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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财经:体制改革大博弈-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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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还有第四个战略机遇期吗?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日前公布了美国《2012年防御重点报告》,这个对美国外交政策一向有很大影响力的组织及其报告,将所有对美国构成战略防御冲击的国家和地区分为三个事态等级,第一级是“直接威胁到美国本土安全,或威胁美国战略资源供应的状态”;第二级指“威胁影响了对美国来说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国家”;第三级是“出现严重或广泛的人道主义灾难,但发生国对美国仅具有限的战略重要性”。在该《报告》中,中国被列入了第一等级,俄罗斯却仅列入了第三等级。

    2011年对全球战略大形势而言,是一个关键性的年份:(1)本拉登被击毙;(2)美国重返亚洲;(3)普京宣布“回朝”。三件事,都牵动到中、美、俄三角的大博弈。

    中国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迄今30年,确实遇到了及掌握了一个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这个长达30年的战略机遇期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存在着不同的中美俄三角博弈。

    第一阶段,1979年开始,1991年结束。这个阶段,中国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与此同时,中美建交,联手在战略上对付苏联。但这个极有利于中国发展的中美蜜月期,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告一段落。

    第二阶段自1991年开始,美国克林顿总统当朝,中美关系出现微妙变化。美国时不时以人权为借口施压,但下手不重,是因为在主要共产主义国家如东德、苏联、东欧纷纷转向之后,美国抱持一种心态,希望将中国也纳入所谓的西方价值体系(经济上走市场经济,政治上走政党政治),果然,2001年中国成功入世。中国又把握了第二个10年的战略机遇期。

    接着,鹰派(新保守集团)小布什上台,从1991年开始进入到第三个阶段,一度曾把俄、中全列为潜在敌对国家、战略对手,未料“911”事件爆发,美国进行全球反恐,反而与俄、中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合作关系,中国又迎来了第三个战略机遇期。

    2009年,奥巴马上台,决定撤出因反恐而陷入的战争泥潭,宣布自伊拉克及阿富汗撤军,稍后,并于2011年5月1日击毙本拉登。与此同时,进行全球战略大调整,明显又把中、俄列为潜在战略对手的倾向:

    (1)针对俄罗斯,坚持在欧洲部署反导系统;对于刚举行的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美国表示对选举中存在的违规行为“严重担忧”,国务卿希拉里更直斥选举“既不自由,也不公正”。其实,美国真正担心的是“强人”普京将重返克宁姆林宫。

    (2)针对中国,美国宣布“重返亚洲”,并采取了一系列从外交、经贸到军事上遏制中国的行动。不仅强化第一岛链,延长第一岛链到印度、阿富汗,也强化关岛及澳洲等第二岛链的部署。

    对中国而言,在第三个战略期随本拉登之死而结束之后,还会不会有第四个战略机遇期?这个问题或许可以而且应该仍然从中、美、俄的三角博弈逻辑中去探索,因为前三个战略机遇期无一不与中、美、俄三角博弈有关。

    理论上,中、美、俄的三角博弈,存在四种可能:(1)美俄结盟共同对付中国;(2)中俄合作,共抗美国;(3)美中联合针对俄国;(4)三角之间维持大致平衡。

    除第一种情况,中国将陷入腹背甚至是四面受敌最不利外,余三种情况中国均可接受,惟其中(2)(3)相较于(4)又存在比较多的不稳定性。

    中国能不能再有第四个战略机遇期,因此就似乎中国能不能避免让第一种情况出现而定。春秋战国的合纵与连横,魏、蜀、吴的三国演义,或许都可以给当代中国战略家提供一些有用的启示。
中国经济着陆之道
    中国经济会不会着陆?是硬着陆还是软着陆?会不会遇到乱流?岁末年初,已成为国际经济聚焦的话题。

    中国清华大学教授程致宇在美国《外交事务》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房市泡沫已出现爆破现象,泡沫破灭后,包括澳洲与巴西的矿业、智利的铜矿、加拿大与俄罗斯的伐木业、日本与美国的大型机具制造商等,都将遭到严重波及。这个论点跟末日博士罗比尼早先的分析如出一辙,罗比尼曾预言全球2013年将出现“完美风暴”,届时全球四大火车头欧、美、日、中将同时熄火,最近罗比尼更进一步修正他的预言,把时间提前到今年。

    程致宇教授分析逻辑的核心是房市泡沫的破灭,其实当前中国经济中存在的泡沫,除房市外,还有巨大的产业(能)泡沫、基础建设泡沫、地方债泡沫、高利贷泡沫等,这些泡沫可能独立爆破,也可能连环引爆。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不是需求重挫,就是引爆金融危机,两者都是硬着陆。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在国际媒体、投资银行及经济专家纷纷唱衰之际,《人民日报》却刊专文指出,中国有能力避免硬着陆,因为拥有较高速成长的经济、较具抗风险能力的金融体系,加上能提供充足的最终流动性,及较为充实的政府财政基础等,避免房市硬着陆的条件齐全。

    今年中国经济会出现那一种结果,各方担心的理由均不无道理;但是不是硬着陆,却不一定,而论点则与中国官方的说法并不完全一致。

    首先,就“硬着陆”这个并非严谨的经济学概念的通俗理解,不外两层意思,一指爆发金融危机,二指需求急遽萎缩,导致经济严重衰退。先就金融危机而言,通常在一般国家可能出现的风险,中国官方都有办法管控,或许这也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特色,但有代价。例子之一即是本世纪初中国官方对当时四大国有银行的危机处理:(1)先剥离四大国银的不良资产;(2)由政府编列巨大预算成立四家国有资产处理公司,购入从国银剥离的不良资产;(3)再编预算对国银注资;(4)为国银引入国际知名企业或金融机构,进行战略投资;(5)最后一步,将国银在香港上市,危机解除。整个危机处理的核心逻辑,就是“全民埋单”,所以是中国特色。这也是一般国际专家看走眼误判的主因。

    尽管如此,我们认为还是有必要指出,在当前中国经济面对的泡沫中,高利贷泡沫是前所未有的,而且也未必是中国特色的金融危机处理所能着力的。危机如果从这里引爆,对中国政策当局将会是一个巨大挑战。

    其次,再看需求,这同样也是国际专家经常进入的误区。中国跟一般发达国家不同,13亿人口的理论需求规模中,少说还有一半以上,在食、衣之外的住、行、育、乐、医等民生基本需求上,尚未获得切实的满足。只要用对了政策,将这种潜在需求“导引”出来,就能够一次又一次地化解危机,避免硬着陆。

    有什么政策可用?这又是中国的相对优势了。当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政策,无论是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都子弹耗尽之后,中国在持续维持适度从紧货币政策的同时,还有相当宽裕的财政政策空间,即减税。

    最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一再提及的“结构性减税”就是这样的思路。减税,可以拉动内需,但又不是一般性、比例性的减税,而是选择性、结构性的减税,针对民企、中小微企及自主创新、节能减排,还有水利、三农等领域给予政策性的减税,即无异是寓“调结构”于“拉内需”之中了。

    中国经济硬着陆乎?软着陆乎?就考验中国政府的政策设计与执行能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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