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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底-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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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竞底战略中，“劣币”是指生存条件恶劣的人群，而“良币”则指生存条件较好的人群。
由于竞底的人们更能够忍受恶劣的生存竞争，他们将从生存条件良好的人手里夺过工作机会，将他们逐出劳动力市场。
如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其本质原因就是中国人以更低的生存条件，向泰国、韩国、马来西亚等较高生存条件的国家竞底，从而使低附加值制造业，大规模转移到中国，实现了“劣币驱逐良币”。
而到了2008年，阿迪达斯将制鞋厂从中国迁往越南，就因为中国工人的日薪为5美元，而越南则为美元。
因此可以看到，竞底战略只能使人永远生活在温饱线附近，而不能过上丰裕的生活，因为不断会有“劣币”将这种生活夺去。
F。隐性成本。
显性成本是看得见的实际支出，而隐性成本则隐蔽性较大，不易量化和察觉。
如一个工人在机械厂操作没有防护设施的冲床，他所承担的风险，就远高于操作有防护的设备，这种风险就是隐性成本之一。
竞底者为了节省成本，常常故意漠视工人所支付的这类隐性成本，从而节省企业的整体成本，使自己获得更大的竞争力。但这样一来，操作工显然就遭到竞底，因为他的劳动条件更加接近底线。
珠三角的机械厂常常发生手指截断事故，以致做手指缝合手术的诊所，生意畸形般地兴隆，就是这种竞底的直接后果。当然，比起山西黑煤窑来，珠三角的这些工厂可算是非常“人道”的了。
第一章八、与竞底相关的理论阐述（3）
G。负外部性。
经济活动的影响，常常可能超出对买卖双方的福利影响，而扩大到旁观者身上，这就被称为外部性。如造纸厂直接将废水排入河道，污染了水源，对下游的民众就造成了影响；建筑工地制造的噪声，干扰了邻近居民的生活，等等。
中国人非常善于投机取巧，常常变着法儿把该自己承担的成本，推到企业外部的社会上，从而形成负外部性。当自然环境的污染越来越被人们关注时，企业就转而污染不那么被人们敏感的人文环境。如史玉柱的“送礼就送脑白金”的广告；伊利在毒奶粉事件后，连篇累牍地在电视上播放“放心”广告，都是对人们心理和情绪的恶劣污染。这和废水污染水源一样，都是对人有害的负外部性，只是由于立法滞后，因此他们对民众的竞底，除了遭到民众的反感，并未付出经济上的成本。
H。帕累托最优。
帕累托最优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状态：在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好。
在国外，低端产业转移到中国后，由于产业的简单和中国人的聪明肯干，像志强厂这样的企业很快就会达到帕累托最优，也就是说，不使某些人的境况变坏，就无法使某些人的情况变好。
因此，老板李志强为了使自己的境况变好，当然要有选择地将一些人的“境况变坏”，他不敢对强势群体下手，自然要对弱势群体动脑筋，这样的结果，就是不得不给工厂的打工妹们以更大的压力，尽可能地压缩她们的报酬，加大劳动强度，延长工作时间。也就是说，不得不对她们竞底。
I。个人利己，兼可富国。
这是亚当斯密经济学中最重要的观点，但却不适用于中国。
因为在中国，竞底者（老板和官僚）在大量聚敛钱财后，往往会将财富和家人转移到国外（非竞底环境），那样富的是别国，并不能起到“富中国”的最终效果。
所以，如果中国一直竞底下去，富强永远难以实现。
J。制度经济学的解释。
制度经济学认为：有利于市场交易的优质制度，是一种有效的资源；来自于市场交易的劣质制度，是一种负面的制度成本。经济学家公认，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中国的制度离真正的市场制度结构还甚远。而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尤其需要良好的制度。
在缺乏良好制度的前提下，中国人必然承受巨大的制度成本，因此大部分利润被制度消耗掉，当然只要生存在底线状态，也就只能不断地竞底。
K。基于博弈论的解释。
博弈论中，有一个著名的“囚徒困境”：甲乙两人合伙作案，结果都被警察抓起来，被隔离审讯。如果两人都不坦白，警察会因证据不足而各判一年；如果一人坦白，另一人不坦白，坦白者将作为证人不会被起诉，而另一人将重判十五年；如果两人都坦白，则因罪名成立各判十年。
面对这样的抉择，甲乙各自的最佳选择就是坦白，即最符合他们个体理性的选择。但对两人整体来说，却是一个最差的结果。
甲乙两个罪犯的典型囚徒困境
甲：坦白甲：不坦白乙：坦白乙判10年，甲也判10年乙获释放，甲判15年乙：不坦白乙判15年，甲获释放乙判1年，甲也判1年
从这张表中可以看出，甲乙的最佳选择是“都不坦白”，这样二人可得最优结果。
但囚徒困境的奇特之处在于，如果甲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他的最佳选择却是“坦白”：
第一章八、与竞底相关的理论阐述（4）
A。如果乙也坦白，甲只要判10年，比不坦白的判15年要优；
B。如果乙不坦白，甲可以马上获释，也比不坦白的判1年要优。
因此甲当然会选择“坦白”，同理乙也会选择“坦白”。
但两个人都进行最优的选择，却得到了最差的结果。
李志强和他的对手张志强就面临着囚徒困境：如果两人都选择生产高价格、高质量的电话机，那么两人的公司都能发展；而其中一人生产高质量、高价格的产品，另一人则以低价格、质量很勉强的产品来抢夺订单，那么只有后者能生存，前者将倒闭；如果两人都选择生产低价格、质量勉强的产品，那么他们虽然都能生存，但日子将过得很艰难。
李志强在这个囚徒困境中作出了他认为对自己最优的选择，也就是生产低价格、质量勉强的产品，同时非常艰难地生存着。
李志强与其对手张志强的囚徒困境
李志强：低价格勉强的质量李志强：高价格高质量张志强：低价格勉强的质量李难以发展，张难以发展张一家独大，李不能生存 张志强：高价格高质量张不能生存，李一家独大李公司发展，张公司发展
显然，李张二人的最佳选择是走“高价格高质量”，这样二人可得最优结果。
但李志强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他的最佳选择却是“低价格、勉强的质量”，同理张志强也会选择“低价格、勉强的质量”。
两个人都进行最优的选择，却得到了最差的结果，这就是竞底。
案例：美国的犹太人店铺和中国餐馆，在遇到劫匪时的不同策略和后果
囚徒困境在竞底人群中极为普遍，即使是在海外的华人，也常常可以见到。
阿仪一次到美国旅游，在一家中餐馆吃饭，不巧碰到劫匪持刀抢劫老板。老板把钱柜里仅有的两百美元全给了他，劫匪走后，阿仪力促老板报警。老板说：“报警也没用，警察至少要半个小时才到。”
阿仪在国内听说美国警察效率很高，案发三五分钟即可赶到现场，她马上拨911报警。警察果然半小时后才来，而且只是做了个笔录，就不吭不哈地走了。阿仪在背后大骂美国警察浑蛋，但老板却帮着警察说话：
“唉，美国警察既称职，又不受贿，我们中餐馆受抢劫时，他们也是在三五分钟之内就赶来，当场把劫匪抓住，可我们害怕报复，都不愿站出来指证劫匪，警察只好把强盗当场放过，后来他们就对中餐馆的报警不热心了。”
而在旁边犹太人开的店铺，劫匪更是不敢轻举妄动，因为他们在遭劫后，不但立即报警，还督促警察办案，如果认为警察办案不力，还会合伙出资悬赏缉拿劫匪，所以劫匪也就不抢犹太人。
这条街上只有一家犹太店，而中国餐馆有十多家，可劫匪只选择人多势众的中国餐馆动手，而且过了几天照样又来抢。
阿仪在美国中餐馆看到的现象，实际上在国内也很普遍：2008年深圳海事局书记林嘉祥猥亵少女，尽管有大量旁证及林本人的言行表明“猥亵成立”，但司法部门最终竞底式地判决林无罪，这无疑将助长今后类似事件更多发生。
我们不禁要问：是谁让我们走进囚徒困境的局面呢？
囚徒困境的一个最关键点，是警察可以根据甲乙的情况，调整对坦白或不坦白两个情况的判罪年限，正因为警察掌握了这一主动权，他才可以对甲乙二名囚犯竞底。
而在李志强和张志强的囚徒困境中，扮演“警察”角色的，是掌握行业核心技术、产品的国外供应商。如在中国的PC产业中，联想、TCL、方正、海尔等等，就是“囚徒”，而英特尔、AMD就是“警察”，这些“警察”制定了行业的游戏规则，让“囚徒”们身处困境，不断地彼此竞底，以便从中获得巨大收益，从而在美国总部不断进行竞优式的研发，开发出升级换代的产品，再来让“囚徒”们竞底。
第一章八、与竞底相关的理论阐述（5）
这，就是当今产业全球化的实质。
博弈论中还有一种零和博弈，在零和博弈中，一方的所得，就是另一方的损失。
李志强和他的打工妹们，主要也是进行零和博弈。他的利润，主要来自于对打工妹工资的压低和克扣，他多挣1万块，可能打工妹们就得少拿9千块。因此李志强不得不靠竞打工妹们的底来多挣钱。
如何才能达到双赢呢？比如李志强给打工妹加1元工资，而自己能获得元甚至元的收益，那就能达到一种双赢局面。
但李志强对打工妹的潜力都用尽了，他已经没有办法，在给打工妹们加1元工资时，她们会为他挣得元或元的收益。所以他当然不会考虑为她们加1元的工资。而打工妹们则觉得既然老板给的是最基本的工资，自己也只能干老板要求的最起码的工作，是否能为老板增加收益，那不是自己应该操心的事。
因此，在竞底企业，多赢局面，即“大家合力把饼做大”的情况，很难出现。唯有大家眼睛盯着有限的那块“饼”上，彼此竞底，谁的竞底实力强，谁抢到的“饼”大。
案例：经济学人对竞底、竞优的相关论述
对任正非、李志强们遇到的竞底困境，西方经济学家所进行的专门性研究不多。究其原因主要有：
1。这是落后国家特有的现象，西方的经济学家不会把这些问题当做自己的课题；
2。国内的经济学者无不饱受多年的应试教育毒害，同时秉承了中国人缺乏科学精神的特性，因此他们热衷于传授西方经济学家为西方社会研发的最新理论，但对中国尤其是中国民营企业所存在的实际困难涉足较少。
且看看两个有分量的中国经济学人的见解：
杨小凯：经济学家，湖南人，“*”期间被以反革命罪判处十年徒刑，主要通过自学获得经济学知识，后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读书，担任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教授，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研究员。
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认为：杨的工作比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卢卡斯，和另外两位诺贝尔奖有力候选人罗默、克鲁格曼要好得多；诺贝尔奖得主阿罗称赞：他的研究使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论，与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混为一体。
杨小凯被认为是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人，在他2004年英年早逝后，这一称号转到林毅夫身上。
林毅夫：经济学者，出生于台湾，留学美国，北大经济学教授。主要研究要素禀赋结构对产业和技术选择的影响，以及制度变迁的决定性作用。2008年，成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
林毅夫颇有点独特的才能，比如他将团队监督理论引入农业经济学，论证出中国人民公社的不成功，其根本原因在于无法解决对农民的监督问题，而不是所有制导致的农民生产积极性问题；比如他认为国企改革的关键，在于培育公平的市场环境，而不是国企产权引起的效率问题，反对私有化是国企改革成功的唯一出路。这些独特的思想，说明一只“海龟”戴着有色眼镜研究经济学，最终能达到什么样的奇特效果。
杨小凯曾著文专门谈论过中国的后发劣势，他说：“落后国家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的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特别是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但是，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一章八、与竞底相关的理论阐述（6）
杨小凯将李志强们的难题，上升到了制度层面，并特别谈到日本的情况：“日本和中国的比较说明，要获得后发优势，一定要先做个学习成功制度的好学生，在考试未及格前，一个坏学生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本书前言所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日本经济腾飞30年，日本人的平均工资超过美国；而中国经济腾飞30年，中国人的平均工资只有美国人的？
对杨小凯这些观点，林毅夫基于他的“官方”立场，专文作出以下回应：“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可以有两种选择，发明或引进，到底哪种方式好，这要看哪一种方式成本比较低，收益比较大……
“新技术发明一般投入非常大、风险也非常大……
“研究表明95％的研发项目没有产生任何结果，只有5％的项目最后成为可以申请专利的技术。而且申请专利以后的技术并不都有商业价值，很多最后被束之高阁，没有投入使用。这是因为：有些新技术生产出来的产品，消费者不一定喜欢……
“如果发展中国家也用自己发明的方式来取得技术创新，那么也必须和发达国家一样花同样高的成本和面对同样的风险。但发展中国家还可以利用与发达国家存在技术差距，通过技术模仿、引进来获得技术创新，很多技术模仿、引进不需要花费成本……
“这样，靠引进技术的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的成本，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和发达国家的这个差距，进行快速技术变迁。”
林的这些话，显然是任正非、张瑞敏、柳传志们非常爱听的，也正是他们实施竞底战略的理论基础，但林毅夫以此推导出来的乐观结论，却显得有些愚蠢：
“技术变迁越快，资本积累回报率就越高，从而资本积累就越快；技术变迁越快，新的、附加值较高的生产环节或产业部门就出现得越快，这个国家、地区的产业结构的变迁就越快。”
显然，林毅夫在做出这个“当然正确”的论断时，犯了中国人通常的凭直觉推论（想当然）的毛病，没有深入产业界进行认真的实证研究，因为中国的情况并非如此。
实际上，由于竞底的普遍性，虽然西方成熟的技术被快速引进到中国，新的附加值较高的产业部门却不会出现。
以PC产业为例。中国从最开始的80286台式电脑做起，一直走到目前的英特尔酷睿2四核笔记本电脑，中国的整个PC产业，在世界产业分工中的地位，有本质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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