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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周期循环论-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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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必须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当我们按照由低至高的顺序来看位次时，物品就逐渐变得模糊起来，没有定形；它们越来越失去自己的特征形状，即预先决定它们只作一种用途而不作其他用途的那些明确的特征。当我们沿着物品的位次顺序走得越来越高，就会发现物品越来越失去它们的专门性，即它们为达到特定目的的效能；而且它们潜在的用途越广泛，它们的意义就越普遍。我们不断遇到各种货物，它们越来越不容易被清楚地辨别，单个种类相应地变得包含越来越广，就像当我们沿着逻辑概念系统自下往上走时，我们将不断遇到这样的概念，这些概念的数目逐渐减少，内容也逐渐变得空洞，但是它们所包含的范畴将不断扩大。货物的家系图也变得越来越单薄。这仅仅说明，如果我们选择的立场离消费品越远，处于第一位的货物的数量就越来越多，它们都是由较高位次的相同货物形成的。当任何一种货物全部或者部分地是相同生产资料的组合时，我们就可以说，它们在生产上是相关联的。因此，我们可以说，货物的生产关系随着它们所处位次的提高而增加。
在给定环境条件下经济生活的循环流转（8）
这样，如果我们沿着货物的层级向上走，最后我们就会走到生产的最终要素，他们将符合我们的目的。没有必要进一步论证：这些终极要素就是劳动、自然禀赋或“土地”，是劳动提供了服务，土地提供了服务。所有其他货物至少“包含着”两种要素中的一个，多数情况下包含两者。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就可以把所有货物分解为“劳动和土地”，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将所有货物看成是劳动服务和土地服务的集合体。
另一方面，由于消费品具有直接供消费的特征，它们属于特殊的一类。但是，其余的产品，即“作为生产资料而生产出的产品”，一方面仅是那两个原始生产货物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是“潜在的”消费品，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潜在消费品的组成部分。至此我们没有为要在它们之中发现一种独立的生产要素找到理由，而且以后我们也会明白，根本没有这种理由。我们“把它们分解为劳动和土地”。我们也可以分解消费品，并且相应地，我们可以把原始生产要素看做是潜在的消费品。然而这两种观点都只适合于生产出的生产资料；因为它们不是独立地存在。
现在的问题上升为：这两种原始生产要素彼此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在两者中是一个比另一个重要，还是它们的作用根本不同？我们不能从哲学的、物理学的，或者任何其他通常的观点去回答这个问题，而只有从经济的观点回答问题。对我们来说，这只是一个为了经济系统的目的如何反映它们之间的关系的问题。然而，在经济学说领域应该被认为是有效的回答，却不能是普遍有效的，而只能说按照理论体系的某个特殊的构造来说是有效的。这样，例如重农主义者回答第一个问题将是肯定的，他们确实更看重土地——这样回答本身是完全正确的。如果说他们这样回答只不过是要表明劳动不能创造出新的物质的东西，那么就没有任何反对它的余地了。这只是这样一个问题，即在经济学领域这个概念有多大用处。比如，我们赞同重农主义的这一观点，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他们的进一步论证持有反对意见。亚当？斯密也对这个问题做了正面回答，但是他认为劳动比土地更重要。这本身也没有错；甚至将这一概念当做一个出发点也是恰当的。它表达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土地的利用并不需要我们在非实用上作出牺牲，同时，如果我们想从土地上获得什么东西，我们也可以采用这个概念。
诚然，亚当？斯密清楚地把自然界所提供的生产力量看做是自由货物，而实际上，在经济体系里土地并没有被看做是自由的，对于这一事实，亚当？斯密把其归因于地主们对土地的占有。显然他认为，在一个没有土地私有制的社会里，只有劳动才是经济核算的因素。现在这种想法肯定是不正确的，但是他的出发点本身并不因此就站不住脚。大多数古典经济学家都把劳动要素放在第一位——尤其是李嘉图。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借助于他们的地租理论，他们排除了土地及其价值的决定因素。如果这个地租理论能够站得住脚，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对这个概念满意。甚至像Rae这样有独立见解的人也对这个概念满意，恰恰是因为他接受了地租理论。最后，有第三类作家否定地回答了我们的问题。我们是站在这些人的一边的。对我们来说，起决定作用的论点是，在生产过程中，两种原始生产要素是平等的，都是必不可少的，的确这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同样的态度。
在给定环境条件下经济生活的循环流转（9）
第二个问题又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回答，它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没有任何关系。例如，埃费尔兹把劳动作为主动因素，把土地看做被动因素。他这样做的理由是很明显的。他认为，劳动在生产中是主动的因素，而土地则是劳动在其上表现自己的客观因素。他说的这一点是正确的，但是他的安排并没有给我们提供新的知识。在技术层面上，埃费尔兹的观点并不可取，但这一方面对我们并不起决定作用。我们仅仅关心在个人的经济思考和行为中这两种原始生产要素所起的作用，并且在这一点上，两者表现的完全一样。劳动与土地一样都是“有经济价值的”。劳动与土地都要受到评价，要根据经济原则来使用，而且两者都要得到同样的经济上的考虑。它们均不涉及什么别的事情。既然在原始生产要素方面再没有什么别的与我们的目的相关，我们就将把它们放在同等的位置上来对待。在这种解释上，我们赞同其他边际效用理论家的观点。
尽管我们对于生产要素——土地，没有什么更多的话要说，但对于另一个生产要素——劳动，我们最好还是要稍微仔细些来研究。暂且不管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直接用于生产的劳动和间接用于生产的劳动这些区别，以及类似的不相关的劳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的这些区别，我们必须对其他两类区别加以评论，它们如此重要是因为我们要提出一项对我们至关重要的意见，可以从它们开始。这就是领导的劳动和被领导的劳动之间的区别，独立的劳动和含有工资的劳动之间的区别。初看起来，区分领导的劳动和被领导的劳动的东西是非常根本性的东西。
这里有两个主要特点。第一，领导的劳动在生产组织结构的等级中处于较高的地位。这种对“执行的”劳动的管理和监督似乎把领导的劳动从其他类的劳动中提升出来。尽管执行的劳动只不过与土地的各种用途相同，从经济的观点看，它与这些用途的职能绝对相同，但是，领导的劳动相对于执行的劳动及土地的用途，很显然是处于支配的地位的。它似乎形成了第三种生产要素。而将领导的劳动与被领导的劳动区别开来的其他特征似乎也就成为它的性质：领导的劳动有某种创造性，因为它能为自己定出目的。对于独立劳动和工资劳动的区别，我们同样可以追溯到领导劳动和被领导劳动的区别。独立劳动之所以有某种特殊的东西，正是因为它具有领导的劳动的职能，而在其他方面它与工资劳动并没有任何差别。因此，如果一个独立的个人独自进行生产，他同时也做执行的工作，那么可以说，他把自己分成两种类型的人，即一种是领导者，一种是平时所说的工人。
很容易看出，处于较高等级的特点，即监督管理职能本身，并不构成实质上的经济区别。在工业组织里仅仅依据一个工人位于另一个工人之上，即一个工人处于领导和监督的地位这一情况，并不能使他的劳动变成某种性质不同的东西。即使在这个意义上说的“领导者”不动一个手指头，或者对生产没有任何直接的贡献，但是他仍然执行着普通意义上说的间接劳动，准确地说就好像是一个看守人一样。更重要的作用似乎可以赋予另一个因素，这一因素在于它能决定生产的方向、方法和数量。即使人们赞同上述较高等级的人在经济上没有多大重要性——虽然在社会学上或许还有他的重要性——但人们在这个做决策的职能上仍然能够看到一种实质上不同的特征。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在给定环境条件下经济生活的循环流转（10）
但是我们立刻看到，在任何工作中都会出现做决策的必要性。一个修鞋匠的徒弟不作出某种决定，不独立的决定某些问题，不管大还是小，他就不能修理鞋。“做什么”和“怎样做”是教过他的，但是他必须具有某种独立性，这是不能被免除的。当一个电机公司的工人到客户家去修理照明系统，甚至他也必须对做什么和怎样做这样的问题作出某些决定。一个代理商可能不得不参与到有关价格方面的决策中，因为在一定范围之内可能把规定货物价格的权利委托给他——然而他既不是“领导”也不一定是“独立者”。现在一个企业的领导或者独立的所有者肯定要对大部分事情作出决定，作出决议。但是做什么和为什么这样做是已经教给他们的了。他首先知道怎样去做：他已经懂得技术的生产和有关的所有的经济数据。这里还有其他需要作出决定的，与修鞋匠的学徒所要作的决定，只有程度上的区别。而做什么已由需求事先给他规定了。他不制定具体的目标，但是给定的环境迫使他按照一定的方式去做。当然给定的数据也可能发生变化，那么他能多么迅速，多么成功地对变化做出反映，就取决于他的能力了。
然而执行任何工作都是这样。他的行为并不是根据事情当前的条件，而更多的是根据某些象征，他已经学会了要关注这些象征，尤其是从他的顾客的需求中直接表现出来的趋势。他一步一步地屈从于这些趋势，所以通常只有次要的因素是他所不了解的。然而，从这方面考虑，就可以认为，只要个人在他自己的经济行为中只根据已知的环境得出结论——这也确实是我们在这里所研究的，是经济学一直在研究的——那么究竟是他们领导别人还是被领导就不重要了。前者的行为和后者的行为一样都服从于同样的规则。建立这种规则，并且表明在表面上是偶然的东西实际上是被严格定义的，这是经济理论的一项根本任务。
因此，根据我们的假设，生产资料和生产过程一般没有真正的领导者，或者更确切地说，真正的领导者是消费者。管理工商企业的人仅仅是执行由需要或需求以及给定的资料和生产方法为他们规定了的事情。个人只有在他们是消费者时，只有在他们表示需求时才会有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人确实都参与了生产管理，不仅是承担企业领导责任的人，而且每一个人，特别是在最狭窄意义上所说的工人。除此之外，个人对生产的领导没有其他任何意义。人们对过去支配经济系统的数据是熟悉的，如果这些数据保持不变，那么这个系统就会以同样的方式继续下去。人们对数据可能经历的变化并不熟悉；但是从原则上讲，个人会尽可能地追随这些变化。他不会自发地改变任何东西；他只是改变那些环境已经正以自己的准则改变的东西；他排除数据与他的行为之间的差异，如果给定的条件发生变化，而人们仍然试图继续以同样的方式行动，就会产生这种差异。当然任何个人都可能采取与我们的观点所假设的完全不一样的方式行动；但是只要变化的产生仅仅来源于客观压力的需要，那么经济系统中的任何创造性的角色都不存在。如果每个人的行为方式不一样，那么就会出现实质上不同的现象，这是我们将要看到的。但我们在这里仅仅是想要说明经济事实的内在逻辑。 。 最好的txt下载网
在给定环境条件下经济生活的循环流转（11）
根据我们的假设也可以推断出：劳动的数量决定于给定的环境。这里我们要附加考虑一个先前留下没有回答的问题，即在任何时候劳动供给量的大小。很显然，一定数量的人做多少工作，这不是在一开始就严格确定的。如果我们暂且假定，所有雇佣个体的劳动的最佳可能性是已知的，从而就有着这种雇佣的严格确定的尺度，于是在这个尺度上的每一点，每一种具体劳动的雇佣的预期效用就可以与伴随着雇佣产生的非效用相比较。来自于日常生活的众多的声音提醒我们，涉及我们日用面包的劳动是一项沉重的负担，人们只有在不得已时才去承担，并且只要有可能人们就会将其扔掉。这里明确地显示了一个工人将要完成的工作量。在每一个工作日的开始，这种比较自然总是有利于所要承担的工作的完成。然而，如果你在想要的满足上前进得越远，对工作的动力下降得就越多，同时，它所比较的数量，就是劳动的非效用，就会增加；因此这种比较逐渐变得越来越不利于工作的继续，直到对每个工人来说，当劳动所逐渐增加的效用与逐渐增加的非效用达到彼此平衡这一时刻到来为止。当然，这两种力量的强度因人而异，也因国别而异。在这些差异中，存在一个本质的说明因素来说明个人历史和国家历史的形成。但是理论原则的实质并不受它们的干扰。
因此，劳动和土地的服务只是生产力量。衡量任一质量的劳动的数量肯定是存在困难的，但这是可以办到的，就像我们在原则上对土地的服务规定某种物质上的衡量不会有困难一样，而不管在实际上这件事可能是多么复杂。那么，如果只有一种生产要素，比如，如果一种质量的劳动能生产所有的货物——并且通过假定所有自然所赋予的东西为自由品，那么对它们来说就不会产生经济行为的问题，这种假定是可以设想的——或者如果两种生产要素分别起作用，因而每一种都只为自己生产不同的产品，那么这种衡量就是从事实践的人为了他自己的经济计划所必须的。
例如，如果某种确定价值的消费品的生产需要三个单位的劳动，而另一个同样价值的消费品需要两单位的劳动，那么这个生产者的行为将是确定的了。然而实际上，情况并不是这样。事实上，各种生产要素总是一道起作用。比如说，如果现在生产一种确定价值的某种货物需要三单位劳动和两单位土地，而生产另一种货物需要两单位的劳动和三单位的土地，那么生产者将如何在这两者中选择呢？显然需要一个标准来对这两种组合进行比较；需要有一个共同的标准。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称为配第的问题。
由这个问题的解决，我们得到了归属理论。生产者个体想要衡量的是他的生产资料数量的相对重要性。他必须借助于一种标准来规范自己的经济行为；他需要各种指标，依靠这些指标来做事。总之，他需要一种价值标准。但是他只是直接对他的消费品才有这些标准；因为只有这些消费品能够立即满足他的需求，这种对消费品需要的强度就是这些货物对他的意义的基础。对他的劳动服务和土地服务的储存量而言，首先就没有这种标准；我们现在还可以再补充说，对于他的被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来说，同样也没有这种标准。
在给定环境条件下经济生活的循环流转（12）
很显然，这些其他货物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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