉讼（mass　tort）在美国十分普遍，而赔款往往又是天文数字。
　　　　美国的责任险毒药到底有多毒，即使保险行业的专业人士也无法准确估计。
　　　　比如，1997年，英国劳合社成立了一个理赔公司——Equitas，专门处理这种1993年以前未了的责任；该理赔公司获得的未了责任准备金高达146亿英镑。截至2000年3月31日，该公司石棉污染和健康损害责任（APH）已占未决赔款的65％，而1999年为55％。连Equitas的董事长也哀叹道，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到时候将会耗尽Equitas的准备金。由于不能向第三方追索，从逻辑上讲，Equitas将会垮台。
　　　　根据美国著名咨询公司Tillinghas的报告，美国责任险的赔款最终会达到2000亿美元，其中60％的赔款来自石棉污染，而保险公司则要承担50％的石棉赔款。普遍认为，仅石棉污染责任准备金缺口就至少有200亿至300亿美元。
　　　　亡羊补牢。
　　　　1992年，人保总公司再保部成立理赔小组，专门处理美国的责任险赔案。由于美国责任险太不确定，人保倾向于壮士断腕，一次性结清。自1991年至2005年上半年，人保以及后来的中国再保险集团结清了大小赔案100多个，结清并结束合同2100多个。最大的一个赔案涉及300多个合同，美方索赔4800万美元，最终以2800万元结清。
　　　　2006年之后，由于大案多数被结清，“长尾业务”坏账的负面影响至此才得以逐渐撇清。
　　　　青葱的精算童话
　　　　市场层面，国内保险开始恢复；但是专业层面，商业保险的核心却鲜有人知晓。
　　　　1949年之前，中国曾有3位号称“精算师”的人才——获得北美精算协会（SOA）准精算师（ASA）资格。巧合的是，3人在1924年至1925年期间同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学习人寿保险精算学，师从精算学术权威詹姆斯·格罗威教授。
　　　　第一位名叫陈思度，广东人。陈思度回国后任华安合群保险公司寿险计核员，后又兼任太平人寿保险公司精算师，著有《人寿保险责任准备金》两册，新中国成立后转道香港，任永安人寿保险公司精算师至去世。
　　　　第二位为陶声汉，新中国成立前曾任中国保险公司副经理、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经理兼精算师，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主持人身保险工作（人身保险处处长）。后因国内保险业停办而从事教育工作。改革开放之后，他以80余岁的高龄笔耕不辍，撰写了多部人寿保险精算方面的专著和论文，填补了国内精算研究几十年来的空白，1994年逝世，享年95岁。
　　　　第三位为李守坤，河北人，曾任宁绍人寿保险公司秘书长兼精算会计主任，该公司后因恶性通货膨胀而濒临瘫痪，李守坤因擅长精算又被中国保险公司聘任，于1948年病故。
　　　　1949年之后，新成立的人保基本没有人寿保险业务，财产保险和人身意外保险也带有浓厚的“计划色彩”，精算技术可有可无。1958年至1978年，国内保险业务全部停办，精算没有存在的土壤。
　　　　1983年，成为国内保险精算一个新的起点。
　　　　这一年，人保上海分公司的乌通元兼任总公司的海外机构精算师，成为保险业恢复后第一位从事精算实务工作的人。乌通元号称“精算师”也是因为“对外交流的需要”。改革开放之后，人保的涉外业务发展更快，逐步在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英国等地增设了一些海外机构，根据当地的保险行业管理惯例，公司需要指定精算师签署有关报告。
　　　　同一年的11月，另外一个幸运儿被人保派至香港友邦保险学习精算实务，为期半年。1988年，他将自己的讲义整理成书——《寿险基础数理》，据称这是国内第一本精算教材。
　　　　这个幸运儿就是万峰。此后，万峰“26年来，一天也没有离开寿险”，2007年，他“幸运”地出任国内最大寿险公司——中国人寿的总裁。
　　　　实务先行之后，精算教育于国内渐次开花。
　　　　1987年10月18日，大洋彼岸，和中国精算有缘分的美国SOA（美国精算协会）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年会，会上讨论了一位华人教授提出的关于支援中国开展精算教育的建议。
　　　　一个月之后，1987年11月27日，SOA会长Ingraham与这位华人教授一道，赴南开大学签署了“关于联合培养保险精算研究生的协议书”，并于1988年9月招收了首届精算研究生班，中国正式开始引进美国的精算教育。由于这段渊源，南开大学亦成为国内精算师的摇篮。
　　　　这位首开内地精算教育先河的华人教授就是段开龄先生。对于段开龄先生，保险业圈外人士知之甚少，但是其先祖却是赫赫有名，段先生为北洋政府段祺瑞之后人。
　　　　引入海外精算教育10年之后，1997年6月，从英国学成归来的学子——谢志刚选择另外一种方式推动精算教育。
　　　　他于上海财经大学创刊中国第一本精算专业刊物《精算通讯》，坚持发行10年之久。谢志刚教授和其研究团队，持续追踪、研究保险监管最新发展，专注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成为国内著名的保险监管“脑库”之一。
　　　　借鉴海外的精算职业体系，中国于20世纪末设计了自己的精算师考试和制度，“中国精算师”成为国内保险业“皇冠上的明珠”。
　　　　1999年11月20日，保监会公布通过首次“中国精算师”资格考试的43人名单。第一批“中国精算师”中，南开大学毕业生占据半壁江山，而这首期精算师多数都成为了中国寿险行业的高管。
　　　　表2…3　首批中国精算师名单及获得资格时就职单位
　　　　（续表）
　　　　资料来源：《精算通讯》第二卷第二期
　　　　回顾这段童话般的经历，多数人感慨万分！
　　　　2007年9月，第八届中国精算师年会上，第一批中国精算师，曾任联泰大都会副总经理的包虹剑就动情地回忆：“回顾我们这一代精算人员成长过程，既让人感觉到机遇对我们的无限青睐，却也有岁月如斯的无奈。”
　　　　链接：“生命表”照亮青春
　　　　国内寿险起飞之前，尚缺一基石——生命表，这张重要的“表”是寿险产品定价和评价的基础。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只能从邻国日本“进口”这张“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寿险业恢复后，长期借用国外的生命表。起初人保借用日本全会社第二回生命表，开发了简易人身保险、福寿安康保险和城镇养老保险等险种。
　　　　但是，日本经验死亡率与中国的死亡率存在差异，这使中国寿险业不能准确、合理地制定保险费率和提留寿险责任准备金。
　　　　1992年，受当时的保险监管机构中国人民银行保险司的委托，人保人身保险部精算处承担了新中国第一张经验生命表的编制工作。编制小组由时任精算处副处长的李政怀，以及处内成员詹肇岚、范平和崔正宇等组成。
　　　　1992年下半年，编制小组开始着手研究编制生命表的可行性。1993年，小组设计了总体方案和编制程序。1994年方案正式开始实施。当年7月底，中国第一张经验生命表——“中国人寿保险经验生命表（1990—1993）”诞生，俗称“93生命表”。
　　　　历时三年的编制工作，为参与其中的年轻人后来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事隔十年之后，詹肇岚仍然颇有感触，“当时是非常好的机会”。詹回忆，1992年他只有27岁，为1991年毕业的南开大学首届精算研究生。李政怀、范平和崔正宇等人，当时也只有三十一二岁。
　　　　1996年，人保分拆，詹肇岚进入了中国人寿业务管理部。2000年，詹正式进入东方人寿保险公司筹建部，主要负责精算工作；东方人寿筹备不成，詹肇岚二度创业，参与新公司国民人寿（现更名为“嘉禾人寿”（6））的筹备，担任精算负责人。
　　　　完成第一张生命表的编制后，领头的李政怀于1996年转赴香港太平人寿保险公司，历任董事总经理、太平投资管理公司和太平信托公司董事长。2001年，李政怀回国参加生命人寿保险公司的筹建，并担任总经理。
　　　　另外一位参与生命表编撰的是傅安平，他也是詹肇岚的同学。傅此时在保险司拿着“金饭碗”，1998年保监会成立后，傅出任保监会人身保险监管部副主任，后转任北京保监办副主任，继续畅游宦海。
　　　　不过，这张生命表也存在缺陷。
　　　　首先是数据并不全面。当时的寿险远不如现在的规模；同时，原生命表的数据都取自当时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尽管当时人保的市场份额非常大，但是仍然不能说完全代表了行业的平均水平。
　　　　二是1993年前，人保的寿险业务中有95％以上都是团险业务，这和当下以个人寿险为主的寿险产品结构大相径庭。
　　　　三是伴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中国人口的寿命稳步延长，这极大地改变寿险定价的基础——死亡率。
　　　　因此，这张短短三年就新鲜出炉的生命表，势必迎来第二次的修改大动作。
　　　　2005年，中国生命表二度出炉，成为当年保险行业唯一可以和人民币汇率改革、股权分置改革、国有银行改革相提并论的大事件。
　　　　放眼全世界生命表编制历史，这张生命表的数据量数一数二。其数据来源于6家公司：中国人寿、平安、太平洋、新华、泰康、友邦等，共1。2亿多条保单记录！
　　　　新生命表出台，市场一度担心寿险产品会涨价。其实这是一个认识误区。
　　　　理论上，由于生命表的平均寿命延长，死亡保险产品的价格应当下降，生存（养老金）保险产品的价格会上涨。但是，由于寿险产品的价格取决于对死亡率、利息率、费用率三个因素，只要此消彼长，就可以维持价格稳定。
　　　　表2…4　2000年—2003年非养老金业务表平均余命与1990—1993年比较
　　　　马明哲旧瓶装新酒
　　　　1986年，对于年轻的马明哲而言，意义非凡。
　　　　这一年夏天，马明哲第一次坐轮渡到香港，去面见当时被蛇口人看做“神”一样难以见到的，时任蛇口工业区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的袁庚，推销自己创建保险公司的设想——“100年后我们重操旧业好不好？”
　　　　不过，当时的马明哲远没有上述的文字般煽情。忐忑不安、又惊又喜才是他真实的心境。作为蛇口区的一名社保公司普通干部，马明哲尽管已经实现人生的超越，但是和蛇口的掌舵人比较，马明哲彼时只能高山仰止。
　　　　1955年底出生的马明哲，祖籍吉林。父亲是军人，马随父南下广东湛江，而马明哲的母亲属于归国华侨。马明哲的生命轨迹极有典型意义，生于抗美援朝结束后，成长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读书时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上过山下过乡，当过知青。
　　　　但是，马明哲没有走上寻常路。
　　　　在那个汽车极为稀缺的年代，他学会了开车。“医生、司机、猪肉佬”是那个时代的“三大宝”，司机的身份让人眼热。
　　　　“开车是件辛苦的活，而且经常要为建设工地拉炸药，很危险，很多人都不愿意干。我却喜欢。”马明哲表示，“当时世界是封闭的，我却能开着车跑到广州、佛山、番禺、韶关，看到外面的情况”。
　　　　不过，马明哲并没有止步于司机。
　　　　平安的内部报刊《中国平安报》记载了马明哲的一个小细节：“我小时候读书没机会学英语，但是英语非常重要，怎么办？学，不懂就问。20年前我从26个字母学起，把《新概念英语》里近万个单词，都记在一张张小卡片上，一张卡片十个单词，十张卡片一小捆，每天带几捆在身上。后来一捆捆卡片装了一个大纸筐。当时，谁问我哪个单词在《新概念英语》第几页第几行，我都可以大概告诉他。”
　　　　知青返城，会开车的马明哲回到了湛江地委公交系统政治部，以工代干，有了干部身份。因为这个身份，到了1983年，马明哲神奇般转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蛇口工业区。
　　　　这一年，蛇口发生了几件大事。2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视察蛇口；4月，蛇口工业区第一届管委会由民意推选的15位候选人进行答辩；5月，袁庚忙着处理工业区内港资企业凯达厂的劳资纠纷。
　　　　这期间，或许只有少数人才能注意到初来乍到的马明哲。
　　　　1985年，蛇口工业区成立社保公司。1986年，马明哲已经从社保公司经理助理升任副经理，主持社保公司工作，这是马明哲主创平安保险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