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病--对当代中国教育的拷问-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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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3）陈同学曾是班长，是班上大小活动的积极分子，学习成绩在班上也是一路领先，每次考试都是全班第一。老师每次在班上列举表扬的例子，他都是名列其中。然而一次外语考试，他却从以往的第1名掉到了第10名，从此，他变得沉默寡言，也很少再主动提出搞一些文娱活动。后来经医院诊断，他患了严重的精神忧郁症。　
据2002年3月3日《南方日报》报道：　
上大学，如今已基本成为父母、教师及学生们全力以赴奋斗的目标。在这种一味强调学习好比什么都重要的环境中，孩子们在师长的重重“关爱”下，大多成了学习的“巨人”，生活的“矮子”。然而，一旦他们离开师长的保护进入大学独立生活时，对生活、交往等方面涌现的新问题往往不知所措，并由此引发出心理疾病。北京、江苏、江西、山东、广东、上海等省市的一些高校对大学生心理素质状况跟踪调查表明，大学生中有抑郁、焦虑、社会恐惧、自卑、过分依赖、神经衰弱等心理疾病的人数要高于一般的社会青年，这说明大学生是心理障碍高发人群。清华大学的樊富珉教授对清华毕业班学生所做的研究表明，约有60％的学生认为自己有心理压力，而且大部分学生对压力的处理没有信心。江西省仅1999年1月至10月，大学生因心理问题导致的恶性事件是1996年的3倍。这些调查表明，我国大学生存在心理问题的形势是严峻的，对于部分学生来说，形形色色的心理问题直接影响他们学业的顺利完成。　
据2003年1月10日《中国新闻网》报道：　
福建师大四名博士硕士生因考试因作弊被开除。　
据2003年点2月11日《新快报》报道：　
特别关注：傍大款的女大学生…　这是一群特殊的女孩，她们拥有令人向往的青春，姣好的容貌，还拥有充满希望的未来，作为漂亮的大学生她们是令人羡慕的；然而，阳光下的她们却有着见不得阳光的身份———傍大款的“二奶”……　
据2003年2月　24日《北京青年报》报道：　
2003年2月21日上午11时20分左右，在武汉三阳路解放大道路口，一位青年男子突然当众脱光衣服，一丝不挂地又蹦又跳。事后人们才知道：此人因大学毕业后一直找不到工作，此次到武汉是来打工的。据一位目击者说：“他是看到人就怕，用布蒙住他的眼睛就好办了。”说着他和民警牵起一条床单，一步步靠近裸男。该男子紧张地缩成一团，曹先生和民警猛地合拢床单，将其头紧紧包住……　　
　　　　　　　　　　　　　　　　　　
　普及弱智教育？
　我们不知道来如何评价这些所谓的“成功者”们。当大四的学生正在忙着“打牌打到手抽筋”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他们正在用这种方式补偿着他们曾经被剥夺的生命童趣？当一个二十多岁的大学生居然每天要靠父母的电话铃声才能起床，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把这些人只能看作是一个徒有人类高级智商的行为弱智动物？当一个个成绩优秀的学习尖子一遇上挫折就割腕断命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在当下这种教育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只能成为恒温室中的蜡人而供参观者瞻仰？当那些漂亮的女大学生争相成为大款之“二奶”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这些人读大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傍上更有钱的款爷？当那位一丝不挂的大学毕业生因找不到工作而当众裸跳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他已经无法承受一个“成功者”的落魄而精神失常？当清华大学的樊富珉教授告诉我们，即便是从清华毕业的学生，他们当中仍然有很多人背负着沉重心理压力的时候，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当大学生普遍成为心理障碍的高发人群时，社会也将会因为这些人的心理障碍而越来越成为一个病态的社会？　
我们似乎不敢再继续想下去了。当一个社会只把学习成绩和学历来作为“成功”之标准的时候，我们的思维就一定是被颠覆的。因为学习本身只是为今后的成功打下某种基础而已，但与成功本身毫无关系。一个在高考中数学考了　144分的人根本就证明不了他今后就会是一个优秀的数学家，同样，一个在高考中语文考了　130分的人同样证明不了他今后就会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与此同时，即便你是以各省市状元身份考入北大、清华的又能证明什么呢？大家想想看，被我们媒体一直猛炒的北大、清华的历届状元们，有几个日后成为大科学家、大作家以及大发明家抑或是大企业家的？有几个高考状元日后同样成为某学科顶尖泰斗的？有吗？我们的教育真的病了，我们得了一种谁都诊断不出的怪病！我们把一种仅仅是手段的东西看成了一种目的，我们把一种人生的某个驿站当成了终点来大肆庆典。我们在提高人智商的时候自己的智商却在一路崩盘，我们已经被一种怪病给套住了，而且还在继续往里增加股资，到头来几乎人人都赔得倾家荡产一无所有，而桩家却在暗中开动着一亿台点钞机日夜加班：想进重点小学吗？交钱！想进重点中学吗？交钱！　想进重点大学吗？交钱！　想读MBA吗？先交几十万！　如果你没钱，歇一边去！　
令人高兴的是，国家终于决定每年拿出　2亿元人民币来设立国家奖学金，以专门资助那些贫困的学生完成学业，这实在是一个明智之举。但我希望国家能够加大这种对教育的投入，因为　万名学生在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里实在是沧海一束，只要我们那些贪官污吏们每年少贪污一些，或许就能挤出20亿领头来再让45万名悻悻学子们回到他们的课堂，拜托了。否则终有一天我们自己的祖坟都将被自己的孩子挖出来当作文物来贩卖！　
2003年2月13日，中国###组织了一百名专家学者，以“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研究”为议题进行了课题研究。专家们指出，目前我国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存在着以下四大问题：　
第一、供给不足，国民总体文化程度低，低素质人口数量具大；优质教育资　源匮乏，远不能满足需求；办学条件差；政府与全社会的教育经费投入力度不够。　
第二、结构失衡，高层次人才极为紧缺；城乡从业人员文化素质反差强烈。　
第三、体系不全，学校教育体系过于封闭；职业培训和终身教育体系不健全。　
第四、机制不活。　
专家们同时指出了应采取的十项措施，其中包括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全部免费。　
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些希望，因为我们认识到了目前中国教育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但同时我们依然没有看到希望，因为中国教育的根本问题不仅仅是这些东西。即便我们的政府和社会对教育的经费大大投入，即便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免费走进学校，即便我们通过上学学到了文化知识，但假如我们的教育理念和模式依然如故，那么我们最多只是多了一亿会背几首唐诗能读懂报纸的人；我们最多又增加上几千万坐在高考补习班里的考民；我们最多又增添了数量更多的“打牌打到手抽筋”的大四学生以及具备高智商的行为弱智者；我们最多再让清华大学的樊富珉教授来统计一下具有心理障碍的大学生又增加了几倍……仅此而已。到那时，我们的高级人才会依然紧缺，我们的各种大师将仍然稀罕。你信不信？反正我信。因为教育的普及只代表着受教育人数的增加，它并不代表教育质量的提高。这就像生产一百个产品其中只有一个合格的产品和生产一万个产品其中也只有一个合格的产品是一样的，它们的区别无非就是增加了九千多个废品一样。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数量能代表质量，这是两码事。在钱学森、杨振宁及李政道时代，中国没有多少人能够接受高等教育，但我们现在有很人多都上了大学，读了博士，然而又有多少人能够超越他们呢？每年的诺贝尔奖都会把中国人折腾得疯疯癫癫的，谁被提了一次名都会让中国人兴奋得整夜睡不着觉。然而这时谁也不会去深思一下，一个能得到诺贝尔奖的人，他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成长环境？他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教育环境？他需要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假如没有这些必须的环境，你就是遥想一万年也只能把不断死亡的脑细胞送往八宝山革命公墓，因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是有一个学理科的博士生住的一间墙壁发黑的宿舍里，他老是觉得屋里的光线太暗，于是他就一个劲地换灯泡，从15瓦一直换到60瓦，可屋里光线还是很暗。但他不能再换灯泡了，因为再换就要跳匝了。于是无奈的博士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眼睛的度数与国民经济一同快速增长。后来他的宿舍又被安排进来了一位学文科的硕士生，博士告诉硕士，这屋太暗，你还是想办法换一间吧。免得以后把眼睛给搞坏了。只见硕士看了看房间，笑着对博士说，“如果你头发脏了怎么办？”博士觉得这位硕士问的问题有点傻，毕竟只是个硕士嘛，对吧，哪能跟我这个博士比呢。于是博士有点不屑一顾地对硕士说：“那还要问，用水洗洗不就行了。”“假如水本身就很脏，那你的头还能洗干净吗？”硕士接着问博士。博士被问得有点犯晕，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几天后，博士从家中回到宿舍，一进门傻了，但马上又急了，怎么这么亮堂！于是他赶紧问硕士：“你把灯泡换成多少瓦了，一超过60瓦我们这儿就跳匝你知道不？”只见硕士抬了一下眼皮，告诉博士：“我没有把灯泡的瓦数换大，相反我把它换成40瓦了。”博士更傻了：“不可能，换小了怎么可能比原来还有亮，你可别蒙我”！只见硕士有点不耐烦了，一脸藐视地看着博士，说道：“怪不得别人老说你们这些学理科的人脑子就是一根筋，一点想象力都没有，你只知道房间黑就不断地换灯泡，难道你没想过这房子的墙黑成这样，灯泡再亮有什么用？你没看到我把墙刷白了？”　只见这位理科博士这时才注意到了原来发黑的墙壁已经在洁白的立邦漆中处处放光彩。博士这次是真的傻了，只见他瞠目结舌，两眼透过厚厚的镜片扫荡着满屋白墙，汗开始渗出他的皮肤形成露珠，他的大脑像似被桑塔纳重重撞了一下，晕得厉害。此刻他想跟硕士说些什么，但他看见硕士正躺在床上看着一本书，书名是《一个智者与一个愚者的对话》……　　
　　　　　　　　　　　　　　　　　　
　该反思的是教育本身
　别以为这只是一个故事，真的，如今在我们这个社会中，诸如此类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比如一说起教育规划，我们规划者的思维就是如何增加教育投入、如何多盖几个学校，如何让更多的人来接受教育等等，这自然没错。但是我们似乎从来都不考虑我们应该制定一种什么样的教育模式？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来培养一个真正全面发展的人？我们应该如何来教育出一代有良好道德品性的人？固然，灯泡是可以越换越亮，但我们目前似乎还没有足够的资金来保证财政不跳匝，即使能保证不跳匝，那么在一片黑墙之中的光明能保证不让黑暗来吞噬？作为一个社会来说，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是人人在道德沦丧的厮杀中如何凭知识技巧去抢得一块面包，还是试图创造一个平和而充满道德美感的社会让人们从容地获取财富？一位北大的中文系硕士生在他的《火与冰》一书中痛心疾首地写到：　
北大快没有文科教育了。这似乎是危言耸听。但我以为，文科教育的根本在于“赋予社会和世界以意义、目的和方向”。就这一点来看，北大的文科已然不是“文科”。　
斯坦福大学校长理查·莱曼在《美感生活中的人文科学》中指出，人文科学必须直面“做人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而且，它只提供一些线索，不可能提供完整的答案。人文科学告诉我们：在一个不合理、绝望、孤独和死亡的现象与诞生、友谊、希望和理性的现象同样明显地并存的世界里，人们是如何力图创造一个有道德、有信仰、有文化的社会的。人文科学还告诉我们，个人和社会应如何解释道德生活，如何设法使这种道德生活成为现实，如何试图使自由与公民的责任协调起来，以及如何得体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我们逃避的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的需要。这里传授着知识，能够转化为金钱和权力的知识。拥有这样的知识，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就足够了。　
中国的教育，已经到了对教育本身进行深刻反思的时候了！　因为当一种教育正在舍本逐末地灭杀人之根本的时候，我们所培养出来的无非就是一些手段更高明的掠夺者而已，因为知识，一旦脱离道德和教养，它无非就是一种技能，它在成就一种辉煌的同时同样可以制造罪恶，难道我们还见得少吗？博士作弊、教授剽窃、专家制毒、拥有高学历的企业家大肆行骗、就连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们都在制定十条《自律准则》来呼吁院士及科学家们要“捍卫科研净土，院士带头自律。模范地恪守法纪和我国公民的基本道德规范、恪守科学道德准则；一切以国家、人民和全人类的利益为归依，做全国科技工作者的楷模。”　
在这种时候，假如我们的教育还停留在传授知识这样一个浅层次上，在这种时候，假如我们还始终沦陷在一种对考试状元的顶礼膜拜，那实在是太可悲了！当一个民族都来哄抢一本文凭并视其为成功的时候，我们所丢失的不仅是一个民族勃发的生命力，而且在这样一个被哄抢的过程中，我们还丢失了我们这个民族应有的道德感和教养。因为就是为了这样一本文凭，我们很多人被剥夺了一种自然的成长过程；很多人被剥夺了生命本来应有的灿烂；很多人被一种既定的灌输而失去了自己动如脱兔的思维；很多人是被一种教育模式而雕刻成的一尊塑像；很多人失去了人生最重要的道德培养和良好教养的形成；很多人在得到知识的同时失去了很多人之为本的东西。到网上去看一看吧！有多少学生在哀述自己不幸的经历；有多少学生在叹息生命中无暖的冷酷；有多少学生在网络中发出苦闷的半夜鸡叫；有多少学生控诉着当下的应试教育……　
1992年的一天，一个12岁的加拿大小学生在巴西“环境与发展大会”上作过一次感动了整个世界的演讲。这天，这位叫塞文·苏佐克的女孩面对全世界所有的成年人激动而慷慨地说道：　
我们是从加拿大来的一个4人小组，都是12岁到13岁的孩子，我们筹集了路费，不远万里来到这里，是想告诉你们成年人：必须改变你们的方针和路线。　
我们没有什么神秘的使命，只是要为我们的未来抗争。你们应该知道，失去我们的未来，将意味着什么？这绝不同于政治选举中的一场失败，或者股票市场上的一次失利。　
在这里，我要为我们和我们的后代说话。　
在这里，我要为全世界饥饿的儿童说话，因为他们的哭泣没有被人理睬。　
请不要忘记你们为什么参加会议，你们在位谁做事。在你们优先考虑的事情中，有我们吗？我们是你们的孩子，你们将要决定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　
让我们好好来听一听孩子们的心声吧！　是啊，当你们在制定教育规划的时候，有我们吗？我们是你们的孩子，你们的决定将决定着我们将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你们知道我们的心声吗？你们知道我们在想什么吗？当你们成年人在为我们孩子制定教育规划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征求一下我们的意见？不错，我们是孩子，但孩子有孩子自己的思想，孩子有孩子对未来的看法，你们能不能听一听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