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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次机遇:巴菲特家族的人生投资法-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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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多个国家，曾和数千名农民交谈过，也和热衷于这个领域的总统、摇滚明星、牧师和教授有过交流。
新的集约化生产
我就不拐弯抹角了，开门见山地说吧，我们要按下重启这个按钮。在过去20年，长期饥饿问题在亚洲和拉美地区有所减少，但是在人口膨胀的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却在与日俱增。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预计，到2050年之前，农民必须将粮食产量提高70％，才能养活世界上所有的人口。
要实现这一目标，所有的农民，不论是那些聚集在斯隆公司、实行先进的和高度机械化农业运作的农民，还是那些在发展中国家用锄头耕地的贫穷农民，都需要进行更集约化的农业生产并提高农业生产率。此外，我们还需要重新组织和部署所有粮食问题的参与者，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政府、非政府组织、研究机构、慈善家、农业公司。我们需要找到解决矛盾的方法，帮助农民真正应对挑战，让农民能够在现有条件下顺利开展农业活动。同时，我们也需要重新思考我们在发达国家使用的耕种技术，因为我们的传统方法正在损坏表层土壤，而表层土壤对保证未来的农业生产率是至关重要的。
我相信我们能够成功，之前在国际上已做过类似的努力。早在20世纪60年代，绿色革命运动（GreenRevolution）就使得印度和东南亚大约10亿人口免受饥饿之苦。由诺贝尔奖得主诺曼·博洛格（NormanBorlaug）所引领的这一运动，主要是将小麦和大米这几样谷物进行规模化生产。科学家、政府、农民和非政府组织群策群力，创造了这一奇迹。
然而，这个模式在非洲不会见效，因为非洲现在普遍存在粮食问题。非洲地域广袤，基础设施不完善，这片大陆拥有54个国家，而非一个集中管理的国家，这使得在印度行之有效的绿色革命在这里行不通。幸运的是，一些新模式和想法给了我希望；还有一些正在积极探索新方式的人，他们亦做出了一些有启发意义的行动。巴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个国家只要想改变，就能找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对环境负责的农业发展道路，并且保证将小农户纳入解决国家粮食需求的系统中来。
我们能否让国际社会和那些有粮食危机的国家政府赞同斯隆公司那位演讲者的理念？
近年来，数十亿的农业援助有时却让粮食问题愈演愈烈，而非好转。我已经不再资助那些常见的非政府组织的项目，也不再把钱投给那些似乎不愿做出任何结构性转变和通过开展土地改革来帮助其人口脱离饥饿和贫穷的国家。我们不能用西方的思维来解决非洲的问题，而要从过去的努力和失败中汲取经验教训，使用新模式和领先科技来充分利用尚存的机遇。我们不能仅仅为各种相关主题活动和好的想法埋单，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们更要资助那些即使我们不再介入，依然可以生存并持续发展下去的项目。
这本书讲述的就是我如何做出上述结论的，以及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够深入解决粮食问题。里面是40个故事的合集，讲述了我为何选择与全球饥饿问题做斗争，以及霍德华·G·巴菲特基金会团队和我这一路走来的发现、尝试、挫败、成就、经验和释放的正能量。40个故事中，有些讲述了我们或是其他人好心却办了坏事；有些谈及了无知、文化冲击和失败的想法；有些描绘了我们钦佩的人，他们或许是在地里孜孜不倦干农活儿的人，或许是那些尽管饱受苦难，但仍然有新想法的人，抑或是那些下定决心不再重蹈覆辙的人。
这本书还歌颂了做人的意义。我去过世界上一些最贫困的地方，然而那里也会有笑容灿烂、嬉戏玩耍的孩子，他们会自己发明小游戏，或者把一个塞满了稻草的袋子当作足球来踢，玩得不亦乐乎。在一些最为穷困潦倒的村落里，女人的目光中也透露出骄傲和善良，虽然自己几乎一无所有，但她们还是会用少许食物或一杯茶来欢迎我的到来。
本书中讲述的那些令人难过的故事，其实只是背后更多类似故事的一个缩影。我希望通过这些故事，能让读者感恩活着的美好，感恩世上还有这么多好人想要造福世人，不论是在非洲的难民营，还是在伊利诺伊州迪凯特救济贫民的施舍处。在接下来的篇章里，你会遇到一个20岁的名叫“小克洛米特”（LittleCromite）的人，他以前是个童兵，6岁的时候失去了家人，他没有技能，没有受过教育，也没有办法养活自己。你会感受到世界上最知名的一位录音艺术家的热情和投入，会看到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帮助非洲新一代的领导人学习管理和执政原则。我还会介绍一位和我性情相似的、来自加纳的科学家，也是内布拉斯加大学剥玉米人队（NebraskaCornhusker）的铁杆球迷，他教会那些只能勉强维持生计的农民如何提高粮食产量，养家糊口，并保护他们最大的资产——脚下的土地。
我的儿子霍华德·W·巴菲特（HowardW。Buffett，下文我会用HWB来称呼他，以避免混淆）也跟随我一道，多次探访发展中国家，而这也是这趟旅程颇具意义的另一个方面。他第一次和我旅行时，还是个害羞的12岁小男孩，而从那以后，我见证了他的成长。他那时只是个好奇的孩子，但有的时候却亲眼目睹了那些同龄人接触不到的苦难和赤贫，这令他幼小的心灵被深深地触动了。现在的他已经长成了一个男子汉，对上百万人所面临的挑战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HWB也曾自己一个人去过亚洲、阿富汗和其他地区探访。他还做过我们基金会两年的执行董事。如今，他是我们基金的受托人，并且在这本书里分享了一些新的见解和想法。HWB特别热衷于寻找让不同组织合作的新方法，利用科学的管理方法，整合各种资源，使相关项目更加完善，影响更加深远。
贯穿这本书的一个主题，就是我们需要立即行动，刻不容缓。现在有很多人在受苦受难，并因此相继离世。我做慈善的初衷并不是要让自己名垂千古。我意识到，我不能仅仅做些表面功夫，专挑一些小的容易解决的问题去解决，更不能仅仅因为造福了一小部分人就扬扬得意，因为还有数百万的儿童在忍饥挨饿。我父亲的一条建议曾帮助我度过了一些最艰难的时刻，对此我一直心怀感激，他说：“要把心思和资源花在那些没有你就做不成的项目上……犯错误是正常的，如果你只做‘安全’的决策，那么你将一事无成。”
本着40次机遇的精神，我们的基金会将在2045年之前花光所有的资金，走向“破产”。HWB支持这个想法，并且把它贯彻执行了下去。他越来越频繁地质问非政府组织，让其重新反思它们的方法到底有没有用，甚至会问“你有没有一个能让自己关门停业，不再被世人需要的战略”。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还有30多次机遇找到一个正确的战略。
故事2 1968年，布拉格：苏联军队先吃
“我们只能吃剩下的”
我对饥饿的认识曾经仅仅停留在它会对生活造成不便，即使在一些极端情况下也是如此。记得有一次，我在非洲稀树草原的泥巴路上连续行走了好几个小时，一直没有进食。到达目的地后，部落的人给我准备了羊眼睛和炸老鼠，为了不冒犯他们，我必须要假装一边狂饮酒精度数极高的家酿啤酒，一边等待其他食物。我曾在饥荒肆虐的安哥拉的一个村落里遇到一位妇女，从她的眼神中，我可以看到她对生活的绝望。就在我到达那里的前一周，她3岁的小孩儿被饿死了。她非常瘦弱，大概是因为肝功能衰竭，双眼发黄，牙龈肿胀，牙齿参差不齐，可能她自己也活不久了。她一把将婴儿推到我胸前，乞求道：“求求你，求求你带走我的小孩儿，我没钱养活他。”
对于她的丧子之痛，我无法感同身受，但是当我到达世界上正在经历赤贫和粮荒的地方时，也曾遇到类似的人和事。当我第一次意识到食物不够吃时人们会有多么脆弱，意识到武装冲突对粮食安全的影响有多么大时，我被深深地震撼了。我当时还是一个来自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的一个少年，原是为了拜访家人的朋友才踏上了这次海外观光之旅。
1954年12月，我出生在纽约的怀特普莱恩斯，但我是在奥马哈，也就是我父母的家乡长大的。内布拉斯加州是美国粮食生产的中心，虽然我们那时都不是农民。我父亲，沃伦·巴菲特——美国国会议员之子——正在一步一步打造他的金融投资帝国，而我则在不亦乐乎地把玩孩之宝玩具卡车和收集童子军徽章。
坊间流传得最多的关于我父亲的故事，也是很多人感兴趣的，就是我父亲现在仍然住在奥马哈邓迪一带的老房子里，他曾和我已去世的母亲苏珊在那里把我姐姐苏茜、我弟弟彼得和我抚养长大。这栋砖房有两层楼，5间卧室，这一带小区的房子差不多都是这样，完全不是人们心目中亿万富翁会居住的房子。那时，父母和我们3个小孩儿，一共5个人一起生活，所以还多出了一个房间。当我现在回想到底是什么经历塑造了如今的我时，我发现这个多出来的房间居然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关于我父亲的书不计其数，个中故事有真实的，有虚构的。我父亲确实是个金融天才，但也是个没什么生活常识的人。他坚信，人应该自食其力，我们3个小孩儿从小就知道，我们这辈子不会有花不完的零花钱和享用不完的奢侈品。如果有人问起父亲，他会说他在想如何给我们足够的钱，让我们随心所欲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但又不会多到让我们一辈子碌碌无为。
我尊重这个想法，而且我想补充说明的是，我父亲很有趣，比我认识的任何一个人都要有幽默感。他不愿意过奢侈的生活，因此很多人说他没档次。他常说的一个笑话就是，“我买的西服其实都不便宜，只是被我一穿就像便宜货。”
我的童年很普通，没有挨过饿，小孩儿该有的东西我都不缺，却也过得平凡质朴，极少奢侈。如果去度假的话，我们会开着旅行车到很远的地方。在车上，我们姐弟通常会嬉笑打闹，着实让父母头疼。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次旅行是，我们一家去马萨诸塞州，因为父亲想去考察一下他想投资的伯克希尔–哈撒韦（Berkshire…Hathaway）纺织公司。让我记忆犹新的是，父母让我们每人带一个玩具或一本书，以便打发车上的时间。我选择了一本大大的色彩鲜艳的书，但是随后发现，把书放在窗外，听纸张被风吹得翻打的声音很有意思。我父亲一直说：“豪伊，你这样会把书弄掉，我可不会给你买新的。”果然，我把书弄掉了，父亲也言出必行地没有给我买新的。
父亲满足了我读书和旅行的愿望。他鼓励我们姐弟三人追求各自的兴趣，并帮助和支持我们，但很少施舍我们什么东西。我们做了一笔“交易”，如果我3年不收生日礼物或圣诞礼物，那么我高中毕业的时候，父亲就会给我5000美元买车，我自己赚了买车另外需要的2500美元。我20多岁的时候发现自己想当一个农民，他就在奥哈马附近买了几块地给我——不过我得支付一笔价格不菲的租金，此外他还坚持让我每年给他5％的投资回报，还是税前。
虽然父亲是个成功的投资人，但是他在家很少谈及这些，除非是和他的投资哲学相一致的人生经验。投资应该做长期的，要关注最基本的潜在价值，而不是追求一夜暴富等等都是父亲反复提及的主题。他对价值而非金钱本身更有兴趣。他常说：“豪伊，你知道吗？建立一个好的声誉可能需要30年，然而毁掉它只需要5分钟。”父亲不赞成我们参加速成的投资研讨会或关于现金流的讲座。我姐姐苏茜说，当我们都还小的时候，她有一次要填写邓迪小学（DundeeElementarySchool）的一个人口普查表格，在父亲职业这一栏，母亲让她填上“证券分析师”（securitiesanalyst）。因为securities有“证券”和“安全”两层意思，苏茜就理解成了安全分析员。据苏茜说，“其他小孩儿看了还以为我爸爸负责到处检查防盗报警器呢。”我当时也以为父亲是一名保安，我告诉了彼得，然后我俩都觉得这个职业很酷——而我却不记得为什么我们当时没有问问爸爸，他的枪在哪儿，为什么他不穿制服，他花这么多时间看书和打电话，怎么还有时间做保安。
我的母亲是一位很会关心人的慈母，对我们总是照顾有加，不让我们脱离成长的正轨。这个任务到了我这里就变成了一个挑战。我那时是个精力旺盛、有点儿叛逆的小孩儿。当我还是个少年的时候，有一次我做了件令人讨厌的事，母亲让我回房间，然后把我反锁在里面，让我好好反省几个小时。淘气的我从窗户爬了出去，到附近一个五金商店，赊账买了一个闭锁器，然后再爬回房间，从房门里面安装好这个东西，所以当我的惩罚结束之后，母亲想进房间也进不来，这简直是火上浇油。现在回想起来，母亲要教育、包容调皮捣蛋的我真是需要极大的爱心和耐心。
母亲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而不是仅仅把视野局限在我家的院子和奥马哈。这就是那个多余的房间派上用场的地方。她有一颗好奇心，为人慷慨大方，当我还小的时候，母亲便让一些在当时的奥马哈大学（也就是今天的内布拉斯加大学奥马哈分校）念书的交换生来家里寄宿。之后，有大约六七个交换生寄宿在我们家，每个人一住就是7个月。我记得第一个交换生是来自苏丹的名叫莎拉·埃尔·马赫迪（SarahElMahdi）的一个优雅的年轻女子。那是1960年，我才5岁，所以很多细节都忘了，但我可以想起她穿着有非洲特色的五颜六色的印染披肩和服饰的模样。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第一次被蜜蜂蜇的时候，萨拉就住在我家。当时我很惶恐，又被蜇得很疼，萨拉还照顾过我。
警棍和长长的队伍
另一个曾寄宿在我们家的交换生对我的人生产生了更深远的影响。她是来自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的薇拉·维特瓦罗娃（VeraVitvarová）。她寄宿在我们家的时候，捷克斯洛伐克正处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1968年初，短暂的“布拉格之春”（PragueSpring）运动开始，捷克斯洛伐克涌现出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作家，政府也日益开明。很多人乐观地以为捷克斯洛伐克这个铁幕国家即将迎来改革，但是苏联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并没有开启改革的序幕。截至那一年的8月，他派遣了成百上千的苏联士兵侵略并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大部分的部队都聚集在布拉格。
在侵略战争爆发之前，薇拉加入到我们的家庭中来。她的家人会给她写信，让她知道事态的进展，以及通讯社和电视是如何报道布拉格的混乱局势的。我记得在那段时间里，披头士的《回到苏联》这首歌很红，我也很喜欢，但是每次广播里响起这首歌时，她就会烦躁不安，让我关掉。
那年12月，我过14岁生日的时候，薇拉也在。我姐姐苏茜比我大一岁半，她生活的重心是朋友圈和高中校园，而我弟弟那时还小，和薇拉也没有什么互动。当薇拉1969年晚春离开的时候，她邀请我们去她布拉格的家做客，我动心了。
但母亲不同意。我不记得我们从电视或是报纸上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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