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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通论-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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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艘旱０滓�2两。这种行为，乃是外国侵略者对于中国所实行的公开的掠夺。
资本主义列强还获得了在中国领土上驻兵的特权。1900年《辛丑条约》规定，外国军队有权在北京使馆区和北京至大沽、山海关一线包括天津、唐山、滦州等12处“留兵驻守”。1904年至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从俄国手中攫得租自中国的旅顺口和大连湾、长春至旅顺口的铁路及其他有关权益，在旅顺设置了“关东总督府”，并派兵驻守上述地区及南满铁路沿线。这支军队后来被称为“关东军“，成了日本侵略中国的突击队。
资本主义列强在中国还享有领事裁判权。1843年中英《虎门条约》规定，在通商口岸，中国人如与英侨“遇有交涉诉讼”，英国领事有“查察”、“听诉”之权，“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中国政府无权处理。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更规定扩大领事裁判权的范围，即所有在华美国人之一切民事、刑事诉讼，“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外国人可以在中国横行不法，中国政府却无权干预。中国司法权被严重破坏。
第5节。
资本主义列强还控制了中国的海关。中英《南京条约》规定，英国商人进出口货物的税率，清政府均宜“秉公议定则例”。1843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将英商进出口货物的具体税率，用中英协定形式固定下来。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进一步规定，倘中国以后要变更税例，须得到对方“议允”，正式把协定关税的条款订入条约。中国逐步丧失了关税自主权。1858年的《天津条约》还规定，外国商船可以自由在各通商口岸转口，其商品不需重新课税。洋货只需在海关交纳25％的子口税，就可以在中国内地通行无阻，不必像中国商品那样“逢关抽税，过卡抽厘”。外国廉价商品可以在中国市场上大量倾销，排挤中国工业品和手工业产品，并获取高额利润。从19世纪50年代起，外国人还逐步控制了中国海关的行政权。中国海关不仅不能起到抵制外国商品倾销、保护民族经济的作用，反而成为外国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一个重要工具。。buuyu。
资本主义列强还以实力为后盾，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如：山东为德国的势力范围，广东、广西、云南为法国的势力范围，长江中下游为英国的势力范围，东北为沙皇俄国的势力范围，福建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各国在其势力范围以内，拥有筑路、开矿的特权。中国成了资本主义列强竞相争夺的一块肥肉。
其二，中国的经济命脉也受到资本主义列强的控制，在经济上逐步形成了对资本主义列强的依赖而丧失了自己的独立地位。其表现是：
“帝国主义列强经过借款给中国政府，并在中国开设银行，垄断了中国的金融和财政。”它们不仅勒索中国的赔款，而且强迫中国举借外债来偿付这些赔款。它们还通过给予贷款来支持中国的反动政府镇压人民革命。中国政府举借外债，是以关税、盐税为担保的。这两项税收，是中国政府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政府的这两项税收全年4000万至5000万两，主要用于偿付外债，自己只能得到一点“关余”、“盐余”。与此同时，外国银行在中国不只吸收存款，还发行货币，垄断国际汇兑和商业信贷。因此，它们就“在金融上、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9页。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还控制了中国的近代交通运输业。中国境内的铁路，绝大部分由外国资本经营，由中国自主经营的，1894年为211％，1911年为67％。各通商口岸进出的中外轮船吨位，外轮占主要部分：1897年为768％，1916年为776％；中国最大的内河长江航线上中外轮船吨位，外轮也占70％—80％；远洋航运更几乎全部由外国资本垄断经营。
由于资本—帝国主义列强控制了中国的通商口岸、海关、对外贸易和近代交通运输业，因而就可以把中国变成它们自由倾销工业品的市场。与此同时，它们还在中国经营轻工业和重工业，直接利用中国的廉价原料和廉价劳动力，以获取高额利润。1913年，外国资本占煤矿投资总额的796％，占新式采铁冶铁企业投资总额的100％，并且控制了412％的纱锭和496％的织布机。它们“以此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经济压迫，直接地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9页。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是为了把它变成自己的殖民地。主要由于中国人民的英勇反抗，使得帝国主义势力无法征服中国，同时也由于各帝国主义势力争夺中国的矛盾无法妥协，使得它们不可能瓜分中国，这样，它们才没有能够如同英国在印度那样，对中国实行直接统治，而是通过其在中国的代理人在中国实行间接统治。“帝国主义列强从中国的通商都市直至穷乡僻壤，造成了一个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造成了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阶级和商业高利贷阶级，以便利其剥削广大的中国农民和其他人民大众。”“于买办阶级之外，帝国主义列强又使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变为它们统治中国的支柱。”《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9页。这就是说，原本独立的中国，尽管仍然保留着独立的形式，实际上已经丧失了真正独立的地位，而变成了半殖民地。
为什么说封建的中国逐步变成了半封建的中国呢？
这是因为，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一方面，促使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另一方面，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依然保持着，并且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而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则依然控制着政权。
本来，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生，需要具备两个条件，这就是：大量有人身自由但却丧失了任何生产资料的无产者的存在，大量货币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的积累。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生创造了这样的前提。
第6节。
外国资本的商品倾销，首先导致个体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和农民家庭手工业的衰落。许多农民和手工业者不得不走向破产。他们成为游民，流入城市，这就是中国产业无产者的后备军。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刺激下，在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的一部分货币财富的持有者开始投资于近代资本主义工业。他们成了中国最初的民族资本家。与西方国家不同，这些近代工业的投资者主要不是原先的作坊主、工场主，而是原先为外国资本服务的买办、本国的封建官僚或地主以及商人。正是这些人构成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前身。
在近代中国，虽然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但是，“它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0页。。19zs。
近代中国依然是一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农业国，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依然构成广大农村生产关系的主要基础。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占有60％—70％的土地，而占农村人口70％—80％的贫农连同雇农，却没有或只占有很少量的土地。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不得不租种地主的土地，并把自己收获物的四成、五成甚至六成、七成作为地租交给地主。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只能形成封建势力占支配地位的上层建筑。在政治上，先是皇帝和贵族官僚的专制政权，接着就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的统治。
这就是说，近代中国虽然有了资本主义因素，但是封建主义仍然占据着支配地位。它已经不是原来的封建社会，但也没有变成资本主义社会，而是成了半封建社会。（三）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与中国革命的基础
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社会性质，体现在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各个领域，两者是密切结合、互相联系的统一整体。
从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到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有以下一些基本特征：
第一，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不但逐步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而且逐步控制了中国的政治，日益成为支配中国的决定性力量。
第二，中国的封建势力日益衰败并同外国侵略势力勾结，成为资本—帝国主义压迫、奴役中国人民的社会基础和统治支柱。
第三，中国自然经济的基础虽然遭到破坏，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即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依然在广大地区内保持着，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的严重障碍。
第四，中国新兴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虽然已经产生，并在政治、文化生活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它的发展很缓慢，力量很软弱，而且它的大部分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
第五，由于近代中国处于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争夺和间接统治之下，加上中国地域广大，以及在地方性的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的地方割据势力的存在，近代中国各地区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后来，帝国主义国家还分别支持不同的政治势力以分裂中国，使中国处于不统一状态。
第六，在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后来还加上官僚资本主义），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见《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2—13页。
根据对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特点的科学分析，毛泽东得出结论说：“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1页。
二、近代中国的两大历史任务及其相互关联
（一）近代中国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
近代中国社会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以来，中国人民不仅继续遭受严酷的封建压迫，而且还遭受了新的残暴的民族压迫。中国的命运不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亡国灭种的阴影，笼罩在不止一代的中国人的心头。中国人民在民族压迫下的痛苦以及争取民族独立的愿望，是当时最重要的事实。近代中国人民的斗争，主要是以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为出发点的。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古代文化的国家，中国人民的斗争向来是英勇的。但是，在一个相当长时间里，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国家，不论大中小，几乎都曾经欺侮过中国；而近代中国的反侵略战争，几乎无不以中国失败、被迫接丧权辱国的条约而告结束。这是什么原因呢？毛泽东指出，“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0页。这就是说，为了使中国在世界上站立起来，而且站得牢固，为了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境遇，使中国人民过上自由、幸福、富裕的生活，就必须改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必须改变中国经济技术的落后面貌，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即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人民的幸福富裕。近代以来中国的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富裕这两个基本任务，就是这样被历史地提出来的。近代以来，无数的仁人志士，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正是为此而进行了长时间的、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奋斗。
第7节。
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人民的幸福富裕这两个历史任务，是互相关联着的。由于腐朽的社会制度束缚着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阻碍着中国经济技术的进步，必须首先改变这种社会制度，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能为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即现代化创造前提，开辟道路。这是因为：不首先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就不可能废除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改变它们控制中国海关、扼住中国财政的咽喉以及在中国倾销商品和进行投资等方面享有的特权，由此使中国的社会经济、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得以自由发展；不首先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就不可能废除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改善农民的生活并提高他们的购买力，由此为中国工业的发展提供足够的粮食和轻工业原料、部分的资金和广阔的市场；不首先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社会的稳定，由此使中国人民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以便集中力量去从事大规模的经济文化建设。这样，中国的经济建设事业和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项建设事业也就不可能得到顺利的发展，国家的繁荣富强这个目标就无从实现。因为“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0页。（二）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必须走革命的道路。19zs。
怎样才能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应当采取改良的办法还是应当进行革命呢？
本来，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总是交替采取渐变即量变和突变即质变这两种形式，或者说是和平进化和革命变革这两种状态的交替。改良属于量变的过程和渐变的形式，它是在不改变基本社会制度的前提下对社会的某个或某些方面的调整；而革命则属于质变的过程和突变的形式，它不限于对社会的某个或某些方面的调整，而是对整个社会制度进行的根本性变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究竟采用哪种方式进行社会变革，取决于这个国家、民族的历史状况以及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和阶级力量的对比等具体因素。在通常的情况下，社会是以渐变的方式演进的，这时，改良在一定的条件下对历史发展可以起推动作用。所以毛泽东说：“对改良派也应该估计有进步的一面。”《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页。当着逐步积累的矛盾达到了极其严重和尖锐的程度，要求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的社会制度，而推动变革的社会力量也相应地成长起来了的时候，革命就会被提上议事日程，并且成为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
对于近代中国来说，阻碍中国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阻碍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从根本上说，是整个“社会制度腐败”，所以，不进行革命，即对基本社会制度进行变革，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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