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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至拙--曾国藩与中国式领导力-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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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5）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之乱也，上下纵于亡等之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诚者起而矫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艰，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悸。由是众人效其所为，亦皆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呜呼！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历九载而戡大乱，非拙且诚者之效欤？
君子之道，没有比“以忠诚为天下倡”更大的了。世道混乱的时候，上上下下都拼命追求没有节制的欲望，用奸伪之心相互吞并，用变诈之心相互争斗，各自图谋自己的安全，而不惜把别人置于最危险的地方。畏难避害，就连捐出一丝一粟来拯救天下的力量也不想出。得到忠诚之人起而矫正这种风气，克己爱人，去伪崇拙，亲临艰难而不苛求人共患难，浩然献身如同远游之人回到故乡而无所犹豫担心。于是众人效其所为，也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呜呼！我们同乡几位君子之所以能够鼓舞群伦，纵横天下，戡平大乱，难道不正是拙和诚的效用吗？
这无异是对曾国藩与湘军成功之道的最好总结。可以说，他的信念、他的抱负、他的道德、他的品格、他的毅力、他的胸怀和他强烈的救世意识，以及他执着地将自己的理念付诸行动所形成的强大感召力，便是他的领导力的核心。正因为如此，他不仅挽救了大清王朝，而且改变了那个时代的风气。
因此，曾国藩的领导力，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他把以理念为核心（所谓的“忠诚”、所谓的“卫道”、所谓的“以道德、气节、廉耻为提倡”）的抱负，激励起一批有着同样理念的人共同投身于他所谓的事业，从而使湘军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有主义的军队”（蒋百里语），成为一支“扎硬寨，打死仗”、“尚朴实，耐劳苦”的军队。这是他能最终完成戡平“大乱”事业的根本原因。
这一点，也是历代的共识。梁启超说：
曾文正生雍、乾后，举国风习之坏，几达极点，而与罗罗山诸子，独能讲举世不讲之学，以道自任，卒乃排万险、冒万难，以成功名，而其泽至今未斩。今日数踔敦笃之士，必首屈指三湘。……则曾文正所谓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者，必非不可至之业，虽当举世混乱之极点，而其效未始不可观，抑正惟举世混乱之极，而志士之立于此漩涡中者，其卓立而湔祓之，乃益不可已也。
曾国藩生于雍正、乾隆之后，举国风气的败坏，几乎达到了极点。唯独曾国藩与罗泽南等人，讲求举世都不去讲求的学说，以传承圣人的价值体系为己任，最终排除千难万险，成就了功业，而他们的这种影响直到今天依然没有断绝。今天一谈到独立特行、敦朴笃实的志士，人们一定首先提到三湘大地。由此可见，曾国藩所说的“以转移社会风气来造就一代之人才”，并不是不可达成的事业。虽然在举世混乱之极的时候，它的效果都未必不为壮观。抑或说，正是在举世混乱之极的时候，仁人志士立于漩涡之中，其卓立独行、洗涤人心的功效，才更加不可阻止啊。
导语（6）
曾国藩理念的核心，其实就是传统的儒家思想。儒家的理念，用宋代理学家张载的话说，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一理念早就在那里了，然而一般的儒生却只是想、只是说，而不敢做、不去做。曾国藩与一般儒生不一样的是，他坚信“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自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因而他以“忠诚为天下倡”的信念，以“拙”、“诚”的“力行”的工夫，以“知一句便行一句”的精神，把儒家的理念转化为强有力的行动，从而完成了他的功业。
毛泽东对曾国藩这一点非常佩服。他认为中国历史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办事之人，一种是传教之人。而曾国藩是“办事兼传教”之人。毛泽东认为，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人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一是清朝末年的曾国藩，一是北宋时期的范仲淹。这两个人成事的根本，就在以“传教”来达成“办事”的结果，也就是通过理念的传播与践行成就了事业。一米一花一在一线一书一库一 ；http：//bOOk。Mihua。NEt
毛泽东所说的“传教”，点出了曾国藩的领导特质与成功因素。研究领导力问题的著名专家詹姆斯·库泽斯和巴里·波斯纳曾说：“理念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我们的道德判断，我们对他人行为的反应，我们对个人目标和组织目标的投入程度，等等。理念为我们每天要做出的各种决策设定了坐标。与理念相反的意见很少付诸行动，即使付诸行动了，也不会很投入地去做。理念是我们个人的‘底线’。”①事实上，这也是伟大的领导力的共同特点：伟大的领导力，一定是以清晰的理念为核心、以坚定的践行为关键的，一定是大中至正、可昭日月的。曾国藩的明道以救世、修己以治人，正是领导力中真正的大智慧。
①（美）詹姆斯·库泽斯、巴里·波斯纳。领导力（第4版）。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9：41…42。
三
一生三变：一个领导者的成长轨迹
对于领导者来说，清晰而执着的理念非常重要，但光有理念还不够。所有的领导行为都是在一定的现实环境中展开的，成熟的领导力，除了理想的追求之外，一定还需要清醒的现实取向，需要有在现实中解决问题的能力。
曾国藩的朋友欧阳兆熊曾说，曾国藩“一生三变”：
做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办理军务一变而为申韩，咸丰八年再出而以黄老处世。
程朱，即程颢、程颐兄弟与朱熹，是理学的大师；申韩，即申不害与韩非子，是法家的代表；黄老，即黄帝与老子，是道家的别称。欧阳兆熊的这段话，很好地点出了曾国藩的领导力从“儒”到“法”再到“道”——实际上是从理想到现实再到成熟的螺旋式成长轨迹。
导语（7）
曾国藩在北京为官的时候，是以理学为自己的修养之道。理学对其领导力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理学何为？理学就是要“学做圣贤”。曾国藩一生以“做圣贤”为自己的追求，他的格言是“不为圣贤，便为禽兽”。曾国藩认为人生只有两个境界，要么是圣贤，要么是禽兽。所以他逼着自己一定要进行品格的提升，要达到道德完美的境界，达到圣贤的境界。可以说，追求卓越是他一生最大的价值驱动力。只有具有这样追求的人，才会真正成就伟大的事业。
理学对曾国藩的另一个影响，就是“卫道”的强烈使命意识。“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真正的儒生都会有强烈的担当意识、责任意识、传承孔子以来道统的意识，所谓的“民物命何以立，圣贤道何以传”。然而太平天国信仰的是天主教，并以天主教来打击孔子的文化地位，所到之处都烧孔庙、烧诗书，甚至宣布上帝罚孔子在地狱里扫厕所。孔子在中国读书人的心中是“万世师表”，太平天国的这种做法无疑激起了当时知识分子强烈的仇恨，必欲灭掉太平天国而后快。曾国藩正是这些读书人中的代表性人物。他以“卫道”为旗号，号召仇恨太平天国的知识分子，即所谓的“抱道君子”，奋起与太平天国对抗。这样一来就把一场军事的战争，变成了一场文化上、价值上的“卫道”的战争，这也就使得湘军变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有主义的军队”。这是曾国藩能够成就事业的根本因素。◆米◆花◆在◆线◆书◆库◆ ；bOok。MIhUA。NEt
在中国文化中，儒家一直扮演着主体的角色，儒家为中国人提供了理想的人格和价值的追求，是一种正面的导向。但是，儒家也带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儒家是以“道德”为核心的，相信的是道德的力量。但是现实的世界从来都不是完美的，因而理想主义色彩过浓的儒生，往往是“迂远而阔于事情”，无法把事情做成。因此，对于必须在现实世界中把事情做成的曾国藩来说，只靠儒家的价值理念，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曾国藩出来统帅湘军、带兵打仗，“一变而为申韩”，开始运用法家的理念施为。法家与儒家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理解儒家的核心是一个“德”字，那么理解法家的核心其实就是一个“利”字。如果说儒家相信人性有向善的可能，相信道德的力量，强调的是人性理想的一面，那么法家相信的则是人性本恶，人是有求利的本性的，它强调的是人性现实的一面。韩非子说：“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卖，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做车的工匠做好了车，就希望富贵的人越多越好；做棺材的做成了棺材，就希望人死得越早越好。并不是做车的道德多么高尚，做棺材的道德多么败坏，而是利益决定了他们的不同行为。这个社会，从本质上来说是围绕着利益而展开的。离开了利益两个字，你就无法真正理解人性，就无法真正去理解人、去激励人。
导语（8）
除了利益之外，法家所信奉的还有实力。儒家对道德的力量充满了自信，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风往哪边去，草就会往哪边倒。用今天的话说，儒家相信的是道德的影响力、感召力，相信的是德化的力量。法家从来不相信这些，法家相信的是强制性的权势的力量，所谓的“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法家认为权势才真正具有让人屈服和顺从的力量，人的行为也只有通过强制的力量才能改变，所谓的“力弱则人朝，力强则朝于人”，在法家眼中，除了实力之外，没有什么是真正可以靠得住的。
此外，法家还强调争夺。儒家相信人是向善的，因而对人的良性互动抱有乐观的期望，强调的是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而法家认为这个社会的本质就是争夺，就是弱肉强食。争什么？争利益。靠什么争？靠实力。o米o花o在o线o书o库o ；http：//book。mihua。net
与儒家相比，法家的思想非常现实。它把社会的本质血淋淋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它提供给人们的是一种现实的取向。这就使得曾国藩一方面有着儒家的理想，但他的理想不再是一种理想主义，从而与一般的儒生有了区别。它使得曾国藩能够透过一些表面的温情脉脉，看清楚深层次的利害，对人情世故有更清醒的理解，从而达到所谓的“巨细周知，表里洞彻”，这无疑是他能在为官从政过程中始终保持着清醒而明白的意识的关键因素。
但是法家也有自身的不足。法家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过于强势、过于冷酷、过于霸道、过于刻薄、过于自是、过于以自我的利益为中心。曾国藩在湖南办团练时，这个特点充分表现了出来，他一方面对起来造反的百姓，效法“武健之吏”，以“严刑峻法痛加诛戮”，自己“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学习那些法家的酷吏，以严厉的刑法加以强力的诛戮，自己背上残忍严酷的名声也在所不辞；另一方面对待官场，则是“所办之事，强半皆侵官越俎之事。以为苟利于国，苟利于民，何嫌疑之可避？是以贸然为之”。所办的事情，大多数是侵犯与凌越其他人权限的事情，以为只要对国家有利、对百姓有利，有什么要避嫌的？所以不管不顾，放胆做去。
如此的逞强、霸道、自是，一定会导致别人的敌意与对抗。而一个人一旦陷入这种局面中，一定是要失败的。所以曾国藩在湖南和江西带兵时，陷入了极度紧张的人际关系中。他所到之处，与官场冲突不断，以至于到了“通国不能相容”的地步，最终败得一塌糊涂，被皇帝罢免了兵权，被迫回家守制，曾国藩也因此跌到了自己人生的最低谷。
挫败一度使曾国藩陷入无尽的焦虑抑郁之中，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一心一意想做事，所到之处，官场却总是跟他作对，甚至连朝廷都对他弃之如敝履。
正在他焦头烂额、走投无路的时候，他的朋友欧阳兆熊一席“歧黄可医身疾，黄老可医心病”的话，使他突然意识到，也许问题并不在别人，而在自己。曾国藩由此对自己此前的作为开始了长达近一年的反思，最后他终于意识到，问题其实就是出在自己身上。曾国藩跟他的弟弟曾国荃谈到自己这段经历时说：
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图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导语（9）
我以前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可屈可伸，可行可藏。眼中所看到的，都是人家的问题。自从丁巳年到戊午年这期间的大悔大悟之后，我才知道自己一点本事都没有，凡遇事情看到的都是人家有几分道理。所以从戊午年到现在已经九年了，跟我四十岁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大约说来，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就是想要做事，要发愤图强，这样才能站得住；达，就是还要会做事，要办事圆融，这样才能把事做成。
巨大的挫折像一个熔炉，使得曾国藩有了一个自我反省并得以真正脱胎换骨的机会。近一年的自我反省对曾国藩的人生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于是曾国藩“咸丰八年再出而以黄老处世”。黄老就是道家。道家与法家相比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如果说法家的特点在于一个“刚”字，那么道家的特点便是在一个“柔”字。道家的重要命题是“柔弱胜刚强”，是“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是“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以其善下之”，是“强大处下，柔弱处上”，是“为而不争，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是“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是“知其雄，守其雌”。法家之弊是逞强，是刚愎自用，是自以为是。道家的“柔弱”、“不争”，恰恰是要打破人的自矜、自伐、自是、自彰，从过分的自我之中走出来。
人天然地都以自我为中心，往往会把自己看得高，把别人看得低；把自己看得重，把别人看得轻。这是人性的本质。领导者是组织的核心，领导行为的本质就是要处理“人”与“我”的关系。领导力的突破过程，其实就是一个突破自我的过程，就是一个打通“人我”、融汇“人我”的过程，就是走出小我、成就大我的过程。一个“自负本领”甚大、“又每见人家不是”的人，其领导行为一定是自我的、尖刻的、排斥的、抗拒的、敌对的、盛气凌人的。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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