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这二百九十年-第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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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武后盯上了自己的儿媳妇、周王妃赵氏。

说起赵氏，又是皇家一笔糊涂账。

赵氏的母亲是李渊的女儿长乐公主，而周王则是武后的儿子、日后的唐中宗李显。从李治的角度来说，赵氏是自己的表姐妹，换句话说，李显娶的是自己的表姑妈。好在这是皇帝的家事，换作普通百姓，李显夫妇的脊梁骨早就被戳破不知道多少回了。

赵氏惹怒武后的原因不详。不过从【“文】武后的愤【“人】怒程度以【“书】及对儿子的【“屋】态度来看，很可能是赵氏看不惯婆婆对自己丈夫的颐指气使，鼓励丈夫奋起反抗，做一个独立自主的王爷。这显然是犯了武后的忌讳。

上元二年的四月，赵氏被随便安了个罪名，剥夺了王妃的身份，关进了内侍省监狱。武后很“宽宏大量”地表示，这只是关押，吃喝用度一律正常供给。

于是，在囚室中惶恐不安的赵氏发现，每到用餐时间，便会有一些生菜生肉送到自己的面前。

可怜赵氏金枝玉叶，压根没有接受过野外生存训练，哪里吃得下这种未经烹饪的生野之物？所以即使理论上有着可以维持生命的物质，她还是被活活饿死了。牢门被打开的时候，人们见到的只是她僵硬的尸体以及上面那些令人作呕的蛆虫。

赵氏的死严重刺激了李显本就脆弱的心灵。妻子的死状如同盘踞在他心头的一块阴霾，久久挥之不去。此后他更是畏母如虎，再不敢有丝毫的反抗。

赵氏死后不久，在洛阳合璧宫中休养的李治突然接到噩耗——太子李弘死了。

李弘之死，众说纷纭。《旧唐书》直接用“薨”字一笔带过，原因没说。《新唐书》则很不客气地称“天后杀皇太子”。《资治通鉴》则相对委婉，在李弘去世了后面不咸不淡地跟了一句，“时人以为天后鸩之也”。

要说《新唐书》的说法也不是没有根据。李弘之前的行为已让武后心生不满，而随后他又做了一件更加让武后感冒的事儿。

当年萧淑妃的两个女儿分别被封为义阳公主和宣城公主。因为母亲的缘故，她们非但没有过上锦衣玉食的日子，反而被软禁在后宫，失去人身自由，也失去了享受人间美好爱情的权利。

一转眼两位公主都已年过三十。放在当时，三十多的女子不少都已经当上了婆婆。看到二位姐姐的遭遇，宅心仁厚的李弘很是同情。他当即向父皇提出，应尽快把两位姐姐嫁了。

父亲李治也觉得这个请求合理，应该批准。不过，出于习惯，他觉得还是得先征求一下老婆大人的意见。

按说，萧淑妃已是老皇历了，应该不会再刺激到她敏感的神经。再说，嫁两个失宠的公主应该也不会对她产生什么不良的影响。

可父子俩谁都没料到武后的反应竟会是如此激烈。

得知父子俩的“好意”后，武后怒火中烧：得罪过我的人，一辈子也休想翻身！这两个女人是萧氏贱人的后代，我要她们这一生都活在痛苦与寂寞中！想嫁人，没这么容易！

看着一旁大气不敢出的丈夫和儿子，武后冷笑一声：“哼哼，想做好人？好，我成全你们！喏，站在你们面前的便是两个合适的人选！”

两位金枝玉叶就这样成了值班卫士权毅、王遂古的妻子。

此后武后看李弘是越看越不顺眼，原因很简单：李弘和她不是一条心。

而李弘经过多次监国锻炼之后，逐渐开始独当一面。李治由于长期遭受病痛折磨，已无法正常处理政务，交给武后又怕大臣们反对，于是便萌生了让儿子提前接班的想法。

基于上述原因，不少人认为李弘的死与武后脱不了干系，目的很明显——抢班夺权。至少《新唐书》和《资治通鉴》都是持的这一观点。

但是，除了夺权外，我们还得综合考虑其他因素。

首先李治非常喜欢李弘。尽管武后的态度他也必须考虑，但如果帝国接班人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去，他是肯定也必须要为儿子伸冤的。这已不仅仅是个人情感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国家稳定的大事。

李弘死后，李治破天荒地追封他为“孝敬皇帝”（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追封死去的太子为皇帝）。倘若真是武后下的手，朝野内外必定会起轩然大波，此时再来一两个忠心的将军打个“清君侧”的名义，只要几十个士兵便可以轻松把武后解决掉，而且绝对顺应民心。这些后果，聪明的武后不会不考虑。

其次是李弘的身体状况确实堪忧。这在前面已经提过，只是史书中倒也没说明他到底患的是什么病。倒是李治在追封儿子的诏书里说李弘是“疾日以加”，即病得一天比一天厉害。照这么看，病死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再者，若真是武后下的手，她接下来要面对的却是一个比李弘更加难缠的家伙（除非她立刻夺权登基，否则这一关她是怎么也躲不过去的）。

因为无论从礼法的哪个角度来看，答案都只有一个——时为雍王的李贤。

李贤是武后的二儿子，也是目前健在的嫡长子。史载他“容止端重”，是李治儿子中长相最帅的。他聪慧过人，幼年时即“读书一览辄不忘”，且琴棋书画无一不精。据说他爱好运动，【wＷw。Ｚei8。Ｃom电子书】尤其喜欢打马球。此外，李贤非常有主见，不轻易为人所动。虽然母亲势力庞大，但他从不表现出唯唯诺诺，即使自己还不具备与之相抗衡的条件。

说了这许多，其实是想讲清楚一点：对于武后来说，干掉李弘换上李贤，绝对是笔划不来的买卖。

当然，在李弘去世到李贤入主东宫的这一小段时间，武后确实也在积极地储备实力，这对于她日后的上位肯定是有帮助的。可如果说这便是她谋害亲生儿子的动机，说服力未免有些不足。

李弘死了，除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伤外，李治似乎并不介意武后权势的如日中天。反正天下是我老李家的，你再强也还是我老婆！

武后曰：老公，其实你错了。我很喜欢你天天被山呼万岁的感觉。或许，某天我也能享受到。

第十一章　东方疆土的丢失

话说百济、高句丽被灭后，唐政府在当地驻军并加强了管理。可惜结果却不容乐观。

灭百济后，主将苏定方居功自傲，放松了对下属的管束，唐军军纪开始败坏。战争结束后，留守的唐军常常成群结伙外出游荡，劫财之余不忘劫色。若遇反抗，则格杀勿论。为避灾祸，百济青壮年纷纷逃离家园，或逃亡高句丽或躲入山林，留在家乡的不是在沉默中死亡就是在爆发中灭亡。一时间家家哭声一片，断壁残垣随处可见。

消息传到长安，李治意识到百济的问题已经无法再依靠武力，关键在于收服民心。

于是行政管理经验丰富的刘仁轨奉旨来到了百济。

刘仁轨所面临的问题几乎和现在的海地总统一样：到处是腐尸，卫生状况差；社会动荡，秩序紊乱；产业荒废，经济面临崩溃。最令人头疼的是当地的原住民们根本就不信任这些来自大陆的征服者，眼神中难掩厌恶之情。

对此，刘仁轨不抱怨，不着急。他首先整肃了军纪，严禁欺民扰民。接着安排军人和当地百姓一起参与地方卫生工作，掩埋无人认领的无名尸体，防止瘟疫的蔓延。同时组织全体民众参加基础设施的建设，修桥补路、建堤筑坝，兴修水利等。

此外，刘仁轨还积极构建了社会保障体系。他经常前往各地巡视，对贫困家庭予以救济，同时将孤寡老人和儿童集中起来，由政府负责供养。

在这一系列措施的带动下，原本弥漫在百济的敌对气氛消除了许多，不少逃亡在外的百姓开始重返家园，恢复生产。

除了修桥筑路外，刘仁轨还修建了许多祭坛，用于举行向大唐皇室的祭祀仪式。

为了进一步从文化和习俗方面同化百济，刘仁轨宣布放弃原先的纪年方法，一律采用大唐皇帝的年号，当年即为大唐龙朔三年。

在怀柔和休养生息政策的共同作用下，百济很快便恢复了往常的秩序。

百济和谐了，北方的高句丽却还是不平静——即便是在李治下诏把大部分青壮劳力和富裕阶层迁入大唐境内后亦是如此。而且他们不只是心里想想，嘴上说说，还具体落实到了行动上：民间反抗武装在原高句丽官员剑牟岑（又名钳牟岑）的领导下采用游击战的方式与安东都护薛仁贵展开了较量。

咸亨元年（公元670年），薛仁贵奉命前往凉州前线。克星走了，反抗势力胆气大壮。他们拥护高句丽末代国王高藏的外孙安舜为首领，公开打出了复国的旗帜，反抗的形式也从游击战升级成为与唐军正面交锋的常规战。

对此唐政府自然不能坐视不理。既然不服管，那就只能打。左监门大将军高侃被任命为东州道行军总管，率部出征。

还没交战，大老板安舜就被吓破了胆，他可不想像外公那样被五花大绑，但主动投降面子上又实在迈不开。思前想后，他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投奔原先的对手新罗，并杀死了阻止他的剑牟岑。

却说自打百济和高句丽先后玩完，新罗顿觉浑身舒畅，嘴上还在不停向大唐表示感谢，手上已一刻不停地忙着在原两国的疆域内扩疆拓土。

后来刘仁轨稳定了百济的局势，新罗不敢再明着对百济下手，就将目光转到了北方。见安舜前来投奔，新罗决定用好这颗棋子，以支援高句丽的名义悍然出兵北上。

高侃作战虽不如薛仁贵神勇，但对付新罗人还是绰绰有余的。

咸亨三年（公元672年），高侃在白水山击败了高句丽反抗武装，连带着收拾了前来增援的新罗军，俘虏数千人。

白水山一役，高侃最大的收获在于发现前不久还号称亲如一家的新罗人居然倒戈支持了高句丽。吃惊之余，他迅速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了李治。

同时百济驻军也向长安发来报告，称新罗人不但收留了逃亡的高句丽反抗组织成员，还入侵了百济故土，大模大样地派兵驻守。

对于这种白眼狼行径，李治大怒，立即下令组建远征军，任命刘仁轨为鸡林道行军大总管，出兵讨伐新罗。

同时李治还充分行使了宗主国的权力，下诏废除金法敏的国王职务，由目前在长安任职的胞弟金仁问继任。

刘仁轨兵分两路，自己率领一路从陆路南下，另派一路从北方经日本海南下，在新罗南部登陆，来个南北夹击。

原本只想捞点油水的新罗人吃足了苦头，屡战屡败。眼见唐军一副不灭国不罢休的架势，他们害怕了。金法敏派遣使者前往长安谢罪，并保证日后一定老实本分，绝不再有非分之想。

金法敏是幸运的。

或许是厌倦了东方连绵不断的战事，不想再耗费过多的人力和物力，李治决定停战，接受新罗提出的和解请求，同时下令恢复了金法敏的国王身份，改封金仁问为临海郡公。

接下来的日子里，李治陆续撤走了驻扎在朝鲜半岛的官员和军队，改用民族区域自治政策。

既然是民族自治，自然是要本族的首领做领导。于是，高藏被封为了朝鲜王、辽东都督，扶余隆被封为了带方王、熊津都督，分别负责对原高句丽和百济的管辖。同时将安东都护府从平壤迁到了新城（辽宁抚顺），不再直接负责对朝鲜半岛的管辖。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高藏到达辽东后，熟悉的故乡景色重新点燃了他内心压抑的复国之火。于是他联合了居住在黑龙江一带的靺鞨人，打算脱离唐政府的控制。

在严密的监视下，高藏等人的阴谋早早败露。行动未果的高藏被重新押回了长安，流放到了邛州（四川邛崃市）。高句丽遗民，除部分实在穷困不堪的被安置在安东都护府周边外，其余全部被强行迁移至内地各州。

相比高句丽，当时的百济更加荒凉残破，且时刻面临来自新罗的威胁。带方王扶余隆始终不敢回国，而是选择滞留在了高句丽。

高句丽人烟稀少，百济群龙无首，很快新罗人的野心再次膨胀起来。仪风二年（公元677年），新罗军攻占了没有都督的熊津都督府，吞并了原百济王国。

原高句丽南部的部分疆土也被新罗军占领，北方则因毗邻大唐安东都护府而幸免于难。

不经意间，几年前还是一副楚楚可怜模样的新罗已经占领了朝鲜半岛三分之二的土地，朝鲜半岛从此进入了新罗王朝时期。

扩张成功后，新罗继续对大唐采取恭顺的态度，双边关系进入了长时间的蜜月期。

第十二章　西域战事

东边放晴西边雨。在介绍西边战事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来认识一位西域的风云人物。

贞观年间，李世民在长安设立了一个国家级培训机构——“弘文馆”。馆内绝大多数学生均为高官或贵族子弟。或许是见惯了衣着光鲜、意气风发的高干子弟，有一位少年因为整日衣着朴素、行事淡然且才华出众，显得更加引人注目。

八卦自然是少不了的。无奈此人口风甚紧，什么有效信息都打听不出来。时间久了，大家也就淡忘了。

当时做（文）官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出身好，有个有权势的亲戚举荐便能做官，二是参加科举考试。

唐代的科举考试和明清时期的不太一样。明清时期主要考八股文，乡试、会试、殿试一路考上来，殿试过关后，便可称为“进士及第”，也就光宗耀祖了。而唐代的科考则分为两种形式：明经科考和进士科考。

明经科的考试教材包括《礼记》、《左传》、《尚书》等。考试分为三部分：一是帖经，即填空，比如“一鼓作气……，三而竭”，中间你填上“再而衰”就对了，这个考的是背功；二是释义，相当于名词和名句解释，就是光会背还不行，得用自己的话解释出来；三是时务策，相当于现在公务员考试的申论，不设标准答案，考生需对某个政治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进士科则在明经科的考试内容外，再加吟诗作赋，主要考察考生的文学修养。

唐初，贵族子弟大都考明经科，平民则以考进士科居多。

弘文馆里的学生，自然大多是奔明经科来的。

话说那位少年在一段时间的学习后，顺利通过了明经科的考试，被任命为左屯卫仓曹参军，做了个再平凡不过的出纳。

当时担任左屯卫大将军的是苏定方。他不仅会打仗，更是个难得的伯乐。

一次偶然的机会，苏定方认识了这个小出纳，“甚奇之”。

原来这位少年姓裴，名行俭，字守约。他的曾祖父裴伯凤当年官至后周骠骑大将军、汾州刺史、封爵琅琊郡公；祖父裴定高为冯翊郡太守；父亲裴仁基是隋朝左光禄大夫，曾是王世充手下一员干将，后因王世充无能且自大，打算投奔李渊，不料谋事不密，被王世充发觉后惨遭杀害。

唐高祖期间，裴仁基作为“反王义士”被追封为原州都督。作为烈士的遗属，裴行俭才得以进入弘文馆学习。

得到了苏定方的赏识，裴行俭没有得意忘形，而是继续保持着一贯淡定的风格。

李靖军事思想的嫡系传人苏定方是这么评价裴行俭的：“吾用兵，世无可教者，今子贤也。”于是“尽以用兵奇术授行俭”。

可是他忽略了一个问题：裴行俭虽是左屯卫大将军麾下，却隶属文官体系。一介书生，纵然兵法纯熟，何时能用于实战？

于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裴行俭空有满腹军事才华，却找不到用武之地。终于在永徽六年（公元655年），裴行俭盼来了他人生中的重要转折。

而这一切来的纯属偶然。

当时，李治正与长孙无忌等人在皇后人选的问题上陷入僵持。裴行俭当时任长安县令，官虽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