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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周期循环论-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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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通常是根据他们债权人的利益而进行的——那么他们就能在下一个繁荣时期以有利的条件进行清算，或者发现根本没有清算的必要——这在占有优势的繁荣时代尤为重要，并且挽救了许多实际上不能适应生存的厂商，使他们与其他适应者一样生存下来。但尽管如此，它还是延缓或者阻碍了到达稳定、均衡状态的过程。
经济生活趋于托拉斯化，这在大型联合企业内部以及它们的外部，形成了永久的并且是连续的失调；因为，如果在所有的生产部门都存在自由竞争，那么，实际上这只能是完全均衡了。此外，由于某些厂商，尤其是老厂商，他们有一定的财政力量，所以调整并不总是十分迫切的，它也不是与生死存亡密切相关的问题。而且，外界还有一种做法，支持处于困境中的厂商或者整个工业，例如政府补助金，它的发放基于这样一种善意的或者说虚假的假设，即困难只是暂时的，且困难是由外界环境造成的。
在萧条时期，常常也有对实行保护关税的要求。所有这些都与老企业的财政力量一样，以同样的方式发挥作用，而且还存在机遇因素——例如出现在关键时刻的好收成。最后，萧条过程中的非正常情况有时候会产生过渡补偿的影响。例如，如果一种未经证实的恐慌不恰当地贬低了某家企业的股票，因而开始了一种纠正性的上升运动，那么这种上升运动就可能反过来进行得过于激烈，以一种不相称的高价维持该股票行情，并可能导致小规模的虚假繁荣，这可能在一定条件下持续下去，直到出现真实的繁荣。
商业周期（16）
当然，最终达到的状态决不会与一个没有发展的系统的理论情景完全一致，在这种理论情景中将不再有利息形式的收入。相对短暂的萧条时期独自阻止了这个现象的发生。尽管如此，总会出现接近无发展状况的现象，而且这种状况，由于相对稳定，可能又是实施新组合的起点。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得出结论：根据我们的理论，在两个繁荣之间必定会存在一个吸收过程，它最终会到达接近均衡的位置，而产生均衡就是它的功能。这对于我们是重要的，不仅因为这种中间状态确实存在，并且对其解释是每一种周期理论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且因为只有证明了这种周期性的准均衡状态的必要性，我们才完成了我们的论证。因为我们从这个状态出发，而发展的波动首先就是从这里产生——不管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是否或者什么时候出现过。我们甚至可以仅仅假设一种初始的“静止”状态，以清楚地突出波动的性质。但就我们用来解释现象本质的这个理论而言，仅仅说商业周期的波谷事实上是跟随着每一个波峰，这是不够的：还必须说明它是必然的——这不能被简单地假定，也不能用指出这个事实而代替对它的证明。由此，一定量的学究行为在这部分似乎还是需要的。
第二，除了对刚刚引起我们注意的创新的消化，萧条时期还有其他一些作用，这种作用确实不如那些它得以获得名气的现象那样重要：它完成了繁荣所容许的情况。同时这种影响是持续的，而让人感到不愉快的现象是暂时的。商品流被充实或者说被丰富，生产被部分地重组，生产成本被缩减，起初作为企业家利润出现的东西最终增加了其他阶层永久性的真实收入。
尽管这些作用一开始就遇到各种障碍，但由我们的理论得出的这个结论，却被这个事实证实了，即正常过程的萧条时期的经济状况，在整个过程中，并不像渗透于其中的情绪将使人产生怀疑那么沉闷。除了这个事实，即经济生活的大部分通常几乎不被干扰，于是，在多数情况下，总交易的实物数量只是微微下降。萧条造成的荒废残迹这个流行的概念是如何被夸大的，这一点可以通过任何对危机的官方调查来表明。尽管周期运动，它在繁荣时期出现的通货膨胀以及在萧条时期出现的通货紧缩，必然特别强烈地以货币形式表现，但这不仅适用于根据商品作的分析，而且适用于根据货币作的分析。与平均年份数字相比，总收入在繁荣时期的上升以及在萧条时期的下降，不会超过8％到12％；甚至在美国也是如此（参考米切尔的论述）。
在美国，发展的强度可能比在欧洲使这个波动更加显著。阿弗达农已经表明，萧条时期价格的下跌，平均上只构成一个低的百分比，并且真正大的波动是在个别物品的特殊条件下产生的，它与周期运动没有什么关系。对于所有大规模的一般性的运动，比如战后时期，这些同样可以说明。当那些事件（恐慌、破产的蔓延等等）的非正常过程且不断变弱的现象，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不可预测危险的焦虑都消失的时候，公众意见也会对萧条作出不同的判断。
如果我们考虑到萧条会给不同类型的个人带来什么，以及从他们那里取得什么——这些总是从事件的非正常过程的现象中提取出来的，在这里我们对此并不涉及。那么，我们就能看到萧条时期的真实特征。它使企业家及其所有的跟随者，尤其是那些偶然幸运地或者投机性地享受到繁荣期间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果的人们，失去了获得利润的可能性——尤其在投机的场合下，这就极不完善地被暴跌中出现的看跌的可能性所代替。在正常情况下企业家已经获得利润，而且已经将其包括在现已建立起来且经过调整的企业中。但他不再进一步产生利润，而相反，他会受到亏损的威胁。一般情况下，即使在事件的理想过程中，他的企业家利润将枯竭，他的其他作为企业家收入的部分也将达到最小值。
商业周期（17）
在事件的真实过程中，许多不利的影响，尽管被已经提及的一些因素所减弱，还是会发生。与老企业有关联的现存事物，它们正竞争性地被征服，当然会遭遇到困难。拥有固定货币收入或者其收入只是在一个较长时间之后才会变化。这些人，比如领取养老金的人、收取租金的人、政府官员，以及长期出借土地的地主，都是萧条时期的典型受益者。他们货币收入的商品内涵，在繁荣时期已经被压缩，而现在却扩展了，而且，在原则上，确实它现在扩展的程度一定比过去被压缩的程度更大，这一点已经说明过了。
进行短期投资的资本家，从单位收入和资本的已经增长的购买力中获利，而由于更低的利息率受到损失。理论上，他们的损失必定大于收益，但是众多的次要情况——一方面是损失的危险，另一方面是高的风险补充和恐慌的需求——使这个原理失去了它实际的重要意义。那些没有用长期合约把地租以货币形式固定下来的土地所有者——从而首先是拥有土地的农民——他们在根本上与工人所处的地位完全一样，所以，现在对有关工人问题的论述也适用于他们。在实践中很重要，而在理论上不值得考虑，人们对这种差别通常太熟悉了，所以我们不打算对此论述。
在繁荣时期，工资必然会上涨。因为当次级波上升时，那些新需求主要是对劳动的需求。首先是企业家，然后是那些扩大经营活动的人，直接和间接地对劳动的新需求。因此，就业量必然首先增长，同时劳动工资的总数量也随之增加，然后是工资率以及随之的个别工人的收入的增加。正是由于工资的上涨，引起了对消费品需求的增长，这又导致了一般物价水平的上升。由于那些在理论上与工人同等重要的土地所有者，其一部分收入因上面提到的原因没有随工资的上涨而上升，而固定收入根本不会增加。所以，工资总额的上涨不仅只是名义上的，而且相当于更大的真实劳动收入，同时也相当于尚未增加的社会产品中的更大的份额。这是普遍真理的特殊情况：如果并且只要新创造的购买力在对消费品价格产生影响之前必定首先对工资产生影响，那么，通货膨胀就不会立即损害工人的利益。只要情况不是这样，或者工资的上升遇到外界障碍（比如，世界大战），那么工资就会以经常说到的方式滞后于物价。如果通货膨胀确实是消费中产生过剩的工具，比如说，如果战争是靠通货膨胀来融资的，那么因此造成的经济系统的贫困也必然会对工人的地位作出反应，即使这种反应不像对其他群体的地位所产生的反应那样严重。但在我们这种情况下，显然出现了相反的现象。
在萧条时期，每单位工资的购买力上升了。另一方面，对劳动的有效需求的货币表现，因繁荣产生的自动通货紧缩的结果而有所下降。只要仅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对劳动的有效真实需求将保持不受干扰。于是，劳动的真实收入将继续变得更高，不仅高于原先接近均衡状态的收入，而且高于繁荣时期的收入。因为，原先的企业家利润，会流向——理论上并且根据我们的概念会全部流向，但实际上只是逐渐地并且是不完全地流向——劳动和土地服务，只要它没有被产品价格的下降所吞并。但是下面这些情况在短期内阻碍了这种事情的发生，并且引起实际由统计所显示的真实收入的暂时下降，而最终期望收入的上升，这与我们的理论相一致，通常在现实中被下一个繁荣的出现所掩盖。 。 想看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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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首先，曾被我们称为萧条时期数据和事件的不确定性和明显的无规则，还有更多的非正常过程的恐慌和错误，这些事实使许多厂商受到困惑，并且使其他厂商在一段时间内无所事事。这必然导致失业等等情况的发生，但它本质上是暂时的，这一特征不会改变这个事实，即它是一个重大事件，而且在特定情况下可以消除有关的遭遇，以及对它的恐惧——仅仅因为它的发生是不可预测的——实质上它有助于反映萧条时的情景。这种失业是萧条时期的典型特征，是劳动急剧过剩供应的来源，这样就导致原先由工会活动所获得的利益的大量损失。有时，虽然不是必然的，但也会导致对工资的严重压力，而它的影响可能比从失业数据中所想象的结果还要大。
（b）由此，我们必须分清楚这两种情况：新企业要么完全消灭老企业，要么迫使老企业限制他们的经营活动。为了抵制由此而引起的失业，新企业的持续经营肯定会引起对劳动的新需求。究竟这种新需求的数量能超出所产生的失业数多少，可以通过铁路和公共马车的例子来说明。但并非必然如此，而且即使是这样，也可能会有困难和摩擦，同时由于劳动市场运行的不完全，可能在两者平衡中，困难与失业不相称的还偏重一些。
（c）由于企业家对劳动的需求——这曾经创造了新的投资——最终停止了，上面提到的因繁荣的到来而产生的对劳动的新需求也会失去其重要性。
（d）通常，繁荣最终意味着进一步使生产过程机械化，因而必然减少生产单位产品所需要的劳动量；而且经常，虽然不是必然，它也包含着所讨论的工业对劳动需求量的减少，尽管会出现生产的扩张。这样，技术性失业就表现为周期性失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不应该与周期性失业相对立，好像与周期性失业无关一样。
实际上，每一次萧条的这种要素都是巨大的、让人痛苦的，但它主要还是暂时的困难。因为一般来说，对劳动的总的真实需求不会总是下降。这是因为，忽略掉所有补充的以及所有次要因素，企业家利润中那部分未被价格下跌而消除的支出必然超过阻止任何永久性收缩所需要的量。即使它仅仅花费在消费上，它也必定要分解为工资——以及租金，因为我反复强调，这里所说的每一个问题，在理论上都适用于它们。一旦它们被投资，在某种程度上，就会发生对劳动的真实需求的增加。
（e）繁荣，不论是直接地还是以其影响，只可能以一种方式使对劳动的真实需求永久地降低：如果在生产要素的新组合中，繁荣会转变劳动和土地的相对边际重要性，这个边际重要性原先产生于对劳动极不利的老生产组合。于是，不仅社会产品中劳动所占的份额，而且劳动实际收入的绝对数量都可能永久地下降。在实际中，比这种情况更重要的——但也不一定属于永久性质——是一种转变，这种转变有利于已经存在的被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需求。
于是，根据这个限制条件，我们回到我们的结论：萧条时期的经济本质在于，通过努力争取均衡的机制，把繁荣带来的成果扩散到整个经济系统；同时，那些对于整个系统不是完全必要的暂时的反应，遮掩了这个基本特征，并且制造了一种表达为“萧条”的气氛，还产生了一种反响：甚至那些指数所表现的形式不属于（或者不完全属于）货币、信贷，以及价格范畴，而且不仅仅反映萧条时期自动的通货紧缩的特征。
商业周期（19）
危机的爆发就发动了事件的非正常过程，或者就形成了那些在事件进程中不正常的事物。正如已经提到的，它并没有提出新的理论问题。我们的分析表明，恐慌、破产倒闭、信贷制度的崩溃等等，这些非必然的但是可能的现象，很容易在繁荣转向衰退的转折点出现。这种危险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只要萧条过程更加彻底地发挥作用，它们就会变得更小。如果出现恐慌，那么一些首先产生于这种情况的失误或者只是因恐慌而急待解除的失误，以及公众舆论等等，就会成为独立的原因，而它们在事情的正常发展过程中本不会发生的。这样，它们就成为萧条的原因，这种萧条表现为不同特征并且导致各种最终结果偏离正常过程。这里最终确立的均衡，不同于在相反情况下建立的均衡。
一般情况下，重大的错误和破坏不能被改正和重新修复，它们所造成的局面反过来又产生进一步影响，这样它们必然自己寻找解决的出路；它们意味着新的干扰，而且意味着要强制实施这个适应过程，否则，这个适应性过程就是多余的。事态的正常与非正常过程之间的区别是很重要的，这不仅对于理解事物的本质，而且对于理解与这种事物相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都很重要。
我们已经看到——上面的观点与以下这个学说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个学说在商业周期中看到的主要是货币现象，或者是一种植根于银行信贷的现象，而且这种学说在今天特别多地与凯恩斯、费希尔、霍特里的名字以及联邦储备局的政策联系在一起——无论是繁荣时期产生的利润还是萧条时期遭受的损失，都不是没有意义和不起作用的。相反，在与其对手相竞争的私营企业家仍然起着作用的地方，它们是经济发展机制的关键要素，而且它们不会被消除，否则经济发展机制就会瘫痪。如果不对那些不可避免地与没有希望适应的那种事物有关联的现存实体进行最后彻底破坏的斗争，那么这个经济系统就不能发挥作用。但是伴随着事情非正常过程的损失和毁坏确实是没有意义和不起作用的。对预防和整治危机的各种建议的论证，主要就依靠它们。其他合理的关于整治危机政策的出发点是这个事实：甚至是正常的过程——这仍然比非正常情况更多——萧条也牵涉到那些与周期的原因和意义没有关系的个人，首先是工人。
最重要的长期治疗，也是唯一的不会招致反对意见的做法，是对商业周期预测方法的改进。工商业者对商业周期的了解不断增加，同时托拉斯形式逐渐形成，于是，这就成为为什么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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