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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商十训-第7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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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开业第一年，萨姆店的营业额就达到了10．5万美元，比原来的7．2万美元增长了近46％；第二年增为14万美元；第三年是17．5万美元。最后，他终于超过了街对面他的竞争对手的营业额。
以后，萨姆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跑到竞争对手的商店去观察有什么可以学习的地方，拿着本子或录音机，然后回来设法做得比别人更好。事实上，他几乎观察了世界各地办得好的各种零售店，细心揣摩零售业的发展动向，一旦决定加入，就一定要做得最好。在加入折扣百货业以后，萨姆以行业中的佼佼者凯·玛特为目标，但是他并非只是跟随，还将别人的长处发扬光大，并且超越他。
同时，沃尔玛公司的进步离不开新知识新技术的推动。而萨姆也不断地充实自己。早在1966年，萨姆就意识到了电脑管理的重要性。他正确地判断出一点——当生意做到某一规模之后，任何商人都不能把商店扩展到界线以外，除非他有能力获得书面报告来实现控制。而要做到这一点，单靠人力已无济于事了。于是，他富有远见地把目光投向了正在初创阶段的电子计算机。早在20世纪70年代，小型电脑和微机还没有诞生呢，沃尔玛就建立起了自己的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开始利用计算机来管理他的商品了。
在不断的学习与探索中，萨姆建立起了他的分销系统、卫星系统，实现了现代化的管理。事实证明了活到老、学到老，能使人不至于落在时代后面的真理。
□社会是本读不完的书
有人说，要做一个现代商人，在高速变化的时代里，必须要学会三种语言，除了国语以外，还要会英文和电脑语言，同时要具备四大技术：开发、复制、管理、交换。
三种语言，是中国社会上班族都需要的知识；而四大技术，则是在任何企业工作的人都需要的能力。在电子业要会开发、复制、管理和交换，而在新闻传播界，同样需要开发（企划、采访）、复制（写稿、编辑）、管理（人事）和交换（咨询交流、观念沟通）的能力，每一个行业所需要的技术不同，我们必须了解在自己的行业里面，需要哪些技术，然后不断去充实。而在政治、非营利机构里，所需要的技术和企业不同，领袖要了解自己所处环境的特色，加强所需要的能力。
要成为成功的商人，就要会那一行的知识，而且是“全备的知识”。
但实际上，学习是永无止境的，而社会是一所真正的“大学”，是一本永远也读不完的书，商人应该在实践中不断学习。
一个人最需要学习的是大脑，一个单位最需要学习的是领导。学无止境，这就意味着领导必须把学习当做人生的一件大事来做。
王积薪是唐代翰林棋待诏，是当时有名的棋手。传说王积薪在学成下棋技艺以后，曾以为天下无敌。有一次他游览京城，住在旅店里。晚上熄灭蜡烛后，听店主人的老妇人隔墙招呼她的媳妇说：“这么好的夜晚，时间难消遣，下一局棋吧。”媳妇说：“好啊！”于是她们就开始下起了盲棋，王积薪听老妇人说：“我在第几道下子。”媳妇说：“我在第几道下子。”各人说了好几十道。最后老妇人说：“你输了。”媳妇说：“这一局输给你了。”王积薪暗暗记下她们下子的步骤，第二天照着次序，重新摆出那盘棋的局势，她们下子用意之深，布局之妙，都令王积薪自叹弗如。从此他悟出艺无止境、学无止境的道理，不再认为自己是天下第一了。
商人往往是一些在某个领域有所专长、有所成就的人，应该像王积薪那样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自觉地把自己放在一个虚心学习的小学生地位，取得不断的成功是非常必要的。常言道，“三人行，必有我师。”只有坚持不断地从别人那里汲取长处，充实自身，才有后劲保持优势，这是被古往今来无数事实所证明了的道理。
作为个人，努力学习他人所长，无疑是十分必要的。而作为一个企业，如果不积极学习和吸收先进技术，那么后果就更为严重了。因此，有远见的商人一向十分注意对先进技术的吸收和学习，并将它们作为强大企业之本。
17世纪末，为了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俄国派出一个宠大的使团到西欧各国考察。在这个使团中，有位叫彼得·米哈依洛夫的下士随身带了一个印章，上边刻着：“我的身分是学生，我需要老师的教导。”一路上，他虚心拜师，认真研究桥梁、风车、水磨、建筑，参观科学院、大学、兵工厂、铸币厂、天文台乃至棺材厂，还学过人体解剖和拔牙等。
在荷兰，他的老师在一张证书上写道：“彼得下士深入学习了解船的技艺和绘制平面图的要领。我认为他现在已经完全胜任这方面的工作。”另一位炮兵上校在证书中肯定他完全可以被视为“一名技术全面、专业精通的熟练炮手。”由于他的苦学，结果获得了英国牛津大学的荣誉博士证书。后来人们才大吃一惊，这个“下士”原来是俄皇彼得一世。
类似的故事在中国也曾发生过，例如康熙皇帝向汤若望学习西方的天文历法知识；同治皇帝通过谭嗣同学习西方的先进管理方法；曾国藩向欧洲学习造船技术等等，这些领导人都不约而同地感到学习对他们的重要性。这正应了中国一句老话：活到老，学到老。
社会是一本永远也读不完的书，是一座世界最大的“大学”。香港知名商人、中策投资公司总裁黄鸿年在小的时候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但他在“社会大学”里却学到了很多知识，而且这些知识对他后来事业的发展大有裨益。
1961年10月18日，黄志源和黄鸿年兄弟俩登上远洋巨轮，挥别了家人。一个星期后，兄弟两人在广州上岸，11月初抵达北京。不久，老大被安排上高一，黄鸿年则被送到小学插班念六个月六年级，先熟悉环境、打好基础，然后才到汇文中学继续求学。
不过，黄鸿年真正在学校求学的时间其实并不多，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社会大学”的学习实际的人生经验。黄鸿年在内地一住就是整整10年，而这10年刚好是新中国最动荡的时期。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时，黄鸿年正在北京汇文中学念高中二年级。
该年8月及9月，毛泽东三次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接受万头攒动、斗志高昂的红卫兵的敬礼和高呼时，跟随着人群的黄鸿年也在现场，成为这段惨痛历史的小小见证人。
“突然不必到学校上课，再不必做功课，大家都好高兴。”黄鸿年回忆说，“由于我是属于有海外资产阶级背景的黑五类，在天安门时也只能站在后面远处。”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学校停课期间，黄鸿年就跟随着学生大队展开两年的大串连，乘搭火车、公车及轮船到中国的天涯海角，然后又在山西省南部的一个名叫太阳公社插队一年当职业农民。
在一穷二白的农村里，黄鸿年和来自五湖四海10位青年，共挤在一个面积只有80平方尺的小房间睡觉，房里的空间刚好可放下床铺；惟一的公厕设在屋外，冬天内急时上厕所那种全身被冻僵的苦滋味，很难受也很难忘。
在深达百多公尺的老井打一小盆水，往往要花上5分钟，黄鸿年至今记忆犹新，他表示：这盆水我须先用来洗脸抹身，然后用来洗头，最后再用来洗脚，所以是“一水三用”。
“当时我们每天的菜钱是两分钱，刚好可以填饱肚子，过年时才能吃到肉，不过每个月我会设法回北京一趟，那时我父亲还定期汇钱给我，我可以在城里吃顿好的，补补身子，在北京饭店吃碗热烫烫的馄饨只需一块人民币，一个全套西餐也只是三块人民币。”黄鸿年说，“可是这已不再是物质上的问题，而是精神上的空虚和绝望，使人难以忍受下去。”所以那段日子何止是“清苦”，其实简直是“千辛万苦”。
在印尼望加锡时，黄家虽然不是大富大贵，黄鸿年也非娇生惯养之辈，可是家境总算是渐渐好转，属于“中康”阶级，还好，在中国的日子即使再苦，他也熬得住。黄鸿年在汇文中学的老师徐绪标就回忆说：“黄鸿年那时根本不像富家子弟。很能吃苦，富有正义感，好打不平。原本华侨子弟毋须上山下乡，但他主动报名到山西农村插队落户。”
回想当年停学下乡干活、向无产阶级的农民和工人学习，黄鸿年有无限感想，他说：“当时我觉得我是在浪费时间，是在浪费青春，我大有怀才不遇的感叹，我的中学校长自杀身亡给我的打击尤其大，我的理想和希望全破灭了。于是，我开始思考，可是越思考心里越矛盾，也越难受，挫折和痛苦久久无法挥去。”黄鸿年最后决定带着千头万绪的心情，离开无时无刻不在批斗的神州大地。
“1970年，我写信给周恩来，热切表示我要尽快回到印尼。几个月后，当局批文发了下来，当时‘文化大革命’正推向另一个高潮，没有人可获准离开中国。我不知道我在那时候是不是惟一一个获得特别批准离开中国的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当时能获准离开的人是少之又少，可以说是极少。”黄鸿年说道。
1970年离开中国时，黄鸿年也曾深深后悔把人生中最宝贵的10年就这样给浪费了。不过，今天他却有个截然不同的看法。
他说：“现在回想起60年代在中国的那整整10年，我觉得不但没有浪费，反而是我日后重返中国大展拳脚的无形的宝贵资产。”
白白的“浪费”转变成千金难换的“资产”，看来只是一线之隔，而这个大转变的最大推动力，就是来自中国采取的改革开放政策，把僵化多年的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为海外华商带来了无限的商机，而在文革时期高举毛语录、高唱革命歌曲、跟随大队下过乡的黄鸿年，日后重返中国经商，建立人际关系时，他所处的优势自然会比没有这类特殊背景的人强得多。
其实，那个时代的大串连，就好像是在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大大扩大了人生的接触面，了解了民情民俗，经过这么一个大时代、大动荡的人，他们所吸收到的知识，是学校课本所无法学习到的。黄鸿年就这样表示：“现在中国的各级领导都经历过这个大时代，我们都有共同的时代背景，也有着共同的感触，因此谈起话、做起事来，大家可以取得共鸣、共识，也比较容易沟通。”
他说：“我经常形容中国是一部无字天书，必须细心地接触，才能有些体会和了解。在中国的10年里，我感觉我一直是在社会大学上课和磨炼，这种特殊的经历和难得的经验，使我日后对各项问题的看法和处理，都会比一般人来得敏锐和全面。因此，我虽然没上过大学，可是现在我却经常受邀到大学讲课，原因是经过在中国的10年磨炼和反复思考，我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和分析可能比教授、学者还要深入和全面。”
当然，更重要的是，中国的许多高官，是和黄鸿年同时代的人，共同的经历和语言，使他们很容易产生共鸣，当“中策现象”在神州引起争议时，党和国家各级领导人都有人站出来，肯定“中策现象”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推动和贡献。
因此，黄鸿年虽没上过大学，1994年却被天津市南开大学聘为兼职教授，被浙江大学聘为顾问兼职教授，讲授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月薪1080元人民币，属中国一级教授的待遇。同年成立的中国竺可桢教育基金会（香港）也委任他为第一任会长；1996年，浙江大学颁授他为该校名誉教授。此外，自1993年起，黄鸿年先后被西安市、锦州市、合肥市、烟台市、杭州市及宁波市聘为经济顾问。
这一切都说明了经过“社会大学”多方磨炼的黄鸿年，其宝贵的社会经验，已得到社会的肯定。
□找到提高学习能力的技巧
拿破仑是位军事天才，但他的天才是刻苦求知得来的，他自幼奋发攻读，酷爱军事。历史、地理、天文、数学等知识，无所不学，他对圣经、古兰经等也有兴趣。拿破仑一生经过大小战役近60次，每次他都要带上相当多的图书资料上战场，被称为随军图书馆。拿破仑总是利用战争间隙读书。拿破仑还阅读过《孙子》。他远征埃及时，随身携带的历史著作就达125卷。他好学求知，也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在军队中大量吸收有知识的人为之服务。拿破仑被誉为“战争之神”，与此不无关系。
作为企业之“将”，应具备较为广博的知识，足智才能多谋，多谋才能善断，善断才能致胜。美国管理大师泰勒说得好：“具有丰富知识的人，就比只有一种知识和经验的人更容易产生新的和独立的见解。”
一个印度搞饮料的企业家对“可口可乐”公司负责人说：“你必须要找到在印度做可乐的方法，你才会成功；如果只是将全世界170多个国家做可乐成功的经验拿到印度来做的话，你一定会失败。可口可乐公司对此观点非常赞同。可见哪怕是创造可口可乐这样一个有价值商标的企业，假如不再学习，不再开拓新市场的话也是不行的。
那么，应该如何提高学习能力呢？
1．主观的积极努力
在一次英语讲座中，一位听者问讲演者：“现在，《疯狂英语》在各高校相当流行，你能谈谈对《疯狂英语》的看法吗？”讲演者笑着答道：“《疯狂英语》我也看过，我并不想具体地评论这本书的优缺点，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疯狂英语》好就好在”疯狂“二字上。要想学会英语，先理解”疯狂“二字，是让自己”疯狂“起来，疯狂地去学它，这样你才能有一定的收效。如果你在学习英语时能投入一股疯狂的劲，什么书你都一样能学好。所以说来说去，归根结底最终还是得靠你自己。”
听了这段话，应有所感悟：无论我们做什么，还是学什么，只要我们投入全部精力，疯狂地去做、去学，这个世界上的事没有你学不会的，也没有你做不成的。
瓦尔特·司各脱爵士曾说：“每个人所受教育的精华部分，就是他自己教给自己的东西。”
别人传授给我们的知识远不如通过自己的勤奋和坚韧所得的知识深刻久远。靠劳动得来的知识将成为一笔完全属于自己的财富。
著名教育家托·卡列尔竭力提倡要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他说：“比起把一个孩子送到牛津大学享受安逸舒适而不好好利用自身的优势，我更愿把他送到凡帝蒙的地里务农，在那里他必须自耕自给，自谋生计。”他又说：“如果真有令人感慨之事，那就是看到一个天性愚笨的人受到上帝恩赐，得到诚恳、真挚、勤勉的培育。”当提到符合这一情形的一个学生时，他说：“我要向他脱帽致敬。”
学习能力的培养很简单，无须设备，无须书本，无须老师，也无须按部就班地学习，只要自身的积极努力就可以了。
2．在游泳中学游泳
一位爱好写作的青年向鲁迅请教“成功秘诀”。鲁迅拉着他的手一块来到海滨，要他下水游泳。这位青年怔了一下，急忙掏出一本《怎样学游泳》的书，坐在礁石上看了起来，只有两只脚丫伸进水面搅来晃去。鲁迅焦急地问：“这本书你以前看过没有？”青年答道：“看过五六遍了，但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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