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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衣卫秘事-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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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此消彼长、反复循环的过程而已。陆炳通过结好严嵩为首的内阁,获得了在对东厂展开的权势争夺战中的胜利,但随着斯人已矣,内阁的权力在日后也被太监严重削弱,甚至彻底沦为了司礼监的附庸,夹在中间的锦衣卫自然“竞趋厂门”,一口一个“老祖宗”地叫唤着,“甘为役隶”,充当起了“二级走狗”这个不太光彩的角色——虽然他们从头到尾也不见得有多光彩。
于是,陆炳竟成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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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最后的癫狂
前魏忠贤时代
陆炳死后没过得几年,到了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的十二月,朱厚熜也在乾清宫驾崩了,时年六十岁,上尊谥为肃皇帝,庙号世宗。皇三子、裕王朱载垕继位,改元隆庆。要说朱载垕确比他的父亲勤勉许多,只可惜天不假年,仅做得六年皇帝便又一病呜呼,谥为庄皇帝,庙号穆宗。紧随其后接班上岗的太子朱翊钧时年仅十岁,因为新皇太过年幼,当时秉政治理天下的,是内阁首辅张居正,而内廷一切事务,则悉由司礼监冯保总裁。
冯保便是继刘瑾之后又一个势倾中外的“权监”。至于张居正,倒是无愧“能臣”二字,一个人独力在万历(朱翊钧年号)初年支撑起了整片大明朝的天空。只是他在个人道德问题上有些站不稳脚,言行颇为时人所诟病,死后旋即遭到了朱翊钧严苛的政治清算,并且捎带着把“好朋友”冯保也给拖下水来,两个人“身与名俱裂”了,已经长大成人的朱翊钧终得收回旁置多年的朝权,于万历十年(1582年)以后开始了他漫长的“亲政”历程。
可是他又不拿这“亲政”太当回事。自万历十七年(1589年)伊始,朱翊钧便学着自己的爷爷世宗,躲进宫里不肯出来见人了,这样一直到死——考虑到他在位一共四十八年,比起世宗都要多出三年,以此而论,他“消极怠工”长达三十一年,倒还真是历代皇帝里登峰造极的一位。
事出必有因,只是这原因说来其实简单,简单得甚至有些好笑——朱翊钧偏爱一位姓郑的贵妃,想立她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可是大臣们极力反对,说皇帝既然在早前已经和一位姓王的宫女生下了皇长子朱常洛,长幼有序,自然得立朱常洛才算正道。这也就是所谓万历朝的“国本之争”了。君臣两边于是为着这事争扯不休,前后扯了整整十二年,一直扯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的时候,朱翊钧捱不过廷臣和太后的内外夹击,这才勉强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并另封常洵为福王,封国在当时富庶的河南洛阳一带,好歹算是了结了这桩无聊的嘴皮子官司。
当然,朝是坚决不肯去上的。
那么,在朱翊钧“治世”里,大明朝是怎样的一番情形呢?因为他完全不理政务,大臣们既然见不到他的面,上了奏疏他也不看,临到辞职也找不着他去辞,于是只好循例写封辞呈上呈御前,然后也不管他批不批准,径直挂印而去。他当然不知道人家已经走了,反正又是“事不关己”,也不另行补缺,结果到了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的时候,中央及地方各级部门诸多机构已经空无一人,全国上下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完全陷入到了一定程度的“无政府状态”之中。
再有就是征税。朱翊钧极为爱钱,其兴趣之浓厚,就连大臣们都忍不住在奏疏里指着鼻子骂他是“把金银财宝当作了命根子”——他也不跟说话人生气,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有人骂他,就算知道了也装没听见——为了广开财路,他从内廷派出大量太监到各地充任所谓“矿监税使”,一个劲儿在国家原有税收体系以外横征暴敛。甚至不单于此,就连广东的珍珠,两淮的盐运,等等,这些地方的“特色经济”行业,也都有个“监”在那儿坐地收钱。虽然为此屡屡激起民变,然而终万历之世,这种由皇帝牵头进行的“合法抢劫”运动却是由始自终,从来没有过丝毫的“松懈”。
综上所述,所谓“明实亡于万历”,后世如此感慨,确是恰如其分的了。
朱翊钧最后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的七月驾崩,时年约为五十八岁,谥为显皇帝,庙号神宗——他确实“神”得很。
当初靠着群臣撑腰,好不容易当上太子的朱常洛继位,却又是个运气不好的,只干了一个月的皇帝就死掉了,谥为贞皇帝,庙号光宗。朱常洛的长子朱由校成为了大明朝的第十五任统治者,并以次年为天启元年(1621年),宣示大赦天下。而这时,距明朝灭亡的1644年,只有二十三个年头而已。
朱由校的皇帝其实做得也不太长,前后只得七个年头,但在大明朝二百余年的历史进程当中,却是至关重要且不容忽视的一个时期。因为在他执政的这七年当中,国家内外形势恶化之迅速,不禁使人为之瞠目结舌。究其原因,除了他原本接过的就是神宗爷爷扔下来的一个烂摊子,而他本人又不擅治国以外,很大程度上,却是因为一个太监在朝中的崛起所致。
这个太监姓魏,名叫魏忠贤。
和大多数有名以及无名的公公们一样,魏忠贤出身微末,本是一介无所事事的地痞无赖,因为不合与人赌博输多胜少,又忍受不住别人对他百般嘲讽,为求荣华富贵,索性一怒之下自行阉割,跑进宫里做了个太监。他先是改了个名字叫作李进忠,后来又恢复旧姓,并获赐名忠贤,先后依附在孙暹和魏朝这两位公公旗下,再承蒙魏朝举荐,深得另一位大太监王安的赏识,凡事对他优礼相待,进而开始逐渐崭露头角,成为了宫中惜薪司的掌事太监。
惜薪司,顾名思义,大抵负责管理的是皇城里烧火做饭以及取暖所需的柴禾一类的东西。虽然有些油水,然而对于其志远不仅此的魏忠贤来说,这个职位未免显得太过小儿科了些。也是他时来运转,万历四十八年九月,光宗驾崩,太子朱由校继位,一上台就循例提拔了一批东宫旧人,而魏忠贤则因为一位名叫客氏的女人的缘故,一步登天,从惜薪司哧溜一声窜进了司礼监,堂而皇之地参与到了大明朝廷的日常政务工作当中。
因为客氏是朱由校的奶娘,而魏忠贤则是客氏的“对食”——太监和客女们私相授受,有夫妻之名而无夫妻之实,这个就叫作对食——朱由校和他的奶娘感情很深,几乎到了言无不听的地步。客氏在朱由校登基后被封作“奉圣夫人”,于是成天都在跟皇帝说着魏忠贤的这样好,那样好,朱由校听进了心里,于是不但提拔魏忠贤进司礼监当差,还赐给他的哥哥魏钊锦衣卫千户官的封爵,享受与客氏的儿子候国兴、弟弟客光先相同的待遇。
祸起东林党
东林党,是指神宗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曾任吏部侍郎的顾宪成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议论时政,批评人物,而朝中诸多正直之士与之互通声气,由此形成的一个旨在以舆论力量对抗奸党的清流团体。所谓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在心”,大抵便可视作东林首倡者们在结社伊始最为原始与崇高的政治纲领。至于神宗本人,因为他常年不肯上朝,凡事撒手不管,无疑更在客观上对大臣们这种“自立门户”的行为起到了相当明显的推动作用。
当然了,有“正”必有“邪”,要是一个朝廷里全是好人——可惜,这种情形似乎从未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当中出现过——那么东林党也就没有崛起的必要了。在万历年间,与这些清流们针锋相对的“邪恶势力”,主要是朝中的齐、楚、浙三党。其实这三党也未必见得就是什么组织严密的政治团体,只不过是根据他们各自出身地域的不同进行划分,进而取用的一个比较简单与笼统的概括性称谓。东林和三党在朝中累年“争战”,互有胜负,简单地来说,万历二十二年至三十年(1602年)间,是东林占据上风,此后两派长期对峙,到了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以后,三党控制朝政,但旋即因为内部矛盾出现动摇,最终又在天启初年将朝权拱手相让,自身则在东林党人的穷追猛打之下溃不成军,几至陷入全军覆没的悲惨境地。
时局发展到这一步,似乎正应了那句“邪不能胜正”的至理名言,大明朝也可借此脱胎换骨,焕发出新一轮的勃勃生机了。
可惜事实真相并非如此。
东林也好,三党也罢,说到底都是由于党争所催生的特殊产物,而其自身所必然具有的狂热的排他性与盲目性,又往往会导致整个国家被卷入到一个扭曲的、病态的政治漩涡当中。于是所谓的正邪,…》小说下栽+。电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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