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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病--对当代中国教育的拷问-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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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那天我的心情一直很愉快，不仅仅是因为欣赏了大都会博物馆精美的艺术和省下了8美元。
有了这种愉快的经历后，心里就时时想着珍惜它。就像一旦得到别人的尊重，就会加倍自重自爱一样。
时隔6年，去年夏天我带妻子和女儿参观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门票价格依然如故，但我的身份已不再是当年的访问学者，而是挣工资的驻美记者。尽管我和我妻子从外表来看要充当学生仍绰绰有余，但出于对“信任”的珍惜，也为了自重自爱，我毫不犹豫地买了两个成人、一个儿童的门票。尽管多花了16美元，但心情与上次一样愉快，因为我没有辜负别人的信任。
从此，我在心中形成了一种固执的想法：信任也是一种约束。
——引自《读者》杂志2003年第3期
通过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由“诚信“所导致的彼此“信任”，成了美国社会群体生存的一种纽带，同时也是一种约束。这种约束一方面来自于彼此真诚的互信；另一方面也来自于一个人生存所必须的道德要求，否则这个人将难以生存。当一个社会中一个人生存的状态完全取决于一种“诚信”的时候，那么一旦“诚信”被毁坏，其结果就可想而知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当美国发生一系列商业欺诈事件之后，就如同在美国本土引爆了两颗“精神原子弹”一样，美国朝野上下那种世界末的灭亡感也就不足为怪了。
这使我想起曾经假冒伪劣盛行一时的中国温州。大家都还记得，当时只要一提起温州，那么它的形象就如同在一片谎言汪洋中的一艘假船，而从这艘假船上卸下来的无一是真货。这种结果导致了温州经济的几近崩溃。后来温州政府下决心搞了一个“重塑温州形象”的诚信运动，并取得了很大的效果。若不是这样的话，我看如今的温州或许就成了一个假冒伪劣的历史博物馆了。
石家庄有一位12岁的小学生，有一天向他的父亲要 15元钱，说是他有一篇作文在最近一个所谓的全国“新星杯”作文大赛中获了个“二等奖”。按理说，这位父亲听到此消息应该是很高兴的。但这位父亲却高兴不起来，因为在此之前，类似的作文比赛孩子已经参加过很多次了，而且全部都获奖。这就使这位父亲对这种所谓的比赛产生了怀疑。据自己的儿子说，他们班上有77人，其中参加这次比赛的共有21人，并全部获奖，一等奖4人，二等奖3人，剩下的全部都是三等奖。父亲的犹豫，让孩子有点着急了：“爸，要是不交钱，就不给发获奖证书，没有证书做凭证，就等于白获一次奖。” 此刻，父亲与孩子之间，其实心里谁都清楚这种奖意味着什么。但，一种虚荣成就了谎言的一次次得逞。于是，儿子又一次“获奖”。有记者调查发现，在这种铺天盖地的谎言“大赛”中，很多父母是知道其中原委的，但是他们却依然鼓励并推动着这种谎言的成功登陆。一个孩子是这样说的：“如果我没有这种获奖证书，那么以后老师就会看不起我，爸爸妈妈也会觉得很没面子的。其实我们都知道只要交了钱就行了，但别人都这样，我们也只好这样了。” 于是，我们大家也就只能这样了：这是假的没错但你不是照样乖乖地自投罗网么？这就是假的但你寄给我们的人民币可千万不能是假的啊；这就是假的但记住那“获奖证书”可不是假的，这上面可是有国家级协会的印章啊；谁说这是假的如果真是假的我连获奖证书都不会寄给你，所以以后不要再说我是假的了……
中国式的造假逻辑
这是一种逻辑，一种中国式的造假逻辑，很多时候当你面对这种逻辑的时候，你会脑子发硬，思维堵塞，你有一种渴求让黑格尔活过来的强烈愿望。因为你解构不了这种逻辑，于是你企图让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来帮你。但我要告诉你的是，这依然无济于事。就在前不久在达沃斯刚刚结束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一位素称对亚洲经济有深入研究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当他面对中央电视台记者要求他回答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看法时，这位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竟尴尬地坦言道：“我还没有做好关于中国的功课，目前还没法回答你的问题，请给我时间。”
这位美国的经济学家是诚实的。因为他还没有做好关于中国的功课。所以他宁可保持缄默也不虚张声势。因为任何一位“做不好关于中国功课”的人，假如他开口就一定是胡说八道。为了避免这种信口开河，保罗·克鲁格曼选择了沉默。
因此，假如有朝一日黑格尔真的活过来的话，我看还是无济于事。因为关于中国的这种功课是很难能做的，这是一种复杂的、系列的、组织结构严密的“产业链”。现在我们再接着上面所说那种“假”作文比赛继续说下去，看看我们还有什么未解的方程式：有一位记者他在调查此事中看到了这样一个“大赛通知”，上面这样写道：“通过对组织参赛的稿件继续严肃、认真的评选，大赛办准备为获奖者颁发获奖证书，获奖证书有国家级协会颁发，层次高，在业绩考核、升学谋职时，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但是，由于大赛办各种经费开支较大，请获奖者将每证的制作、包装及挂号邮寄费共计18元汇至大赛办。”除此之外，通知单还对学生的班主任承诺：“于您为大赛作出的贡献，18元中可提留3元作为奖励，并向您颁发‘优秀组织奖’证书，免收证书费用……”
我们现在就来做一做这门“中国的功课”。
这份“大赛通知”无疑是“大赛办“写给学校老师的，而老师呢，再把这消息告诉班上的学生，于是学生就知道了有这么一回事。所以，事实上老师是这种所谓大赛的实际组织者。那么老师为什么要这么积极呢？一是他（她）每让一个学生去参加这种大赛，他就能从中得到三元钱，这就是所谓的利益驱动；还有一个原因是：“如今有的学校对老师的评价体系就是把学生的获奖数量、获奖级别当作‘硬性指标’，这无形中也使老师热衷于让学生参加各种‘赛事’。”这是北京一所实验小学的老师对记者说的。
好，现在我们基本上已经清楚了：这就是，“大赛办”通过学校和老师来作为实施者，让学生们参加这些所谓的作文大赛。于是学生们就把作文连同钱一块寄给大赛办；“大赛办”收到钱后，就按照比例装模作样地评出所谓的“一、二、三等”奖来，而后，又跑到“国家级协会”盖个章，顺道就把这“获奖证书”给这些参赛者们寄去；于是，收到“获奖证书”的同学们兴高采烈，因为他们又获了一次奖，又多了一项资本；当然父母也高兴，咱孩子又获奖啦，随后把获奖证书高高挂在庭堂中央以便让邻居家来串门时一目了然；而老师呢，也不错，先数数这次一共赚了多少钱，同时还完成了学校规定的任务，喜哉喜哉；最后学校呢，看看这次我们学校又有多少学生获奖啦，这样校长到教委去汇报工作时也挺有面子的，没准这样的奖获多了以后还能升为重点学校呢……就这样，一场“骗局”在这样一种各自所需的心照不宣中潇洒完成。有趣的是，在这场“骗局”中，学校领导、班主任老师、家长、学生以及骗子们都既是参与者又是同谋犯，更让人吃惊的是在这场“骗局”中竟没有输者！ 欺骗者与被欺骗者都高高兴兴地共同来为这场“骗局”作最后的庆典。
这就是这门“中国功课”的全部答案！
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双赢”！
这就是中国逻辑的非逻辑解构方式！
保罗·克鲁格曼一再希望能给他一些时间来解答“关于中国的功课”，老实说，不是我瞧不起他，没戏！
同样，假如有朝一日黑格尔真能活过来让他来对中国的逻辑作解构，老实说，不是因为他没有这个能力，而是他根本就连“北”都找不到！
孩子对虚伪的控诉
有一个原本对人生充满希望和幻想的中学生，随着她在一个虚伪的环境下茁壮成长，终于有一天，当这位孩子长到13岁零两个月的时候，她突然发现：这世界变了。变得如此虚伪，变得当她用真诚去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她无奈地选择了沉默：
记得一位同龄人曾说过这样的话：“谁也没讽刺我什么，但他们在无意中流露出的淡漠却分明在提醒我：你无足轻重。”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突然感觉到身边的人不一样了，不是他们变了，而是我变了。我开始发觉那些班级职位的魅力是那么小，班委们大多数都是那样地虚伪——他们在利用老师。 在小学，我是老师的“宠儿”，我是班委，一切课余活动都有我的份儿；现在想起来，真不知道那时的我是怎样度过光阴的，只知道那时每天做的事都是为了讨好老师。上了中学后，我却愕然地发现我变了：老师问谁在小学有过职务？谁想当课代表？……我对这一切都不感兴趣，或许，这是因为我在小学已经得到了满足。但是当有一天，在一次大选中，我突然发现自己才有那么少的票数，发现班里的同性都不爱接近我，发现班里没有一个人称得上是我的知心好友的时候，我才发现，他们讨好的，都是老师的宠儿。宠儿们做错了事，大家一定会用一切理由变成好事，宠儿们偶尔没写完一次作业，大家一定会以一句“下次注意”一笑了之；宠儿们有时没有考好，大家一定会认为是“笔误”。可相反，如果这事情不是发生在“宠儿”身上呢？换来的是沉默的嘲笑、沉默的讽刺……没错，我也知道怎样便可以讨好老师，但我觉得那样好不要脸，好不要脸。
曾经有一次，我做出了几个宠儿没做出的证明题，她们以一种含着惊讶、蔑视的眼神望着我。还有一次，语文的月考我考了全班第一，一个宠儿居然用那样蔑视的眼神问我：“抄谁的？”我感到莫大的耻辱！虽然我早在不经意间学会了忍耐，但是我受不了，受不了！我本可以对他翻脸，本可以狗血喷头地骂死他，但是我没有，只因为他是宠儿，没有人会帮我。就连评分的时候，宠儿们都说我不好，我差，我什么都差。他们不想与我做朋友可以，但是他们不能贬我！并且是以这些方法来贬我。我很窝囊，对吗？ 被宠儿贬的，不只我一个，但是，不是所有被宠儿贬的都像我一样沉默着。记得一次上音乐课，老师让每人唱一支歌，轮到一个宠儿的时候，很多人开始小声聊起天儿，然后声音越来越大。最后，宠儿一下子回到座位上哭了。“反动派”们，抓住了女宠儿的最大特征：自尊心极强，承受力极差。看到这一切，我本应该高兴才对，但我此时却有点辛酸的感觉。我理解宠儿，是因为我当过宠儿。这件事的结局可想而知：宠儿把一切告诉了老师，老师占用了一节课的时间解决这件事。虽然没点名没点姓，但这种“笑里藏刀”
的训斥使宠儿更加得意……
13岁以前，我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女孩，我相信所有人的每一句话，直到我上了那不仅几次的当，我才开始在13岁零两个月的时候仔细透视这个世界，可我换来的是什么？得到的又是什么？我不敢想象这就是生活，所有的人际关系是这样的复杂，我变了，开始彻底的变了，由一个活泼的女孩变得沉默寡言，独来独往。我开始记起一个朋友对我说过的话：“你太天真了”，和一个很好的朋友对我的忠告：“以后不要那么天真”。现在的我好感谢他们，但他们已经离我很远很远了——我们已经有一年两个月没见面了。也许他们也不会知道那偶尔的一句话会令我这样感动，而且不会知道今日的我真的不再是一个天真的女生了。
结尾是这样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你不仅要面对虚伪，还要支持虚伪发扬光大。宠儿们不就是靠虚伪成名的吗！如果你不会虚伪，也就会像现在窝囊的我一样，哭天喊地呻吟着。
我们应该为这位孩子哭泣，因为她过早地承受了一种虚伪对她的折磨。原本应该享受一个天真浪漫季节的她，却被无情地抛在了一个虚伪的剧院中独自呻吟。在她那哭天喊地般的呻吟中，我们听到了什么？我们听到了一种控诉，一种对虚伪、谎言以及这个不真实的世界的一种控诉。同时，在她的控诉中我们似乎又听到了，她对诚实和真诚有一种深深地眷恋……
真实如此不易
著名作家韩少功先生曾经写过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题为《伪小人》。该文章给我们讲述了在如今这个年代里，即便你想真实一回，也竟是如此的不易，请看：
说真话不容易，让人相信真话也不容易。如果我说不喜欢名牌西装，这话就很难让人相信。很多人惊诧之余，总是从狐疑的笑目中透来诘问：你是买不起就说葡萄酸吧？你是腰缠万贯不想露富？是不是刻意矫俗傲物装装名士？是不是故作朴素想混入下一届领导班子？…… 他们问来问去，怎么也不觉得这只是个服装的问题。我无论怎样真怎样实地招供，也不会得到他们的核准。这些人不相信也不容忍现在还有人斗胆不向往不崇拜不眼睛红红地追求名牌奢华，他们已经预设了答案，只需招供者签字画押。他们不能使招供者屈服的时候，就只能瞪大眼恍然大悟：世故，见外，城府深，这号人太爱惜自觉的羽毛了哈哈哈。
他们宽容地大笑，拍拍你的肩膀，表示完全理解并体谅你的假话 因为他们也经常需要说假话。这没什么。
在这种情况之，你还有勇气说真话吗？你是否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说你不想当局长不想贪污公款不愿意移居纽约不喜欢赴宾馆豪宴不在乎大众对文学的冷落没兴趣在电视台出镜头也没打算调戏法郎廊小姐？这当然不是真话的全部。这些真话也不像交通规则可以舒用所有的人。问题是这些话在很多人那里，已经排除于理解范围之外，你能向他们缴出怎样的真实？
……
时尚握有定义真实的强权，其实总是被某种社会潜意识来选择或塑造。革命的辉煌已经落幕，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真实性不再是无可怀疑。在这个某些人心目中金钱至上的世纪末，当然是俗人庸人小人最能成为真实的标准蓝本。为了活得被别人认可真实，为了获得围观者赏赐的“真实”桂冠，很多人忙不迭地躲避崇高，及时热爱大街上热爱的一切，及时羡慕大街上羡慕的一切，就是说，必须操着流行的词语一脑门子官司地非礼勿视非利勿听非利勿为，用失血的假笑的填满每一次交际……
这样看来，当一个真小人还不是件太容易的事，当来当去，一走神就还会怀念当君子的虚荣，还会鬼使神差往君子的神位上川。落下一个“伪”字。这正如某些伪君子一不小心就会暴露出小人的嘴脸，是同样的道理。伪小人作为伪君子的换代产品，是对伪君子的逆反和补充，也是一种文化敌伪势力，伪小人从根本说与多数人一样，不那么坏也不那么好，不值得大惊小怪。可惜的是，有一样东西失去以后就永远不可复得，那就是他们最常在流行歌中宣言要得到的：真实。
真实是现代人最为困惑的问题之一。
——引自《读者》杂志1994年第9期
“用失血的假笑填满每一次交际”，这是韩少功对如今真实被流放后的一种绝妙的形容。在一个到处都充满虚假的年代里，一个人想真实一回竟如此之艰难！
在这里，真实被视作一场更大骗局的一种城府，不露声色。在一片狐疑的笑目中，真实如同一个裸体少女，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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