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这二百九十年-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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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布西域和天竺，如此人才主动回国，实乃朝廷的一大喜事。

事实上，李世民接到奏章后非常高兴，立即派人前往于阗召回玄奘，并嘱托于阗王悉心照料，保护入境。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正月，玄奘一行在以尚书左仆射、梁国公房玄龄为首的文武官员的陪同下，走进了长安城大门。玄奘法师在历时十八年的西游后，终于回到了帝国的首都。

玄奘带回国内的物品包括：如来佛祖舍利一百五十粒；高三尺三寸和三寸的黄金佛像各一座、高低不等的檀木制佛像四座、四尺高的银制佛像一座；各类佛教经典共五百二十夹，六百五十七部。

虽然受到了官方的热烈欢迎，并得到了优厚的物质待遇，玄奘面对外面的花花世界却丝毫没有动心，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十八年前立下的誓愿。此后的日子，除了奉命口述自己的经历，并由弟子辩机笔录撰写《大唐西域记》之外，玄奘再也没有过问过俗世事务，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经文的翻译工作中去。

由于玄奘通晓经、律、论三种佛典，因此也被称为三藏法师。对于三藏法师所领导的翻译事业，以皇帝为代表的最高领导阶层给与了鼎力支持：委任玄奘为翻译工作总负责，全面主持经文翻译工作。为确保翻译的经文质量，政府在全国范围选拔精通佛典的人士前往长安从事翻译。初稿译成之后，再由文学水平较高的官员予以加工润色，使文字更加通顺流畅。

其间，唐太宗在看了部分译稿后，曾亲自撰写了一篇《大唐三藏圣教序》，高宗李治也曾作《述圣记文》，以示皇家对翻译事业的重视以及对玄奘法师的崇敬。

从公元645年到664年，玄奘和他的工作团队共译出《菩萨藏经》及《瑜伽师地论》等经书七十五部，计一千三百三十卷。

此前，中国的佛经，更多的是师徒口舌相传，没有文字记载或虽有书面记载但无梵文原著对照，以致于流传多年之后版本甚多，内容难免混乱。而这正是当年玄奘远赴天竺留学的直接原因。

玄奘归国后，凭借多年积攒的精湛的中、梵文功底，在翻译佛经时真正做到了文字贴切、语句畅通、语义清晰。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玄奘法师除了保持中、梵两种文本内容的一致外，还创造性地摒弃了以往翻译佛经惯用的骈体，改用更加通俗易懂的写法，使得佛经更容易被大众所接受和理解。他的这一创新，与唐末韩愈等人提倡的古文运动颇有些相似之处。可以说，玄奘法师不仅是一位佛学家和翻译家，更称得上是一位文学家。

公元664年，玄奘法师在紧张的翻译工作中圆寂于西安的玉华寺（现名玉华宫），享年六十九岁。消息传出，举国悲恸。为表示哀悼，唐高宗宣布罢朝五天，以此悼念国家就此失去的“国宝”。出殡那天，据说从四面八方赶来送别的人数高达百万之众，大家都是自发前来，以此来表示对这位德高望重、才学兼备的高僧的缅怀。

玄奘虽然离开了人世，但他开创的大乘佛教唯识宗却在他和弟子们的不懈努力下兴盛起来。由于唯识宗讲究因明之学与逻辑推理，因此从近代开始，又得到越来越多各方人士的关注，现在的不少佛学院里都有唯识这一专业。

同时，因为印度多年饱受战乱，变迁频繁，许多历史资料已无从找寻。而由玄奘与弟子辩机合作完成的《大唐西域记》，也就成为了现存的研究古印度和西域历史的最重要史料之一。

第三十三章　西域攻略

西域在贞观初年还是一片小国林立的局面，和汉朝时相差无几，只是当年的匈奴被突厥所取代。而上文提到的高昌国，在这些小国中是一个比较大的国家。

高昌，这个自公元460年便已存在的王国，世代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双方一直相安无事。

公元601年，麴伯雅成为了新一任高昌国王。他继承了祖辈们的传统，于隋炀帝杨广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入朝参拜，被炀帝拜为左光禄大夫、车师太守，封爵弁国公，后再封为高昌王。

除了在政治上对麴伯雅的地位予以确认外，隋政府还采用联姻的方式对双方的关系加以巩固：皇室亲戚宇文家的一位小姐被破格提拔，封为华容公主，嫁给麴伯雅为妻。此后，麴伯雅一直跟随在隋炀帝身边，并陪同领导一起前往辽东，共同视察了隋朝对高句丽的第一次战争。

公元612年，麴伯雅返回高昌。但是，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离开自己的位子四年之久，国内难免会出些乱子。很快，高昌国内便发生了一次宫廷政变。

对于这次政变发生的真正原因，到现在学术界都没有能够取得一致。有人认为是麴伯雅推行的汉化改革措施招致邻近国家和部落的敌视，于是他们便煽动高昌政界高层发动政变；有人认为是觊觎大权的野心家趁麴伯雅入隋之机大肆扩充势力，一举发动政变；还有的看法是与麴氏有矛盾的高昌其他贵族的所为。

不管真正的原因如何，结果是麴伯雅被赶下了台。

万幸的是麴伯雅逃得一命，他和几个忠于自己的手下带领着一部分军队投奔了西突厥。

公元619年，养精蓄锐7年之久的麴伯雅在友邦西突厥的大力支持下，以儿子麴文泰和大臣张雄等人为得力干将，漂亮地杀回了高昌，复辟成功。

此时正是唐朝建立的第二年——武德二年。

这七年间，麴伯雅吃了很多的苦，遭了很多的罪，但是这些他都挺过去了。令他所不能接受的是，为何号称天下之主的隋朝皇帝（包括后来的唐朝皇帝）不对他施以援手，让他一个人苦苦支撑，最后真正帮上忙的却是西突厥？一个关键时刻指望不上的老大，对自己又有多大意义？索性不如现实一点，和西突厥搞好关系是正经。

关于这个问题，作为儿子的麴文泰也抱有相似的想法。

复位成功的当年，麴伯雅去世，麴文泰登基为王。虽然有些不太情愿，但他还是依照惯例派遣使者向唐朝告哀。唐朝也派人前往吊唁，拉开了双方互动的序幕。

此后，双方不时地互有往来：高昌除了进贡物品外，还及时地向唐朝通报西域各国的最新动向，唐朝对于高昌的态度和行为也很满意，一切看起来都很美。

然而，国与国的关系核心在于利益。随着唐朝的日益强盛，麴文泰心里越来越不舒坦。当然他并不敢公然挑战唐朝，但找些出气包来踹上两脚的胆量还是有的。

于是，西域各国前往唐朝的使团或商队，在必经之路高昌国境内受到了雁过拔毛式的横征暴敛。无奈在别人的地盘上做不了主，只能低声下气，打落门牙往肚子里咽。最后实在受不了了，也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宁可穿过危机四伏的沙漠，也不愿穿过人烟稠密的高昌国。

但是在麴文泰看来，这事不能就这么完了。我给你铺好了道路，设好了关卡，还招了这么多收费人员，你们不来，我从哪儿找钱养活他们？既然不听话，那就得教训到听话为止。

很不幸的，焉耆王国由于第一个向唐朝申请开放沙漠口岸，放弃通过高昌境内，被理所当然地视为出头鸟，挨了一枪：高昌国军队侵入境内，大肆抢掠而去。

高昌的邻居伊吾国，原先臣服于西突厥，后来又改伺奉唐朝，西突厥一向记着这笔账。现在高昌有心效仿山姆大叔，打算当个西域国际警察。这一想法与西突厥不谋而合，于是，在西突厥的支持下，高昌又对伊吾下了毒手。

可怜伊吾连一个高昌都无法抵抗，更别说再加上一个巨无霸级的西突厥，只好向新认的老大唐朝求救。

当时西突厥的状况也颇有些特殊，这里需要交待一下。

东突厥灭亡后，前任可汗——始毕可汗的儿子阿史那欲谷逃到了亲戚西突厥那里。可是，他非但没有对西突厥可汗阿史那同俄的收留表示感激，反而在羽翼丰满后自立为乙毗咄陆可汗，并把亲戚兼恩人的阿史那同俄赶到了拔汗那（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

可怜阿史那同俄没有能够重演麴伯雅的复辟奇迹，而是死在了拔汗那。此后，部分部落拥护他的侄儿阿史那薄布为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

于是西突厥便分化为两个并立的政权，一称南庭，一称北庭。

玄奘西行取经路上经过的是南庭，首领便是叶护可汗。

随着时间的推移，北庭的乙毗咄陆可汗阿史那欲谷的势力越来越强大，统一西突厥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终于，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他率军成功消灭了叶护可汗，统一了西突厥。

历史再次印证了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句至理名言。麴文泰很快便与阿史那欲谷打得火热。

唐朝接到了伊吾的求救，不由得大吃一惊。惊的不是西突厥出兵，而是一向老老实实臣服自己的高昌居然反水，投奔到了西突厥的阵营。看来对于这个麴文泰，可要好好注意一番了。

经过一番准备，李世民向高昌王麴文泰下了诏书。诏书内容一是痛斥麴文泰反复无常的行径，二是要求麴文泰把冠军大将军阿史那矩派遣到长安来，有事相商。

这位大将军的姓氏已经清楚地表明了他的出身——与可汗同出一系的突厥贵族。那么为何一个突厥贵族会去给高昌当什么冠军大将军，还会被唐朝皇帝指名道姓地要求派来长安呢？又有何事相商？

答案其实很简单。阿史那矩并不仅仅是高昌国的将军，他还是西突厥驻高昌的特派员，负责监督高昌的动向，防止唐政府势力的渗透。

所以，唐朝方面要求高昌派阿史那矩前来，是想把他作为人质，或者说作为一颗棋子。借助这颗棋子，继而控制高昌和西突厥的关系，便于从中取事。

至于要商量的事嘛，无非是什么讨论两国邦交关系之类，想来应该只是找个借口要阿史那矩进京罢了。

对于唐政府的意图，阿史那矩很清楚，麴文泰也不是傻子。所以最后前往长安的，是高昌长史麴庸。

麴庸对于李世民而言毫无意义，就像高昌随便从街上拉了个路人甲前来一样。但是通过这件事情，李世民清楚地意识到：高昌和西突厥已经看出了自己的意图，唐和高昌的关系，怕是很难靠忽悠来恢复了。

却说当年隋亡唐兴之际，中原天下大乱，不少汉人投奔东突厥。等到东突厥汗国灭亡，其中一部分持不同政见者不敢回国，又逃到了高昌。李世民以天可汗的威仪，挟灭亡东突厥之余威，命令麴文泰把这些人遣返回国。

出乎李世民意料的是，麴文泰由于已经抱住了西突厥的大腿，对于天可汗的诏书只是哼哼哈哈，敷衍塞责，总之是不肯服从命令，最后遣返回国的人数是零。

刚刚被各国奉为“天可汗”的李世民碰了个软钉子，自然是十分不满。

没多久，高昌又让他头疼了。这回是麴文泰伙同西突厥洗劫了焉耆王国的三座城，并把城中居民尽数掳掠回国。焉耆和伊吾一样，知道自己实力不济，只能在背后咬牙切齿，外带着向唐老大哭诉。

出了这种事情不能再不作表示了，否则大伙都会觉得跟着唐老大没出路。于是，虞部郎中（工部山林管理司司长）李道裕奉命前往西域，斥责高昌行为不端，并调和焉耆与高昌的关系。

此时的高昌还不敢公然撕破脸皮，所以对于李道裕的态度还是不错的。然而你说你的，他们却仗着自己远在沙漠，天高皇帝远，继续干着阳奉阴违的事情。

不过天虽然高，皇帝却并不远。先后击败了东突厥和吐谷浑的大唐，开始把主意力集中到了西域这块土地上。

此时的西域，高昌算是猴子中的大王，真正的老虎是西突厥。

李世民认为，自己才应该是老虎，而且一山不容二虎。西域的主人，只能是大唐！

但是西突厥实力颇为强大，不容易一举拿下。而且西域其他国家的臣服，也还需要进一步巩固。

好吧，既然一口吃不成个胖子，那就实施蚕食计划，步步为营，稳扎稳打。

高昌，由于它在近阶段的糟糕表现以及地理位置的关系（靠东，比较接近唐朝疆域），被光荣地选中作为重点打击的对象。

高昌那里，麴文泰却并没有很强的危机意识，考虑到自己与唐朝之间有大漠的天然屏障，加上本国已与西突厥签订盟约，发生紧急情况要互相支援，他理所当然地稳如泰山。

对于一辈子争强好胜的李世民而言，收服高昌是已经排上日程表的事。剩下的问题只是HOW和WHY。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高昌使者来唐朝拜。借着这个机会，李世民在朝堂上痛斥了高昌的不良行径，主要包括：

一、高昌这几年来朝贡一直时有时无，不守藩邦之礼，没有做臣子的样子。

二、高昌国内所设置的机构和官职名称，和大唐完全一样。作为一个俯首称臣之国，麴文泰此举简直是目无领导，岂有此理！

三、麴文泰曾公然对朕派去的使者宣称，大家各有各的活法，不是非要依附于他人。高昌世代接受中原册封，现在口出此言居心何在？

四、不光自己不遵守臣子的规矩，还煽动薛延陀，说什么既然你是可汗，就应当和唐朝皇帝平起平坐，不该再向唐朝磕头。自己当恶人，还要拉别人下水！

五、有了这些逆行，还要高筑城墙，广挖战壕，进行战争准备，进行实打实的叛逆活动。

最后，李世民下了结论：如果不惩罚这样的恶人，朕作为天可汗如何能够服众？怎么能够劝说别人一心向善？高昌使者你给朕听好了：明年，朕就发兵攻打你们。小心了！

这些话，除了斥责高昌使者，敲山震虎外，还是说给群臣听的——瞧，高昌如此大逆不道，公然挑战我大唐的权威，现在罪行确凿，大家认为该不该教训一顿？

于是，WHY的问题基本解决了，朝廷内部对讨伐高昌的阻力减小了。此外，李世民还收到了特别的惊喜：北方的薛延陀汗国得知天可汗雷霆之怒，怀着为洗刷自己、表明心迹和同时希望能发一小笔战争财的心态，派使者送上奏章，请求以自己为向导，和唐军一起攻打高昌。

这真是想睡觉就有人送上枕头。李世民对此十分嘉许，随即派民部尚书唐俭和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没错，就是那位前东突厥大忽悠）出使薛延陀，讨论共同出兵之事。

战争的阴云，开始在高昌上空聚集。可叹的是，麴文泰没有能够及时意识到这一点。在他眼里看来，高昌的天，一直都是晴朗的。

第三十四章　高昌王国的覆灭

虽然战争机器已经开动，但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战争艺术的最高境界。身经百战的李世民，自然也十分想做到这一步。所以在正式出兵之前，唐朝使者再次前往高昌，希望通过外交手段，使得麴文泰能够来长安朝见。

麴文泰拒绝了唐使提出的这一要求，理由是自己健康状况出现了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麴文泰本该意识到唐政府已经打算动手了。他应该去估量一下自己能否承受战争带来的后果，以及如果不能承受的话，自己该怎么做。

唐朝方面的目的，是控制住高昌，使之成为自己在西域前进的桥头堡。倘若真的动武，长安方面不可能只针对高昌，势必要把背后的西突厥一并考虑在内，这样的话，讨伐军的数量应该会相当可观。那么战事一起，无论最后谁胜谁败，损失最大的都是作为战场的高昌。

唐政府希望麴文泰来朝见，这事对麴文泰而言无非两个结果，一是被当做发泄的对象杀掉，二是被扣做人质度日如年。这两个结果他都不想要，所以他始终不肯前往长安。

实际上我倒是给麴文泰想出了个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