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山军-第1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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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事。一次李鸿章与兄弟们出门玩耍，不慎掉落河中，兄弟们大为惊恐，跑回去找长辈施救，因为李鸿章根本就不会水。心急如焚的父辈赶至河边，见李鸿章悠然自得地仰卧水中，一点事都没有。将其捞上岸一问，李鸿章说我确实不会水，但发现越挣扎越沉的快，于是放平心态，自然就浮上来了。

所以，曾国藩曾说李鸿章胆大心细，劲气内敛。这大概是他的性格特征。

李鸿章是以“年家子”的身份拜曾国藩为师的，曾国藩对天资甚高的李鸿章有很高的评价，说他是“大有用之才”。在曾国藩的指导下，李鸿章第二年便中了举人，1847年又考中二甲十三名进士。那一年是丁未年，开考的丁未科是一次人才大聚会，与李鸿章同中一榜的，后来很多人都成为朝廷的名臣，如状元张之万官至大学士和军机大臣，沈桂芬也官拜军机，马新贻、何璟、沈葆桢、李宗义都做到总督，那位成为龙谦朋友的吴永县令的老师郭嵩焘则成为著名的外交官。

这帮“人才”中，成就最显者当然是李鸿章了。

纵观李鸿章一生，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半生主军，后半生从事洋务和外交。

李鸿章中进士后，被授予“庶吉士”分入翰林院。庶吉士是翰林院的“研究生”，毕业后才能授予翰林院正七品的编修。成为编修的李鸿章依旧刻苦攻读，在1852年翰林院的大考中成绩第二，受到咸丰皇帝的表彰。一般而言，这是编修获得高官的最佳时机。但李鸿章的仕途却受阻了。因为在帝国的南方，一场前所未有的大乱已成，洪秀全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已经杀出广西，经湖南直下湖北，进入帝国的腹地。完全腐化的八旗军和绿营根本不是没有受过任何军事训练的起义军的对手，几乎是一触即溃，望风而逃。无奈的咸丰帝一口气任命了四十三个团练大臣，希望这些大臣们在家乡组织团练（地主武装）以对抗太平军。

这其中就有曾国藩和李鸿章这对师生，不过，曾国藩的级别比李鸿章高的多，李鸿章不过是七品编修，而因母丧守制回籍的曾国藩已是礼部侍郎兼兵部侍郎，是二品大员了。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侯。

这首在李鸿章二十三岁时写的自勉诗表明，李鸿章一直对军事有着浓厚的兴趣。当时他的家乡安徽已经大乱，合肥被太平军占领，安徽巡抚蒋文庆被杀。三十一岁的李鸿章却不顾危险，离京返回了家乡，组织了乡勇在巢湖一带对抗太平军。第一仗不分胜负，但获得了朝廷的奖赏，七品升为六品，因为当时朝廷接到的都是战败的消息，能打个平手就令皇帝喜出望外了。

在这之后，李鸿章对太平军的战争连连获胜：攻克含山，加赏知府衔，赏戴花翎；攻克庐州，交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不久，又加赏按察使衔，品级升至四品。

三年内连升三级。

但随后的一场败仗，恰好被钦差大臣胜保亲眼看到了李鸿章混杂于败兵中溃逃的惨状，因升迁速度过快而引起忌恨的李鸿章开始听到一些不利于他的传言，甚至指责他“名为团练实则勾结土匪”。虽然没有上官正式弹劾他，但感到在安徽难以作为的李鸿章毅然离开家乡去湖南投靠老师曾国藩去了。

李鸿章做了曾国藩的高级文案。

有足够的证据说李鸿章在曾国藩幕府中过的不是那么愉快，其原因是师徒俩性格的不同，曾国藩更喜欢那种木讷寡言狠干的人，要求守纪律，吃苦。而李鸿章性格中更多的是浮滑的因子。一次因为早上睡懒觉得到老师的批评，曾国藩是与幕僚们一同用餐的，迟迟不到的李鸿章屡遭催促，等他来后便受到了老师的严厉批评。

曾国藩对李鸿章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爱。

当时，湘军已成气候，收复武昌，占据上游顺江而下逐步收复被太平军占领的要点，收复安徽省会安庆是湘军对太平军作战的一次重大胜利，标志着湘军已经占据了战略优势地位，太平军转入了战略防御。因为受到西面而来的湘军强大压力，定都南京的太平军转向东南扩展生存空间，已经成为大都会的上海便受到了威胁。

让李鸿章独当一面的机会到了。

曾国藩有许多本领和与众不同的想法，办大事以找替手为第一就是他说出来的，究竟是何时动了以李鸿章的淮军来接替湘军的地位不好说，但以获得节制数省军事的前敌统帅曾国藩派李鸿章率淮军赴上海驰援，确实有栽培李鸿章替代自己的想法。而李鸿章就此一飞冲天，成为有地盘有军队的一方诸侯，正是起源于此。

李鸿章到上海没有路。路都被太平军严密封锁了。走陆路不说能否击破太平军的阻拦，时间就来不及。唯一的可行的办法是走长江水道，但长江下游自安庆到上海，全在太平军的严密控制下。李鸿章想了一个办法，重金雇佣了洋人的火轮，装载着他的近万人的军队，在太平军的严密监视下穿越数百里长江，抵达上海。如果当时太平军不顾洋船进行拦截攻击的话，历史真的可能改变。

淮军在上海一战成名，成为了湘军以外的第二支值得朝廷依赖的武装。朝廷是乐于看到这样的局面的，随着湘军对太平军战局的好转，朝廷坚信这场危机已经过去，随之带来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湘军的尾大不掉了。现在有了淮军，朝廷就有了更多的选择。

但是李鸿章不能不顾及老师的情面。在朝廷的命令和老师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李鸿章还是选择了老师。当曾国荃指挥湘军合围南京久攻不下时，已经攻克苏州的李鸿章不顾朝廷增援南京的严令，愣是按兵不动，不去抢曾九攻克南京的大功，以全与曾氏兄弟的情谊。

尽管李鸿章忤了朝廷的面子，但在天京被克，太平天国覆灭，李鸿章还是受到了朝廷的重赏：实授江苏巡抚，世袭一等伯，戴双眼花翎。那一年，李鸿章才四十二岁。

然后就进入他人生的第二阶段了，大办洋务。

最早意识到中国军事技术落后的是胡林翼。那是个目光远大、才华横溢、情商过人的人。如果没有胡林翼的鼓励和扶持，曾国藩绝对不会成就他后来的功名。但胡林翼去世过早，在湘军攻克安庆的那一年，五十一岁的胡林翼便病故了。据说胡林翼是在与曾国藩、左宗棠一同视察安庆时，看到长江上横冲直撞的英国火轮，口吐鲜血，随后就再没有能康复。胡林翼已经意识到了，真正对中华构成威胁的，不是假模假样崇拜上帝的太平天国，而是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

随后，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开始兴办洋务，其目的当然是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让在军事装备上已完全落后于西方的大清帝国强大起来。

还在与太平军作战的时候，李鸿章便显示出与一般的官员不同之处——他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本国的经济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从他赶走江苏巡抚薛焕和上海道吴煦后，他便开始大量地引进洋人的机器设备已创办军工企业。他算了一笔账，一发十二磅炮弹要三十两银子，一万发铜帽子弹要二十两银子，自己造则要便宜的多，干嘛将白花花的银子让洋人赚？从上海的洋枪三局到江南制造总局的建立，李鸿章在洋务运动的路上全力飞奔：第一个机器制造局，第一个电报局，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所陆军武备学堂，第一座海军水师学堂，第一所外国语学校，第一支近代化的海军舰队，以及第一次向美国派遣留学生。这些东西奠定了中国近代化的工业基础，虽然不能全部计入李鸿章的功劳薄，但李鸿章在其中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说他是洋务运动第一人，盖不为过。

但是，一场因朝鲜问题而与日本发生的战争，将李鸿章打入了人生的谷底，虽然就中日战争而言，李鸿章是坚决的反战派，但所处的职务——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则是事实上的前线最高指挥官。战争失败了，朝野将责任归于他一人，李鸿章被革职。假如就此作罢，也不会带来随后巨大的名誉损失，可偏偏朝廷让他去日本马关代表帝国进行议和谈判，不愿意去也得去。为此，李鸿章在日本还挨了一枪，子弹打在李鸿章脸上，卡在脸部的骨头缝里，日本医生没敢在那个部位动刀。受伤后的李鸿章没有回国，而是坚持进行谈判，不过态度强硬起来，迫使日方将三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降低了一个亿……

李鸿章落下了一个汉奸的名声。沉寂了数年，终于在1889年底重新启用，出任了两广总督。也就是半年的光阴，李鸿章再次充当了与甲午战败后一样的角色，不过，这一次他的境况更难。

李鸿章对于朝廷委派给他的差事不抱任何的信心，在当今中国，李鸿章自认没有人超越他对洋人的认识，他认为，世界发展至今日，关闭国门不仅是错误的，而且也做不到。相反，如果主动打开国门参与世界商品经济往来，与各国广泛地开展贸易交流，不仅可以富强自己，也变相地制约了列强。他还认为，中国的国防要点已不是西北陆地而是东南海防，中国的现状已没有了绝对封闭的边防。西方列强不但在文化上对中国进行渗透侵蚀，而且存了颠覆与侵占中国的野心。其手段是，一国制造事端，多国一哄而上进行要挟。中国必须对此保持极大的警惕。从商品经济作为观察各国关系的出发点，这种见识，不仅在当时属于凤毛麟角，搁在一百年后也不落后。

简单地将其定性于卖国贼，刽子手是一种可笑的浅薄。

正文　第一节　李鸿章出马

就在龙谦带领他的山东子弟兵倚仗天险击溃了德军和法军对山西的觊觎时，9月19日，慈禧一直惦记的李鸿章终于到了天津。

其实，早在7月17日，李鸿章便登船离开了燠热难耐的广州，北上京师解决这场战争的后续问题。

战争的结局早已注定，自问对于天下大势的了解在中国无人能匹的李鸿章，心头再次浮起曾经有过的沉重，这种感觉应当是在五年前的日本马关。

前来送别李大人的官员们的脸色与阳光明媚的广州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南海知县裴景福是李鸿章的同乡，虽然职务相差甚远，却私交甚密。裴县令对李鸿章调直隶总督表示了祝贺，“公已调补北洋矣，诸领事今晨已得电，皆额手相庆也。”

李鸿章睁开微闭着的双眼，缓慢但坚定地说了四个字，“舍我其谁！”

裴景福深感振奋，乘机询问李鸿章对国事的看法，谁料刚才还意气豪迈的李鸿章竟然声音哽咽，“以各国兵力论之，京师危急，当在八九月之交。但聂功亭（聂士成）已阵亡，宋（庆）马（玉昆）军零落，牵制必不得力。日本调兵最速，英国助之，恐七八月不保矣。”

李鸿章说这番话的时候，正是天津城外战事正酣的时候，北京仍在朝廷手中，李鸿章准确了预料了北京城破的日期，就在八九月之交——实际破城是在八月十五日。

裴景福接着问，如何才能让帝国的损失减少到最低？李鸿章竟然泪流满面，“必有三大问题，剿拳匪以示威，惩罪魁以泄忿，先以此二者要我，而后注重兵费偿款，此势所必至也。兵费赔款之数目多寡，此时尚不能预料，惟有竭力磋磨，展缓年份，尚不知做得到否？我已垂老，尚能活几年，总之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

这话说的很是凄凉。跟随李鸿章已久的部下们感到悲哀且心惊。即使在甲午之后奉朝廷圣旨与日本人艰难周旋的时候，他们也未见过性格坚毅的老上司流露过丝毫的郁苦之色。

裴景福知道，在这之前，李鸿章对于朝廷召他北上的电报一概置之不理。朝廷在七月初便来电催促了，期间荣禄与刘坤一均以个人名义给李鸿章来过电报，催促李鸿章赴京消弭危局。特别是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后，清廷驻德公使吕海寰紧急拜访了德国外交部。德国外交部副大臣表示，只要李鸿章北上，乱事可以消弭。吕海寰赶紧给李鸿章去电报，请李鸿章迅速北上主持大局。李鸿章回电，政府尚无主见，即绕道前去，无济于事。

的确，当时朝廷昏着头，主战声强，还盼望着义和团的神术可灭洋人呢。那段时间，李鸿章办的大事便是促成了东南互保章程的签订，确保了战火没有蔓延至长江以南。当他接到朝廷对万国的宣战诏书后说了一句著名的话：此乱命耳！

乱命不从！于是有了东南互保章程的出笼。他可能意识到了，也可能没意识到。自认是得意之作的东南互保章程的出台，启动了满清建政以来地方公然对抗中央的例子，也促成了近代军阀集团的诞生。

朝廷拿南方督抚们一点办法没有。

接下来，随着京畿战局的急转直下，朝廷坐不住了，催促李鸿章的电报一封接着一封，将因甲午战败免掉的职务，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务也还给了李鸿章，这虽是李鸿章的心愿，但李鸿章仍不愿动身，朝廷的口气越来越强硬，直到七月十三日朝廷电报中说，“现在事机日紧，各国使臣亦尚在京，迭次电谕李鸿章兼程来京，迄今并无启程确期电奏。该大臣受恩深重，尤非诸大臣可比，岂能坐视大局艰危于不顾耶？著接奉此旨后，无论水陆，即刻启程，并将启程日期速行电奏。”

口气很严厉，李鸿章不能不动了。

李鸿章启程之前做了两件事，一是开了个记者招待会，向社会各界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关于朝廷对万国宣战，李鸿章的解释是朝廷并未备战，因而不能视为宣战。对于引发庚子之乱的义和团，他表示那是一些愚民，引发冲突的教民与教士不能辞其责。至于他北上后怎么办？李鸿章说了几点意见：惩办祸首，遣散拳民，与各国议和。他对于义和团，没有说剿灭而是用了遣散一词。对记者们，李鸿章特别为慈禧开脱，说皇太后只是受人愚惑。但他却明确地说出了要惩办祸首，引起了极大的议论，好像他进京后，一大批官员将要大祸临头了。

李鸿章做的第二件事便是签署了一封联名电报，实际上是给慈禧的奏折，在奏折上签名的官员，包括在东南互保章程上签名的所有官员，这几乎是清廷所有的南方大员了，其中也有满人，如福州将军善联。奏折向朝廷提出了四点要求，要求保护各省洋行教士；悼念德国公使克林德，并致国书与德王，以示我国并无意与德交恶；命顺天府及直隶衙门查明除战事外因拳匪被害洋人教士的生命财产损失进行抚恤补偿；命直隶境内各统兵大员，对扰害良民的乱匪乱兵严厉镇压，以保京畿稳定。

口气不像是下级对上级的请示，而是上级对下级的指示了，但此时朝廷已开始围攻东交民巷，董福祥部就是朝廷的正规军，亲自攻打使馆，当时朝廷根本无意照李鸿章的四点要求办。

李鸿章从广州登船，顺珠江而下，第一站便到了香港。登岸拜会了各国驻香港领事后，秘密会见了香港总督卜力。

之所以说这是一次秘密的会见，是因为他们的谈话不能让外人知道。

卜力总督提到了一个人的名字，那就是孙文。孙文已经策划了多年的反清，并且进行了实质性的起义，起义自然是失败了，孙文被清廷所通缉，成了自康粱之外朝廷最痛恨的汉人。卜力对李鸿章抛出了计划理论上是转述了孙中山的计划，即宣布两广独立，脱离满清，建立一个汉族政权。孙中山毕生追求的不就是驱除鞑虏吗？之所以联系李鸿章，那是因为他是汉人且有这个实力。

英国人热衷于这个计划，他们认为，中国的分裂有助于英国在华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