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嘉一的留言:其实离不开-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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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就幸福了吗？”

　　　　这种逻辑方式，正是中国人所独有的。日方参会者都陷入沉思，后来日本长辈们在私人场合告诉我：“白先生说的确实有道理，选举也好，民主也好，不能简单地满足于形式主义，不能为选举而选举，为民主而民主，除非这些制度保证百姓生活幸福快乐，否则制度本身是缺乏实际意义的。”
疑问3　人们是否在追求民主化？（2）
　　　　我认为，中国媒体人与日本媒体人之间，作为信息的传播者和知识的塑造者，应该建立坦诚沟通的渠道，并积极交流，交换意见。这样对两国社会健康的舆论带来能动性的帮助，提高百姓之间相互认知的透明度。我也有决心不断向日本媒体人传播中国媒体人的真相，反之亦然。

　　　　就本质而言，民主主义或者选举都不过是一种制度安排的“手段”而已。归根结底，其目的都是为了人民的幸福，说得再直接点，都是为了“让自己过上好日子”。

　　　　甚至可以说（这点非常关键），既然民主主义是一个“手段”，那么共产党的一党执政也不过是“手段”之一罢了。它也是需要不断更新、调整、进步的。从目的与手段的关系而言，西方民主也好，中共政治也好，没什么本质差别。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与西方人，不管是感到自信的还是感到自卑的，务必尽早走出“哪一种政体更加优秀”的情绪化讨论范式。

　　　　如果共产党不阻碍我过好自己的日子，还能帮助我实现幸福和富裕的话，那么我也没什么好抱怨的——这就是中国人的想法。如果一个西方人有着更好的统治方式，那来好好提出具有可行性和现实性的案子得了。开明的中共领导人肯定会高度重视您的。

　　　　从这种意义上讲，在中国现在经济飞速发展的状况下，爆发自下而上的“民主革命”的余地小而又小。因为如果通过“休克疗法”推行民主化，从而导致富足的生活不再稳定，那么反而本末倒置，到头来每个人的“好日子”都遭了秧。这是大多数中国人所不愿意看到的。

　　　　只要我自己活得好，那就足够了。只要家人和朋友不用过穷日子，管他什么制度不制度的。这就是中国人所特有的个人主义和实用主义，日本的民间人士如果今后想跟中国人做生意的话，事前必须充分理解这种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

　　　　2011年初，在中东各国突然爆发了民主化的动向。对于这一被称为“茉莉花革命”的运动，中国人的态度也是如此。

　　　　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各国，各个媒体一片骚动，认为“接下来是否轮到中国了”。

　　　　然而，中国与爆发了“茉莉花革命”的中东各国在国情上截然不同。虽然在一党执政的体制上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是近年来的中国并非由某一个独裁者统治整个国家。而且国内的经济发展情况也大不相同，民众的自由度和国民性也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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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问3　人们是否在追求民主化？（3）
　　　　让我们看看经济政策。现在的中国，虽然存在贫富差距大、社会保障体系大有提升的空间、大学生的就业率早就成为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然而国民的生活切切实实地逐渐富裕了起来，一步一步地往前走，而且市场充满了前进的活力。如果中小企业能够获得与国有企业类似的权利和待遇，中国经济，尤其从内需扩张性来看，未来有着无限的发展空间，为此，来自自上而下的制度创新迫在眉睫，公正、公开、公平这“三公”无疑是未来中国社会的变革方向。从现状来看，即使不是最有钱的那些人，人们也都过上了比以前好得多的日子。对于重视个人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中国人而言，没有什么理由能让他们冒着风险高呼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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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站在长远的角度来看，在今后几十年，民主化的潮流是无法避免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民主，就像从毛泽东时代中共领导人一直强调的，中国肯定需要民主，关键是什么样的民主，什么时机、怎么实现、由谁来推动、推动后又怎么评估？对此，中国需要官民一体的全民讨论，最好能虚心吸收西方的经验，以及日本的教训。现状并不理想，中国社会在“民主讨论”上还有很多功课要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值得指出的是，网络的普及是一个极大的变数，让人更加难以摸清中国今后的走向。相信在今后的几年时间里，党中央自上而下式的领导和百姓自下而上式的运动之间，将会展开持续不断的激烈交锋。我也相信，民众公民意识的提升，市场经济的深化，积极的国际交流等肯定使得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民主”往前进步。作为执政者来说，应该趁早主动地，并且温和地完成民主改革。

　　　　为此，需要的是“以民生促民主”的思维方式，着眼未来十年的中国发展，涵盖医疗、教育、土地、户口、住宅等方面的“社会体制改革”迫在眉睫，中国新政权应该认真推动这些领域的改革。要改什么，改到什么程度，其实政府和民众都很清楚的，我在这里就不一一列出了。问题是，站在理想的现实主义的立场，“从哪切入”和“改到什么程度”，这就需要统治者的良知与智慧了。

　　　　时代早晚会发生变动，但谁也不知道“那一刻”究竟何时到来。然而问题一旦提到了中国的民主化，那么日本作为邻国是不能视而不见的。

　　　　我假设了一张关于“那一刻”来临的日程表，仅仅将其保存在自己的大脑里，并根据这张日程表决定自己现在应该做的事情。毕竟，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多了。

　　　　只是想向年轻人说一句：不要犬儒，当你们成为社会的主人翁时，中国社会一定会发生质的变化，这场伟大的改革是由中国人自己推动的，为此，请做好准备，努力去做您们能做的事情。

　　　　我想把一句话赠送给中国广大的年轻人：犬儒不如愤青。
疑问4　中国是否存在新闻传媒（Journalism）？（1）
　　　　中国媒体往往被称为党的“喉舌”。无论是电视还是报纸，都不过是党的代言人，没有发挥作为新闻传媒应该发挥的作用（监督权力的机制）。

　　　　不过，对中国媒体的这种观点越来越成为过去，在我看来，已经陈旧了。

　　　　最大的原因是中国社会的多样化与网络的广泛快速普及。我切身体会到，在因特网时代，或许中国人要比日本人更具有新闻传媒的视角。

　　　　这里举一个有代表性的事例——中国版的流行语。中国跟日本一样每年都有流行语，并在舆论上引起广泛的讨论。

　　　　这一现象鲜明地反映了中国国内的世间百态，颇有些让人深思的地方。

　　　　而被选为2010年流行语之一的，是下面这句话。

　　　　“我爸是李刚！”

　　　　让我为大家解释一下。整件事的开始是在2010年10月16日，在河北省河北大学校园内发生的一起交通事故。

　　　　工作于当地电视台的嫌疑人李某（22岁）由于饮酒驾车而引发了重大交通事故，被撞的两名女大学生，1人死亡，1人负重伤。这起事故是悲惨的，然而如果事情就此打住，或许只会当作一件经常会发生的交通事故进行处理。

　　　　但就在这时，嫌疑人在扬长而去之前，对在场被撞倒的女大学生和围过来的人们放了这么一句话：

　　　　“有本事你们告去，我爸是李刚！”

　　　　补充说明一下，这个叫“李刚”的人是他的父亲。而且李刚是地方上某公安分局的副局长，简单来说，就是地方警察的小领导或中层干部。作为肇事逃逸犯李某来说，想必是打算用“我爸爸可是警察局领导”来威胁大家吧。
疑问4　中国是否存在新闻传媒（Journalism）？（2）
　　　　这一“事件”在真正意义上，也就从这里开始了。

　　　　李某的这句话“我爸是李刚”，通过网络等媒体一瞬间传遍了整个中国。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就选进当年的流行语榜首，可见其影响程度之甚。这句话有着极强的震撼力，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普通百姓，人们都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就连我本人，不但经常听到，有时自己也会用一用。

　　　　事情为什么会扩大到如此地步？

　　　　当然，人们在良心上肯定不能允许凶手如此放肆嚣张。然而，这件事引发人们讨论的，则是另外一些话题。

　　　　有的人批判当官的滥用公职，而有的人则批判高官后代的横行霸道。甚至还有人评论被称为“80后”、“90后”的独生子人群的道德沦丧。

　　　　总之，“我爸是李刚！”这句话，凝缩了现代中国具有的各种问题，人们站在新闻传媒的立场上，相互间展开了对“当今中国”的讨论。

　　　　并且，这句话还被无数人当成了玩笑和调侃的素材，比如可以说，“我现在真觉得‘我爸是李刚’”。直接地批判滥用公权，毕竟在体制上是受到限制的。既然如此，何不间接地讽刺一番。这也体现出了活在当下的中国人独有的幽默感吧。

　　　　实际从欧美各国也能看到，真正站在新闻报道立场上的言论，往往是潜藏在黑色幽默里的。

　　　　反观日本，一直以来又是什么样的词被选为年度流行语呢？

　　　　这些流行语又是否体现出了称得上是“新闻报道的批判精神”？

　　　　关于这一点，想必生活在日本的各位读者比我有更深刻的理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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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问4　中国是否存在新闻传媒（Journalism）？（3）
　　　　接下来，我想谈谈中国媒体的结构层次。中国的媒体，大体分为以下3个层级。

　　　　①官方媒体；

　　　　②地方媒体、市场化媒体；

　　　　③网络媒体。

　　　　按顺序来说，①官方媒体是指国务院直属的通讯社——新华社、共产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以及国家电视台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国家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这些媒体至今仍然保持着党和政府的“喉舌”作用。

　　　　只是，并非所有的报道都是对共产党歌功颂德。也能见到很多诸如指出经济政策的问题，或批判地方行政失败、中央官员贪污的报道。

　　　　接下来，关于②地方媒体、市场化媒体，报纸有广州的《南方都市报》、北京的《新京报》、西安的《华商报》、南京的《扬子晚报》、上海的《东方早报》等被称为“都市报”的地方报纸；电视台则有“湖南卫视”堪称代表，该电视台凭借综艺节目一夜成名，在各地方电视台中保持着收视率第一。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也很受观众欢迎。1米1花1书1库1 ；www。7mihua。com

　　　　市场化媒体在财政上不怎么依靠政府，按照市场原理，自己通过广告收入和出版发行维持运营，是地地道道的“企业”。在我看来，正在面临来自体制与市场双重压力的市场化媒体的经营过程相当不容易，但长期来看，却颇有希望。

　　　　即使在一些敏感的政治领域受到一些限制，这些媒体也尽量去做独家报道，对于一些类似在日本由报社的社会部负责的事件，进行相当深入的调查报道。

　　　　这也是因为，中国国内的几乎所有报社在20世纪90年代都被要求自负盈亏。它们虽然在形式上属于党和政府，一定程度上要接受管理，但由于在财政和人事上独立，所以不得不根据市场原理进行运营。所以必须打出自己的特色，取得读者和观众的支持，确保销售收入和广告收入。这些媒体是要为经营管理付出相应努力的。因此制作的内容也不是为了宣传政府，而是为了吸引广大老百姓去阅读和收看。所以既能看到独家的调查报道，而另一方面，刊登许多吸引人眼球的事件报道或八卦新闻也是其一大特点。
疑问4　中国是否存在新闻传媒（Journalism）？（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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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谈一谈③网络媒体。一旦到了这个层级，言论和报道的自由度又略有扩大了。

　　　　当然，这里也不会去碰一些政治上的“敏感地带”，而且不会指名道姓地抨击党的合法性问题。不过，政策讨论方面的忌讳是比较少的。这简直让人觉得受“记者俱乐部”（日本的记者俱乐部并不是新闻记者的社团，而是采访的各家传媒，和被采访的执政党、国会、政府各部门及大企业联合起来的新闻垄断市场、统一报道口径的组织。——编者注）保护的日本的报道不疼不痒。可以说，“媒体是权力的监督机构”这条发达国家的原则，在中国的网络上得到了很大程度的重视。

　　　　而且下面所说的非常关键，即对于中国国内舆论的影响力，由强到弱的顺序是“③网络媒体、②地方或市场化媒体、①官方媒体”。

　　　　现在，中央的官方媒体能够掌控信息的时代已经渐渐步入尾声。例如关于2011年在中东引发的“茉莉花革命”运动，中国的媒体也如实地进行了报道，几乎没有隐瞒任何信息，除了要从阿拉伯中东局势“联想”中国未来的角度。

　　　　这是为什么？

　　　　在今天的中国，隐瞒信息所暴露的“弊”是要大于隐瞒信息的“利”的。政府也已经认识到这一点。而且无论政府想怎么隐瞒，信息都会通过外国媒体或网络媒体暴露出来，而难以隐藏下去。一旦自己隐瞒了消息的事实暴露，这才真是等于对群众的愤怒火上添油，共产党的威信和凝聚力就会急剧下降。正因为如此，无论是《人民日报》还是CCTV这样的官方媒体，如今也尽量做出实实在在的报道，而不仅仅是对党的歌功颂德。毕竟无论是贫富差距还是环境破坏，在国内什么问题严重，只要是个中国人就一清二楚。虽然政府仍然对媒体行使严厉的管制，但至少带着“共产党万岁、中国万岁”调子的报道没有泛滥。

　　　　我重申一次，如今，中国官方已经大概认为，“不公开的风险比公开的成本大很多”。这是时代的进步，更是人民的胜利。祝福中国人民！

　　　　而在日本，由于传统媒体（报纸和电视）仍然有着很大，甚至过大的影响力（我个人认为，日本大报社和大电视台要尽早退出垄断舞台，而逐渐放权给网络等新兴媒体。对于日本社会的复苏来说，在任何领域，“中间力量”极为重要），所以人们可能还持有“网络媒体不可相信”的印象。我想这种看法在今后几年内也会逐渐转变。

　　　　至于网络是如何改变中国的，这一点我想在本书第4章中详细探讨。
疑问5　中国真的是霸权主义国家吗？（1）
　　　　2010年9月在尖阁诸岛（钓鱼岛——编者）突然发生了中国渔船的撞船事故，这一事件让指责中国的呼声在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