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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政论-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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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听从集权君主的等级治政。中国古代的皇帝是通过玩弄“君权神授”、“自称天子”的把戏完成这一次转移的，而西方社会则在很漫长的时代延续政教合一的格局，其本质也是借助所谓神权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进行统治。第二次转移是从“君命”向“资本”的转向，即由听从集权君主的等级治政转向听从掌握资本的富人的资本治政。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西方的金钱选举以及人们深恶痛绝的“黑金政治”，都是资本治政的必然产物。第三次转移是从“资本”向“志本”的转移，即由听从掌握资本的富人转向听从人民志愿的志愿治政时代，政治选票、民意反馈、舆论监督和志愿行动均是其主要表现形式。 （三）“以人为本”就是赢得民心、志愿参与、平治天下 中华民族经过近百年的革命、改革与建设的洗礼，已经基本打碎了等级治政的社会基础。倘若还有人如袁世凯那样复辟称帝，一定会被人们认为是痴人说梦。但是资本治政的思想却充盈其间，“第二尺度”的社会基础却还非常厚实，向往靠钱去统治他人的大有人在。因此，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目标就是要扭转由于生产力不发达、社会财富不能充分涌流而带来的单纯由物质利益所决定的治政尺度，把目光转向人自身的生产，并在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之上主动拓展“交往形式本身”（马克思语）的生产，最终达于“人的解放”，真正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平衡发展。 当今世界虽然发展还很不平衡，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还存在巨大的鸿沟，但作为社会总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社会总财富已经极大的丰富——按照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师史蒂芬·罗奇在2003年预测报告中所说的那样，目前全球年经济总量为32万亿美元，对于61亿的全球人口而言，人均GDP近5000美元，约是我国目前的7倍左右，再加上科学技术的一体化和经济制度的并轨化，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集团、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生产和交往已经发展到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地步，因而使得以所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的调整已经不能完全适应今天的形势。转向调整以全球化背景下公民志愿和文化观念为基础的交往关系，这才是摆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尤其是政治家面前最现实的问题，也是未来全球化社会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 （四）“公民志愿”成为全球化社会中人与人的最重要的交往尺度 全新的政治格局不是在竞争的对抗的基础上产生的“争”的格局，而是在竞存的沟通的基础上产生的“和”的格局。靠大棒加金元征服世界的霸权政治旧时代即将过去，靠赢得民心志愿参与平治天下的新纪元即将开始。 民心向背，天下分合，是迄今为止人类政治文明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二者是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内在本质而言，另一个是就内在本质的必然结果而言。当我们抛开等级和资本决定我们命运的迷障之后，民心所向，天下大同之理想，终于现出其曙光。可以断言，人类文明进入二十一世纪，世界步入“全球公民社会”，对“公民志愿”的科学管理和有效调控已作为最重要的平治天下的方式登上历史舞台。如何认识它，适应它，驾驭它，则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以“公民志愿”为基础的、以人为本的平等对话和自由沟通将成为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全球化社会中人与人的最重要的交往方式，其价值核心将取代“等级权力”和“资本权力”而成为人类政治文明的“第三尺度”，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它将引导人类进入政治文明能够真正顺应“民心向背”与“天下分合”的新时代。 如果说“人的解放”是人类文明的终极关怀，那么，以“公民志愿”为本则是必由之路，以人为本是其必经之途。只有这样，政治文明才能带动整个人类文明达于光明的彼岸——人类历史发展的洪流，才能在“第三尺度”的天平上重铸政治文明。 ＇返回目录＇
二、现代政治文明执政主体与其环境的关系（1）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现代政治家都不约而同地对如下问题进行过思考：为什么迄今为止“政治没有超出过权力纷争的格局”？韩国总统卢武炫在发表就职演说时，提出要结束这样的时代，曾使其民众热泪盈眶。可是今天，其人仍不免又卷入了黑金政治和权力纷争的漩涡。 那么，我们究竟能否走出“权力纷争的格局”这个怪圈？ 回答是肯定的。因为超越权力纷争是现代政治文明的起点，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特征，也就是治政要着力研究和解决的首要问题。 （一）组织主体的必要性：政党尤其是执政党 现代化社会是高度组织化的社会，而政党是现代政治文明中最重要的组织形式。传统政体中没有政党，现代化体制中需要政党。而强大的政党是政治稳定的基础。从近三百年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的现代化和经济的现代化破坏了旧的权威模式，摧毁了传统的政治制度，却不一定能创造出新的权威模式或新的政治制度。但它却一定会由于启发了政治觉悟和扩大了政治参与而产生对新权威和新制度的迫切要求。列宁曾经说过：“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时除了组织以外别无武器……无产阶级只有通过这一点才能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弗雷在1966年说：“智利广大群众没有任何组织，而没有组织就没有权力，没有权力就会在国家生活中没有自己的代表。”①组织是通向政治权力之路，也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因而也就是政治自由的前提。在那么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存在着权力和权威的真空，可以暂时由魅力领袖人物或军事力量来填补，但只有政治组织才足以永远填补这一真空。因此，身处正在实现现代化的当今世界中，谁能组织政治，谁就能掌握未来。 一般而言，任何政党发展过程都会经历如下四个时期，宗派时期、两极化时期、扩展时期和制度化时期，前三个时期一般被视为准备期，进入制度化时期意味着进入稳定期，也就是进入现代政治文明的标志。 1．宗派时期 这一阶段政治参与与政治制度化水平都很低。这一阶段会出现数量众多的组织，但还不能称之为完全意义上的政党，因为他们缺少政党必备的持久组织和社会支持。这一时期往往依赖于一个中心人物或一个私人小圈子，政党标签往往是不重要的，这一时期的政党从来没有代表过真正的社会力量，只不过代表着最上层统治阶级内部宗派集团和个人。这一时期的主要活动是组织者们在不断变换着伙伴和对手，从来不去扩大自己的队伍。 2．两极化时期 当政治冲破派别活动的封闭圈，政治参与扩大起来、新的社会力量出现在政治舞台，政治宗派和社会力量通过有组织的联系而形成政党时，政治体制进化过程中的转折点——两极化就来到了。一旦政治体制中的主要政治家都在一场角逐中选定了自己的立场，那么各方领袖就会被迫扩大战斗规模，动员起额外的社会力量站到自己这一边。此中的关键问题在于：在何种情况下一个充满多角利益的封闭制度会转化成为一个两方分庭抗礼的开放制度呢？显然，当各方停止内讧而把矛头指向现存制度时，那么革命者和卫道士之间两军对阵的擂台就搭好了。同时，若在政治体系外部出现一种新的社会势力并要求进入该体系，就也会引起体系内部派系之间的联合。在这里，新势力与政治体系的关系就成了###的焦点所在。但无论如何，政治主张的两极化对于从派别政治到政党政治的转变都是一个先决条件。 3．扩展时期 一个强大的政党对广大群众要具有号召力，必须通过一个有效的组织把民众维系在自己的周围。一切革命、改革和建设都包含着政治参与的扩大。成功的革命、改革和建设还造就强大的政党来组织这种参与。动员和组织本身就是获取权力和树立权威的过程。 4．制度化时期 一般来说，政治参与扩大的方式将会影响到将要发展起来的政党体制。因此，不同的政党选择何种体制往往是历史的选择，早期格局一旦形成，则很难转变。 ＇返回目录＇
二、现代政治文明执政主体与其环境的关系（2）
这个制度化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国家的政党制度的架构，另一个是政党本身的制度化建设。对于国家政党制度的架构，国际上有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之分。我国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则是一个创举。对于一党自身制度化建设，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都不外乎为了两件大事：一是不断提高政党的核心竞争力，即执政能力；二是争取更广泛的民众的志愿的支持。二者相辅相成。 （二）一屋与天下：环境变化决定政党制度走向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这是中国古人对于有雄心壮志而又好高骛远的人的忠告。但在今天，这对于任何政党尤其是执政党，也不失为警示之语。因为对于任何现代化的政党，其所面临的问题是“一屋”也要扫，“天下”也要扫。 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政党都不可能关起门来搞政治，而必须面对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交往日益扩大的全球化社会。里斯本小组在其著名的《竞争的极限》一书中明确指出全球化社会必须重视的两大趋势。“第一个发展趋势是正式的非政府组织和非正式的联系网络的出现，它们要求促进人权，保护少数，监督选举，提供经济咨询，组织对某一问题感兴趣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进行交流，促进民主。”“第二个发展趋势就是全球信息系统和通讯交往网络的出现。”②现实图景对传统的价值观念提出了重大的挑战，建立在自由竞争基础上的西方文明更是面临空前的压力。 在政治领域，究竟是一党、两党还是多党制好，曾是争论不休的问题。除了历史选择之外，这一问题在今天有了戏剧性的变化。过去所讨论的问题的基础被现代化过程消化掉了，那就是——竞争达到了它的极限。人们已经充分意识到，过分膨胀的意识形态把所有其他形式的经济、政治、社会的生活组织全部排斥在外。竞争并不是能够造福于世界共同体所有国家的惟一价值。市场竞争不是一切，不能把它的逻辑加到人与社会的范畴，特别是在运用竞争逻辑的时候，不能对人与社会的具体状况置之不理。并不是任何价值都能够从市场竞争上得到。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所谓经济理性并不能指挥个人与集体生活的所有领域，如教育培训、家庭生活、各种社会团体的出现、民主机关的工作等等。 因此，里斯本小组提出：“只有通过把不同范畴内许多社会—经济网络紧密结合起来，使他们以共同目标为取向，人们才能比较现实地希望实现社会公正、经济效率、生态的持续发展以及政治民主，从而避免一场（经济、宗教、政治或伦理）全球自我爆炸的危险”。 政治意识的提高带来了政治参与的扩大，政治参与的扩大带来了要求现存政治制度与之保持同样步伐的客观需求。这就是全新的、更高层面、更大范围的社会稳定之所以能够产生的根本原因。新的政治制度必须是有能力吸收现代化造成的新兴社会力量和日趋高涨的参与水平。 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很早就看到：政治参与扩大的首要制度保证就是健康的政党与政党体系。在政治参与水平尚低的时候就形成了政党组织的国家（英、美、日、中国、俄罗斯），就很有可能在扩大政治参与的道路上稳步前进。解决此类问题需要高度发达并已制度化了的程序。拥有高度发达的传统政治制度的国家，可以通过对其制度的不断调整而演进至较高水平的政治参与。在某一阶段上，政党对于政治参与扩大的组织和安排作用是必不可少的，但政党作用是第二位的，是补充制度的力量而不是填补制度真空的力量。然而大多数现代化起步较晚的国家都不具备通过自身调整而能够适应现代化要求的那种传统政治制度，因此，最好的方法就是尽可能早地建立现代政治制度，即政党制。早期现代化国家听凭历史摆布的东西能够成为晚期现代化国家有意识的抉择。二者的经验皆证明，及早重视政治组织和现代政治制度的创建等问题，当使现代化进程较为顺利而稳妥。这将有意识地调控经济，使社会能够不断实现高速发展后的“软着陆”。 ＇返回目录＇ 。 想看书来
二、现代政治文明执政主体与其环境的关系（3）
即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政党活动还只能局限于一国本身，但其价值观和宗旨却必须尽可能多地赢得更多的国家和更多的民众的理解，这将成为未来政党政治在国际生活中的重要任务。 1．美国“亨廷顿悖论” 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曾在其名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从全球角度来看，政党的数量及其力量之间似乎看不出有什么联系……二者之间的关系是随着现代化程度的不同而变化的。现代化水平高，那么不管政党的数目有多少，都可能是强大的；现代化水平低，则一党制既可能是强大的，也可能是弱小的，但多党制则无一例外都是弱小的。”④同时他又花了大量篇幅来鼓吹所谓两党制的优势。但今天看来，这就形成了一个有趣的“亨廷顿悖论”，他标榜的两党制的竞争是美国政党制度进步的根源，但在竞争达到极限之后，以榜样自居的美国两党之间的界限竟然也变得模糊起来。 我们认为，如果政党不是在为一个既定的方向奋斗，而是不断地通过利用对方的失误而争取民众，这样的架构离开了政党政治的本意。因此，现代社会选择何种政党制度，与数量多少无关，与政党的强大与否也无关，只是看这个政党能否使民众“以共同目标为取向”，并能够与民众之间建立有组织的自愿的广泛的联系。因为政党存在的基础是民众的支持，而不是与其他党派竞争。一如市场中的企业，站得住脚的企业都是因生产出了适合消费者的产品，并持之以恒地发展，而不是看市场上出现了一个、两个还是多个同类企业。如果市场上没有这种需要，那么无论是一个、两个或多个企业都是多余的。 如果说，在过去的政治中，政治稳定的先决条件在于有一个能够同化现代化过程所产生出来的新兴社会力量的政党制度，那么，现在政治稳定的先决条件则是一个政党能否代表人类和时代的共同目标取向，即“###”重要思想所展示的深刻内涵。在过去，强大的政党制度的稳定性更多地来自其起源方式而非来自其政党性质。无论是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它通常是激起广泛动员并形成制度化的民族斗争或革命斗争的产物。但是，一旦斗争获得胜利，在斗争中强大的那一个或几个政党就会成为执政党，这个体制随后就可能消除掉曾经使自己成功的社会基础，于是该体制的持续稳定依赖于其历史遗产。夺取政权的斗争越是持久，其意识形态的承诺越坚决，随后建立起的政党制度的政治稳定性就越大。在这种政党制度下，一个新集团、新力量要进入该体制首先必须进入党。在这个意义上讲，同化新社会势力的途径也比较少，其政治领袖在动员新兴集团参与其政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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