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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这二百九十年-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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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造反了，到那时李建成就是反贼，人人得而诛之，这个风险实在是很大。当年汉武帝刘彻的太子刘据就是为洗刷自己仓促起兵，最后真的被当成叛贼死于非命，这可是血淋淋的教训。
同样，如果李建成真的有心造反，并认为意图已经暴露，那么单独前往父亲的行宫请罪下场必定很惨。而他最终选择了面见父亲，是不是可以认为他问心无愧，相信父亲最终会还自己清白。至于大惊，可以理解为是担心造反被发现，也可以理解为害怕自己成为刘据第二，不愿含冤屈死？
根据正史记载，对于这件事情，李渊的反应也有些奇怪。一般来说，在李建成被控制起来后，李渊的想法应该是：建成居然要造反，绝不可再信任！世民一向忠心，又有能力，应该立他！
那么清晰的想法，居然在几个人的劝说下就烟消云散了：李建成照旧当太子，秦王还只是秦王。这是为什么？李渊就这么没主见，像个傻子一样被几个女人和儿子哄来哄去？他就不怕近在咫尺的李建成哪天再搞他一下子？
或许还有另外一种解释，那就是李渊发现所谓“太子和杨文干共同谋反”乃是有人别有用心的阴谋，所以才又恢复了对李建成的信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说法更加可信，更加顺理成章。
李渊虽算不上雄韬伟略，但也绝非等闲平庸之辈。他之所以这样做，很有可能是发现李建成是被李世民陷害诬告的。考虑到家丑不可外扬，对外只能轻描淡写地说是兄弟之间不和，再贬几个官员了事。
最根本的一条是，李建成已经贵为太子，只等李渊伸腿瞪眼便可继承皇位，犯不着冒险造反。换句话说，李建成是保平争胜，走的是防守反击的路子；而李世民的局面较为不利，他必须全力求胜，进攻是他最有效的武器。
如此说来，杨文干事件倒更像是李世民借题发挥，诬告并力图挤掉李建成太子之位的一次失败的尝试。
此外还有毒酒事件。
一日，李世民正要上床就寝，忽然门外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门官儿开门一问，才知原来是太子李建成派人来邀请李世民赴宴，说是赴宴的不少是朝中官员，大家务必要尽兴而归。末了还不忘一句：“你可不要不给我这个当哥的面子哟！”
太子的盛情邀请，又有多位同僚的鼎力支持，李世民无法推辞，只能再次穿戴整齐，准备赴宴。
到了东宫，酒宴已经开始。兄弟们见面刚刚行完礼，一大杯香气四溢的美酒就被端到了李世民的面前，“二弟姗姗来迟，理当罚酒一杯”，李建成笑容可掬地开始了劝酒。
李世民是个爽快人，二话不说接过来一饮而尽。兄弟二人相视一笑后各自入席。
席间，舞姬们长袖飘飘，袅娜多姿，举手投足间顾盼生辉。在座的男人们个个看得心里如猫抓似的直痒痒，唯独李世民除外。
果然是大丈夫！
其实，李世民之所以不看这些美女完全是因为他“心痛如绞”并在随后“呕血数升”。
李建成下毒了！
也是李世民命不该绝，在淮安王李神通的搀扶下他挣扎着回到了秦王府，经过喝大粪水等一系列非人待遇后终于成功排出了绝大部分毒酒，算是躲过了一劫。而且，到鬼门关走了一圈的李世民还坚持没有向父亲控诉李建成的罪恶。
这件事，《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三本正史都有言之凿凿的记载，无非是描写李建成等人的恶毒与下作，反衬出李世民的宽宏大量与顾全大局。
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如果李建成真的对李世民必欲除之而后快，在公开的宴会上当着众人的面，特别是还有自己亲叔叔的面对李世民下毒是一种极为愚蠢的办法。如果李世民死了，很快所有的人都会知道杀人者就是李建成；如果李世民没有死，那么无异于直截了当地告诉李世民：“我就是要整死你！你能咋的？！
这哪是一国储君的气度和智慧？根本就是一个街头混混，还是超级没脑子的那种。
这件事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李世民篡改了历史，凭空捏造，力图塑造自己无辜的善良模样，粉饰当年的玄武门之变。
此类事件还有不少，总之都是旗帜鲜明的两派，李建成、李元吉等为反派，李世民等为正面人物，就像影视作品里演的那样，正面人物由于善良和忍让，不断被反派肆意欺凌。
第十一章 真真假假
虽说李世民在历史上是个出名的贤君，以国事为重，礼贤下士，善于纳谏，可毕竟朝堂上的争论顶多只牵涉面子问题，一旦发现有人对他的权力构成威胁，他会毫不犹豫地痛下杀手。他的这一特点在以后的故事中也会得到一一印证。所以说当面对李建成和李元吉如此直接而且接二连三的谋杀，杀人果断的他会像个善良的小媳妇，主动为对方着想，忍辱负重，然后偷偷躲在家里哭泣，谁信？！
咱们中国人讲究一身正气，嫉恶如仇，那是好事。可反映在文献作品中就表现为：正面人物必然秉性纯良，诚实守信，而反派人物则大多出生时就被斥为异类，打小就表现出胸襟狭小，以怨报德等不良品行。在许敬宗同志领衔主编的史料中，李建成和李元吉就不幸被塑造成了反派人物的典型。
据那三本正史描述，李建成生平最最喜欢的三样东西分别是：美女、喝酒和打猎。李元吉同志则更为不堪了。刚生下来，他的母亲就觉得他面目可憎，厌恶到不肯给他喂奶，打算让老天来收拾他。后来还是侍女陈善意女士因于心不忍偷偷用自己的奶水将他喂养长大。可能因为她的好心违背了老天的旨意，陈善意女士好人没得好报。长大后的李元吉喜欢看手下互搏取乐，陈女士不忍出头说了几句劝止的公道话，结果是被李元吉同志命令手下残忍地活活拉死。
反正人都死了，让更多的屎盆子尽情地扣过来吧！
说李建成喜欢酒色就不是好人，平心而论，作为贵族少爷的李建成拥有这种普遍爱好在当时应该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事。何况和他拥有一半以上相同基因的胞弟李世民后来不也是妻妾成群，子孙满堂嘛，为何人家就是名垂千古的“太宗文皇帝”，而他却只能做一个酒色恶徒？
再说如果和赌鬼、“大侠”们厮混是恶行的话，那么李世民在太原暗中结交武林豪杰、绿林好汉、收买人心又算什么呢？难道说天堂和地狱真的只是一念之差？
关于李元吉的记载就更不靠谱了。据我浅薄的观察，刚生出来的小BB长得都很可爱，没有一眼看上去就让人有天人或妖怪的感觉。退一步说，就算李元吉同志没有遵循优生优育的原则，长得格外的磕碜，辛苦怀胎十月的亲娘难道又真的忍心把亲生儿子丢在一边，不闻不问？
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我这样的普通人都看出史料有水分，为何像欧阳修、司马光这样的大家也不辨是非，照搬照套呢？
原因很简单，只因为——他们修的是官史。
咱们一个个来看。
后晋天福六年（公元941年），有关部门奉后晋高祖石敬瑭（就是那个称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为父，卖了燕云十六州的无耻之极的王八蛋）之命开始编修唐史。该书于后晋出帝石重贵开运二年（公元945年）编成，编撰监修者为时任宰相的刘籧。这部唐史，就是《唐书》。
到了宋仁宗年间，仁宗认为原有的《唐书》内容过于浅陋，于是本着不断进取、追求卓越的精神下诏命令重修唐史。在欧阳修、宋祁等名家的共同努力下，新的史书于嘉佑五年（公元1060年）完成。为了区别这两份史料，原来的《唐书》被称为《旧唐书》，而新编写的，则称为《新唐书》。
说到《资治通鉴》，大家应该就更熟悉了。这是由从小就会砸缸救小伙伴的司马光同志主持编写，内容涵盖了从公元前403年到公元959年的中国历史。其区别于其他史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也就是说这本质上是一部供皇帝借鉴历史经验教训的作品。
上述几位编史者都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文人墨客。他们深受儒家正统文化的熏陶，以天下为己任，为建立一个君正臣贤，万国来朝的太平盛世而不懈努力。而在他们根深蒂固的思想中，太平盛世的前提当是有道明君以仁义和道德治天下。
唐太宗李世民，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而言，他登基后的各项措施，都可以作为后世效法的对象。加之他登基后迎来的贞观之治也使他符合人们心目中“贤君”的形象。
所以，他是神圣的。神圣的人做的事，必然是符合儒家道德要求的。所以，他必然是一个君子。同时，他也必须是一个君子。
为了教化万民，规劝皇上，欧阳修他们选择了遵循先人的教诲，继续美化李世民。更何况，这本就是有流传下来的书面记录作为依据的，又不是自己杜撰的。
因此，我们现在看到的三部赫赫有名的史书，关于玄武门之变前这些事件的相关记载，就成了这个样子。
那么李建成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呢？我们依然用事实来说话。
首先，李渊起兵第一仗攻打河西郡时，是李建成和李世民兄弟二人身先士卒，浴血奋战，方才攻破城池。在这一役上二人功劳不相上下，即使在被涂脂抹粉过的史料中，这一点也是确信无疑的。
第二，李渊完成对大兴的包围后，李世民奉命北上抢夺地盘，李建成则被派往永丰仓。在永丰仓期间，他成功地完成了李渊派给他的两大重任：一是守住永丰仓，建好李渊军队的粮食和补给基地；二是把守住大兴的东大门，挡住隋朝洛阳政府军和李密的入关通道。这两项战略目标至关重要，任何一项出现问题都将直接导致李渊大业的终结。但结果是李建成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由此可见，他的军事才能和指挥能力非同一般，绝不是碌碌无为的平庸之辈。
第三，李渊称帝后，大部分战功是秦王李世民所建，这一说法不假。但是，对于一个政权而言，拥有一个武力天下第一的皇帝并不是国家稳定和强盛的必要或充分条件。举个简单的例子，吕布如果当了皇帝，那这个政权铁定很快玩完。当时李建成已经贵为皇太子，是大唐帝国未来的接班人，亲自上阵砍人不是他必须具备的能力（当然，客观地说李建成这方面的能力也不弱）。在那段时期，凡是李渊不在长安的日子，都是安排李建成监国，全权负责处理政务，而李建成也的确表现出了相当的领袖气质和治国才能。
第四，李世民和李元吉扫平河北刘黑闼后，残余的反抗势力被高压政策逼迫着二次造反。当李元吉一筹莫展的时候，李渊派去支援他的不是身经百战的秦王李世民，而是太子李建成。而后来的结果也表明，李建成干得相当不错，在整个平乱过程中他善于听从建议，懂得政治工作的艺术，也充分展现了宽厚的待人气度。
所以，无论从锻炼的机会、还是内心的倾向来说，等到李渊正常的蹬腿闭眼，李建成应该能成为一名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保障有力的唐王朝掌门人。可惜，历史没有如果，李建成在摸到皇位之前就已经离开了人世。
我说这些，不是想替谁翻案，也不是认为李建成如果当皇帝可能会强过李世民等等。这些没有意义，历史就是历史，不会改变。我只想把那些被人为改动或是杜撰的内容尽我所能地去掉，还原给大家历史的真正面目。
唐太宗李世民作为皇帝的确称得上是一代贤君，用人得当，治国有方。只是，他修改了历史，找了些为人不齿的家伙给自己涂脂抹粉再蒙上一层高尚的面纱，在这一点上，实在算不上光明磊落。
当然了，李建成对于自己和二弟之间的局面也很清楚，但是作为未来的皇帝，他更倾向于逐渐地削弱秦王的实力，最后全部解决掉。
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个决定无疑是正确的，因为秦王当时文有“十八学士”，足智多谋，武有程知节（更响亮的大名叫程咬金）、秦琼（秦叔宝）和尉迟敬德等武将，实力绝对雄厚。
反观太子一方，谋臣提的上号的就是魏征、王皀等，武将只有当时还不十分有名的薛万彻等，与李世民的势力相比差距很大。
最能壮大自己，同时削弱对手的招数莫过于挖墙脚。于是，李建成他们开始给尉迟敬德等人送礼，可惜几乎毫无所获。那些人仿佛瞎了眼似的，居然敢拒绝太子送上的好意。
与此同时，李世民一方也在努力挖哥哥的墙角。结果同样收获甚微，东宫的官员们大多也不是利令智昏之辈。
但相比李建成，李世民他们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宫城北方正门玄武门的驻军站到了自己一边。
当时玄武门守将姓常名何。不少人根据后来发生的玄武门之变认为常何原是李建成的人，却被李世民收买，做了卧底，在李建成之死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是根据记载，常何时任中郎将，后来直到太宗即位数年后，他还是中郎将，没有一点进步。而那些在玄武门之变中出过力的，无一例外全都加了官进了爵。可见，常何倒不一定为李世民出过什么力，更可能的是他当时明哲保身，两不得罪，所以后来功过相抵，倒也算保住了身家性命。
尽管为首的将领不一定倒戈，不过驻军却是很明显地为李世民效力的。这一点在玄武门之变的过程中体现得非常明显。
这些已是后话。对于李建成和李元吉来说，既然收买不成，那么就想办法将秦王府的人疏散，孤立李世民，同样可以对他构成致命的打击。
机会很快就来了。
边境守军传来消息：有东突厥部队大举侵入边塞，请求支援。
这次，李元吉取代李世民成为统帅出兵迎战。他借机把秦王府的所有精锐部队编入远征军序列，大名鼎鼎的尉迟敬德、秦叔宝等均名列其中。
更有甚者，还有进一步的消息，说是太子和齐王准备在送行的宴会上对李世民下手，然后把已经划归李元吉指挥的秦叔宝等人活埋，以彻底铲平秦王的势力。
说实话，这个情报的真实性不得而知。不过这件事情只是给火上再浇了最后一勺油而已，此时秦王阵营的杀机已经完全被激发了起来。玄武门的刀光剑影，已然隐隐浮现。
秦王府内，气氛紧张。李世民的铁杆死党兼大舅子长孙无忌等人正极力劝说李世民先下手为强，杀了太子和齐王，以绝后患。一向以英明神武著称的李世民却犹豫再三，迟迟不作决定。
一筹莫展之际，有人提出：找一个人来，以他的意见作为最终的决定。
李世民表示同意。
这个人是谁？为什么李世民也要听他的话？
他姓甚名谁，我不知道。我知道的只是他的职业，以及李世民找他来的原因，这个人的职业是算卦。李世民找他，是因为他想把最终的决定权交给老天。
我国文化博大精深，算卦也分为若干种算法，比如现在还能见到的看手相、算八字、看面相等等。这些在算卦科学中属于技术难度一般的部分，为大事而算卦的，主要是通过高级算卦法——看乌龟壳。
具体做法是，把乌龟壳放在火上炙烤，烤一段时间后取出，由专业人士通过察看壳上的裂纹（即上天的意志）来判断凶吉。
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李世民同志还是比较崇敬科学（当时）的。但这时还一定要听从老天爷的话未免有点糊涂：刀都已经驾到脖子上了，你还要先问问老天自己是否应反击？万一老天爷那天休息，你难道就甘心挨那一刀？
幸好，秦王府中有人还不糊涂。此时，一位名叫张公谨的幕僚冲了进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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