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诺尔道到纳斯达克-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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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怎能安坐家中置身事外呢？

　　　　如今，我们认识到了1967年六日战争和1973年赎罪日战争之间的关键区别，那就是1967年早在战争爆发前，预备役部队已经召集到位了，而1973年这场战争开始得很突然，总参谋部甚至有些惊慌失措；并且，1967年的战役发生在敌方领土，而这次却发生在我方领土，埃及人的进攻如此出人意料，彼此的防线交织在一起。在这样混乱的情况下，军事指挥部当然不愿意冒风险把我们送到前线去为坦克拍照。

　　　　战争已经进行了四五天，而我们还没有得到任何指令，只能待在家里。无所事事地等待着，也不知道外面的情形，这实在是令人沮丧的经历。第六天的早上，我终于忍不住了，没有去埃坦…戈申的办公室，而是径直去了国防部的军事大楼请求调动。很快，他们就同意了。一两天后，我们整个团队被召集起来，并派往前线，从事与六日战争时一样的工作。

　　　　巧合的是，我们起先也是开赴戈兰高地，很快就发现我们处于危险当中。我们正经过的道路以及整个周围的区域都还在遭受叙利亚炮兵的轰炸。尽管前线已经突破以色列并延伸到了叙利亚，但至少不再是偏远的西奈，这样我们偶尔能离开戈兰高地的战场去休息一下，即使不在自己家里，但至少是在以色列境内。一天晚上，我打算睡在阿耶莱特哈夏哈尔基布兹，傍晚时分我先赶到伊夫塔赫基布兹看望乌里和他的家人。我们兄弟见面，分外开心，一起聊了很多，其中也聊到了父亲。我惊奇地发现，乌里和父亲是那样地相像，这是我以前未曾注意到的。

　　　　“父亲在这场蒙羞的战争之前去世，对他个人而言，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乌里平静地说道，看得出乌里已经习惯了父亲的离去，不再那么悲伤，而我要到什么时候才能习惯呢？

　　　　临走前，整个伊夫塔赫基布兹的人都聚集起来，为即将返回战区的英勇战士罗尼告别，乌里的5个孩子则对来接我的军用吉普车充满好奇，一会儿上去，一会儿下来，这里摸摸，那里看看。我手里握着枪，俨然是一位真正的战士。就在我跳上座位的时候，发生了一点小意外，枪从车上掉了下来，司机在确认没有人受伤之后，重新发动了汽车。我系上安全带，略感不安地转身去看乌里，他紧紧抱着自己的头，晃动着，面上带着笑，我的侄子们也跟着向我告别。好吧，又只剩下这些枪支和我相伴了……

　　　　这场战争持续远远超过了6天，我们留守的时间也延期了。不过，这次我们研究的被战争损坏的坦克数量只有刚好一半，而在1967年，我们对所有坦克进行了逐个研究。然而就建设性的结论而言，我们在1973年做的工作却要重要得多，这次，教训更加的残酷和痛苦。

　　　　1973年冬季，以色列正经历着痛苦的自我反省过程。就在我辞职的前几天，我们第二个儿子扎赫出生了，按当时时髦的做法，他的名字取自我父亲的名字伊扎克。时任以色列总理的戈尔迪·梅厄夫人每天都承受着来自媒体的攻击，对于战场上正在发生的一切，她想得到第一手的信息。为此，她召集了国防部很多分支部门的代表开会，包括有飞行员、装甲兵、步兵，还有来自部队情报部门的人员，我也名列其中。“我们的人民都是军人，”她开门见山地说，接下来她表达了希望直接跟“人民”对话的愿望。说实话，我不知道这样的事情在别的国家是否有发生，也不知道这样体现领导人和街上的普通百姓如此亲近的会议在其他地方是否召开过。

　　　　戈尔迪总理离开她的办公桌，在一张面朝我们的扶手椅上坐了下来，而我们则在离她很近的地方围坐成一个半圆，就像家庭聚会一样。“告诉我所有的事情，”她用有些沙哑的声音说道，“这里只有你我，不会有会议记录，你们可以畅所欲言。”接下来，以一种惯有的美洲口音，她问了我们各种各样的问题。起初，我们的回答还比较谨慎，“是”或“不是”都显得很犹豫。慢慢地，回答的语气变得更加坚定，就像水从井中奋力地喷涌而出，而故事一个比一个来得痛苦和惨烈。我们描述了当埃及人出其不意攻击来临时的震惊，我们的国家对此几乎没有准备，采取的应对措施也很缓慢，犯了很多的错误。一个来自装甲部队的士兵说道：“说这些伤害到您，这使我感到痛苦，但更令我感到痛苦的是想到我那些被杀害的朋友。”总理听大家说起这些的时候，脸色苍白，后来她忍不住哭了起来，不停地啜泣。我不记得当时我们究竟一起坐着谈论了多久，场面令人感到很凄惨。本来有饮料和蛋糕就在手边，但始终没人去碰。

　　　　整个国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不管是战士还是普通市民，都在谴责政府应该为玩忽职守造成的灾难负责。“疏忽（忽略悲惨）”这个词进入希伯来词典，就是用来描述这次悲剧。显然，在这些谴责没有妥善处理之前，国家很难走出困境继续前行。政府设立了质询委员会，很快，阿格拉纳特委员会＇以色列政府在赎罪日战争结束后成立的以阿格拉纳特为首的委员会，专门调查这次战争前以方没有及时识察和作出反应的情况和责任。＇将这些指责归咎于军队和其总指挥大卫·埃拉扎尔，即“达多”身上。尽管他们被指责缺乏准备，而事实上他们绝不可能将一场可能蒙羞的失败转化为彻底的胜利。委员会狭隘的调查结论引发了大规模的示威运动，这场运动最终造成了整个政府的垮台。

　　　　无论危机多么严重，生活终究会回归正常——这说起来老生常谈，可无疑是正确的。每个人都必须面对日常的生活，养家糊口，生儿育女。战争不论正义与否终将过去，人们的生活终会回归正常。

　　　　我个人也一样，回到了安纳夫系统公司，开始正常的工作，这时关于伊朗的流言再次多了起来。不久之后，流言消失了。实际的情况是，丹·埃坦的公司得到了一个让人无法拒绝的订单。一个未透露名字的伊朗承包商已经拿到一个来自国防部的巨大合同，要为伊朗海军建造三座新的城市，在赢得这个合同之后，他转而求助于以色列公司——工程服务公司来代表他履行合同。工程服务公司的经理是尼西姆·巴兹克，他经常乘坐梅赛德斯轿车在德黑兰活动，他的很多投资都取得了明显的成功。然而，尽管工程服务公司是一家大公司，在几乎所有的工程服务领域都很专业，但却没有懂建筑的专家。

　　　　为了完成这个诱人的伊朗合同，工程服务公司联系了埃坦…戈申，他们要在伊朗修建三座新城，不但需要制定建筑总体规划，也需要城市规划，同时还需要详细的工程施工计划，甚至要细化到空调和房门等这样的小项目。不管从哪方面来看，这都是一个庞大的工程项目，不过话说回来，这也是每个建筑师的梦想。埃坦…戈申在接到工程服务公司的联系后，很快就开始应标，而作为他们签约的量化和系统专家，以我为代表的安纳夫系统公司当然是第一时间开展工作的。对于如此庞大的工程，在没有综合的规划之前，你不可能开始设计任何东西。也许这就是我一直期待的机会？也许我的丰功伟绩将来自伊朗。
第6章　伊朗
　　　　丹·埃坦和他的公司团队已经在以色列国内外设计过几个大工程。然而，该公司被邀请为成千上万的伊朗海军官兵和他们的家人从零开始建设一个城区，则完全是一个新的冒险。该如何着手规划整个城市呢？

　　　　整个项目包括为30000名居民在古老的班得阿巴斯港口附近建设一个新的大型城市。班达尔是伊朗仅次于阿巴斯的第二大主要军港，在它附近也需要建20000套住房。哈尔克岛是一个小村庄，将建设5000个新家园。我们的发展计划是建造封闭的卫星城市。

　　　　围绕建设计划，有很多事情要做。首先我们必须整理有关住房、学校、医院及其他公共机构的需求，这都是拟建项目的居民未来需求的。随后，这些需求被转交给建筑师团队，由他们转化成详细的建筑计划，进而被转交给公司的工程师起草施工计划。只有这样，建设工作才能开始。■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伊朗国王希望建设计划立即实施，他的命令就是法律。他希望这些城市要么快速建成，要么就不建。虽然他的政权不稳定，但是命令相当地有效。资金不成问题，因为石油价格不断上涨，国王的财富可以说是堆金叠玉。对于这个无所不能的统治者来说，唯一缺乏的是熟练的技术工人。而他能在以色列找到工人，即使伊朗与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没有外交关系，他也不在乎。我们被选中了，他的意愿就是命令。通过斡旋瑞士驻特拉维夫大使馆，我们所有人的签证在24小时内就签发并交付到手上。

　　　　整个事情像是一个梦想变成了现实。很快，我们就进驻荒芜的工地上，这里被告知要建设成新的波斯帝国，需要根据先进的西方标准设计整个项目，过程中还要考虑当地文化、海军的需求、伊斯兰教传统和当地令人难以置信的高温。

　　　　感觉就像我偶然发现了一个现代童话，接着就去工作了。很快我就意识到，我对伊朗知之甚少。举例来说，对于他们的海军，我所知道的信息就只限于一个伊朗承包商用蹩脚的英文撰写的一份文件。但解决新问题总是能吸引我，这是我在武器研发部门工作时建立起来的习惯，那时我的第一个任务是有关海上雷区的突破性研究。然后，我协助发明了在六日战争期间使用的损失评估体系。为了分析装甲运兵车的最优化设计，我结合了经济学、运筹学和数学规划等方法（后来我将该论文审查修改之后了申请硕士学位）。伊朗项目给了我一个难得的新挑战，这需要想象力、主动性，还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研究。

　　　　对于每个城市项目，我研究了人们不同层面的需求，例如，一个伊朗现代城市的垃圾收集、市政服务、景观偏好、文化设施、购物中心等等。为此，我收集了包括清真寺、学校、甚至墓地等的重要信息，最终差一点成为穆斯林文化的专家。在特拉维夫公共图书馆馆员的耐心帮助下，一个接一个，我将阿巴斯港、班达尔和哈尔克岛的项目放在一起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我一直牢记预算限额。因为很明显，从一开始，伊朗方面显著低估了项目的成本。

　　　　与此同时，我来自以色列理工大学的老朋友璐璐以及他的公司（哈曼组织与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属于工程服务集团的子公司）正在调研项目的可行性。整个项目的真正主角——建筑师和工程师们已开始协力起草计划书。卫星城市的建设，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我们不得不应对的问题与丹·埃坦曾经遇到过的都不相同。例如，我们需要1500扇门和8000套锁，必须进口或自产，总之要快。一些建筑材料是以色列制造，有些在伊朗国内购买，而也有一些来自欧洲。我们对质量要求非常严格，直到伊朗方面出现问题。计划书要求我们遵守各种建筑材料事先商定的价格，这迫使我们只能使用承包商从批发商处购买的产品，而批发商从中赚取大量利润。这是伊朗的惯例，所以别无选择。

　　　　在全盛时期，伊朗国王是无所不能的。他下达命令，提供资金支持，指令即使不切实际也得立即执行。有传言说他曾经下令，所有波斯婴儿必须每天喝一杯牛奶，所有的谄媚者都表示同意，只有一个维齐尔＇伊斯兰教国家高官。＇勇敢地站出来，说出了这个指令的弊端。他指出，假定6000万伊朗人中有500万是婴儿，如果要求这些婴儿每天喝一杯牛奶，那么每月大约需要1000万升的牛奶，而伊朗的奶牛数量并不大；所以他们需要进口成千上万的奶牛，然后建造牛棚和奶牛场，添置必要的制冷设备，建立专门的运输系统，并训练成千上万的专业挤奶工。最后，他建议直接进口牛奶也许会更好。

　　　　同时建造三个新的卫星城市的命令跟这个传言中的法令真是如出一辙。然而有关建设计划的指令又比较务实，因为国王求助的是以色列人，我们只要是在私营部门工作，重压之下的工作状态绝对世界一流。不过在公共部门，以色列人的表现则是差强人意的。在我家附近的拉马特伊兰，一个只有1000户家庭的公共住房工程项目，最终花了15年才建成。而我们在伊朗建造三个城市才用了三年。

　　　　可以肯定的是，错误在所难免，问题往往就在你认为一切都进展顺利的时候突然出现了。理论上，本地的承包商有责任对一些错误有预见性，但他一定也有考虑不周的地方。举个例子，每个人都知道，穆斯林在祈祷的时候是面向麦加方向的，但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习俗会影响厕所的位置，因为习俗上是禁止有厕所面对麦加方向的。海军建设部门的总部位于德黑兰，他们主要在德黑兰以及伊朗中部地区施工。考虑到麦加位于德黑兰的西南方向，他们要求所有海军城市的厕所都是东西朝向的。而我们大多数的施工计划都在阿巴斯港，位于德黑兰以南一千公里，几乎是在麦加的正东方。正当我们要根据海军部门的要求建造厕所，几乎就要犯下致命错误的时候，一个叫丹·埃坦的人意识到了这一点，并提醒了海军官员。他们急忙到穆斯林牧师那里寻求建议，经过激烈的讨论，一致认为这个以色列的不信教者是正确的。随后，我们对规划进行了变更，阿巴斯港的厕所定位成南北走向，避免了不可饶恕的过错。

　　　　最后，与我们在城市建设中所做的杰出工作相比，这样的小错误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伊朗人尊重和欣赏我们，对我们非常友好。尽管两个国家没有外交关系，不过在伊朗王国，以色列人非常受人尊敬。

　　　　我的大部分工作在以色列，只有在伊朗方面有需要的时候我才会去。1975年6月15日，我安排下班后与来自以色列理工大学的老朋友约西·杜布罗斯基会面。在他的寓所，我们计划观看欧洲杯特拉维夫马卡比对阵贝尔格莱德红星队的比赛。当比赛结束的时候，他问及我在伊朗的工作是否很危险。我解释说，虽然伊朗当时是一个独裁国家，但是我们并没有理由担心安全问题。我们的最大麻烦是偶尔的沟通问题。有一次，我们一群人聚在咖啡店里聊天，一个服务员走过来问，“要喝点咖啡还是茶？”因为我们正在全神贯注地谈话，没有人回答他，他只好继续站在那里。直到有人点头，他才开始行动。那么，服务员到底做了什么？他只是把茶和咖啡倒进杯子里。

　　　　约西笑得快喘不过气来，这时电话响了，是马蒂亚。“马上回家！”从她的语气来看，我知道不可能是什么好事，担心是小扎赫出了什么事。当利兰出生的时候，我发明了一种在他房间给他换尿布的方法，等到扎赫出生，我们沿用了这种办法，也就是将一个旧画板铺在他的床上，虽然有时会从床的围栏上滑下来，但大部分时候都非常好用的，就像是一个可调节的桌子一样。一直以来，小孩在我们的监护之下，我们也没有感到任何的厌烦。尽管如此，我还是开车回家，心想一定是扎赫出了些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