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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为梅花醉如泥-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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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卑与自傲两种禀性都在我身上并存，它们一直痛苦地纠缠在一起。这种性格扭曲，对我后来的人生，包括交友、婚姻，都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其表现形式是执著于两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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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俎代庖
从珠海书院出来后，1967年，我参加香港的公务员考试，结果考入司法部，成为该部的三级文员。这个结果让我有些丧气，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宿命，在人生之旅中兜了一圈之后，竟然又回到了三级文员的位置！早知如此，当初何必又要辞了工商贸易局的职位而入读珠海书院呢？
香港司法部是当时香港司法行政的管理部门，其管理权限比较宽泛。比如案件由哪位法官主审，什么时间审，穷人应怎么获得法律援助，谁来担任被告的辩护律师，谁来担任庭审的翻译等等一些事务，便是由司法部来负责处理的。
进了司法部之后，每天都按部就班地来到机关，在三级文员这个岗位上，干着那种琐碎、乏味却又不得不做的案头工作。这是一种无丝竹乱耳却有案牍劳形的生活。
有时候，人生的命运会在不经意中发生变化。有一天，我在上班时上卫生间，在回自己的办公室的途中，经过一间法庭。我便随便探头朝里面看了一眼，见里面正在进行庭审。在屋子中间靠墙的高大的案桌上，一脸严肃地坐着一位头戴假发、身着法袍的英国法官；下边则有一位控方的检查官与被告的辩护律师正在唇枪舌剑地进行辩论。我出于好奇，推门走了进去。而恰恰就是这回“多事”之举，整个地改变了我在司法部的命运！这件事情给了我一个启迪：人不应那么容易认命，某种偶然的举动，或许就会改变原来的生活轨迹。我悄悄地进入庭审现场后，坐到了最后排的旁听席上，先听检察官与律师辩论，接着又听翻译官把主审法官的问题口译给证人。那天担任口译工作的翻译官英文相当蹩脚，译得一塌糊涂，常常词不达意。在翻译一个“难点”的时候，他结结巴巴地说了半天，主审法官仍然不知所云。法官很不耐烦，却又无可奈何。我看不过眼，便径直从旁听席走到了主审法官面前，流利地把他的问题翻译给证人。我也不知道当时自己哪来的勇气这么做，需知这可是一件相当“出格”的事，弄不好是要担当“挠乱庭审”的罪名的！幸运的是，由于我正确地翻译了他所问的问题，主审法官不仅没有把我呵叱出门外，反倒鼓励我继续翻译下去。就这样，我这个局外人，竟然在这次庭审中取代了那位脸红耳赤地站在一旁的翻译官——他肯定是既为自己的工作被人取代而尴尬，又为有人出面替自己解围而心怀感激。
庭审结束后，我向主审法官致意，就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之后，我的顶头上司过来问我：“你刚才到哪里去了，怎么这么久才回来？”我不便说自己是去旁听庭审，便支支吾吾编了个理由，对付过去了。我当时在机关里，说话很坦率、尖锐，好些人都不怎么喜欢我，但这位上司却欣赏我。其实，在他问我之前，那位主审法官已经打电话向他说明了我没有及时返回办公室的原因。他听后也没有戳穿我的谎言，只是笑着说：“不知道你搞什么鬼。明天有你说的那样的事，你还去吧！”
我在法庭越俎代庖，当起翻译，本来是偶然的所为。想不到过了几天，司法部就下发了一个文件，把我从三级文员的位置破格转岗为暂委翻译官！ 这件事发生在1968年，距离我进入司法部工作还不满一年。部里面对我的这种史无前例的安排，让所有的同事都大吃一惊。
不消说，发现我的“伯乐”，便是那位主审法官。
有的人常抱怨现实生活中缺少“伯乐”，以至于自己老是怀才不遇。但是我要问你：作为“千里马”，你曾经引颈长鸣了么？
▲有的人常抱怨现实生活中缺少“伯乐”，以至于自己老是怀才不遇。但是我要问你：作为“千里马”，你曾经引颈长鸣了么？
司徒怀恩与基督教
前文已经介绍到，我五哥载宝现在是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心理学家与神学家。说来有趣，他最初与基督教结缘并成为信徒，却是因为我和弟弟载华贪吃贪玩的缘故。有一次，我和已经上小学的弟弟在街边的花园玩，忽然路上走过来一位态度很和蔼的中年人与我们搭腔。他问我们爱不爱看小电影，我们当然说喜欢看。于是他便带我们到他工作的地方玩，离我们玩耍之处不远。这位叔叔名叫司徒怀恩，在一间洗衣铺里干活，是一位坚执的传道人。到了他那里，他问我们有没有听说过主耶稣，有没有读过《圣经》，见我们一无所知，他便拿图画书给我们看，给我们讲主耶稣的道理，然后放小电影给我们看。他的电影荧幕极小，比图画书大不了多少，放映的全是关于《圣经》的内容。我们在他那里很是开心地度过了一两个小时，直至天晚了才心满意足地向他告辞回家，临走，他还在铺里煮面条给我们吃。我和弟弟都乐坏了，我对弟弟说：“这太好了！只要我们向他表示对耶稣有兴趣，就有图书看，有小电影看，还有面条吃，以后我们常来这个地方吧。”从此之后，我们一有空就去找他。
有一天，我们看完小电影后回去，已经很晚了。母亲便板着脸责问我们：“你们俩到哪里野去了，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我们如实地报告了有关的情况。母亲不信，说：“这世上哪有这样的好事！你们俩该不会是受人骗了吧？要么就是说谎。”说完，便装出要“家法侍候”的样子。我们兄弟俩都觉得很委屈，一齐对她说我们没有撒谎，不信可把那位叔叔带来作证。说完，我们果真跑出去把司徒怀恩叔叔领到了家里。谁也没有想到，这位叔叔与母亲及五哥一见面，居然非常投缘。他不仅替我们解除了挨打的“困厄”，而且很快就使母亲与五哥都皈依了基督教。母亲是浸信会的，五哥则是另外一个讲英文的教会的。在母亲和五哥的影响下，我也曾受洗，不过后来没有坚持参加教会的活动。
五哥自从皈依基督教后，常常和司徒怀恩先生以及另外一位信徒聚集在一起，相互探讨《圣经》所说的道理，并且每天都跪在地上祷告半小时，至今不变。他原本在半山的警署工作，信教后干脆辞掉了这份差使，跑到国外去念很难读的神学。他今日能成为具有世界性影响的神学家，实导因于我们与司徒怀恩叔叔的偶然相识。我自小到大，很少有什么事情是深刻地影响了家人；要是有的话，这就算一件了。我母亲与五哥信教这件事，使我悟出了一个道理，这就是，偶然的小事，也可以引出重要的结果。听说从前有一个历史学派很重视偶然的事件对历史的影响，有学者甚至说假若埃及艳后克里奥佩特拉的鼻子高一点的话，整个世界历史就会被改写，这种说法其实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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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婚姻
迄今为止，我的一生曾经历过三次婚姻。每一次婚姻的缘起、经历和体验，都大不相同。
我的第一位妻子叫陈瑞芬。她是一位香港的实业家的女儿，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我是在香港司法部三级文员的任上，与她认识的。她的父亲是客家人，当时在九龙开有一家生产藤器的大工厂，与他的两位拍档一起在尖沙咀拥有一栋大厦，叫“藤器大厦”。后来这所大厦卖给了恒生银行，变成了现在的恒生银行大厦。我二哥开办的文艺书屋，就位于这所大厦里面。
说来也有趣，我与她从相识到相恋，竟缘于她母亲的撮合。瑞芬的母亲是一位性格奔放、富有活力的女人，十七岁就嫁入了陈家，生有九个孩子，其中三个是男孩，六个是女孩。那时，我作为司法部的三级文员，每天都在办公柜台上接待来访者，协助他们填写各式各样的表格。有一天，接待大厅来了一位穿着雍容华贵的中年妇女，她就是瑞芬的母亲——我未来的岳母。她来到我跟前，跟我说要进行一个有关方面的宣誓，我便帮她填写宣誓表。她是一个很外向的人，在我帮她填表的时候，她不时地与我拉家常，问这问那，甚至问我多大年纪了、有没有结婚。在办完事后，她又问我有没有兴趣去她们家玩。她说她们家在青山有一栋靠海的别墅，在那里可以游泳。她还告诉我他们家有好几位年龄与我相仿的年轻人，大家可以在一起玩玩。临走之前，她热情地将她家的地址写下来塞给了我。我不忍拂却她的好意，也对她所描述的豪华产生了好奇，便接受了她的邀请。
过了几天，我如约来到了她家。她和她的孩子们对我的到来都表现得很高兴。正是在这次造访中，我认识了她的大女儿瑞芬。瑞芬属猴，比我大一岁，模样长得普普通通，但为人却十分善良敦厚。她像一位大姐那样对我，我在最初见到她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可是她对我似乎蛮有好感。大约她母亲也认为我配她比较合适，便不时地为我们的交往创造条件。比如经常邀请我来他们家，当我与瑞芬在一起时故意找理由走开之类。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之后，我慢慢地也对这位大姐姐有了一些好感，双方越走越近，最后便成了夫妻。那时我还很年轻，不大懂得认真考虑婚姻方面的问题，只觉得她为人善良厚道，与她结合也不赖；而且她家中很有钱，就算将来挣不来钱，在经济上也不会有什么压力。我与瑞芬相识的时候，我们家早已破产，而我自己只是政府机构中一位低品秩的工作人员，收入十分有限，与她这位富家女谈婚论嫁，本来并不“门当户对”，但是她的家人对此似乎都不怎么在意。客家人向来就有重男轻女的传统，女儿能嫁出去，就万事大吉。而且我比较争气，在认识她不久，就升任了翻译官，月薪由几百元增至一千七百元。在她家看来，我所从事的也算是一个体面的工作了，因此她家很快就认可了这门亲事。于是我们便在1969年登记结了婚，次年生下了女儿王小芬。
不过，我和瑞芬的这段婚姻，前后只维持了六年时间。关于我们离婚的原因，在第五章再予介绍。瑞芬与我离婚之后，最初仍和我女儿一起住在我父母家，直至后来她自己买了一套房子，而我在此之前就已经搬出了家里。离婚之后，有那么三四年的时间，我与瑞芬完全没有联系。我把整个心思与精力都放在了自己的事业上。但是我与她毕竟曾经夫妻一场，而且生下了一个体内流淌着我们血液的女儿，因此等到我的事业有一定的基础之后，我又与她们建立了联系。那时她家的生意已一落千丈，连那栋海滨别墅都不得不以很低的作价拿去抵了债。从那时开始，我便在生活上接济她们，直至现在。我这样做完全是自愿而无条件的。
女儿小芬长大后，曾有一段时间与母亲一起移民到了美国。她们已经取得了美国的绿卡，却不怎么喜欢美国的生活，最后便都放弃了在美国的居住权，现在她们依旧生活在香港。
晋升翻译主任
一次大胆的毛遂自荐，使我挣脱了做三级文员的宿命，成为了一名暂委翻译官。1969年，在好几位法官的举荐下，我在司法部获得了正式晋升，成为了翻译主任。在这个岗位上，我一直干了三年。在担任此职之前，我曾学习了一些相关的课程，接受了必要的岗前培训。虽然我是以很认真的态度来对待这种学习与培训的，但是我的晋升与这些课程的学习与岗位的培训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因为上司本来就已经很赏识我。
在我升任翻译主任前，我曾以助理翻译的身份担任过一个谋杀案的翻译工作。在那次庭审中，主翻译是翻译主任，控辩双方的盘问，由他向证人翻译；我则坐在被告旁边，告诉他现在庭审到了哪一步，争论的焦点在哪里，结论如何。那个被告显然对法庭的判决结果很在意，在庭审的过程中不停地问我现在谁在说什么，法庭有没有采纳意见。我最后告诉他，刚才主审法官判你有罪，因为陪审团一致认为你犯有罪行。他又很紧张地问：“那现在又怎么样？法庭打算怎样处罚我？”当时香港的法律规定，若判犯人死刑，法官便会把一条黑纱放在假发上面。我见到法官正拿黑纱，便知道要判他死刑了，于是告诉他，你好像要被判死刑了。哪里知道我的话音刚落，那位囚犯就已经吓得把整条裤子都尿湿了。我以前只是听人说过有人会被吓得尿裤子，这次自己竟然亲眼见到了。这次审判，是1968年底的事。事后我才知道，这个囚犯，是香港历史上最后一名被判处死刑的囚犯，想不到这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案件，其庭审的翻译助理工作竟是由我来进行的。
在担任翻译主任的三年间，我接触了很多大牌的律师（包括英国的御用大律师）、法官和检察官。他们性格各异，有的人外向，有的人内向；有的人尖锐，有的人缜密；有的人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有的人少言寡语，不到关键时刻绝不开金口。但不管性格如何，他们都显示了知识的广博与思想的深刻。他们的风采、魅力，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的处事方式与风格，也对我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我长期与他们在一起工作，难免受益。尤其是他们的辩论技巧，对我日后在保险训练营作激励演讲，起了很大的示范作用。
记得有一次，我协助一位法官审理一宗牵涉许多小商贩的案件。因为牵涉的小商贩太多，如果我对每一位小商贩都详细询问，那么审理的时间就会花费很久，要是这样做，那当天的下班时间就无法获得保证。为了省事，我自作聪明地问那些小商贩：“你没话说了吧？”偏偏主审法官是一位懂中文的英国人，他听到我的问话后对我说：“王先生，您不应对他们说‘没话说了吧’，而应问他们‘还有什么话要说’。”主审法官的提醒让我感到很汗颜。其实这两种提问方式都可以节省翻译的时间，但是它们在性质上却存在着重大差别。它虽然是一件小事，却让我明白了交流的一个基本原则，这就是必须准确、严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主审法官的提醒让我明白了一个基本原则，这就是必须准确、严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主审法官的提醒对我教育很大。我后来与我的下属们交换意见，往往也要求他们做到必须准确、严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不能含糊其辞。比如说，在决定要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们最先可能会不同意；当你仔细地解释了一番之后，他们或许就会说：“哦，对的，我同意。”遇到这种情况，我仍不甘罢休，我会说：“你不要这么简单地表示同意我的意见，你要向我讲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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