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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我评说-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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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否认华远在发展的过程中有过许多的失败与教训，也有许多因管理层的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包括曾有过挂靠公司的违规和管理不善、监管不到位的情况，直到今天也尚未处理完全部的历史遗留问题和官司。但改革之中，华远一直在政府的领导和政策的引导之下调整着自己的发展战略，不断纠正曾经出现的错误和问题，并严格地按政府的要求与监管一面在市场竞争的海洋中学习生存，一面尽力地承担着政府要求的各种社会公益性任务。
当社会因对房价不满而引发对所有开发企业不满时，当政府官员发生与房地产业有关的腐败事件时，当市场中出现一些地产商的违规和欺骗时，当少数企业有银行信贷欺诈与拖欠时，当个别企业被查出偷税漏税和工资拖欠时……多数民众都会将这一行业视为洪水猛兽，却不知道绝大多数企业在行业协会和行业组织的教育与约束下在努力带头保护着市场秩序，并用切实的行动来证明企业的品牌、企业的诚信，同时树立行业的正面形象。
在华远地产与华润分手之后的二次创业中，华远没有从政府手中获得过一寸划拨或直接立项的土地。除一块土地是用挂牌方式获得外，全部都是通过合作与收购方式取得的，自然也就与网民所说的官商“勾结”从土地中谋利的行为无关了。
在市场规范经营上，华远率先实行“担保”制度，防止了商品房的工程质量问题，也堵住了工程款与农民工工资拖欠的漏洞。华远率先实行了《物权法》中正在讨论的“建筑物区分”立法要解决的“业权”问题，不但将消费者的权利还给了消费者，并在代小业主的经营中成为全国第一家给业主分钱的企业，并于2006年的“3？15”之前被全国消费者协会评为消费者信得过的企业。华远从我做起，从销售初期就明确了各自的权利、义务，用实际行动证明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二次创业后的华远将部分项目公司注册于北京市门头沟区（西城区的对口互助区），连续多年成为门头沟区的纳税第一大户，并年年获得A级评级和区财政的奖励。华远集团公司和下属企业都被评为纳税A级信用企业。2007年初，社会盛传建设部和税务部门来华远检查，但所有的检查都证明华远是清白的。国有企业不但年年会接受国资委指定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与检查，并有严格的投资审批制度、管理者审计制度等各种制度与监察的约束。
我个人的言行由我个人负责，这些对房地产政策问题的讨论与研究，是我在华远集团二十多年的实践基础上进行的，并不代表国有资产的意见。华远集团公司执行传统的党委决策制而非总经理决策制，集团公司已十多年没有总经理办公会制度了，重大决策一律经党委决策后执行。很明显，我个人的言行只代表个人的意见，只有执行党委的重大决策时才代表集团公司。
也许更多的网民一提起开发商就都认为他们是与腐败、黑心、个体、暴富相联系的，认为凡是私有企业就一定存在腐败与原罪，华远地产自然也成了偷税漏税而无社会责任感的私有企业了。
一连串错误的推理，必然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尽管国有企业尚存在许多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弊端，但并不表示就一定是腐败、偷税漏税的，也不表示就一定是垄断或靠政府投资和保护才能发展的。
华远不是一个生下来就富有的企业，和全社会一样，都是从零开始创业，靠邓小平改革政策的指引在市场中寻找机遇而发展的，今天所有靠自我创业而寻求生机的个人、单位、企业同样能在市场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华远的发展告诉社会的仅仅是不要自暴自弃，只要付出努力、勇于探索，自己今天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实力，同样可以为社会创造财富，并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获得发展。
重要的是，在整个中国经济都在高速发展的今天，每个企业、每个人是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观念去创造财富，还是用仇富的观念去抱怨社会的“分配不公”。与其将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放在攻击他人、仇视富人上，不如将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放在努力学习与工作上，这样才能创造美好的未来。 txt小说上传分享
答复网民的提问（3）
只有付出努力，才有可能去享受美好的明天，华远集团公司所做的仍然是努力地付出与创造，并承担着国有企业应有的社会责任。
关于企业的社会责任
在中国引进西方社会的先进管理经验与技术的同时，参照西方社会的一些被认为是促进社会和谐与发展的做法，我们引入了“企业的社会责任”的概念。于是近两年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讨论铺天盖地，几乎所有的企业都陷入社会的一片谴责声中。
其实也许这些高喊着企业社会责任的人根本就没有弄懂西方制度下的社会责任这个概念。西方的社会责任是个人与企业共同的社会责任，是从私有产权的角度及对弱者的帮助出发，从个人的自我行为发展到企业的社会行为。
中国是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建立社会责任的信仰的，因此更多的是“为人民服务”与“学习雷锋好榜样”的精神，是从个人行为的角度提倡无私奉献的精神。而对于公有产权的部分，则是“爱护公物”、“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样的精神。因此在公有制为主的企业组织形式中没有企业的社会责任的问题，企业是按计划与国家的指令承担社会责任的。
两种完全不同的产权制度必然会出现对社会责任的不同理解与要求，同样，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也会有不同的认识与理解。
中国正处在刚刚开始建立与完善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是刚刚开始允许私有产权与公有产权平等竞争的阶段（尚有大量的行政垄断存在），民营经济尚处于起步期，并不具有雄厚的资本实力，更不可能独自参与全球化竞争。国有企业的改革尚未完成，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尚未落实，许多企业尚处于亏损阶段，除国家支持与垄断的行业外，很多企业同样不具备参与国际竞争的实力。
中国尚未建立完善的、公开的资本市场，企业尚未完成自有资本的原始积累，因此不能依靠资本市场解决资金与扩大规模，只能靠经营利润形成的积累与沉淀。而中国真正能称得上富有的家庭更是少之又少，总体的社会矛盾与企业面临的难题相同，都处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需要解决生产能力与经济实力不平衡的矛盾。
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的第一步并非是对社会提供三次分配捐助，而是合法经营。那么企业是否在合法经营之后就没必要承担三次分配的责任了呢？起码这不是像必须依法纳税一样是一种法定的义务，而是投资者的一种主观意愿。投资人有权决定财产的处置方式，产权人有权决定自己的财产用途。当然扶助弱者的传统美德、促进社会发展的责任心，会让多数人和企业积极参与全社会的三次分配活动，但这绝不是一种强制性的社会责任。
华远有了国有资产的“挡箭牌”，并不代表华远没有自愿地为参与三次分配的社会公益活动进行过专门的宣传。
早在1984年华远成立之初，我们就开始按区政府的要求无偿举办“大龄青年舞会”的公益活动；无偿为西城区配备了第一套中学的计算机电教设备；举办了西城区战略研讨会和“华远之声”公益音乐会……
二十多年间，华远还为西城区出资建设了法院、党校、经科大、政府会议楼、老干部活动站、区公安局、多个派出所、多个街道公厕以及多种零星建设工作，提供了数万平方米的办公设施等建筑。
为支持中国的体育事业发展，从中国举行的第二次铁人三项赛、第一次英式橄榄球赛开始，华远拥有了中国第一家乒乓球俱乐部，拥有乔红等前世界冠军选手，有中国最好的桥牌队……全北京会打桥牌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华远的，华远是中国为桥牌运动出资最多、时间最长、取得成绩最好的赞助商，
北京连续十多年的各种群众性桥牌竞赛都是华远出资支持的，华远队还代表中国赢得了日本“NEC杯”国际桥牌邀请赛的冠军。华远常年对中国各种体育活动的赞助超过了几千万，这还不算华远专门对亚运会和奥运会提供的上百万元的赞助。
从第二届“京港研讨会”开始，华远就协助政府和各种机构举办大量的国际会议，包括最初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来京演讲。
从中国改革基金会成立之日起，华远就提供了800万元的支持，并提供了中国改革理论研究的各种课题经费和会议经费，包括为最有贡献的经济学家发出的第一笔100万元的经济学贡献奖。华远为中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做出的支持远不止几千万元，其社会效应更是无法用金钱计算的。
答复网民的提问（4）
1994年，华远捐资500万元为阿坝四所小学购买了计算机等教学设备，2006年年底为海南省贫困县捐资100万元建立希望小学。即使不算每年固定支持西城区和北京市重点学校的经费，华远累计在教育事业上的捐助也远远超过了几千万元。
为支持我国NGO组织（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华远组织、发起和参加了多个公益基金组织，如支持治理荒漠化的阿拉善SEE基金，支持环境保护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支持扶助农民致富的“富平”基金以及人口福利基金会的“幸福微笑”基金等，多数基金捐款都在百万元以上，少的也在30万元左右，并且还继续支持着各种公益基金的活动。
今天当社会在关注兔唇儿童的治疗时，华远的职工早在十多年前就自发捐助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生修复下巴的手术，并参加过“博爱”慈善等多种慈善捐助。凡是各级政府、街道、区县和社会团体的捐助活动，都能看到华远的身影，华远在尽力为社会做出贡献。
华远的宗旨是“来源于社会，服务于社会”，从来没有在第三次分配的公益活动中甘落于人后。但这不等于所有的捐助活动华远都能参加和都有能力参加，许多捐助是有上级指示、号召和要求的，也有大量的捐助是股份公司、合资公司经董事会批准后执行的。
华远与北京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也曾合作举办过“元旦”、“春节”、“十一”等大型文艺晚会，以丰富北京和全国人民的文化生活。另外还赞助举办过各种公益演出活动，以及组织职工参加各种义工活动和义务劳动等。
我可以自豪地说，华远集团既不是纳税的侏儒，也不是社会捐助活动的矮人，不管是在区属企业还是房地产企业，华远都可以骄傲地站在前沿。
国有资产的公益支持除了捐款外，还有大量按政府指令由企业出钱完成的社会公益性建设，如华远代表西城区政府为地铁四号线股份公司承担了股本金入资及贷款担保等类似的工作，这也算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一部分吧。
我并不指望用我的言语扭转网民们对华远的看法，我只想告诉那些对华远这个几代领导创造的优秀企业存有误解的网民们，正确地理解与讨论什么是企业的社会责任并不表示华远不想承担社会责任，而恰恰是只有正确地理解什么是社会责任，才能管好、办好一个企业，才能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不要错误地将企业的社会责任仅仅认为是企业应更多地承担公益事业，过多地要求企业的捐助只能是涸泽而渔而不能囤水养鱼，否则不但不会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和谐，反而会制造各阶层之间的敌对情绪，制造更多的社会矛盾。
企业进行更多的三次分配活动，必须要有良好的社会环境与税收制度，而目前我国的税收制度并不鼓励企业从事更多的社会捐助活动。国家规定仅仅对某几项活动或通过某几个机构的捐助给予少量的抵税或免税的政策，而对大多数的公益活动捐助并不给予免税的优惠，因此实际的企业支出还要加上应缴纳的33％的企业所得税，这同样限制了企业的社会公益活动。
华远并非大型的国企，但仍能为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希望更多的社会成员知道，华远在勇于承担社会的责任的同时也从事了大量的公益事业。
关于我的故事
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把生活中不愉快的事情讲给大家听，但有时候这些故事会让更多的人了解事实的真相，并且可能会对社会有所启发，让更多的人了解生活并努力追求美好的生活！
中国改革的进程中有许多过去从未出现过的事情，于是人们对对与错的认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如果我们仍用传统的观念看待改革与发展中的事物，就可能会产生误解与疑惑，甚至可能影响自己的判断。
当中国出现了一批开始富起来的人时，当房价让许多城市居民望而生畏时，社会开始对房地产商产生恶感，并将脏水都泼在了房地产行业与房地产商身上，认为所有从事这一神圣的为民造福的行业的人都应被“枪毙”。
社会上曾盛传各种不同原因的版本说“我被抓起来了”。如果我写文章去解释的话，会被认为是假冒的，于是就委托小潘去告诉大家，我没被抓起来，并且活得很好！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答复网民的提问（5）
但仍然有大批的网民呼吁让检察院来查一查，他们认为房地产商只要一查就一定会查出问题来，一定会被抓起来“枪毙”。也许这是一种对房价不断上涨不满情绪的发泄吧。
故事一：我曾被检察院正式宣布逮捕过。
1985年的9月30日，正是准备“十一”放假的前一天，这一天也恰恰是阴历的八月十五日，中国传统的中秋节，是一个合家团圆赏月的好日子。
当天上午区纪律检查委员会通知我去谈话，但恰好上午有个事先约好的外商谈判，关于华威大厦项目的投资建设事宜，我转告他们说我下午再去。
中午全公司的人一起在“峨嵋餐厅”聚餐，准备下午就放假了。我也可以去区纪委谈话了。正当我准备出发时，华远总公司的一位副总神神秘秘地叫我出去一趟，这一去就是一年多的时间。
停在公司200米开外的是一辆西城区检察院的警车，它将我直接带到了现在西城区政府的所在地——西城区检察院。事后我想，也许是因为我没有按时去区纪委谈话，区纪委的领导认为我犯了罪要逃跑，于是案件就升级交给检察院处理了。
1985年是中央最早开展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犯罪的专项运动的时候，当时中国的法律实行的是有罪推定，可以在认为你有罪时先实行抓捕，后审查证据。
当晚12点，我被以“贪污罪”送进了西城区看守所（现西城区公安局宿舍区）。在一个全国人民都欢度国庆佳节和团圆节的日子，我被关进了黑暗、脏乱并臭气冲天的看守所（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塞满了近20个壮汉），这是令人终生难忘的记忆。
既然罪名是“贪污”，检察院当然要去家中寻找我“贪污”的赃物了，但检察院搜查中扣押的却是大量与“贪污”毫无关系的香港电影的录像带等物。事后我知道，检察院另行通知我的兄弟姐妹向检察院缴纳了大量的现金作为我“贪污”应该退赔的押金，为此我妹妹不得不卖掉了刚买不久的摩托车。
随我之后进入看守所的公司会计被检察院以“老婆生孩子，家里无人照顾”为由，于1985年12月释放了。1986年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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