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这二百九十年-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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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国海军总兵力：一万余人

唐海军舰船数量：一百七十艘

倭国海军舰船数量：一千余艘

又是一次以少对多的对决！

战斗素养和武器装备方面，唐朝水军要明显优于倭国水军，战船更是高大坚固得多。对于这场战争，中方的记载相当简单，只有寥寥数笔：双方接触，四次会战，焚毁日方船只四百余艘，血将附近海域的海水都染成了炫目的红色。

战败方日本的记载要翔实许多，或许正因为痛苦才让人记忆深刻，也更想去追寻原因吧。

据日方记载，双方先头部队遭遇，日方初战不利，向后方撤退，试图将唐军主力吸引至己方的包围圈内加以围歼；可是唐军获胜后并未贸然追击，而是继续加强防御。

日军诸将观察了双方局势后，发现本方人多势众，处于优势。而唐军摆出的防守姿态也正好“印证”了自己的判断。

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得出结论：我们只要奋勇前进，唐军定然会逃走（我等争先，彼应自退）。因此定下了进攻的主旋律。

进攻固然可以，但不应该是蜂拥而上，否则就成了混混打群架。两军交战亦是如此，要冷静观察对手的软点，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战果。

可惜，倭国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认为既然自己人多，就要充分发挥这一优势，速战速决。

于是，一千多艘倭国船如散沙般冲了上去。

见倭军蜂拥而上，刘仁轨果断作出部署：舰队中央固守，抵挡敌军的进攻；两翼的船只主动出击，冲乱本就不整的倭军编队，使其首尾不能相顾，而逐个击破。

战斗的进程基本如刘仁轨所料：倭国舰队冲到了唐军前方，却被高大许多的唐军战舰所阻挡，无法继续突破；而唐军的两翼舰只则在倭军阵中左冲右突，射箭放火忙得不亦乐乎。倭国海军失去了章法，一对一的较量完全不是对手，损失惨重，被杀死、烧死和淹死的倭人不计其数，黄海的海面竟都被血染成了红色。倭国海军大将朴市田来津当场战死。

同时，唐陆军也没有闲着。在海军战友精神的鼓舞下，他们一举拿下了已是孤城的周留城。失去根据地的百济王扶余丰仓皇逃亡高句丽。

白村江海陆大捷，百济复国的最后努力也宣告失败。

考虑到退路有可能被切断，正在新罗境内的倭国陆军也迅速撤兵回国。

第一次用兵失败，倭国举国震惊。因主力海军被歼，倭国沿海几乎丧失了水上防御的能力，只好在沿海各地大修城池和要塞，防备唐和新罗联军的海上入侵。

苦修了几年城池，倭国人惊奇地发现大唐居然并无入侵的意思。心中的大石落地后，他们开始反思：整个东亚，大唐才是老大，自己实在是差得太远。

为了进一步提高国家的整体实力，他们主动派遣使者前来长安修复关系，遣唐使团队规模也是与日俱增。

据《新唐书·东夷传》的说法，倭国人在学习了部分华夏文字后，由于讨厌“倭”字的发音，遂改国号为“日本”，取“国在日边”之意。

谁能想到，一千两百多年后，两国海军在黄海再次交战，结果令所有中国人痛心疾首。唯一能让我们感到怀念与骄傲的，或许只有那位与舰共存亡的民族英雄——邓世昌了。

第六章　内政格局的悄然变化

外面天翻地覆，国内也没有闲着。原因很简单：以李义府为代表的新掌权派虽然在表面上占据优势，但朝中仍有不少官员不屑他们，暗中采取了敌对的态度。

李义府等人之所以不受人待见，一是由于上位手段不正当，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则在于出身。

众所周知，如今天下的老大李家原本就是隋朝的皇亲国戚兼高官，他们的朋友不管有钱没钱，也大都出身不俗。在科举取士形成气候之前，一个人要想当官，尤其是京中的高官，要么出身好，要么有高层的推荐。这样，先后掌权的人又通过种种关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对整个国家的走向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可以说，当时的唐朝是一种垄断性的精英政治。普通百姓想要进核心层，可能性极低。

好在垄断归垄断，官员们倒也没有肆意妄为，中饱私囊，而是尽忠职守地在为国家谋求未来。他们中大多都亲身经历过隋末的天下大乱，对社会中下层的诉求有着直观的感受。同时豪门出身的人往往接受过良好的道德教育，能够自我约束言行。

在这一群体中，最出名的不是皇族，而是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延续下来的一些拥有数百年传承的所谓“士族”，如崔氏、王氏等。他们长期占据各政权的最高层，自视极高，与“寒族”泾渭分明，就连皇帝也时常不放在眼里。

有这么牛么？说个故事就知道了。

南宋（南北朝）时期，皇帝的亲舅舅（出身“寒族”）曾去拜访过一位“士族”。政府官员间的交往，就算只是做表面文章也好歹该保持基本的礼貌吧？可这位士族偏不。不仅会面中相当傲慢，国舅爷前脚刚出门，他后脚就命人把国舅坐过的凳子扔了出去。

这实在是极大的侮辱。国舅爷咽不下这口气，找到了太后妹妹哭诉，太后又立即找到了皇帝儿子。可是，对此皇帝也是无可奈何，只能让舅舅以后躲着点，别再自讨没趣。

经过长期的变迁，时局的变化，曾经不可一世的豪门士族已经逐渐丧失了政治能量，经济上捉襟见肘的也不在少数。可他们还是坚持不与“下等人”来往，只在士族间通婚，以保持血统和门第的纯洁。而“下等人”也很配合，不仅处处仰视他们，还极力寻找一切机会来攀附。

李义府也是“下等人”，也想攀高枝。

李义府得势之时已过不惑。这样的年纪自然是无法迎娶士族如花的少女为妻的。

李义府明白这一点，所以他打着儿子的名义去提亲。或许是自己的名声太差，他被毫无余地地拒绝了。

李义府的自卑心理开始作祟了。虽然他大权在握，可以轻松除掉异己，但他却始终不敢贸然对“士族”们下手。

早在贞观年间，李世民曾命人编纂过一本《氏族志》，将皇族和皇后一门的外戚排在了门第的前两位。这个办法虽说是抬高了皇族的地位，却没有能够真正改变士族状况。尽管李世民在不断努力，他手下的房玄龄、魏征等人还是对高门大姓趋之若鹜，纷纷与之结亲；而士族也摆足了架子，聘礼不收足绝不谈婚论嫁。联姻后双方的政治能量更是有增无减，他们与重臣长孙无忌联手，共同把持着朝政。即使是老大李治，也要充分尊重他们的意见。

长孙无忌一派被清洗后，上至皇帝李治，下到李义府乃至出身贫寒的低级官员，无不有一种打倒旧世界，今天我当权的诉求。再说，武后的家族还不在这《氏族志》里啊。于是显庆四年（公元659年），李治下诏，由许敬宗牵头，将《氏族志》改编为《姓氏录》，皇帝和皇后一族依然位列前两位。只是这次皇后姓氏变成了“武”姓。

至于其他姓氏，一律以官衔品级为标准。这样一来，不论出身，只要能够官至五品，其姓便可以被收入《姓氏录》，进入士大夫阶层。

睚眦必报的李义府积极把握机会，借口“当年太宗皇帝即有此意”，劝说李治对士族采取进一步的高压政策。

李治发布后续政策：士族间不得彼此结亲；严格控制聘礼的数额。

面对强大的政府压力，士族间要么不办仪式，直接把女儿送到女婿家，要么宁可让女儿一辈子老死在家，也不愿降低门楣，与寒门结亲。倒是便宜了一些相对穷困且非士族正支的，很是借机发了财。

李治打击旧士族，并不是真的看重“门第”，而是要彻底肃清异己势力，建立起一个真正唯我独尊的新政府。而命令之所以能够被迅速、坚决地执行，还要感谢那些出身贫寒的众多中下级官吏。因为只有扫清了那些老儿，他们才有进步的可能。

所谓忠心，所谓君臣之道，在赤裸裸的利益面前，想要做到坚如磐石，实在很难。

扫清了旧势力，掌控了新政权，李治很高兴。和他一样开心的还有直接受益者——许敬宗和李义府。只是许敬宗年事已高，已经折腾不动了。跳的最欢最高的，还数李义府。

李治的身体不如父亲强健，一直不定期地饱受头痛的折磨。显庆五年（公元660年），病情升级，严重时几乎目不见物。

目不见物了自然不能再批阅奏章，但他又不放心放权给李义府，而当时也还没有“司礼监”之类的辅助机构。

好在有能力又可信任的还有一个人——武后。

当然李治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把权力全部下放给她。虽然史书上说是“时时令后决之”，但相信其间肯定是经过了从尝试、实习到放手的过程。

应该说，丰富的经历、聪慧的头脑和冷静的心态帮助武后很快胜任了新工作。在政务的处理上，她决策迅速、果断，不仅善于发现问题，还经常能提出一些颇具建设性的意见。这些都让李治感到十分满意。

见的世面多了，武后对于权力的欲望也开始逐渐膨胀。

公元661年，唐政府再度改年号为龙朔。龙朔二年，中央政府来了个官场大洗牌。

不过这次洗的不是人，而是官名。

传统的“三省六部”中，尚书、中书和门下三省分别改称为“中台”、“西台”和“东台”，三省的最高长官也由“尚书仆射”、“中书令”和“侍中”变成了“匡政”、“右相”和“左相”；而各部尚书则都成了“太常伯”，侍郎们则改成了“少常伯”等等。

我们知道，历代中国官名的使用周期都很长，往往要延续数百年，毕竟当权者都是男子，他们往往更关注实质，而不是形式。

女人不一样。除了实质，她们还喜欢在形式上推陈出新。比如家里明明什么都有，她们仍然会不时添置些小饰品。所以说，这些官职名的变化很可能是出自武后的授意。

透过现象看本质，李义府欣喜地看到皇后地位在提高。仗着自己和皇后的亲密关系，李义府越蹦越欢，狂妄自大的程度更是无以复加。

不久，李义府上疏，请求将自己的祖父改葬到永康陵旁。

李治批准了。

永康陵不是具体的地名，而是私人墓冢。墓主姓李名虎，是本朝高祖李渊的祖父。不用说，李义府这是要显摆一下，不光自己位高权重，连死去的爷爷也要换个地方睡觉，沾染点皇家贵气。

李义府手握大权，迁祖坟这等大事可不能简单了事。就算李大人想节俭，手下的人也不答应啊！

新墓冢所在的三原县令李孝节是个希望进步的上进人士。听说李大人的爷爷要搬家到自己的辖区，他喜出望外，立刻违反规定向民间征集民工和牛马，主动为李老太爷建筑新家。

他这一忙活不要紧，临近的高陵、泾阳等七县的县令唯恐表现落后，得罪了李大人，也纷纷效法，派出人马参与建设。其中，高陵县令张敬业人如其名，敬业又胆小，为了操办张老太爷的新居事事亲力亲为，居然活活累死在了施工现场。

建坟折腾死了县官，而接下来的葬礼更是惊天地泣鬼神。

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各级官员都争先恐后向李大人赠送吊丧的礼品。葬礼中所用的仪仗、器皿及服饰等都是“穷极奢侈”。

这还不算，从长安城外的灞桥到陵墓所在的三原，路边用来供奉祭品和奠仪的帐篷连绵七十余里，不计其数的工作人员在其间奔走忙碌，热闹非常。

记得《旧唐书》中对此有过这么一句评论：武德以来，王公葬送之盛，未始有也。

高调至此，非议显然是不少了。可李义府不在乎，卖官的老生意是越发红火了，最后连皇帝李治都看不下去了。

李治是个性情温和的人。温和的人喜欢采用迂回战术：“听说爱卿的儿子和女婿做事很不谨慎，民间早有非议。朕不得不亲自出面帮他们掩过饰非。希望爱卿今后能对家人加强管教才好。”

作为皇帝，话说到这份儿上，实在是给足了做臣子的面子。

李义府却是嚣张惯了。此时的他眼里只看得到皇后。听了皇帝的规劝后，他非但没有表现出惭愧，反而面色大变，青筋尽爆，高声责问道：“是谁告诉陛下的？”

看到李义府的反应，李治面色一沉，说道：“如果这些都是事实，爱卿又何必计较出处呢？”

或许是听出了皇帝的不满，但仗着有皇后撑腰，他不再说话，而是笑着走了出去，俨然出入无人之境。

李治没有想到自己居然亲手喂大了一只白眼狼。他虽然嘴上不说，但心中早已出离愤怒。这一刻，他终于知道自己要拿这个家伙怎么办了。

李治怎么看，李义府似乎并不在乎。但人总免不了一种心理：得到的越多，越害怕失去。李义府也不例外。

于是，当一个叫杜元纪的术士告诉他说在他的住处闻到了监狱的气息时，李义府慌了。

既然指出了问题，自然是要提供解决方法的：攒够二千万铜钱，便可以压住这股不良之气。

这正是李大人最喜欢也最擅长的。为了早日实现目标，他开始变本加厉地敛财，手段也越发多样。此时的李义府，除了敛财，便是和杜元纪一起观察天象，判断吉凶，就连亲娘去世也没能干扰到他的生活节奏。

不久，李治收到举报：李义府和一帮不明来路之人念念有词地爬上了长安城外的一座古墓，很可能是在研究妖术，意图谋反！

紧接着，右金吾仓曹参军（出纳）杨行颖举报：李义府指使儿子李津向长孙无忌的孙子长孙延索要铜钱七十万，理由是自己曾出力帮他谋了个司津监（水利局长）的职位。

好，有了这两项罪名，可以启动司法程序了。

李治下诏：由司刑太常伯（原刑部尚书）刘祥道会同御史（检察机构）、详刑（最高法院）组成特别法庭，共同审理李义府一案。司空李世勣任此案的最高法官。

嘿，瞧这架势，摆明是告诉李义府及其同党，这个案子，上面已经铁了心要彻查到底，你们就洗干净屁股等着把牢底坐穿吧！

很快，特别法庭做出了判决：李义府罪行昭彰，证据确凿，按律论处！

可能是武后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影响力，李义府最终被免处死刑，改放逐到嶲州（四川西昌市）；他的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婿也分别被流放到了振州（海南三亚）和庭州（原高昌国境内）。

判决一出，百姓无不拍手叫好，并美其名曰“除四凶”。

消息传出，官员百姓欢声雷动，欢欣鼓舞的程度宛如当年董卓被杀。更有一位佚名作家，专门做了一篇《河间道行军元帅刘祥道破铜山大贼李义府露布（即公开告捷文书）》，用幽默的文笔描绘了李义府的丑态以及案件的处理过程，并在大街各处公开张贴，所看之人无不拍手称快。

至此，李义府一家彻底从巅峰跌落到了谷底，身败名裂，万劫不复。

当然，这事儿其实并不似看上去这么简单。

李义府老娘过世后，为便于他尽孝，政府特恩准他在初一和十五守丧。结果他老人家根本不操这个心，而是穿戴平常地（丧期该穿孝服）和杜元纪一起跑到城外的古墓上去。至于被人告发借旁门左道之术谋反可是大大的冤枉，人家根本就是在搞天文学研究，根本就没有谋反的心思。

至于勒索七十万铜钱，较之之前大肆卖官和逼死官员等恶行，实在算不得是罪行。更何况，就算事态严重，告发者杨行颖作为一名小小的出纳，又如何知晓得如此详细，又是谁给了豹子胆前来上报呢？

归根到底，是李治要除去李义府。李义府恶贯满盈加上公然对天子不敬，如此下场纯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