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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鲁克世纪精选-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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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说的：生物体形的大小是由其功能决定的。
其中译本2003年出版，袁丽琴译，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译者注
也有人译为马莎百货。——译者注跨国汽车公司，例如福特汽车公司，必须规模庞大。但是劳斯莱斯这类针对细小利基（niche）市场的小型汽车公司也有其生存空间。另外，几十年来全球最成功的零售商玛莎百货（Marks & Spencer），一直是一家规模适中的企业而非大公司。东京的伊藤洋华堂（ItoYokado）也是如此——它被认为是过去十年间最成功的零售商。成功的高科技工程公司通常也是中型企业。相反，在另外一些行业中，中型企业并不成功，例如，成功的医药公司要么规模特别大，要么特别小。由于管理和信息现在变得非常容易获得，大规模的优势就不再明显了；由于要进行全球性思考甚至是全球性运营，小规模的优势也被抵消了。管理人员越来越需要选择合适的企业规模，这种规模必须要适合企业的技术、战略和市场。这是一个艰难的风险性决策，而且正确的企业规模往往与能够满足管理层心理需求的规模是不一致的。
管理层面临的挑战
第四，公司治理方面也存在问题。形势分析师可能犯的最大错误——也是难以避免的错误——就是太过于超前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我1976年出版的《看不见的革命》（The Unseen Revolution）。在那本书中我分析了大型上市公司的所有权转给了公司雇员群体的代表——即养老基金和共同基金，这是所有权方面的根本性变革，因此，它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公司治理方面。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形成的大公司职业经理层学说遭到了挑战；其次，大公司管理层的责任与合法地位也遭到了新的质疑。
《看不见的革命》可能是我写得最好的一本书，但是其中的观点太超前了，以至于没有人关注它。5年之后，敌意并购开始出现。之所以能够出现敌意并购，主要是因为在法律责任、利益以及心态等方面，养老基金是“投资者”而非“所有者”。而且敌意并购确实对公司管理层的职能、角色与合法地位提出了挑战。
第1章 触手可及的未来（4）
公司并购者声称：企业管理层必须对公司绩效负责，而不是追求自身利益。这绝对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将绩效界定为股东的短期收益却是大错特错了。这将迫使公司所有其他成员——特别是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只是去满足仅仅关注短期收益的人群的要求。
没有一个社会能够容忍这种状况持续下去。事实上，美国已经开始通过法院进行调整：逐渐把此类员工的工作视为一种“财产权利”。同时，美国一些大的养老基金（尤其服务于公职人员的那些规模最大的基金），开始从长期角度考虑自己对所投资企业的义务，即从所有者的角度考虑自己的义务。
但是，并购者们的错误还体现为这些短期股东利益并不能实现财富创造最大化，众多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就要求在长期收益和短期收益之间取得平衡，而这也正是管理层应该发挥作用的地方，也是我们向他们支付薪水的原因。而且，我们知道如何建立和保持这种平衡。
到目前为止，公司治理主要还是英语国家的重大问题，但它有可能很快成为日本和西德的重要问题。到目前为止，在这两个国家中，长期收益和短期收益之间的平衡是由控制着公司的大银行确定的。但是在这两个国家中，大公司正在逐渐脱离银行的束缚。而且，与美国一样，退休基金在日本大公司股权结构中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大，很快就会达到与美国一样高的水平，并且它们同样只注重短期的股市收益。换句话说，公司治理很可能会成为所有发达国家的重大问题。
也有人译为本益比，指公司股价与每股收益的比率。——译者注同样，大多数人认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实际上可能已经非常接近正确答案了。哈佛商学院的詹森教授（Michael CJansen）最近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大公司，尤其是美国的大公司，正在逐渐“私有化”。它们的股权逐渐由少数几个大股东控制，这样，股份持有者就会将目光放在长期价值而非短期股市收益上。实际上，只是在日本，因为它有非常高的市盈率（price/earnings ratio），公开发行股票依然是大公司最佳的融资方法。
通过分解实现公司成本结构的灵活变动（从而能够让它维持短期收益和长期投资）也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日本再次显示了它独到的方式。为了实现短期收益（以及工人的就业保障）和长期投资的均衡，日本的制造业大公司采用了“分包”（outsourcing）制度。与西方同行的常规做法相比，它们从外部分包商那里采购的零部件要多得多。这样，在必要的时候，它们就可以通过将市场短期波动转嫁给外部供应商，快速且大幅度地降低成本。
关于公司管理层的职能、责任与合法地位的基本决策（无论是由公司、市场、律师/法庭、或者立法来确定），仍然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必须考虑这个问题不是因为公司资本主义失败了，而是因为它取得了成功，但这些问题使其更加充满争议。
政治至上
第五，主导20世纪最后10年的将是国际政治和政策的迅速变化，而不是国内经济。因为20世纪40年代以来，西方自由世界一直奉行的是牵制苏联的政策，但这种政策已经过时了，因为它已经取得了成功。最近几十年的另外一项基本政策——在世界范围内恢复市场经济，也取得了重大成功。但是，对于这些成功引发的一些问题，我们还没有明确的政策。这些问题包括：苏联不可逆转的解体等。
另外，还出现了完全不同的新挑战：环境问题、恐怖主义、第三世界融入全球经济、控制与销毁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控制全球军备竞赛所造成的污染。这些都需要步调一致的跨国行动，这方面已经有少量成功的先例了（我们能想到的有：打击贩卖奴隶、立法禁止盗版活动，红十字会的出现）。
过去的40年尽管存在对抗与危机，整体而言是政治稳定的40年。未来的10年将会是政治动荡的10年。如果不考虑美国在越南战争上的失误，从1945年以来，美国的政治生活主要是由国内经济问题主导的，比如失业率、通货膨胀、国有化/私有化等。这些问题并不会消失，但是，国际政治问题和跨国政治问题将会逐步凌驾于国内问题之上。
有什么影响呢
我上面描述的问题并不是一种预言（预言对于我没有用，我也不喜欢它），而是一种结论。所有在此讨论的问题都已经发生了，只是它们的全部影响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罢了。我希望大部分读者能够有共鸣，并且点头说：“当然，是这样的。”但是我怀疑，很少会有人扪心自问：“这些变化对我的工作和我所在的企业会有什么影响呢？”
［1989］
第2章 经济学的缺陷（1）
经济学的缺陷是什么创造了财富？过去450年以来，经济学家要么忽略了这个问题，要么只想寻求简单的答案，或者轻视以前的看法。无论如何，我们从每种诠释中都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第一代经济学家——“重商主义”认为：财富即购买力。其目的是通过积累黄金及实现贸易盈余来增加货币财富。另一种理论认为：财富不是人类创造的，而是大自然创造的——即土地创造财富。
还有一派经济学家将财富和人联系起来，他们认为财富是人类通过劳动创造出来的。这种观点的出现标志着经济学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因为它把财富与人类创造联系了起来。但是，这种观点也不能让人完全满意，因为我们无法用它来预测或分析事情。
100多年前，经济学一分为二。主流经济学索性放弃寻找创造财富问题的答案，成为纯分析性的理论，不再将经济学和人类行为联系起来，于是经济学成为一门研究商品的学科。分析能力是当代经济学的一种强大力量，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同时也使人民大众普遍对这门学科望而却步。由于经济学缺少财富与价值方面的基础，所以无法对大家解释什么。
两难选择
*创造劳动价值论时，就认识到了纯分析性经济学的缺陷。“*主义经济学”这个词本身是矛盾的，它既不能进行分析也不能进行预测，但是它有强大的吸引力，这正是因为它的基础是价值理论，它将财富的创造定义为人和劳动。
因此在过去的一百年间，我们面临着一项选择：一方面是一套具有强大分析能力，却没有价值基础的经济学；另一方面是一套根本不是经济学，而是一套以人为基础的体系。今天，我们终于明白：这个两难问题是可以化解的，并且我们已经开始采用正确的方法，即便我们暂时还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如今我们知道，财富的来源是某种人类独有的东西，也就是知识。假如将知识应用到我们已熟知的工作上，则称为“生产率”；假如将知识应用在新的工作上，则称之为创新。只有知识可以帮助我们达成这两项目标。
劳动传统
但这并不总是正确的。两百多年前，当亚当·斯密撰写有关“劳动传统”的文章时，引用的例子是住在今日德国中部的人们，当时由于冬天漫长，经常下雪，那里的人们学会了做木匠活、制造钟表和小提琴。亚当·斯密说，除了少数案例之外，当逃难者或移民将手艺带到某一地区时，需要200年的时间才能成为当地人掌握的手艺。
当美国赢得独立时，情形的确如此。当时，每位美国领事的手边都有一笔数额不限的“行贿基金”（可能是180美元），以便邀请英国技术工人，并为他们伪造文件，然后让他们赴美国传授如何制造纺织机和印染机的技术。这段历史发生在1810年左右，这也是新英格兰崛起、成为工业重镇的原因所在。
然而在19世纪，德国人发明的学徒制将200年缩短为5年；在20世纪，美国人发明的培训制度，又将5年缩短为6个月甚至3个月。美国之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明了培训方式，是因为美国没有劳动传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发明传播到了全世界，这也是各个国家无法再依靠劳动传统进行竞争的原因之一。
学习和知识
就在不久以前，任何一位住在发达国家的人，过体面生活的捷径就是成为掌握一些技术的机器操作工。工作6周以后，他的收入也许比副教授的收入还高，更甭提教学助理了。可惜这都过去了，如今只有通过学习和掌握知识，才有望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2章 经济学的缺陷（2）
试想在30年前，整个韩国找不出一个掌握某项技术或工艺的人，这只是因为50年来，日本不允许这个邻国掌握任何技能。如今受培训的影响，韩国几乎可以完成发达国家能做的任何事情。
当然，认识到知识是财富的源泉会对经济学造成重大影响，而经济学现在正处于困境之中。在过去，经济学是一门令人喜爱的学科，因为它并不重要。要是有人在1925年请教经济学家一个问题，得到的会是一个值得尊敬的答案：“我不知道”（至少是个谦虚的答案）。接着他会说：“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最聪明的做法就是少干预，然后祈祷。尽可能地减税，少消费，然后祈祷。”
新哲学
然而现在，跟我同一时代的经济学家变得骄傲起来，这主要是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文职官员令人难以置信的优异表现。从军方的角度看，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个低潮期，然而文职官员的表现却很惊人。各个国家在1914年12月前实际上都破产了，根据传统的游戏规则，战争应该停止了，但是各国又继续战斗了4年，这是因为文职官员的能力极强，这种能力改变了局势，给予众人以伟大的假象。
1929年大萧条后，突然出现一种奇怪的观念，即认为政府应该能为经济做一些事情。这种信念在过去是前所未闻的，但在当时却成了一种流行，其逻辑类似如下观点：“你都能够把一个人送上月球，为什么不能对艾滋病想想办法？”于是，一种“知道各种答案”的经济学开始发展起来。
凯恩斯提供了答案：不管出现什么问题，只要创造更多的购买力就行了。另一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也许是我们这一代中活着的最后一位大师）修正了凯恩斯的说法：“你甚至无须如此费事，只要确保货币供给增长即可。”对于供给学派来说，答案甚至更加简单：只要减税即可。还会有什么答案比这更美好、更吸引人呢？快乐时代的终结
在19世纪，人们习惯称经济学为“悲观的科学”，因为经济学总是逼迫我们作选择，而我们不得不放弃某些东西。突然间，在过去的50年中，经济学成了一门乐观的科学。但是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
经济学开始行不通。每当我们应用经济学时，它总是不灵验。更关键的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既不合理，也不现实。所有的经济理论都假设：主权国家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独立生存，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假如各个主要的工业国愿意将经济政策的决策权交给一位沙皇、一位高官或是一个公共机构的话，经济理论是可以行得通的，然而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极小。两相比较，在拉斯韦加斯玩老虎机赢取100万美元的机会要更大一些。
多数经济学家也都假设，货币流通速度是一种社会习惯，是一个常数，但所有证据都证明这是错误的。当美国在1935年首次测试这个理论，给美国人更多收入时，人们并未去消费，而是把钱存起来。结果美国经济在第二年崩溃了，比1930年或1931年的情形还要糟糕，因为美国大众使这项经济政策失效了。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卡特总统及里根总统执政时期。货币流通速度就像青少年时装一样变化无常，甚至更难预测。站不住脚的理论
本质上看，宏观经济理论不再是制定经济政策的基础，因为没有人知道未来将会发生什么事情。里根总统上台时曾许诺削减财政预算，然而在他执政期间，政府支出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国家。里根没有背弃人民的信任，因为在政治上他别无选择。政治领袖没有一套可以信赖的经济理论，这是许多企业家并不知道的事实。
未来的经济学必须要能够做到现在的经济学家做不到的事情：把国内经济及全球经济融为一体（请注意，我在这里使用的词是全球经济，而不是国际经济。国际经济表示不包含本国的外部经济，全球经济则包含本国经济）。
未来的经济学还要能够回答下列问题：我们如何把企业经营方式和企业绩效联系起来？什么是企业绩效？传统的答案是利润，这是一个不可靠的答案。如果相信利润理论，我们就不能把短期及长期联系起来，而如何在这两者之间达到平衡恰恰是管理层所面临的重大考验。两项指标
我们必须以生产率和创新这两座灯塔为指标。假如获得利润的代价是降低生产率或者没有创新，那么这些利润就不是真正的利润，而是在破坏资本。反之，假如不断改善所有关键资源的生产率并提高我们的创新水平，最终将会创造利润。我不是说现在就要采用这种观点，但它是未来的方向。当我们把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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