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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山军-第9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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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这一步,裕禄还是有些吃不准慈禧的态度,听了一个幕僚的高见,干脆拨了二十万两银子给义和团做“军费”,让他们向局势日益紧张的天津进发。这下子将朝廷的底探出来了,慈禧竟然追加了十万两“军费”。裕禄有底了,干脆封了义和团大师兄为一品衔,坐一品官的绿呢大轿,进而把直隶总督府的军需仓库打开,任义和团取用。
天津由此大乱。
3月10日,处于焦虑中的英、法、美、德、意五国公使在北京针对义和团问题再次召开了专题会议,这是就该问题召开的第二次会议了。大清帝国政府的屁股越来越坐到了那伙暴民一边,上帝派至中国的使者们以及他们的追随者们正在受到日益急迫的威胁,五国公使们一致认为应当代表自己的国家发出更强硬的声音。
这次会议后,五国公使向满清政府递交了一份声明:如果大清帝国政府不明确表态镇压义和团,各国就要进行联合海军示威!
满清政府显然并未将这份透着赤裸裸威胁意味的声明当回事。世纪之交的满清朝廷,是一个典型的自大与自卑的混合体,就帝国的最高决策阶层而言,对于世界的认知水平低的可怜,除掉那些醉心洋务的官员外,整个朝廷,被一帮无知颟顸自大狂妄的群体把持着,他们或者图谋着自己的利益,比如载漪;或者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一贯态度,比如王文韶;或者保持揣摩慈禧态度为自己态度的一贯作风,比如裕禄;或者仇视洋人,将一切问题归罪于洋人的干涉,比如刚毅和庄亲王载勋;还有可能看清了但什么都不说的人,比如荣禄。
整个朝廷,鲜有清醒看到世界范围内已经被极少数最先觉醒完成变革的国家制定了游戏规则,这份强者为尊的规则正在覆盖全球,中国绝不是例外。
朝廷无动于衷,直隶境内的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荼,对局势发展的担忧和对满清朝廷的不满日益增加的列强驻华外交官们于4月6日再次发表联合照会:限令清廷在两个月内剿灭义和团,否则各国将代为剿平!
这是准备对一个主权国家进行武装干涉的明确信号,可惜清廷没有或者不愿意清醒地认识这个信号的意义。
七天后,俄法英美等国的军舰在天津大沽口外的海面上举行了示威式列队航行。
这个时候,也就是徐世昌受袁世凯委托进京就山东剿匪一再失利进行高层斡旋的时候,直隶首府保定府附近的一个村庄里,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民教冲突。因为一次演戏,不信教的村民请来了义和团,一夜之间,三十户教民遭到了彻底的洗劫,三十户人家不分男女老幼全部被杀。
消息传到北京,一位叫法维埃的法国主教给法国公使写了一封信:局势已经日益严重和危险。在保定府,七十多个基督教徒被屠杀……北京周围已经受到包围,拳众日渐逼近京城。宗教迫害只是个烟幕,义和团的目的是消灭所有的外国人,这个目的已经清楚地写在了大旗上。义和团的同盟军正在北京等着他们。以袭击教堂开始,而以袭击使馆告终。甚至,袭击这里的我们的日期已经确定,我们已经处在1870年天津惨案前夕同样的险境。在这种情况下,公使先生,我认为我有责任要求您给我们至少派遣四五十名水兵来,以保护我们和我们所有的东西。过去不很紧急的情况下,也曾这样做过。我相信,我们谦恭的请求,您将惠允考虑……
这位中文名字叫樊国梁的主教必将因为此信而在近代史上留下自己的痕迹。历史的长河中总是不时闪现一些小人物,他们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就像一根导火索,点燃整个弹药库。
樊国梁已经来中国近四十年了,说一口地道的京腔,脑后甚至还留了一根和大清臣民一样的大辫子,他不但是外国在华人员里的元老级人物,而且还是中国皇帝钦命任命的官员,皇帝竟然颁发上谕授予他二品顶戴,级别相当于总督、巡抚。必须承认,樊国梁这个中国化了的法国人对于中国的风土人情、礼仪风俗、民族性格和官场作风是完全掌握了的,义和团的兴起和蔓延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觉,甚至闻到了一丝血腥的味道。令人惊奇的是,这位中国通准确地预料到了义和团接下来的行动:以袭击教堂开始,攻击使馆结束。
5月20日,各国公使召开了第四次会议,参加国已经扩大至十一个国家:俄、英、美、法、德、日、意、奥、西、比、葡。会议由西班牙公使主持,他首先宣读了樊国梁的信,尽管这封信各国公使已经认真读过了。法国公使接着发言,他证实樊国梁的信是可信的,这个法国人在中国已经住了四十年,他的分析具有无可争辩的权威性。大家都看到了,就目前的局势发展,在中国居住生活的外国人将要面对的危险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如果清廷有人研究过帝国主义国家对外国的侵略史,他们就会得出一个结论,每一次入侵,最困难的不是武力不足,而是借口不足。就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而言,列强可以找到的入侵借口真的不多:中国没有武装进入他国开辟自己的势力范围,没有在海外挑起过任何一起武装纠纷,更没有占领过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哪怕一寸土地!中国实在是太规矩了!垂涎这个巨大东方市场的列强可以找到了入侵理由实在是太少了!
但是,现在有了!
参加公使会议的各国公使们心里都抑制不住兴奋。他们清楚,尽管传教士和商人的生命会受到损失,但局面恰恰是他们愿意看到的。义和团帮了他们一个大忙!事态的不断扩大使得他们在将来可能进行的武装干涉时可以理直气壮。
这个时候,公认的世界第一强国不是蒸蒸日上的美利坚,而是日不落的英吉利。老资格的英国公使窦纳乐看出了与会同行们的跃跃欲试,出言道:各位应沉着应付,静观事态发展,不要操之过急。
美国公使立即赞同英国人的提议,随即,各国公使都正确理解了英国同行建议中的含义。最后,法国公使建议出一个文字的东西,于是有了一份类似于《戡乱法》的东西,发给了清廷政府,这份违背外交原则代替主权国家意志的玩意儿,一共六条,要求清廷以前所未有的严厉态度镇压拳匪,凡是镇压不力,导致外国人生命、财产损失的当地政府官员,必须予以惩罚。要求清廷政府在北京、直隶及北方其他各省公布这些条款,务必做到人人知晓。
这是一份“最后通牒”,要求清廷答复的时间为五天。
接到照会的清廷被吓坏了。满清政府晚期的外交基本上体现了这样一个规律:傲慢无视到惊慌失措。就像一个不知轻重的小孩子,惹事之前天不怕地不怕,惹出事之后就吓的发抖,几乎要崩溃。
清廷这一次的动作倒不慢,立即发布了一系列镇压义和团的公告,包括以步军统领、监察院和顺天府衙门的名义联合发布的维护京城安全的《禁拳章程》和《告示》:严格禁止练拳,并派出武卫军武装弹压。
但晚了。不管朝廷是不是真的要镇压义和团,局势的发展已经到了失控的地步。
正文 第二十二节 京师的乱局(二)
与其说列强关心其在华子民,还不如说列强迫不及待地要对中国进行武装干涉了。因为短暂但血腥的当代历史已经教会了列强们,针对所谓未开化国家和地区的武装干涉,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
照会规定的时间一到,也就是5月26日,驻京城的各国公使召开了第五次专题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明确了各国出兵干涉义和团事件的决定,并且派出了两名代表直接与担负外交职能的帝国总理衙门当面交涉。
就像在配合列强的行动,义和团也加紧了步伐,28日,京师收到了更加令人不安的消息:义和团烧毁了丰台火车站,连津京铁路也被破坏了!津京铁路被破坏,意味着驻扎于京师的外国使团的后路被切断,他们是有在危机到来时撤退天津港直至撤至海上的打算的。现在完蛋了!他们已经被仇恨所有洋人的帝国农民包围了!
也就是这一天,清廷经过反复商议,再次起草了严厉镇压义和团的《公告》。《公告》递交给外国驻华使馆,但公使们已不予理会了。因为他们已经做出了一项重要的决定。当天晚上,清廷再次收到了外交照会,其实就是命令:前述之十一国使节已经决定,调集他们的军队来北京,以保护日益危险的驻华使馆,要求清廷提供运输之便利。
清廷当即拒绝了这一要求。
按照外交通则,驻外使馆的安全是由所在国政府负责的,外交人员在所在国受到高级别的安全保卫,甚至享有外交豁免权。进驻国不得以确保使馆安全为由向所驻国派遣一兵一卒。除非受到邀请,哪怕是一个暗示,都是对这个国家最严重的挑衅和侵略。但列强们已经完全不顾这一通行原则了,既是对义和团的担心,也是对清廷的蔑视。
第三天,十二艘停泊于大沽口外海面上的外国军舰开始进入天津港。其中,英国两艘,俄国七艘,美国、日本、法国及意大利各一艘。对于这种赤裸裸的侵略,装备了进口西洋大炮的大沽炮台清军岸防炮兵没有任何的抵抗,他们也确实没有接到任何抵抗的命令。
当晚,各国海军陆战队员在天津港登上了中国领土。
海军陆战队已经登陆天津,各国公使才傲慢地通知清廷政府,不管你们准不准许,各国军队进入北京的决定是不能更改的。但是,你们如果善意地答应,联军将驻留至不再有危险的时候。如果反对,后果将难以预料。最后,勒令清廷必须将该决定通知负责京畿安全的直隶总督裕禄,以免发生不愉快的事件。
次日,大清帝国总理衙门答复各国公使,把原来坚决反对外国派遣军队进入京师的决定改为同意,但要求各国来京保护使馆的兵力不超过三十人。
同日,直隶总督裕禄接到总理衙门的指令,允许外国军队乘坐火车进京。同时将坚决仇视洋人的义和团和同情义和团的帝国正规军调离铁路线两侧。
1900年5月30日傍晚,外国联军自天津登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列强开列给大清帝国政府的人员名单和武器清单是:英国军官三名,士兵72名;美国军官7名,士兵56名;法国军官3名,士兵72名;日本军官2名,士兵24名;俄国军官4名,士兵71名。总计314人。
武器装备除携带常规武器弹药外,英军携带“努登费尔”机关枪一挺,美军携带“柯尔特”机枪一挺,意大利携带一门一磅小炮。
6月1日,联军顺利抵达北京,进驻东交民巷使馆区。让惶惶不可终日的各国使馆人员安下了心。
闻知用来保卫各国使馆的援军抵达北京的消息,各国公使们自然欣喜万分。其中最高兴的就是德国公使了,他就是帮助司徒均在新军获得职位的那个人,他叫克林德。
“先生们,记住这个伟大的时刻,这是瓜分中国的开始。”克林德对一帮兴奋的几近失态的同行们大叫道。
北京城外,义和团运动并未因朝廷的禁止公告而消退,相反更加猛烈了。参加了义和团的青壮们经过师兄们的一番洗脑,坚信自己已经练就无敌神拳,距离刀枪不入的最高境界不远了。对于官府取缔义和团的告示,他们不屑一顾。5月24日,就在朝廷考虑如何回复洋大人的最后通牒的日子里,义和团与驻扎于保定府的武卫中军发生了冲突,一个分统(相当于旅长)被气壮如山的义和团杀死,他的士兵被手持长矛大刀的义和团众们赶得四处逃散。义和团顺利地进入了北京的西大门保定。正在修筑从卢沟桥至汉口铁路的外国工程师及他们的家属立即陷入极度的危险中。这个时候,义和团杀洋人的行动已经进入了疯狂的状态,不仅那些黄发碧眼的鬼子在他们一概绞杀的范围,信教和与教堂有来往的百姓们也在他们清剿的范围中,甚至使用洋人的物什都成了死罪。
帝国政府派官军护送洋专家和他们的家眷突围,但当地政府不予配合,甚至连参与行动的士兵也纷纷倒戈,这批洋人总计四十一人,活着逃回天津租界的只有九人,其余的活着散落四处藏匿了,或者死于义和团的乱刀之下。
27日,距离京师只有数十里的涿州被义和团占领。
局势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帝国究竟如何对待眼下的乱局,能够做出最终决策的人在颐和园,她就是慈禧。
慈禧心态很平和。外面乱成了一锅粥,义和团闹,洋人抗议和威胁,大沽口外的外国军舰已经驶入了天津港,陆战队们已经在天津集结,我们这位天朝的圣母皇太后该干什么依旧干什么。
慈禧喜欢看戏。她最喜欢的剧目有《连升三级》《白门楼》《万寿无疆》以及《跳灵官》,名角们敞开嗓子唱上几段,老佛爷心里就舒坦了,一声令下:赏!早已做好准备的太监们便将碎银子丢在台上,演员们照例跪倒谢恩,慈禧的脸上便浮现出笑容。
她并非不理朝政,她对眼下的局势已经有了计较。
义和团打出了“扶清灭洋”的旗帜,因洋人阻拦,儿子溥儁未能顺利登基的载漪大喜,便向慈禧进言,说义和团之兴起,乃是国家之福。慈禧便命刑部尚书赵翘舒,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刚毅,顺天府尹何乃莹先后与义和团联系,刚毅密奏慈禧,“拳民旨在拒敌,非叛逆可比,今已俯首就约,不如因而用之。”
慈禧正在义和团的问题上举棋不定,前面因“废帝立储”上被外国使团搞得一肚子火气,加上载勋、载漪、刚毅、毓贤等守旧派的挑唆,利用义和团对付洋人的念头开始萌生。于是下旨给刚毅和董福祥,要他们对义和团善将训导,择其强壮者,招募成军以做折冲御侮之资。
6月5日,根据几个心腹臣子的建议,她派出了钦差奔赴涿州,实地考察义和团究竟是不是具有神功。
这个人,她选定了赵舒翘。因为他是急迫地建议朝廷速做决断的少数大臣之一。
赵舒翘公开的使命是“抚慰拳勇”,真正的目的是到现场看一看义和团究竟是不是有传说中刀枪不入的神功。他还有一个助手,就是顺天府尹何乃莹。
就在赵舒翘抵达涿州的前一天,肩负秘密使命,已经离开山东三个月的江云和田书榜进入了已乱作一团的涿州。
江云他们从兖州东去,先到济南,再北上天津,在天津西郊的杨柳青盘下了一个小客栈作为联络站,然后派回了第一拨联络员——他们只有五人,人手极为不足,只能派出去一个人。然后在天津留下再留下一个,自己带着最后一名部下,以及他认为基本可靠的田书榜向北京进发。自天津再沿杨村、廊坊进入了北京,转了几天,在德胜门内大街租下一个大院子,作为北京的落脚点。根据龙谦的命令每日都出去侦察地形,将北京的大街小巷走了个遍。在义和团声势愈发骇人后,留下了最后那名士兵留守,自己与田书榜去了涿州。
直到他们抵达涿州,江云和田书榜才领教了义和团的声势浩大。
满街都是头戴黄头巾,身穿大红袄的义和团,成群结队的游荡在大街小巷,一座被烧毁的教堂尚自冒着浓烟。府衙门前的空地上正在表演义和“神功”,田书榜不禁讶然失笑,幸亏被江云及时制止,否则一定会招来义和团的盘问。但他们两个一身农民打扮站在圈子边反而很显眼,果然,一个头领模样的人揪住了他们二人,“你二人鬼头鬼脑地看什么?莫非是二毛子?”下巴有一道刀疤,拎着一杆红缨枪的头领带着几个农民装束的汉子将江云和田书榜围在了当中。
“好汉,可不能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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