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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这二百九十年-第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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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太后见局面要无法控制，也赶紧安抚众人：“我知道裴炎谋反，也知道你们没有谋反，这事不用再议。”
裴炎案越闹越大，竟连远在大漠的左武卫大将军程务挺也向武太后发来奏章，力证裴炎的清白。
面对各方压力，武太后再次显示出了铁娘子风范：刘齐贤和胡元范革职查办；程务挺的奏章搁置；同时提拔骞味道为检校内史兼同凤阁鸾台三品（即原来的同中书门下三品），任命李景湛为同凤阁鸾台平章事。
由此可见，武太后其实并不畏惧朝中的文人势力。唯有程务挺一直让她放心不下。素知他和裴炎关系密切，李敬业的左右长史唐之奇和杜求仁与他又是好友，万一彼此勾结，拥兵入京……
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不过现在程务挺远在大漠，又手握重兵，不宜打草惊蛇，还是先稳住他再说吧。
放眼看去，神都洛阳内已经“没有”对裴炎谋反案有异议的人了，那长安呢？
带着这个任务，卫军郎将姜嗣宗前往长安会见了刘仁轨。
刘仁轨和裴行俭很有些同病相怜的味道。自打裴炎进入权力核心后，一直大权独揽，刘仁轨和裴行俭先后受到排挤，裴行俭郁郁而终，刘仁轨则被远离了最高决策层。因此，从个人角度来看，裴炎下狱对刘仁轨来说应该是一件要抚掌大笑的好事。
想必特使姜嗣宗也是深得武太后信任。然而这人周身无四两肉，还偏偏给点阳光就灿烂，仗着得势，在听出刘仁轨没啥特别的同情后，他就再也藏不住了，自以为是地向刘仁轨表示：“其实很早以前我就觉得裴炎有问题，很多事情上他的表现都异于常人。”
听了这话，老谋深算的刘仁轨差点要笑了出来，不过脸上仍然是一副很诚恳认真的样子：“姜大人高明，您早就发现了？”
“哈哈，正是！”
又闲扯了几句后，刘仁轨提出请姜嗣宗将自己的一份奏章带给太后。
姜嗣宗一口答应了，殊不知刘仁轨这里早就笑破了肚子：无知小儿，你何德何能，居然也敢学人上蹿下跳？可笑不自量！
回到洛阳后姜嗣宗依约呈上了刘仁轨的奏章，殊不知这份奏章却要了自己的小命。
读着刘仁轨的奏章，武太后先是微笑不语，继而脸色大变。略一沉吟后，她下令将面有得色的姜嗣宗当庭拉死。
所谓“拉死”，便是把人的四肢从不同方向用力向外拉扯，直至手脚拉断，犯人在极端痛苦中死去。可视为人力版的五马分尸。
怪谁？
怪只怪自己信口开河。刘仁轨在奏章里只轻飘飘地提到“嗣宗知炎反状不告”，一句足矣致命。
可怜姜嗣宗小人得志，以为靠上了太后，自此便是无所不能。你也不想一想，对于谋逆大罪知情不报是何罪过？即便太后想饶恕你，但为了安抚西京长安的刘仁轨等人，牺牲你姜嗣宗还是大大地值得。
内部问题基本解决。接着就是全力对付李敬业。
首先要做的便是彻底划清界限。
可怜李世勣，身前为大唐出生入死，忠心耿耿，死后却受子孙连累被剥夺了所有官职和爵位（同时取消“李”姓），尸体也被刨了出来受尽屠戮，彻底挫了骨扬了灰，打回“徐世勣”原型。
为表示对武太后的尊重，后文也将把李敬业改称徐敬业。
再说徐敬业夺取扬州后，得到了楚州方面的响应。接着要做的是对主攻方向的抉择。
在这个问题上，集团内部分为两种意见：一是北上进入山东，号召忠义之士共同行动，推翻武氏集团，匡复李家天下；二是看中金陵（南京）的“王气”，南渡长江，夺取常州、润州（江苏镇江）和金陵等地，奠定基础后再向北发展，这样即使北上受阻，也可保立足之地。
慎重考虑后，徐敬业选择了方案二——南下！
造反这种买卖，危险系数极高，尤其是徐敬业这种直接打出反中央旗号的，不成功便成仁。而淮河以南地区，自古便是安居乐业的温土，治安情况好，百姓过得富裕，很少有人想去玩命。
而唐朝建立后，出于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以及保卫京师、削弱地方的考虑，绝大部分军府都设在以关中为核心的华北地区，江南地区的军事力量以及可动员的后备力量少之又少。徐敬业虽号称十万大军，可基本都是缺乏军事训练的普通百姓，战斗力远不如正规军。即使能够攻克南京，南下途中遭遇政府军，后果也是不容乐观的。
对此，徐敬业不是没有考虑，但他只是象征性地做了安排：派左长史唐之奇带领小部分部队留守扬州。其余人等全部南下攻击润州，看来他是把宝完全压在这条路上了。
这么一来，原先山东和中原一带的“反武复李”的同盟也都瞧出徐敬业不过是打着反武旗号造反夺权罢了，结果全国上下除了徐敬业势力所及的几个州，几乎都是一片沉寂。
造化弄人，在润州徐敬业与亲叔父，刺史徐思文遭遇。仓促之间，刀枪入库N久的润州抵不住对方人多势众，被攻克。叔叔因不肯投降被侄子关进了大牢。
然而还没等徐敬业摸清楚润州的大街小巷，李孝逸的大军已越过徐州，向扬州直扑而来。
徐敬业只好放弃初衷，回扬州救急。
李孝逸此次前来，身边还有一个不可小觑的人物——以侍御史职务担任监军的魏元忠。
魏元忠是宋州宋城（河南商丘）人。还是个太学生时，他就曾针对当时的吐蕃边患上疏李治，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军事上的不足和问题，建议：坚决落实有功即赏，有过即罚，增强官兵们的斗志与动力；取消民间不准养马的禁令，这样一旦政府有需要，可以迅速从民间购买，省去了大笔日常的养护开支。
这份奏章引起了李治的高度赞赏，他破格召见了当时还没有官职的魏元忠，安排他前往中书省实习。
永淳元年（公元682年），魏元忠已是监察御史，负责李治从长安至洛阳一路的安全工作。
当时关中饥荒，百姓食不果腹，只好铤而走险入了绿林。这群人虽然未必有多少战斗力，但数量极多，出没不定，令人防不胜防。而魏元忠只是一介书生，手头又没有什么机动部队，要保证皇家车队的安全还真不是件易事。
然而老天对他也格外眷顾。临行前，魏元忠在长安万年县监狱中见到一个囚犯，仪表不俗，言谈举止也很有风度。一聊才发现此人居然是中原一带黑道上的大佬级人物。这种人正是毛贼们的克星，于是魏元忠恭敬地请他帮忙护驾。
一路上魏元忠和这位黑道首领同吃同住，不时一起巡视车队。原本觊觎车队财物的毛贼见是老大压阵，纷纷知趣而返，一路上竟十分顺利。
武太后执政时期，魏元忠同样很受赏识。此次担任监军，充分表明了武太后对他能力和忠诚度的信任。
在淮河北岸的临淮，李孝逸军与徐敬业军第一次遭遇，政府军将领雷仁智失利而回。首战失利使得李孝逸一下子患得患失起来，他下令全军坚守营寨，不准贸然前进。
魏元忠对李孝逸的这一决定很不满意，他直截了当地提出：“大军滞留不前，远近皆知。若是传到中央的耳朵里，畏惧避战的大帽子你是想躲也躲不了了！”
李孝逸的斗志被恐惧和勇气共同激发了起来，大军拔寨前进，直抵徐敬业军据守的都梁山。
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徐敬业所部缺乏组织和系统训练的问题完全暴露。尽管政府军初战失利，但在李孝逸坚定的攻势面前，徐敬业军再也无法抵挡，连战连败，将领尉迟昭被杀，徐敬猷和另一名将领韦超丢下人马连夜逃往扬州。
为了迅速解决战斗，武太后再加封左鹰扬大将军黑齿常之为江南道大总管，与李孝逸并肩战斗。
两军在高邮白塔河两岸对垒。
九天后，白塔河畔狂风大作，风向正对徐敬业军的防御阵地。李孝逸指挥部下乘势放火，在大火的掩护下全力进攻。泰山压顶般的攻势彻底摧垮了反抗军的意志，全军四散逃遁，彻底瓦解。
见势不妙，徐敬业等人狼狈逃往润州，打算经海路逃往朝鲜半岛的新罗政权。
可问题又出现了。你想逃命，但手下未必见得愿意陪你。部将王那相就越想越不对劲，为了不给徐家殉葬，他在一行人逃到海陵（江苏省泰州市）时抢先下手，杀了徐敬业、徐敬猷和骆宾王三名“匪首”，向李孝逸投降。其他人犯也都在被抓获后立即斩首，连同王那相送来的三颗人头一并送往洛阳示众。
自此，徐敬业兵变如昙花一现般匆匆谢幕。
得到扬州捷报，武太后长出了口气，指派左鹰扬将军裴绍业携带诏书前往程务挺军中，当众宣读了程务挺勾结裴炎、徐敬业的“罪状”，判斩立决。同时，夏州都督王方翼也因与程务挺往来密切，又是前废后王氏的亲戚，被摘去官帽押到了洛阳。尽管没有审出什么大的罪状，但本着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走一个的宗旨，王方翼还是被流放到了崖州（海南省琼山市）并在那里逝世。
对于武太后而言，除掉程务挺、王方翼等人是为了保证自己的绝对安全，但对于国家而言却是极大的损失。边防军缺少优秀将领将直接导致防线薄弱，给敌军可乘之机。
东突厥人的反应便是最好的答案。
东突厥各地举办了规模不一的宴会，各部落酋长亲临会场看望了与会的群众，并与群众一起联欢。同时，为了纪念程务挺，东突厥人还为他修建了多处庙宇，出兵前常会前往参拜，以求其保佑本方军队获胜。
话说骞味道因督办裴炎案有功，官拜检校内史兼同凤阁鸾台三品。作为百官之首自然要负起相应的领导责任，可对于属下请示或反映的问题，他的答复永远只有一个：“此乃皇太后之意。”
这种宰相除了浪费粮食还有何用？三个月后，骞大人便被贬为青州刺史。
除了骞味道，其他靠不正当手段上位的崔詧和武承嗣等人也都曾得到过“同凤阁鸾台三品”或“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的头衔。然而在位最长的都不过半年，短的不过月把。
对于武太后而言，国家是自己的，官员自然要任用有才能的。提拔马屁精或是亲戚，纯粹是出于褒奖，有能力的留任，没能力的过把瘾后就该干嘛干嘛去吧。
徐敬业之乱平定后，武太后的战略目标逐渐从巩固权力向治理国家转变。换句话说，此时她的角色已不仅仅是太后，而是更接近皇帝。
第十八章 酷吏横行
垂拱元年（公元685年）5月，武太后下诏：天下百姓，无论出身，均可向政府自荐。若通过了公务员面试，便可直接做官。
为了广开言路，让自己迅速了解基层状况，垂拱二年（公元686年）3月，武太后又下令在朝堂上设置铜柜。铜柜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各开一个口：朝东的铜柜为绿色，名为“延恩箱”，负责接收歌功颂德的文章以及百姓的自荐书；朝南的铜柜为红色，名为“招谏箱”，负责接收对政府工作的投诉与建议；朝西的铜柜为白色，名为“申冤箱”，负责接收申冤和申诉的状子；朝北的铜柜为黑色，名为“通玄箱”，负责接收各类关于天文星象和异常情况的“科学论述”。
设立这项制度的初衷应该说是好的，但关键还得看执行。执行过于到位，有时也会变味儿。
铜柜的设计者叫鱼保家，是侍御史鱼承业之子。鱼工程师可能是精力过于旺盛，不仅为太后设计出了铜柜，还曾经为徐敬业的军队指导过武器制造。
于是设计铜柜的人便光荣地成为了第一位死于铜柜的知名人士。
自此告密之风全方位盛行。
开始武太后还有些遮遮掩掩，后来便索性下了一道告密总动员令。
文件名肯定不是叫“大唐政府关于鼓励告密的通知”，但内容无疑便是如此：所有官员，对于报告“机密事宜”的人均不得采取任何形式的阻拦，也不得询问具体内容；必须按照五品官员的待遇标准提供饮食、住宿等条件，并尽快用政府官车（当然是马车）送往神都洛阳。
在洛阳，告密者无一例外地受到了太后的亲自召见。若是告密内容和告密者的临场反应符合太后的心意，便会获得一个不错的官职；若信息无效或诬告，告密者也不会受到惩处。也就是说，只要有人对着官府大门喊一嗓子：“我要告密！”，官老爷们就得诚惶诚恐地跑出来迎接，好吃好喝地招待，一路端茶倒水送到洛阳。而告密者，运气好的能混个官儿当当，运气差的也无非白吃白喝之后遣回原籍，回到家中还可以和左邻右舍吹吹“爷在金銮殿上见到太后了……”之类。
从经济学角度看，告密在当时是一种几乎没有成本和风险但回报却很高的交易行为，但凡是理性的自然人，有几个不愿意的？
于是告密者从全国各地涌向洛阳，官差们天天风风火火地砸门抓捕嫌疑犯，一时间人人自危，个个失色。
机遇总是与危险并存，危机四伏之时往往也孕育着成功的种子。这不，就有那么几位牛人，抓住了机会，成功上位。
没错，这些就是被称为“酷吏”的几位“成功”人士。
其中最有名者当属来俊臣无疑，不过要说这股潮流的倡导者却非胡人索元礼莫属。
索元礼虽为胡人，却深谙汉人心理。在进行了精心的准备后，他顺利得到了太后的召见。
双方的对话，史料上语焉不详，并且说法不一，有说“告事”者，也有说“告急变”者。不管内容如何，他获得太后的赏识倒不是因为告密的内容，而是他的谈吐和反应。太后发现这正是自己所寻觅的“特殊人才”，于是很快索元礼便从平头百姓一个变成了从五品的游击将军。
名为将军，但索元礼并不负责军事，主要工作是坐堂审案。审判的对象，大多因告密而被捕，其中不乏诬告或栽赃。因为只有告密者的一面之词，给审判工作带来了较大的难度。
搁一般人，这或许是个问题，但谁让碰上的是索元礼呢？人家可是有本事的！
如若犯人不招，他就会拍案而起，说出四个字。
不要误会，这四个字可不是电视剧中常见的“大刑伺候”，而是“取铁笼来！”
这个铁笼是索元礼的独家非制式武器。直观地说就是一个笼子，上面开口，仅能容得下人的头颅。被告被关进笼子后，若还不知“悔改”，行刑者便在人头与笼子的缝隙处打入木楔，不断挤压被告的头部，令其痛苦难当，主动招供。当然也有骨头硬的便会被活活挤得脑浆迸裂而死。
除夺命铁笼外，索元礼还有其他发明，例如“晒翅”，即把人固定在木架上，手脚单独系在可以活动的横木上，转动横木使人持续承受痛苦。
索元礼不仅勇于创新，效率更是惊人。据说凡是被带到索元礼跟前的被告，不交代出十个以上的“同谋”是根本无法活着离开的。
考虑到刑讯逼供中意外死亡率持续攀高，为提高工作效率，减少死亡率，索元礼不断寻求工作方法的改进。经他手的不少人为求尽快解脱，便随便招供，邻居亲戚同事同学但凡认识的都有可能被牵连进来，新被告又会咬出更多的“同伙”，这使得索元礼基本上可以保证从一个人身上获得数百人的“重大发现”。
如此高的破案效率和震慑力，让武太后越发相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索元礼也数次受到太后的特别接见，是当时炙手可热的人物。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后浪更是推前浪。后浪中的佼佼者当数周兴和来俊臣。
为博“业绩”，周兴和来俊臣在诬告——抓捕——审讯的流水线工艺上做了不少改进。除了各式刑具外，被告们还会看到数以百计的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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