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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我评说-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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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自“23号文件”之后，文件与法规中都明确规定商品房价格为市场调节价，而不属于《价格法》中应受政府监督与管辖的政府指导价与政府定价的范围。这本来也不是政府应该管的事，更不是应受公众监督的事。
分不清韭菜与麦苗的人，在评论农作物生长情况之前起码可以先查查教科书，或问问老农，等分清什么是韭菜什么是麦苗之后，再发表言论，否则就会犯将驴子当成马的笑话。
政府并非不对房屋的价格进行管理。在土地实行有偿出让制度之前，是五部委联合审查定价的管理阶段。但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政府开始对不同住房的建设与价格实行了分类管理。当《房地产管理法》与《价格法》出台之后，则明确划分了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而属于市场调节价的则放开管理。
价格构成的管理与成本的管理是两种不同的关系，尤其是在价格构成的管理中，大量的公司管理的成本被列在了构成之外，明确规定了价格构成的类别与每个类别的内容，其中当然包括税金的部分。有商业秘密与税收管理完全是不同的概念。对社会与同行的成本公开与国家管理机关的管理审核本就一个是马一个是驴，不在同一个讨论范围。把有没有对社会公开成本与政府如何管理税收混为一谈，不仅仅是无知，更可以说是傻瓜提出了一个无需聪明人解答的问题。
中国的城镇土地归国家所有是《宪法》中规定的，但国家《宪法》同时规定，“国家有权将经营性用地进行有偿出让”，土地出让期中土地以征用租赁的方式将土地的使用权利交给了使用者，政府代表人民收取了出让金和土地相关收益，开发商不再是无偿地在人民的财产上再盖房子卖给人民，而是从人民手中合理合法地租用土地，再盖房子卖给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包括土地的使用权）。政府收取的土地费用完全可以从土地部门或公开的招投标中获得信息，但这个构成只与直接消费者相关。自实行招拍挂制度以来，这些信息已完全公开了。土地只是构成中的一部分，用人民的名义来浑水摸鱼是骗不了人的，这不仅是分不清驴子和马的关系，而且是故意将两者混为一谈。别人在讨论马，而他在讨论驴。
土地归国家所有在《宪法》中已明确了，但在拆迁安置中却将土地的补偿权利给非出让土地的使用人，这不是前后矛盾吗？政府在拆迁政策中，已充分考虑了土地的区位价格，某些人用这种自相矛盾的逻辑来指责开发商就更没有道理了。请先弄清楚，拆迁安置办法不是开发商制定的，而是政府制定的。
在房屋价格构成中已明确了政府有权监督的部分，但公司法人的企业盈利并非只有商品的价格差，还包括非商品直接成本构成之外的其他相关费用，两者合并才会形成企业的最终利润。如果连成本、利润率与企业最终盈利之间的关系都说不清楚，还谈什么公布成本？
无知者无罪，但不等于可以原谅某些人将驴子当成马来讨论的错误。商品房不是公共属性的产品，自然也不是公共政策的内容。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最好请这些带着“学者”与“专家”桂冠的人们先查查相关法律与文件，先弄清楚别人在讨论什么，应该讨论什么。
大多数人都读过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知道恩格斯在说什么，但有几个人看过《杜林论》？有几个人知道杜林说了什么？为了自己的尊严，还是不要闹出那些将驴子当成马来讨论的笑话。
（2006年11月22日）
开发商该盖什么房子？（1）
开发商盖什么样的房子与供给什么样的收入人群，是投资者根据市场需求和获利能力而自行选择的事情。根据楼盘所在的地理位置、规划条件、资金、技术与营销的能力，既会有人选择投资建设高档产品，也会有人选择生产大众化产品；会有大户型，也会有小户型。商品房主要面对中高收入家庭，则是国务院文件中所确定的中国住房供应体系的一种政策指导。
但“商品房是给富人盖的”这句话却遭来了几乎全社会的责骂。有人说把“富人”两字改为“中高收入家庭”就符合中央文件的说法了，也有人说用“有支付能力的人”就符合经济学的说法了。但中国的中高收入家庭和有商品房支付能力的人不是富人，难道还能称为是穷人吗？
“富人”两字在旧中国是一个带有剥削性质的贬义词，但在邓小平同志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共产党要领导全国人民发家致富”之后，“富人”就不再是一个贬义词，而成为劳动致富的光荣形象了，否则怎么会有最初争当“万元户”的号召？怎么会有中央七套的“致富经”栏目？怎么会有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建立和谐社会的中国，不是要消灭现在已有的富人，而是要消灭所有的贫穷，让所有的穷人都变成富人，不能变成富人的少数人也应在政府公共产品的支持下过上有基本保障的幸福生活，这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
今天的社会舆论将盖什么样的房子、为谁盖房子，从市场经济的范畴中引申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和道德理论的怪圈之中，以致在讨论中国的住房政策时，变成了一场火药味十足的战争。
没有人会说五星级的酒店是专为穷人服务的，那么是否中国就不应建设五星级大酒店了呢？中国已成为全世界奢侈品的消费大国，那是否为富人提供这些商品与服务的人都有罪呢？那么再引申一步说，生活尚处于贫困状况中的数千万农民工是否应拒绝建设为富人服务的五星级大酒店，是否应拒绝生产与加工那些为富人提供服务与消费的奢侈品呢？
为什么社会在五星级酒店为富人提供服务的问题上没有争论，但在商品房为富人提供服务上却有大量的争议呢？人们会说住房是城市居民的必需品，说住房带有公共产品的性质，说住房是生活的基本权利……五星级酒店是面对少数人的，而商品房是面对全社会的。
我并不这样认为。商品房在《房地产管理法》中明确定义的就是可以自由买卖的一种商品，商品房可以有居住、投资的功能，也可以用于出租等多种用途，但不等于具有居住功能的商品房就代表了一切住房，更不是面向全社会的生活必需品。
从全国住房的存量统计中可以看出，商品房（包括买卖的经济适用住房）只占全部存量住房的，而房改房占，政府提供的标准租赁公房占，原有私房占，租赁私房为2％，其他为。
商品房只是在房改货币化之后，以改善和提高生活质量为主导的一种商品。大量的房改房与公房租赁是政府历史上提供的住房基本保障，低收入家庭的住房仍将依赖于政府的经济适用住房与廉租房，以及靠贴息贴租等多种形式的保障来解决。
从存量住房中的商品房总供给情况可以看出，商品房仍将主要面向中高收入家庭，当然包括通过拆迁、补偿、代际帮助和原有资产变现而形成有支付能力的家庭（穷人不等于不能进入五星级酒店）。
商品只对应于支付能力。商品房并不代表高档房，也并不表示富人都是极端的富有者，而应还其商品的原有属性。
那么开发商是否应更多地为穷人盖商品房并提供服务呢？也许这也有个认识的误区。
作为一个通过生产经营获利的企业组织，不管投资什么商品都要求盈利。为富人提供商品与服务要盈利，赚的是富人消费的钱，并提供税收与公共产品（公共产品是为所有人服务的，为大众提供商品与服务同样会产生盈利），同时形成政府转移支付的能力。请问牛奶和那些烟、酒又是为谁提供服务的呢？汽油是否也分消费对象呢？不管其购买的对象是谁，都不会对企业利润产生差别。
开发商该盖什么房子？（2）
换句话说，大众化的商品房并不等于盈利水平下降（经济适用住房除外，这不是完全的商品房），更不等于开发商在让利于民。生产什么产品不过是企业盈利模式的选择。
有的企业不管生产高档或低档的商品房，进行投资决策前都会有一个盈利目标和风险系数，这与商品房所处的位置和市场相关，与供给对象无关。这个标准的定价面对的是一个有效的支付能力，而不论这个支付能力是通过拆迁、收入、代际帮助还是资产变现而形成的，也不论是穷还是富。
理解的误区正在于为大众提供产品时，似乎开发企业就不应盈利或应降低盈利的标准了。在市场竞争中，如果企业成为了慈善单位，那么这个企业一定会无法生存，这与企业是否愿意参与三次分配的活动无关。因为，企业是必须先向政府缴纳土地出让金的。
那么是否开发商应更多地参与经济适用住房的建设呢？可以说几乎所有的开发商都想挤进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的行列。名义上经济适用住房的利润会被限制，但贷款条件优惠、初始资金要求低、取得土地的资金占用少，开发商可以用同样的资金扩大几倍的生产规模，销售与个贷上没有风险和障碍，集合起来的盈利并不比高资金、小规模的生产方式低，又何乐而不为呢？
问题在于，经济适用住房的建设是以计划分配方式取得的土地供给，是政府说了算的，是半指令性的或指令性的。除了政府强制性地限定部分国有企业压低销售价格生产经济适用住房之外，自愿参与建设经济适用房的企业又有哪个不是赚个盘满钵满的呢？经济适用住房的价格低，首先在于没有缴纳高额的出让金，假如商品房也不收土地出让金，价格自然也会大大地降低了。
许多国有企业在按政府的指令承担实际相当于政府二次转移分配的政策性补贴任务，如政府补贴性的市场基础设施的供给。但并非所有的国企都承担同样的任务，将二次转移的功能仅用于住房保障，他们还要承担非住房性的公共产品支出。华远虽然没有承担经济适用住房的工作，但承担了地铁建设等公共职能。
国企承担公共职能的责任并非是市场经济中的问题，而是政府行为的公共责任。不等于在市场经济中企业可以在没有政府指令的情况下去降低产品的价格，或自行将应得利润转移给非特定的应享受政府补贴的对象。
回到市场经济中来看，企业所提供的各种商品与服务都无法代替政府的责任，都无力解决应由公共财政解决的满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保障问题，更不可能用商品的供给方式改变收入分配中的不公现象。让低收入家庭承担住房土地的高额出让金只会增加分配中的不公平。
普布利乌斯？塞鲁斯曾说：“不可能让所有的脚都穿同一种鞋。”也就意味着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住同样的房子，都有同样的消费能力，都有同样的收入与财富。试图以生产同样的“鞋子”来满足所有的“脚”的做法也同样是徒劳的。
旧中国的妇女曾以“三寸金莲”为荣，市场会提供许多的小鞋，以迎合缠足者的需求。当妇女们放弃了缠足的习惯时，再生产这种小鞋就不现实了。如果今天因为生产鞋的布有限，只能生产小鞋，把还没有来得及长大的脚重新裹起来，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但我们的身边正在发生着这样的故事。
房子是要使用几十年的商品，那么是按今天的低消费标准去组织大规模的生产，还是按现有的中高消费能力去组织生产？这就如同只有马车通行时所设计规划的道路并不能满足汽车时代一样，城市不得不为汽车时代的繁荣而付出拆除重建、不断加宽道路的代价。今天我们也在大量地拆除20世纪80年代初期为解决房荒而建设的大量低标准住宅。为什么不是用新建住宅满足中高消费，现存的大量住宅满足中等收入消费呢？难道一定要用新的“小鞋”来解决住房问题吗？这不是一种新的资源浪费吗？
记得小时候，除了过年我可能有机会穿一双新鞋或买一件新衣服外，大多数时候都是姐姐穿过的原是哥哥的旧衣服，再加上补丁之后传给我。
令我记忆深刻的是，有一年过年我们兄弟姐妹四人专门到照相馆正式拍了一张合照，至今这张照片还保存在我们各自的家中。最醒目的不是我们穿的“新”衣服，而是每个人都穿着露着脚趾头的鞋。
今天的年轻人不再需要穿带补丁的衣服了，却还没有到不能先住二手房的消费时代。难道一定要用削足适履的办法才能解决住房问题吗？难道先富起来的人不应先住上好房子吗？为什么为先富起来的人盖好房子的开发商就一定是坏人了呢？
市场做市场的事，政府提供社会保障与公共产品，这本是分工不同的两件事，但每到讨论市场的问题时，人们总爱将社会保障与公共产品放在市场竞争中混淆视听，似乎市场的失灵是因为市场没有提供公共产品与社会保障。中国的低收入家庭难道不应享受免交出让金的住房保障吗？
我们在粮食市场化时这样争论过，在大白菜市场化时这样争论过，在房子、医疗与教育市场化的问题上也这样争论着，几乎都是因为同一个原因——分不清市场的责任与政府的责任。各种各样的评价严重地影响着中国的市场化进程。
不承认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现实（不管是否承认这都是事实存在的），不实施对财富的保护，不允许对先富起来的家庭提供满足他们消费需要的商品与服务，并不能掩盖分配不公的问题，也无助于让先富起来的人将财富用于投资与消费。通过合法收入先富起来的人，也是合法的中国公民，也应有正常生活与消费的权利（非法致富的人要靠法律来约束）。一旦先富起来的这部分家庭的消费与财富从中国转向了境外，那么只能带来更大的损失，而不会带来任何益处。
问题并不出在已经有一部分家庭先富起来上，也不是出在开发商必须为迎合不富有家庭而建设商品房上。问题在于如何让未富起来的家庭也富起来，或者在他们尚没有能力利用市场化的方式解决住房问题时，用转移支付的方式帮他们一把，让他们也能过上正常的生活，并创造他们富起来的机会。
市场就是市场，商品就是商品，开发商该盖什么房子，还是会盖什么房子。
（2007年1月12日）
。。
小肚鸡肠
土地供给影响着房价，并不被许多人所承认，甚至有人认为增加供给并不能稳定房价。
茅于轼老师曾经举了个例子，我至今印象深刻，中国的新疆、内蒙古有大量的土地，既不是政府要保护的农用耕地，也不是已探明拥有矿产资源的宝地，为什么不值钱也没人去买呢？为什么也没有成为新建城市的繁华区呢？
城市需要有配套的公共产品让人们能提高生活的质量，这样土地才值钱，这种土地上的房子才在比较之中有了价格的差别。而这种土地的数量是有限的，也因此有了“物以稀为贵”。
土地的供给增加必然促进有效住房的供给。如果供求相对平衡或供略大于求，则价格就稳定或下跌了。市场中有只“看不见的手”，会在供求对价格的影响之间发挥作用，供大则投资减少、利润降低，资金就向高利润的地区或行业转移。假定没有垄断的非市场化因素，这只“手”就会发挥作用来调节余缺，价格也就随整体经济的发展而波动。
中国的问题在于土地的垄断供给和国有产权，因此不能像土地私有化国家一样自由地调节土地供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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