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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美国经济史-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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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战时经济的试验使独立战争的领导人明白，虽然他们对重商主义还颇有微辞，但政府对国内经济的管理与保护，是美国获得成功的关键，只有在以新国家联盟进行冒险的情况下，才可放弃国际贸易。他们相信，在自我管理的市场中，新的农村企业不能由自私自利的经济机构来实现。他们进一步指出，新的州立法机构在为获得稀缺的资源与资金而进行竞争，并且未能向各州政府提供充足的税收收入。但是，尽管这些批评家清楚地表达了中央政府有必要对国内经济进行更大的控制，他们还是希望在将来国际贸易能少受法令规章的阻碍。正如约翰·杰伊（John Jay）这样的革命者所预言的，政治上的独立将使“整个世界向我们开放，我们应自由地从愿意向我们出售货物者那儿，以最优厚的条件进行购买”，只有在恢复国际贸易的背景下，“禁止所有限制贸易的法律”才有可能。到1781年，心怀不满的军官、灰心丧气的大陆会议及各州领导人，以及许多还未从战时混乱中恢复过来的城市居民都开始认同被称为“国家主义者”的群体，这一群体呼吁对经济混乱采取常见的补救措施：健康的国际贸易、以商业精英们的信誉为基础的健康良好的贷款，以及以硬通货为基础的货币发行。
关键历史时期（1）
在1781年至1784年间，国家主义者并没有代表美国大多数人的利益，但他们的数量却不断增加。从1781年战争结束到1784年初，为了对被压抑的消费者需求作出回应，许多城市居民和商人一起举行活动，以大力推动商业进口的风气。美国商人渴望补充空虚的库存并快速获得利润，因此，又开始与英国港口原先的那些代理商签订订单。与以前一样，英国的进口商品与其他任何国家的商品比起来都更加物美价廉，品种也更多。虽然在战争期间国内生产能力得到了增强，但在1781年后，美国人仍然不能提供足够的毛织品、爱尔兰的亚麻制品、五金器皿和家用器皿，以满足市场需求，这也进一步增加了他们对国际贸易的信心。战争的苦难并没有完全切断美国与英国长期存在的文化关系，与英国公司的商业联系也得以恢复了。在熟悉的贸易和商业渠道中，价格与销售条件也容易沟通。
除了国家主义者阶层之外，许多观察家都坚持认为，只有与不断扩大的国内经济相联系，并独立于欧洲的贸易和商业联系之外，美国战后的贸易才能得到最好的发展。各州的领导阶层、商人阶层、在独立战争中获得成功的陆路贸易商阶层，以及希望国内环境得以改善并对其剩余物资需求增加的商业性农民们，往往对贸易与国内经济之间的相互利益产生了一种乐观的态度。在对美国前景进行的大范围公众讨论中，他们描述了贸易是如何有助于促进州银行和经纪人业务，有助于促进造船与船运业的复苏，而这些都是城市赖以发展的条件。伴随着商业活动的开展，在整个西部新建各州所达区域，农村地区得到了迅速的重新安置，地价普遍提高了，这是对商业成功的描述。相同的乐观主义者指出，贸易政策应该与小规模农民及种植园主的“文明开化倾向”相联系，这些农民与种植园主都希望能从与生产和剩余产品出口运输相关的第二职业中获得额外的收入。持这种观点的作者在其著作中指出，较高的收入将带动大多数美国人在不远的将来就能获得更多进口商品的消费。他们还指出了地区间自然的相互依赖关系，当商业中心能够利用农村剩余产品诸如木材、皮革、羊毛和石料等必需的原材料时，它们在商品的制造方面无疑将是最成功的。他们提醒读者，到独立战争结束时，小规模的生产者能够提供大量的必需商品，并将其运送到很远的市场进行交易。在沿海殖民定居点不作为消费的商品将进行出口，从而吸引外国的硬通货，并改善长期以来硬通货的短缺局面。一些州的领导人还指出，在公共教育、社会福利的促进、农业与科技方面所进行的大范围试验，为阶级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合作奠定了基础，并教育美国人避免进口昂贵的奢侈品所带来的危害。向西部内陆的迁移，以及向沿海城镇和城市的移民，将提供大量所需的劳动力。据研究者最近的估算，只粗略地来看，1750年美国人口为120万，1776年增长到230万，到1790年增长到390万。
有两方面的情况对战后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热情，以及公众和个人对国家主义者的看法进行了重新定位。第一个是国际贸易方面的困境。1783年后，英国政府和其他国家制定了法律，从而阻碍了美国在国际市场进行自由竞争的能力，由此使美国港口城市18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萧条所带来的影响更是雪上加霜。第二是各州之间的经济利益从中央分离并引起大量的争议。美国希望在独立战争后能迅速复苏并且出现新的发展，而国际与国内经济的危机显示了这种期望也许并不切合实际；1785年后，许多原先对新国家政府的政治与经济安排持乐观态度的人，开始转向国家主义者寻求不同的解决方案。
虽然在1783年签订的《和平协议》中，英国政府拟定出开放英国港口的政策，但从同年7月2日开始，英国对美国的贸易采取了挑衅性行动。英国参议院颁布了法令，认为英国再也不能忍受在与英属西印度群岛进行贸易时，有美国建造的船只的存在。该措施急剧地削减了美国造船业及其技工的业务，并使西印度群岛向北美北部港口出口朗姆酒、糖浆、糖、椰子、生姜、咖啡、甘椒的业务陷于停滞状态。到1784年时，英国停止向美国运输纽芬兰和新斯科舍的鲸类与渔业产品，并禁止美国的鱼、鲸油以及咸肉进入英国。1785年又出台了一个法令，禁止美国肉类与咸鱼向英属加勒比海地区出口，并对出口至英国的美国鲸油、大米、烟草、松脂制品、生铁与条形铁、特定种类的毛皮课以很高的关税。给新英格兰地区打击最大的是航运销售与服务的损失、鱼及肉类贸易的缩减，以及向英国直接出口的美国鲸油与松脂制品关税的急剧变化。但是由于高关税的影响，南部的出口商也面临着烟草与大米市场长期停滞的困境。但是即使没有立法活动，在1784年中至1787年初期间，由于价格水平的波动以及外国出现周期性的供过于求，纽约与宾夕法尼亚的商人也在向英国及英属西印度群岛殖民地出口粮食的问题上面临阻碍。
关键历史时期（2）
美国观察家一致指出，英国参议院颁布的法令严重地损害了美国的经济利益。正如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所写的：“他们（西印度群岛殖民地）不能没有我们，我们也不能没有他们。”事实上，从1784至1787年，美国向西印度群岛销售的制成船只比殖民地时期末期少1/3；在这些年里西印度群岛对美国航运业务的需求，也显著缩减。最初，根据独立战争期间获得的经验，美国商人可以将部分贸易转向法属西印度群岛殖民地，但法国与西班牙也通过了相应的商业政策，限制美国与其所属西印度群岛殖民地进行鱼与牛肉商品的贸易。1784年7月，西班牙也关闭了密西西比河下游与美国的交通往来，引起了南部地区美国人对其进入内陆山区贸易通道的强烈关注。
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不足以弥补美国传统出口的损失，也不足以弥补美国作为大英帝国成员时所享有利益的损失。事实上，从欧洲及远东进口商品的增加，使人们重新担心外来奢侈品及其对美国消费者的破坏性影响。直到1805年美国政策制定者支持的黎波里（Tripoli）对地中海的入侵之前，该地区的贸易一直受到北非海盗的威胁。独立战争后与马德拉岛（Madeira）、加那利群岛（Canary Islands）所进行的葡萄酒、橄榄油、奴隶以及香料贸易逐渐开始复苏，并在1800年左右才达到了战前的水平。与低地国家（指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个国家）和法国的贸易很快就得以部分恢复，尤其是得到了战争时期表现活跃的中大西洋国家商人的支持，但是与低地国家和法国的贸易直到拿破仑战争时才达到了独立战争前的水平。1784年后出现了新的贸易舞台，尤其是与印度和中国的贸易，取代了许多英国的再出口商品，例如香料、纺织品、果脯以及草药等。但是在19世纪40年代前，这些地区的出口价值占美国整个进口额的比例还比较小，美国人对它们的消费倾向还不确定。
18世纪80年代中期的经济萧条期间，贸易的不稳定性达到了顶峰。经济萧条开始于严重的信贷危机，这与1772年美国所经历的萧条并不相同。在1783和1784年，由于英国公司所提供的大量长期贷款的推动，使美国人能够满足其压抑已久的消费需求，因此，美国各地消费者的支出都扶摇直上。但到1784年末，许多州政府通过课税、更多的采购以及偿还当前的债务的方式，从而降低了私人的购买力。与1772至1774年间美国从英国进口商品价值的250万英镑相比，1784至1785年，美国每年从英国进口的商品价值约为275万英镑。1784年新英格兰地区的商人购买的英国商品价值为60万英镑，这大约相当于他们18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的年平均进口商品价值。
在美国独立战争后，即使商人与零售商人没有直接进口大量的商品，出口贸易的下降及其暂时性的混乱，也将导致18世纪中期出现的许多困难。1771至1773年间，每年向英国及英属西印度群岛殖民地的出口平均为750万美元。而1775年美国出口商品的总价值大约只有1 070万美元，在1785至1787年间，美国每年出口商品总额仅为580万美元，1787年商品出口得到恢复，而价值总额也只有1 160万美元。从1781至1783年，北美北部地区的农业价格开始回落，但直到1784年中才跌至战前水平以下。在1784年中至1789年中期间，费城与查尔斯敦的批发商品价格分别下降了25％和12％。也许在沿海附近地区的价格下降最为明显，尤其是出口到西印度群岛的农业半成品尤为如此。面粉、木材产品、奶酪以及鞋子的出口价格，比从欧洲进口的价格下降得更快。除此之外，国内土地和财产税有了增长。此外，村镇消费者剩余农产品价格的降低，导致了其不能及时偿还债务，同时降低了消费水平，这种状况直到1786年经济萧条得以缓解之后（在西部的纽约以及新英格兰边疆地区为1787年）才有所好转。大多数农村手工业者在这些年里境况都较好，原因是必需商品的价格稳定地保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以及消费者对其商品的需求也相对较大。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关键历史时期（3）
到1784年中，很明显外国公司仍然不愿意向美国商人进行足够的贷款，以满足美国迅速上升的战时进口需求；北部各州的商人也没有足够的硬通货向国外债权人支付债务。马萨诸塞州的观察家估计，该州仅有15万英镑的硬通货在流通，未付债务的链条已经延伸至农村、地区政府以及马萨诸塞西部的农户家中，这种状况一直到1786年9月丹尼尔·谢伊斯（Daniel Shays）起义爆发才有所好转。但是，对于既有活跃的商业港口又有人口众多的内陆的各州，危机的模式与反应大多数都是相似的。与土地使用和改善有关的债务到处都在增加。费城、纽约与波士顿成立了三家新的商业银行，它们发行债券，开展储蓄业务，进行贷款并对外国货币进行贴现兑换，为这些城市的商人提供金融服务。中低阶层的美国人很少能从这些新机构中分享到什么利益。此外，整个18世纪80年代，传统的商业支付形式要远远超过银行券的发行，人们主要使用以商人信誉而签发的汇票。与商业企业相比，大规模的生产企业如制糖和糖果生产、榨糖、造纸、烟草精制、玻璃和陶器制造等，是需要大量资本支出的，它们在1785年受到沉重打击而纷纷破产，大多数毛皮以及木材出口商也未能幸免。在1785至1787年间，人们很少对开创新的制造业计划进行讨论。
北美南部地区的国际贸易在战后所遭受的挫折，甚至比新英格兰各州更为严重，并在北部农业开始复苏后还持续了很长时间。烟草是战前金额最大的大宗出口产品，也无法再次达到战前的水平。虽然一直到1786年，南部各州向英国与欧洲出口的烟草量都在稳步上升，但此后又开始回落。更为重要的是，在18世纪80年代中期，英国对烟草进口的关税，以及那里较高的仓储费用和较低的消费价格，都明显地降低了美国出口商品的价值。1792年后，与荷兰和法国的直接烟草贸易也进入了持续衰退时期。在18世纪80年代，由于英国的限制，南方地区的大米和松脂制品的出口价值也在减少，只有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市场对这些商品需求才比较大，从而暂时提高了价格和产量。最后，虽然北部各州具有用其运输工具运送南部地区出口商品的能力，并逐渐从英国的商品运输中获利，但英国在1789年仍运输了大约50％美国南部地区的进口商品。
在独立战争之后，一些贸易的缩减无疑是国内经济重新组织与重新建设的结果。国内人口的增加，很可能消费了农业和小工业商品产量中增加的大部分，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西部农产品产量增长的速度超过消费需求为止。情况确实如此，殖民地区增加的人口吸纳了剩余的农产品，否则这些产品是可以出口的。资本规模较小的零售商、杂货商、集制造与销售为一体的商人，以及雄心勃勃的小贩以及“制造工们”（mechanick）都创造了对食品和农村副产品的需求。虽然移民通常随身带来了投资资本，美国商人的后裔也会把投资分散到沿海贸易和一些“幼稚制造业”，但这些新的努力涉及的资金很少，几乎或根本没有带来生产与劳动组织的变化。不稳定的国际贸易情况非常普遍。美国独立战争之后，虽然它的不同地区在生产能力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经济复苏的步伐也不一致，从现在对人均出口额和人均财富的估算来看，1781至1793年间，全国范围内的增长很小，甚至没有。一些证据显示，多年来许多地方的收入在不断下降。
18世纪80年代的贸易困境，不仅源于国际市场的低迷和英国的有关政策，而且还源于《联邦条款》中对大陆会议权力的限制。各州都涉足这一权力真空，这和独立战争时期的情况大致相同，这些州都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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