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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周期循环论-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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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和经济生活中大多数外界的和内在的干扰一起出现，并且不足以证明危机总是同样的现象。实际上，危机的不同种类和起因是可以识别的。我们没有理由事先假定危机相互之间的共同点，比我们作为开始的基本要素要多，也就是说，危机是所有那些使先前的经济发展过程停止的事件。
第二，不管现象是同质的还是异质的，危机都不一定能作纯粹的经济解释。当然，危机本质上属于经济范畴，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决不能断言说危机属于经济体系的本质，或者甚至说它们在这个意义上属于任何一种体系，即它们必然产生于经济因素本身的作用。相反，危机的真正原因很有可能存在于经济范畴之外，也就是说，危机是外界干扰经济领域的结果。危机发生的频率，也就是人们常宣称的危机的规律性，本身都不是定论，因为很容易想象，这些干扰必定经常出现在实际生活中。所以，简单地说，危机是经济生活使其适应新环境的过程。 。。
商业周期（4）
考虑到第一点，我们在开始就可以谈到一种情况。如果我们无论在哪儿遇到大的干扰就说是危机，那么除了干扰这个事实之外就没有其他一般性质了。目前，也可以在这个广义上构想危机。相应地，经济过程也可以分成三个不同的类型：循环流转过程、发展过程、阻碍发展不受干扰的过程。这种分类绝不是脱离现实的。在真实生活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把这三类区分开来。只有更详细地分析才能表明其中的一类是否属于另两类中的某一类。
危机史已经证明了不存在干扰的普遍特征。这些干扰在经济实体每一个可以想象到的地方已经爆发了，甚至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方式爆发。有时，它们出现在供给一方，有时出现在需求一方：在前一种情况下，有时出现在技术生产领域，有时出现在市场或者信贷关系方面；在后一种情况下，有时体现为需求方向的变化（例如时尚风格的变化），有时体现为消费者购买力的变化。对大多数工业集团来说，他们受的干扰不尽相同，但是第一个工业行业受到的干扰较多，然后才是其他的。有时危机以信用制度的崩溃为特征，尤其是对资本家影响的信用制度，有时工人或者土地所有者遭受的损失最多。企业家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被卷进来。
乍一看，试图在危机所表现的形式中寻找共同的成分似乎更有希望。实际上，正是这种共同成分导致了一种流行的、科学的信念，即危机总是一个而且是同一个现象。然而，很容易看出，这些可以从表面获得的外在特征，除了是干扰发展的一种要素外，对于所有危机来说，它们既不是共有的，也不是本质的。比如说，恐慌的要素就是非常明显的。它是早期危机的显著特征。但也存在这种情况，即有恐慌但没有危机。进一步说，存在没有真正恐慌的危机。无论怎么说，恐慌的强度与危机的重要性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最后，恐慌更多的是危机爆发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这对诸如“投机热潮”、“生产过剩”等等流行口号也适用。一旦危机爆发并且改变了整个经济形式，那么大量的投机买卖就显得没有什么意义了，而且几乎生产出来的每一种商品的数量都显得过大，尽管在危机爆发之前这两者都与当时的状况完全适合。类似地，个别厂家的倒闭，生产的各个部门之间缺乏适当的联系，生产与消费的不一致，以及其他要素基本上都是危机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令人满意的判断危机的标准，这一点可以由下面这个事实表明，即尽管在有关这个主题的描述性文献中必定重现了一定数量的危机，但除此以外，危机的个别细节彼此之间并不相符合。
现在我们来看另一个问题：是否所有的危机都是纯粹的经济现象，也就是说，是否危机以及所有的形成原因及其结果，都能从对经济系统的研究所得到的解释因素中得以理解。很清楚，情况不总是这样，而且也不一定必然要这样。我们应该承认，比如说战争的爆发，它可能导致足够大的干扰，从而形成我们所说的危机。当然，这决不是规律，例如，19世纪大规模的战争，大都没有立即导致危机。不过，这种情况是可以想象的。假设一个岛国，它积极地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活动，而且它的经济体制是那种我们所说的达到了充分发展，假设它被敌国舰队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进出口受阻，价格和价值体系被粉碎，不能偿付债务，信用的链绳被切断——所有这些都是可以想象的，这些都已经出现，而且的确标志着一种危机。这种危机不能单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因为战争的起因是经济制度以外的因素。由于这种外界实体在经济领域内的作用，便产生了危机，同时也解释了危机。这些外界的因素经常被用来解释危机，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糟糕的收成，显然它可能引发危机，而且众所周知，它甚至已经成为有关危机的一般理论的基础。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商业周期（5）
但是，即使环境不像战争或者气象条件那样明显地从外部作用于经济体系，但从纯理论角度看，它必须被看做是外界干扰原因的结果，因而在原则上它就是偶然的。举例来说，突然废止保护关税也可能引起一场危机，这种商业措施当然属于经济事件。但是我们不能精确断定它的外形；我们只能考察它的影响效果。从经济生活的规律来看，它只是外界的一种影响。这就存在这样一种危机，它不是我们所谓的纯经济现象。因为它们不是纯经济现象，所以从纯经济视角，我们通常说不出任何关于它们起因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它们一定被当做不幸的偶然事件。
现在产生的问题是，在我们所说的意义上，是否存在纯粹的经济危机？是否存在没有我们刚才所列举的外界冲击而出现的危机？事实上，这种观点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实际上已经被接受：危机总是外界环境的影响结果。无疑，这又是似是而非的。如果它是正确的，那么就不会有真正的危机经济理论，我们也将无所作为，只能简单地证明这些事实，或者至多不过是试着对危机的那些外在原因进行分类。
在回答我们的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去掉一种特殊的危机。如果一个国家的工业是靠另一个国家来筹集资金的，如果繁荣的浪潮冲击着后者，而后者向资本提供的用途比前一个国家迄今为止所提供的用途更为有利，那么就会出现一种从先前的投资中抽出资本的趋势。如果这种行为迅速并且轻率地发生了，那么结果很清楚，会在前一个国家导致危机。这个例子应该表明，一个经济地区的纯粹的经济原因可能导致另一个地区的危机。这种现象经常并且普遍地被认识到。显然，这不仅会在两个不同的国家之间发生，而且可能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之间发生，在一定的条件下，还可能在同一经济区域不同的工业部门之间发生。一旦危机在一个地方爆发，通常它将牵连到其他地方。现在的问题是，这种现象是我们在寻找的那种纯经济的现象吗？回答是否定的。其他地区的经济状况是任何给定经济系统的资料，并且在解释该系统内的现象时，只能作为非经济要素。对于正在考察的经济系统，它们是偶然事件，而且，如果试图为这种危机找到一般规律，将是徒劳。
最后，摒弃了所有来自外界的危机的原因之后，我们还发现了其他纯经济特征的原因，也就是说，它们产生于经济体系内。尽管如此，它们并没有反映一个新的理论问题。用我们的老话说，每一种新的组合都有招致明显的失败的风险。尽管产业的各个部门犯致命性的错误的情况很少，但它们还是会发生。如果存在问题的这些产业相当重要，那么危机的大多数症状就可能从它们中产生。但是，话说回来，这类事件只是小的意外，在每一种情况下都可以单独解释。而且，从经济过程的本质要素或因素的结果这个意义上说，它不是经济过程所固有的。
如果我们考虑这种干扰的一系列可能的原因，那么这就是值得怀疑的了：如果我们对所有的项目进行抽象，是否还会剩下什么，从而，如果由于内外部偶然事件的影响，任何足够重要的事情都出了差错，危机便发生了，我们是否可以对危机的因果关系比它这样实际发生的说得更多。历史并不与这个理论矛盾。因为，几乎在所有的历史情况下，都有许多“偶然事件”，这些偶然事件可能被认为应该对实际发生的危机负责，而这并不荒唐，从而，探索更普遍的和更基本的原因的必要性就不像我们中的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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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应提到的是，尽管我们可以决定这个问题，但历史上大多数重大的危机，其个别背景，对于解释每一种情况下所观察到的实际发生的事，比一般理论中的内容更重要——假定这种理论是可能的——因而这种理论只能对实际情况下的诊断或补救政策有所贡献，而不期望它有任何其他作用。如果商人们总是试图用手中掌握的特殊情况来解释任何一种危机，他们也不完全是错误的。“经验主义者的”对试图构建一种缺乏基础的一般理论的对抗态度也不完全是错的——尽管它不是这种情况所要求的对抗，而是这两种完全不同的事务之间的一种显然的区别。
这个决定性的发现，解决了我们的问题，同时把我们的问题转移到稍有不同的环境下，确立了这个事实，即在任何情况下都存在着一种危机，它是繁荣与萧条交替变化时期的波浪式运动的要素。或者，不论怎么说，它都是有规律的，如果不是必要的事变；这类危机自从资本主义时代开始就渗入经济生活。于是，这个现象从大量形形色色的和不同质的事实中产生，这些事实可以用来解释各种后退和崩溃的情况。经济生活的这些巨大的改变正是我们必须首先要解释的。一旦抓住了这个问题，为了进行理论分析，我们不仅有理由而且不得不假定：不存在所有其他——外部和内部的——工业生活可能招致的干扰，这是为了将理论研究上最有意义的问题独立开来。然而，这样做了，我们还必须牢牢记住，我们排除那些情况，并不是因为它们不重要。同时，如果我们的理论局限于我们所讨论的问题的狭窄范围内，那么它必定与所有更广阔领域的努力分析不相称，这种努力分析的目的是为全面理解事物的实际过程提供一种工具。
现在这个问题可以表述如下：为什么我们所说的经济发展不像树木的成长那样均匀地前进，而是跳跃式地前进？为什么它表现出特有的上升和下降？
2。这个回答不可能简短，也不可能足够的精确：这完全是因为新的组合不像人们根据一般概率原理所期望的那样，在时间上均匀分布——如果以这种方式，人们就可以选择等间隔的时间，在每一间隔里可以实施一种新的组合——而是，如果一旦出现，它就以不连续的方式成群或成组地出现。
现在，（a）解释这个回答，（b）解释这种成组方式的出现，（c）据此分析这一事实的结果以及它们所产生的因果关系的过程（看本章3。）。第三点包含一个新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这条理论就是不完全的。尽管我们接受尤格拉的观点：“萧条的唯一原因是繁荣”——它意味着萧条只不过是经济系统对繁荣的一种反应，或者是为了适应繁荣给经济系统带来的新状况，所以，对萧条的解释也根源于对繁荣的解释。然而，从繁荣走向萧条本身就是一种独立的方式，就像读者能够立即看出斯皮托夫与我在这一点上存在的区别一样。人们也会立即看出，这个问题已经通过我们的论证解答了——没有任何困难，也没有借助新的事实或者理论工具。
（a）如果我们所指的新企业真是互相独立地出现，那么将没有像特殊的、可区别的、显著的、有规律性地发生那样的繁荣和萧条。因为它们的出现一般是连续的；它们将会按时间均匀地分布，而且在循环流转中，受它们影响而发生的变化，都相对很小。因此，这些干扰仅具有局部重要性，而且对于经济系统整体来说是很容易征服的。这样就不会有循环流转的重大干扰，所以也就根本不存在对增长的干扰。应该注意的是，这适用于把那种要素看做是危机的产生原因的所有危机理论，尤其是所有的“比例失调”理论；这个现象从来都是不容易理解的，不论它会是什么情况，如果它不能解释为什么其原因不是这样发挥作用，从而使其结果是连续的且容易被吸纳。 。 想看书来
商业周期（7）
即使这样，也还存在着繁荣与萧条。黄金或者其他通货膨胀仍将促进经济增长，通货紧缩将阻碍经济增长；政治和社会事件以及经济立法仍将施加它们的影响。例如，像世界大战这样的事件，以及由于战争的需要而迫使经济系统作出的调整，战后必要的清理，对所有经济关系的干扰，战争劫后余迹及社会的*，对重要市场的毁灭，对所有资料的改变，等等都会告诉人们危机和萧条是什么样子，即使人们对此还不了解。但是这些都不是我们在这里所要探讨的那种繁荣和萧条。这些事件没有规律性，而且从产生于经济系统本身的运行这个意义来说，它们也不是必然的，而正如已经充分强调的那样，它们必须用特殊的外在原因来解释。
我们尤其需要记住一种有利的情况，它总是促进并且部分地解释了繁荣，也就是每一时期萧条所导致的状态。众所周知，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总是存在大量的失业者，原材料、机器、房屋等等存品积压，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待售，通常还存在不正常的低利率。的确，正如举例说明斯皮托夫和米切尔时那样，几乎在每一次对这些现象的考察中，这些事实都起着一定的作用。但是，如果我们不希望首先从繁荣中得出萧条，然后又从萧条中得出繁荣，那么，显然我们就不能用这些现象的结果来解释现象。因此这里只是一个讨论事物的原理的问题——而不是详细阐述在繁荣或危机中具体起作用的那些情况（不好的收成、战争谣传，等等）的问题——我们将完全不考虑这些结果。
有三种情况增强了新企业成群出现的影响，但它们却不是与这个影响等同的真正原因。第一，我们允许期望——这个期望也被经验所证明——大量新的组合将不是从原来的老厂商中产生，也不是立即替代老厂商，而是与老厂商并行出现，并与它们竞争。尽管在解释波浪式运动的幅度时，这真的很重要，但从我们的理论来看，这既不是新的也不是独立的要素；它对于繁荣与萧条的存在并不是关键性的。
第二，企业家的需求大批的出现，这一事实表明整个商业界购买力的巨大增长。这就开始了第二轮繁荣，它将延伸到整个经济系统，它是达到普遍繁荣的传播工具——只有这样才能充分理解它，用其他方式解释都不能让人满意。因为新的购买力大量的从企业家手中转移到生产资料所有者，转移到“再生产性消费”商品的生产者（斯皮托夫），转移到工人，然后渗入每一个经济环节，所以，所有现存的消费品最终以不断增长的价格出售。从而，零售商大量订货，制造商扩大经营，为此，越来越多不适宜的而且通常是已经被抛弃了的生产资料又重新被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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