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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病--对当代中国教育的拷问-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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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真实被视作一场更大骗局的一种城府，不露声色。在一片狐疑的笑目中，真实如同一个裸体少女，在一个无处藏身的旷野中被公然示众。于是，所有的人便一同带上假冒的太阳镜，把真实的眼睛隐藏在黑暗的一角，向隅而泣。
面对满目虚假，几年前就写了这篇文章的韩少功先生当是的确感到了一种绝望。但真实的灵魂毕竟尚存余息，今天，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真实与诚信”的重要性，因为假如谎言和虚假再继续铺天盖地，那么人类终究会有一天把自己都骗得死无葬身之地！
2002年12月份，武汉的一家大型超市在招收新员工的时候，破天荒地要求应聘者必须具有当地居委会开具的所谓“品德证明”。否则一概不予录用。这件事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全国多家有影响的媒体纷纷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因为这是至今为止，国内第一家企业公开把一个人的 “品德”记录，来作为是否录用该人的首要条件。对此，我表示由衷的赞赏。因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实现了我在本章中曾表述过的梦想。不管这种“品德证明”在实施上存在着多少困难，但至少，如今我们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一个人具有良好的品德是多么重要。我认为，这在很大意义上来说，比我们目前只关注GPD每年增长几个点要重要得多！ 因为仅仅代表物质生活水平的GDP，它无法从根本上来成就人类的幸福。因为幸福不仅仅是一种物质，更多的是人对一种生活状态的精神满足。
此事件发生以后，《北京青年报》与北京勺海市场研究公司就此问题，在北京、上海以及广州展开了一次民意调查。该调查显示，在一个人的品德构成中，“诚信”被普遍认为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其中上海的的比例最高，占，北京占，广州占。与此同时，该调查同时显示，总体有的被调查者认为现在社会普遍缺乏“诚信”。（参见《北京青年报》2003年1月11日）
由此可见，“诚信”问题已经成为目前国人所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因此我们必须予以首要的关注。而其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对“诚信”的关注一定要从“娃娃”开始，也就是说，我们的教育必须要把“诚信”来作为一个学生所必须具有的品格来教育；我们的学校应该要把一个人是否“诚信”来作为录取该生的重要“分数”；我们的###门也应该要把“诚信教育”来超越“知识教育”而作为一个人基本的教育内容。因为我们只有这样，我们将来才有可能生活在一个面具稀少的社会中尽情沐浴着真诚的阳光；我们才有可能不必小心翼翼的在“诚信”的大道上如履薄冰；我们才有可能大家在彼此真诚的面对中不必恐惧谎言的劫持；也只有这样，我们最终才有可能堂堂正正地站在那里向上帝作出庄严的承诺：从今天起我们不再为人类的谎言而忏悔！ 阿门！
虚空的共产主义道德
北京的长安街；气派辉煌。在这条著名的街上有一条著名的商业街，叫王府井，这里是北京的商业中心。它繁华、悠久且流光溢彩。香港巨贾李嘉成投资兴建的新东安广场像一艘巨大的航母，矗立在长安街与之相交之处，似乎标志着作为一个现代化城市的不凡风骨。
然而就在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一个衣着时髦而艳丽的年轻姑娘，此时她不是在选购”夏奈尔”牌皮包，也不是站在化妆品柜台前品味着“资生堂”的美丽；她在干嘛呢？她正跪在地上伸出舌头舔别人的裤腿！ 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么一位漂亮迷人的小姐会有如此人格丧尽的行径呢？这是因为她吐出了一口浓痰而且正好“啪”一下落到了一位男士的裤腿上。于是这位男士便愤怒地、失去风度地把那位小姐摁到了地上，随后强令其将这口痰舔干净。当时，众多围观者目睹了这件让人心惊肉跳的事件，其中就有著名画家韩美林。
我是在一个深夜看电视的时候，从电视上知道这件事的。画面上韩美林正在接受一位记者的采访，他通过举上述这个例子，正在阐明他对目前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缺少一种文化的培育而忧心忡忡。韩美林说：现代化不是仅仅多盖几个高楼，国家应该要有一种长远的眼光，要把文化的建设来作为长远的战略来制定。
韩美林先生的话无疑是中肯的。因为即使在新东安广场这样如此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旁边，如果依然有这么一种缺“德”的人和事情经常发生，那么我们的“现代化”就只能是对自我的一种嘲讽。因为一个缺乏基本道德和教养的民族，不管他经济如何发展，也不管他的生活水平有多高，他最终只能成为一个“三等公民”！我相信，那位男子之所以会如此地失去风度，一定是因为他无法容忍这种事情发生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一定是他无法容忍这种事情发生在眼前这样一位衣着时髦的年轻姑娘身上。他之所以愤怒地让她舔去这口痰，或许是因为他要让她一辈子都记住：人一定要有道德，要有教养，要对得起“人”这个庄严的称呼。
所以，本书到现在为止，我似乎都在谈一种或许是被有些人称之为教育之外的东西 ，好象对真正的所谓教育主题并未涉及。不错，我之所以把这些东西放到后面去谈，而首先花大量篇幅来论述诸如“珍惜生命”、“诚信”以及“道德”之类的问题，是因为，假如一个人连一个人最起码的素质都不具备，就来谈论所谓的教育话题，这无疑于盲人骑瞎马一样瞎扯！ 所以，本章将继续就人之为本的另一个必备的素质 道德问题，展开论述。
什么是“道德”？如果我们不太清楚的话，可以打开一下《现代汉语词典》来看一看。但这里我首先想告诉你一个查中国词典的方法，这就是，比如你想查关于什么叫“道德”、“主义”以及“品德”之类的词语时，如果你查的是一本中国人编撰的词典，那么你就仅仅看它的一半解释就可以了。因为如果你继续往下看的话，就会犯晕。比方说“道德”这个词，《现代汉语词典》里是这样解释的：道德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其实有关道德的解释到这儿就可以了，简单、明了，让人一看就明白。但我们再看下去就开始犯晕了“……道德通过社会的或一定阶级的舆论对社会生活起约束作用。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观念。共产主义道德是人类的最高的道德。”
如何，犯晕了吧？有时候我总在想，为什么有些好好的东西到了中国要么就变样，比如MBA、传销、ISO9000系列认证等；要么就变得特别复杂，比如上面有关“道德”的解释等。其实道德就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
用我的话来说，道德就是一种“不妨碍他人权利的一种社会共同规则”。很简单，没那么复杂。可是按中国的说法麻烦就来了，首先是阶级，不同阶级有不同的道德。于是我们就糊涂了，我们是什么阶级？应该算无产阶级吧。那么无产阶级的道德是什么？是可以乱闯红灯？还是可以乱扔垃圾？我们不得而知。而在我们的观念中，那资产阶级是腐朽的，所以资产阶级的道德一定也不怎么样。尽管凡是从西方国家回来的人无一不说人家的道德水平必我们要高得多。因此我们就只能遥望共产主义的道德，据说在共产主义道德中，人们看着满地黄金根本就不屑一顾。可那玩意实在是太遥远了，我们实在是够不着。于是，“道德”就成了一种虚空，就成了书面语言而红灯是照样可以乱闯、垃圾也照样可以乱扔。又于是中国的旅游者在国外由于缺乏道德而成为被投诉的主要对象，又于是我们的留学回国人员最大的变化就是他们道德水平大大提升。我们真有些犯晕了：难道无产阶级就应该无道德？或者寡道德？我们能不能不提什么阶级而提炼出一些人类应该遵守的普遍道德规范来使我们大家共同来遵守？就像我们应该不要再闯红灯、不要再乱扔垃圾、不要再这样没有礼貌、不要再这样没有规矩……这应该不是很难吧？
交通问题中的中国逻辑
2003年1月1日清晨6点左右，又是在北京的长安街，一位骑自行车的女子由于闯红灯而被一辆迎面开来的轿车撞上了天并当即死亡。这是在新的一年里北京第一个由于违章而被车压死的人。面对这位第一个死亡的亡灵，我们该对她说什么呢？尽管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面对一个亡灵时即恶亦善。但问题是我们已经有太多的人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我们似乎已经把这种生命的逝去视为一种游戏在玩耍过程中的一次意外。因为明天将会有更多的人继续无视红灯的存在而来去匆匆。或许今天读到这消息还感到深为惋惜的人，明天就有可能在一次故意地闯红灯中生命飞逝。这种现象的持续发生让人感到了一种无法解读的困惑。
据北京市交管局的有关统计数据表明，目前在北京市发生的严重伤亡的交通事故中，由于骑自行车或行人违章的比例已经越来越高。记得在几年前，北京电视台的一位记者在北京去往通州区的高速公路上，恰巧拍到了这样一个镜头：一位男子在横穿高速公路时被一辆桑塔纳轿车当场压死，由于车速太快，那人被撞到空中连翻了几个跟斗，最后落地身亡。而就在他东边不到一百米的地方，一座人行过街天桥正静静的树在那里，据说，此时这位死者的妻子正在这座桥上。我们可以想象，当这位妻子亲眼目睹着他的丈夫被桑塔纳撞到空中的那一刹那，她会是一种怎样的飞魂落魄之感！ 然而这又能怪谁呢？因为她的丈夫死在了他自己的手里，他自己是自己生命的侩子手。旁人又能说什么呢？这个场面后来在中央电视台也被播放，曾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但中国的自行车、行人违章现象并没有因此而减少，相反正在愈演愈烈。
由此我们就引出了一个话题：遵守交通规则，这原本是一件不需要劳驾太多智商的普通行为，为什么在中国却执行起来是这么难？这原本是一个人最基本的道德意识，为什么在中国却显得如此的难以具备？当我们一提起这个问题的时候总有人站出来说：因为中国人太多了！ 于是，“人多”就成了我们如今只要碰到一个无法面对的问题时就会拿出来使用的一张挡箭牌。但是人们很快就发现：东京，人多不多？香港，人多不多？澳门，人多不多？多，都多。但为什么别人就能遵守交通规则？况且很多还都是中国人。深圳大学有一位教授前不久应凤凰卫视的邀请到澳门做一个节目。于是这位教授就来到了澳门。然而让这位教授感到迷惑不解的是，在一个机动车人均拥有辆最多、相对道路面积最少的澳门，马路上竟很少堵车。其实原因很简单：全民良好的交通意识及严格遵守交通规则，是维持一个城市交通良好状况的首要因素。否则，再多再畅通的路也会事故频发。但我们中国人似乎不这么看，我们强调的永远是道路太少，我们强调的永远是车太多。于是我们就向国家要钱修路，路越修越多但车却越来越堵。而且我们的专家似乎永远也算不准一条路它究竟能承载多长时间的车流量。比如北京就是这样。修三环路的时候我们的专家说能用多少多少年，结果没几年就堵得一塌糊涂。于是我们就开始修四环路，同样我们的专家又信誓旦旦地说能用多少多少年，结果没几年车又开不动了。于是我们又开始修五环路、六环路……
但，北京依然是个“大堵城”。其“堵”的火爆程度丝毫不亚于拉斯维加斯。
我发现，当下中国人的思维，诺按科目来分，属于理科型的居多。而且思维基本上还是停留在牛顿时代。这种思维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把物质看成是一个独立的对象，并按照物质自身的所谓规律自行运转。就向西医一样，你今天胃不舒服，我就给你吃马叮林；明天你肺发现有阴影了，我就给拍一下X光；后天你脑子又有问题了，那我就给去照照CT吧；总之，你那儿有问题我就给你吃治那儿的药。这时候，人就像是一部机器，坏了那儿我就给你修理那儿。除此之外，我们似乎从来都不关心你今天为什么胃会难受，是不是因为生气了，还是因为最近生活不规律。这就是一种典型的理科型思维方式。
我们有时候经常说，牛顿时代的科学实际上是一种非人的科学。因为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已经被强行安排到一种既定的因果之中，而人只不过是一个被动的观察者和旁观者。在这种思维下，比如一个专家在设计一辆车的时候，他只考虑一辆车作为一种单纯物质的性能数据，并按照这种物质的性能数据来告诉大家，这车能跑50万公里没问题。但实际上，取决于一辆车能不能跑 50万公里，不是车本身，而是在其使用过程中的一系列相关因素。比如开车的人、如何保养、在什么路况下行驶、气候等等。也就是说，本来牛顿已经为我们安排好了一种结果，但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人为因素的作用而完全改变了他本应有的结果。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来说，决定一件事情的最终结果的是人而不是物。比如说，澳门的车与道之间的矛盾非常突出，但澳门的交通次序依然十分良好。这里面起到关键作用的是一群遵纪守法的澳门公民，而不是它充足的道路本身。
这正是被我们经常所忽视的重要一点。
因此我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善我们目前的交通环境，除了继续修路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通过一种有效的教育，来彻底改变我们目前普遍缺乏的交通意识，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提高我们整个民族的基本道德素养。否则修再多的路也是无济于事的。
然而坦率地说，我们当下的一代人要想彻底地改变已经很难了。很多“缺德”的行为已经成为这代人一种本能的习惯了。很多权威的教育学理论几乎一致认为：一个人日后的大部分道德意识以及行为习惯都是在童年时期培养成的。就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所谓“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但是如今我们最缺乏的恰恰是儿童教育。我们的大部分家长几乎都存在着一种严重的认识偏差，他们总以为孩子小的时候可以不必教育，到张大了以后再说。即使是教育，我们的大多数家长也是以灌输知识来完成的。童年教育，这个极其重要的教育时机，被绝大部分中国人给忽略了！ 而早已风靡世界的有关儿童教育的蒙台梭利育儿法，更是让很多的中国家长闻所未闻。
一种对儿童教育的真空，导致了中国的绝大多数儿童失去了人生中的最重要的一次学习机会；而正是由于这种失去，从而使我们现在普遍缺乏一种道德意识和教养。每天，只要你稍为留意一下你就会发现：人们一脸麻木地穿行于各道路口，面对红灯熟视无睹。自行车上，父亲载着女儿，母亲驮着儿子，无所顾及地横行霸道，任凭后面的汽车狂鸣，老子就堵在路中，你敢把我怎么样？警察在一边视而不见，把所有注意力投向了机动车。于是在中国又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怪现象：对机动车的违章严加看管，而对行人、自行车的违章却熟视无睹。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有人说，相对于机动车来说；自行车、行人都是弱者，因此要管就管强者，而弱者则应该同情。
这又是一道难解的中国逻辑。
民族品牌的价值
我不知道这种逻辑是谁发明的，在一种法律的公平效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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