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这二百九十年-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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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远程投送武器的能力。百济不乏弓弩手，并配备有抛石器，无奈唐军的海船又高又厚，弓箭根本无效，抛石器的作用也不是很大。相较之下，船上的唐军则有着居高临下的优势，弓箭和石块像雨点般欢快砸向百济军的滩头阵地。

心理上的畏惧加上地形上的劣势，百济军防线崩溃，没能阻止唐远征军不说，还付出了阵亡数千人的代价。

登陆成功后唐军稍作休整后立即投入了战斗，向百济首都泗泚城（韩国扶馀市）挺进。

在离泗泚城不到三十里的地方，唐军遭遇了百济倾全国之力动员而来的军队。十万唐军与数目不详的百济军发生了一场大战：百济军大败，被杀一万人以上。获胜后唐军顺利进入了泗泚外城。

眼看首都即将完蛋，百济国王扶余义慈和太子扶余隆仓皇逃往北方边境。偏偏此时，百济内部又出现了问题。

王子扶余泰突然宣布：因为父亲和哥哥逃亡，无法继续领导国家，自己“不得已”暂时接管朝政。

扶余泰本想坚守城池，可太子扶余隆的儿子，王位的第三代继承人意识到即使能打退唐军，自己也无法在叔叔的统治下保全性命。于是一番思想斗争，他选择了向唐军投降。

王太孙投降了，百济军士气低下。不少官员们也都纷纷追随他投降了唐军，其中不乏大批守城的官兵。

转眼间，唐朝的大旗已经插在了百济城头。

转眼间扶余泰成了孤家寡人，无奈之下他只能缴械投降。随后他的前国王父亲和前太子哥哥以及各地守将也都纷纷放下了武器，打开了城门。

此时距离唐军熊津江登陆还不到短短十日。

李治大喜，一面下令犒赏全体将士，一面下诏在百济的疆土上设立熊津、马韩、东明、金连和德安五个都督府，实施军政统治。

百济王国在走过了687年后于风雨飘摇中亡国。

却说这李义府回归中央后，除了整死了李崇德，还把一位叫刘仁轨的给事中（监察官）给一脚踢出了京城，赶到了青州（山东青州）做刺史。

刘仁轨何人？

这又得回到当年的那桩风流案。逼死毕正义后，刘仁轨奉命继续调查。虽然此案最后李义府是毫发未损，但刘仁轨在调查过程中秉公办案的态度还是给李义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哼，居然不给我面子，有我在中央一日，你就给我有多远滚多远！

百济一战，青州刺史刘仁轨任军需后勤总管，主要负责海路运送给养。可就是这差事，却差点让他白白丢了性命。

战争时期的后勤工作不同于和平时期。一次小小的延误就可能酿成巨大的损失。得知刘仁轨负责海运工作后，李义府敏锐地意识到复仇的机会来了。

其实李义府所指的机会很简单：寻个气候恶劣、狂风大作的天气，借口前方战事吃紧逼迫刘仁轨出海。此行必然不顺，轻则物资受损，重则整个船队完蛋。哼哼，你刘仁轨就算不淹死在海里，也难逃失职的罪名！

军令如山，刘仁轨无可奈何地出了海。果然，在狂风暴雨的肆虐冲击下，大量船只倾覆，物资损失惨重；刘仁轨侥幸逃回了岸上。

得到消息后，李义府立即指使人上疏弹劾刘仁轨。

监察御史袁异式受命调查此案。

审讯开始前，袁异式“意外”地受到了李大人的邀请。会晤中，李义府犹抱琵琶半遮面地暗示袁异式：“事情要办得漂亮，以后升官发财少不了你的！”

袁异式明白：李大人是要取刘仁轨的性命！

他是个直肠子。审讯中，他很直接地告诉刘仁轨：今日之事只怪你平日里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与其日后受罪，不如早点想办法解决的好。

大家不要误会，袁异式可不是帮刘仁轨出主意，让他去活动活动。他是想暗示刘仁轨自己了结得了。

可惜刘仁轨不是毕正义，他义正词严地拒绝了：我刘某失职，理当受罚，要杀要剐，请走法律程序；想逼我自杀来满足某些人肮脏的报复欲，哼哼，门都没有！

“好！算你狠，咱走着瞧！”袁异式气急败坏地扬长而去。

案卷呈送到了龙案上，李治召集众大臣商议。李义府自然是落井下石，口口声声“不斩仁轨，无以谢百姓”。

然而，邪并不总能压正。舍人（负责起草文书的官员）源直心提出，此事为“海风暴起，非人力所及”，刘仁轨虽有失职，但罪不至死。

因为源直心的坚持，刘仁轨逃过一死，但活罪难饶。他被剥夺了一切职务，以平民的身份继续留在军中效力。

谁都不会想到，正是李治的一念之仁，成就了这位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横扫日军的名将。

灭百济后，苏定方命刘仁愿就地驻扎，自己则率领主力部队班师回朝。

前面提到，百济的疆土共设立了熊津、马韩、东明、金连和德安五个都督府。其中熊津都督便是王文度。

王文度？对了，就是那个葱山道行军副总管王文度。虽然当时被罢了官，但很快又被启用，在苏定方手下任中郎将。看着原先的小弟摇身成了自己的上司，个中滋味，不知王文度又作何感想。

不过怎么想都无所谓了，因为他刚上任没几天就病死了。

都督死了，熊津地区群龙无首，给百济国内的反抗势力有了可乘之机。一个唤道琛的和尚和前百济大将扶余福信联手起兵，迎回了在日本做人质的前王子扶余丰继承国位。

由于“名正言顺”，反抗军迅速得到了各地的响应。没多久，整个百济大唐的势力范围只剩刘仁愿（注意，此人与刘仁轨可没啥亲戚关系）镇守的泗泚城。而此时的泗泚城，也已被叛军团团围住，危机四伏。

得到报告后，李治立即做出安排：启用刘仁轨，由他继任熊津都督；征调新罗军队前往增援。

这一年刘仁轨六十岁。

六十岁的人，按说应该是抱着一颗稳健的心态安享清福的。套用现在的话说，重点要考虑如何发挥余热。战场厮杀，那是年轻小伙子们的专利。

可偏偏刘大叔不这么认为。接到任命后，他激动地跳了起来，连声大呼：“这是上天要让我这老头子富贵啊！”

他的这一反常举动令在场几乎所有人都吓了一跳，想着这老头是不是最近这段时间太郁闷了，精神有点不正常了。但很快刘仁轨便用实际行动向所有人证明：你们错了！

考虑到自己作战经验不足，刘仁轨对战略进行了调整：自己负责把握大方向，至于战术等细节问题则充分放权，交由经验丰富的中下级军官以及老兵代表共同商议。同时，由于他治军极严，号令如山，很快整个部队都激发出了良好的军容和高昂的斗志。

此间，刘仁轨还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他上疏中央政府，请求把钦定的历法和本朝所有皇帝及先祖的名讳下发至作战部队。

难道皇帝祖宗的名字能保平安？战场上整这些有啥用？

这一疑问直到全军出发前的一刻方才解开。

船队准备就绪，即将拔锚起航，刘仁轨激情满怀地宣布：“此战定要削平东方蛮夷的反抗势力！我要向他们颁发大唐皇历，让他们世代供奉我们大唐的天子，使用我大唐的年号！”

而此时，百济的叛军除继续围困泗泚城外，还在熊津江口设立了防线，阻止援军登陆。

可惜，这次他们输得比上一次更惨。

当刘仁轨率军从海路抵达熊津江口时，从东面赶来的新罗军队也到了。百济方面腹背受敌，方寸大乱。唐军再次在抢滩登陆战中获胜，百济军被杀或溺死一万余人。

泗泚城外，道琛和尚得知滩头失守后，立即解除包围，退至北面的任存城（韩国大兴）。与驻扎在城内的扶余福信会合后，继续招兵买马。由于有复国这面大旗，很快他们的势力又开始膨胀。

这边刘仁轨和刘仁愿在泗泚城外会合。考虑到远征军人数不多，一路上又鞍马劳顿，二人决定全军入城休整，同时向朝廷发去增援请求。

李治接到战报后也不含糊，当即下令双管齐下：命新罗王前往增援；同时派契苾何力和苏定方等向高句丽发动攻击，先灭高句丽，再平百济国。

可惜出师未捷先受阻：新罗大将金钦在古泗（韩国古埠）中了扶余福信的埋伏，新罗大败。

唐军这里契苾何力很快便打到了平壤城下。由于协作部队被高句丽军牢牢挡在了鸭绿江边，契苾何力势单力薄，只好无功而返。

重新审视了朝鲜半岛的形势后，李治决定暂停军事行动，并给刘仁轨和刘仁愿发去命令：攻击平壤的大军已经撤回，你们孤军守城，实属不易。你们可应新罗王邀请协助防守，也可选择从海路回国。

这道命令再明白不过了：援军短期内是不会来了，唯一来自新罗的补给线也被百济给切断，基本已无胜的可能，可以考虑回国了！

也是天佑大唐。此时百济出现内讧，扶余福信杀了一同起兵的道琛和尚，大权独揽。因为忙于搞内部的安定团结，倒也没给唐军施加更多的压力。

何去何从，唐军内部出现了意见分歧。绝大多数人主张先回国休整，伺机再卷土重来。

他们的理由很简单：我军目前处于劣势，继续坚守有风险。既然皇上已有撤兵之意，不如先保存力量，伺机再动！

也有人主张继续坚守。他的理由是：

首先，指导思想要明确。和百济交战并不是没事找事，是皇上为消灭高句丽而刻意安排的一步先手。攻占百济对于消灭高句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如果此时放弃，反抗势力势必会卷土重来，那之前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将付诸东流。

其次，如果撤离，四面都是敌军，只怕还没杀到海边已所剩无几。即使侥幸逃往新罗，也只能是做个可怜的异国流亡者。一旦新罗人的倾向发生变化，只能束手就擒。

再说现在百济内乱，扶余福信架空君王，生性残暴，不善于安抚人心，叛军内部看则平静，实则暗流涌动，而这很可能就是我们的机会所在！

综上所述，我认为：撤军回国，举步维艰；而留下来，不仅能保全性命，更有可能建立盖世功勋！

提出这一主张的，正是老头子刘仁轨！

百济这里，国王扶余丰和重臣扶余福信都认为唐军撤军只在朝夕。他们甚至还派了使者前来表示：“不知大军何时回国？到时请务必通知一声，我们一定以礼相送！”

百济人傻，刘仁轨和刘仁愿可不是吃素的。他们敏锐地感觉到：百济国内已松懈，翻身的机会来了！

支走百济使者后，唐军立即出动，乘百济人防守空虚接连攻下了数座百济大营。同时刘仁轨率部趁着夜色攻克了运输线上的枢纽地——因真岘城（韩国全州北部），重新打通了新罗至百济的补给线路。

一夜之间，百济局势出现了惊天逆转。

趁着胜利，刘仁轨向中央发去捷报，再一次请求增援。

对于这个意料之外的胜利，李治也是激动不已，当即改变了初衷，下令在沿海地区的淄（山东淄博）、青（山东青州）、莱（山东莱州）、海（江苏连云港）等四州征兵七千人，在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的统领下从海路前往百济。

而正如刘仁轨所预料的，百济内部再次发生内讧，扶余丰先下手为强，杀了扶余福信，成了真正的百济王。

掌权后的扶余丰除了不断扩充自身实力外，还派遣使节分别前往高句丽和日本（时称倭国）请求增援。

当时的倭国则正处于整体转型期。

这个转型，照现在比较通行的说法，就是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

隋朝时期，因国力强盛，国际影响力也与日俱增。隔海相望的倭国也受到了中华文明的辐射。为了发展本国文明，促进社会进步，倭国于公元600年至614年间曾先后四次派出“遣隋使”前往中国学习。

唐朝时期，“遣唐使”依旧定期前来，带回的各类信息也开始影响越来越多的倭国国内民众。这其中就包括了一位很特别的年轻人。

这人特别到什么地步呢？

他是天皇的儿子。

要说这也不算稀奇，天皇的儿子多了去了。可他不仅父亲是天皇，母亲也是天皇，而且还先后做了两任。而他母亲的第二次任期还是源于儿子的拥戴。

他，就是以“中大兄皇子”之名闻名于世的日本第38代天皇——天智天皇。

日本的天皇制和中国的帝制很不一样。咱们中国历来是谁狠谁当皇帝；而倭国的天皇是“万世一系”，自打有天皇制以来都是一家人的专享工作，甭管有无实权，别家人可是做不得的。

不过天皇的位子也并不好坐，有时候还得看掌权人的眼色。混得最惨的要属后来日本战国时期的天皇。因为诸侯混战，皇室无人问津，税收也无法保证。收不上税自然就没钱吃饭，更没钱修理漏雨的房屋。于是皇室成员们只好住在茅草房子里，冬天冷夏天热，衣服更是补丁摞补丁。

吃饭？好办。百姓怎么吃你们就怎么吃好了。

可问题是老百姓有钱的做生意，有力的种地做工。相较之下，金枝玉叶们手无缚鸡之力，也没啥本钱，啥都做不来啊。

为了活下去，宫女和妃子们只能去卖淫，天皇也索性上街摆摊卖起字画来，勉强维持个温饱。

当然，如果有人需要借天皇的名义来号令天下，皇室在物质上就会得到比较丰富的供应，该摆的谱一样也不少，左一道“敕”，右一道“旨”，倒也有模有样。

贞观年间，天皇同样是个摆设，保持朝政的是以苏我虾夷为代表的苏我氏家族，他的儿子苏我入鹿相当于倭国的首席执行官。

天智天皇当时还叫中大兄皇子。在各位遣唐使的不断熏陶下，他意识到了倭国的落后，决心推翻苏我氏，推进国内改革，向着唐帝国式的国家演化。

做了充分的准备后，公元645年，中大兄皇子借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向天皇递交国书的机会（按规定，所有大臣都要盛装出席）发动了武装政变，苏我入鹿被当场杀死，苏我虾夷走投无路，在官邸自焚身亡。

此后，中大兄皇子开始在国内推行改革，模式基本照搬唐朝，财税制度更是租庸调制的翻版。很快，倭国开始进入飞速发展期。

国内局势稳定后，时任倭国摄政的中大兄皇子开始将目光转向国外，最先关注的便是近邻的朝鲜半岛。

可惜，当时无论是高句丽、百济还是新罗，注意力都放在西边的大唐王朝。这不免让倭国人感到失落：俺可是离你们更近啊！

百济王扶余丰的求助，来的恰到好处。中大兄皇子立即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战争总动员，准备好好显一把身手。

而这时唐军援兵在孙仁师的带领下已经顺利抵达百济与刘仁轨会师。军力和士气大增的唐军与新罗军一起出击，多次击败百济军。

百济军屡战屡败，地盘也不断丢失，只能退回临时根据地周留城死守。

经过商议，唐军决定分两路出击：孙仁师、刘仁愿和新罗国王金法敏率陆军向周留城挺进；刘仁轨带领大将杜爽以及百济前太子扶余隆从海路出发。

得知倭国即将出兵，刘仁轨命唐海军进入高度戒备状态。

白村江是熊津江（现韩国锦江）入海处的一条支流。周留城就建在白村江河口上游不远处的左岸山地上，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典型的易守难攻。百济以为只要确保周留城至白村江一带不失，等到倭国的海上支援，便可继续据险固守。

中日历史上的第一次正面交锋，便在这关键地的海域上打响了。

我们来看一下当时双方的实力对比：

唐海军总兵力：七千余人

倭国海军总兵力：一万余人

唐海军舰船数量：一百七十艘

倭国海军舰船数量：一千余艘

又是一次以少对多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