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目的:伟大公司的起点-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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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企业目的
“一个人自身的条件决定他所做的事情。”
　　—歌德
　　其他的孩子睡觉前听到的是童话故事，而我所听到的却是降临在我们家庭的灾难。当我还只有六七岁的时候，每天晚上睡觉前我想到的都是这样的情景—那天一些激进分子来到我们在希腊的农庄，他们想抓我的父亲，但是我父亲早就离开了家，加入了解放家乡的斗争中，于是那群激进分子就拿剩下的妇女们开刀。
　　那天我们村有54名妇女。这些人要求她们说出我父亲的下落，但是她们全都不说。于是，所有这些妇女都被枪毙了，只有两个人活了下来，她们受了伤，还是靠藏在其他的尸体下面捡回了性命。
　　我讲这个故事不是为了耸人听闻，而是因为真实的故事比起抽象的观点来更具有说服力。的确，我们都从故事中学到了许多东西，无论是我们孩提时代听到的童话还是后来读到的人物传记。当然，这也不是说我认为了解惨绝人寰的悲剧就是学习企业目的的最佳途径，我们也可以通过其他非残忍的方式学习，但是悲剧的力量在于，即使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你也不会全然忘记那发生的一切。
　　所以尽管悲剧降临了我的家庭，但是我却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忘记目的的中心含义—因为即使我家在那天遭到毁灭，但我家人的死只会使人民更早地觉悟，最终压迫希腊人民的这些反动统治力量一定会被人民推翻。我的那些死去的家人是为祖国的自由而牺牲的，这样想也许稍稍可以让我的心灵得到一点慰藉。
　　沉重的故事培育出沉思的孩子。12岁时我开始阅读修西得底斯（Thucydides）的作品，那篇由伯里克利（Pericles）为死于公元前490年的雅典人宣读的悼文给我很大的震动。有些读者可能已经忘记了希腊的历史，这篇悼文产生于雅典和斯巴达之间历时长久的战争年代。雅典和斯巴达不仅仅只是敌对城市，它们之间的文化也截然不同：雅典以“自由”著称，而斯巴达以“保守”闻名。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战争常难分胜负—斯巴达的军队经常入侵雅典，但是当弹尽粮绝的时候就会撤军。在伯里克利发表那篇悼文之前，斯巴达获得了空前的胜利。在那场战役里，斯巴达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雅典军队士兵死伤惨重，雅典城邦的一些最受尊重的贵族也在那次战役中阵亡，雅典士兵的士气空前低落。
　　就在那样的背景下，伯里克利发表了那篇悼文。他的悼文不仅成为了林肯总统第二次就职演说的模本，也体现在丘吉尔发表的“不列颠之战”的演讲之中—我一遍遍地重读这篇悼文，它成了我深爱的文章。在我成为一个少年之后，我抄写了这篇悼文两遍，最终，我记住了它。
　　这篇文章为何如此吸引我呢？请看这一段：“伟人的墓地是整个地球，他们的事迹被铭刻在石碑上，为自己的同胞永远纪念，即使在异国他乡，这些伟人也同样为人们所怀念，他们的名字不仅是刻在石碑上，还刻在人们的心里。”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真正的名誉来自善良和崇高的目的，真正的名誉是不朽的。”
　　还是个孩子时，我就相信，我的那些死去的家人，虽然他们的名字永远都没人知道，即使在他们自己的祖国也一样，但是他们的生命却是不朽的。我想和他们一样，成为能够使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的人。我总结到，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不仅要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人，而且还必须投身于一个理想—我需要找到一个目的，它可以让我为之奋斗，甚至献身。
　　

目的是个性的一个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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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少年时代的我下定那个决心以来，我的人生经历都证明了拥有目的的重要性，同样，目的对于所有真正成功的企业也是至关重要的。让其他人去玩“战略”、“战术”和“管理”的游戏吧，目的才是胜利者的游戏。只有那些意志坚定的人们—那些才智过人、性格坚强、永不认输的人们才配拥有它。
　　目的是个性的一个功能，而人们只有在个性缺失的情况下才会注意到它的存在。如今的新闻铺天盖地都是关于企业缺乏个性的例子：安然公司（Enron）、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Arthur　Anderson）、世通公司（World），这些例子还只是反映了商业领域的状况。几乎每一天，报纸的头条都会告诉我们，政府在战争时所宣扬的和实际情况相差有多远，即使是在体育界—在实况直播、没有准备的竞技比赛中—丑闻也开始出现。
　　我们不禁要想，在每一个被玷污的企业背后，都有一个人，他完全不记得法律对他也同样具有约束力。于是，他铤而走险，无视法律。他并不觉得自己是在犯罪—他觉得自己不过是比较“强势”和富于“企业家精神”罢了。这些卷入丑闻的人们的私生活使我们听到更多类似的强词夺理，好像他们并非是不道德的人，而是好伴侣、好父母和有爱心的市民。
　　看到那些出入法庭的人们，他们和我们是如此相像，这非常令人担忧。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如果我们发现自己的所作所为其实就是在欺上瞒下，那么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如果我们是胸怀目的的人，答案就是否定的。
　　什么是企业目的？目的为什么如此重要呢？成功的领导背后真的有什么深奥的玄机吗？
　　毕竟，我们的生活当中不乏成功的故事。无论是在商界还是政界，那些领导们千篇一律的目的都是多赚钱，或者就是成为耀眼的成功者。在一些成功的企业里，它们所做的只不过是在需要的时候给一颗糖果达到鼓舞士气这样的目的，但是这种目的无不是围绕着使利润最大化或者其他类似的物质成功为目标的。
　　既然知道这些事实不可否认，为什么我们还不能把成功归功于单个领导者（例如首席执行官或政府首脑）的自身个性或是精英团队的努力工作呢？
　　因为目的是凌驾于野心和贪婪之上的。
　　目的的范围大于战术。战术仅仅是说明了领导者借以达到目的的方式。
　　目的的范围大于战略。战略最多只能是一个短期目的，一个逐步通往最佳结果的途径。安然公司拥有战略，而且事实上它拥有相当多的战略，但是战略只关乎途径，其本身却无法成为目的。目的是理由，安然公司缺乏的就是理由—也就是说，安然公司没有目的。
　　目的之所以关键，在于它的范围之广和存在之普遍。它的内涵广大，远大于商业公式中的任何其他要素，同时它包含更多内容。目的是你追求使命的一种选择—它决定你自己以及你所领导的企业将何去何从。虽然目的是你作为领导者—自我的领导者或是其他人的领导者所做出的抉择，但它并不是你能够一蹴而就的，或者说并非完全通过那种理性的或分析性的过程才能得出的抉择。成功的目的来自你对自身和所处环境的深入了解，还有明了自己将要完成的使命。同样，它需要用到你情感上的自我认知和睿智的思想—需要动用你的全部资质、全部经验和全部信仰。
　　目的是你信仰中的基因，它是你不经思考就相信的东西。当有人向你找寻问题真正正确的答案，而非表面正确的答案时，目的会是你给他们的回答。
　　

目的对于公司成功的重要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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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对于公司成功的重要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目的是成就的源泉。如果能了解目的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对理解大部分关于致富和成功的故事来就要容易得多。
　　第二，目的让我们看到隐含在任何人类活动之中的动力。它表明了一个团体和组织之中那些最本质的问题，如：动机和行为。目的作为核心力量，是其余一切大小事物的原动力。
　　第三，成功的领导者们最乐于谈起的就是目的—即使他们一般不用目的这个词。他们的每日所见让他们关注目的。那些最受领导赏识的业务主管们都是以目的为驱动力的，而那些最让领导操心的业务主管们就不是这样了。
　　我希望在人们的惯常理解中，目的不只是一个用来鼓舞士气的方式。在《101条经商必备》一书里，目的这个要素并不被看重，甚至可以说完全被忽略了。所有的重点都集中于经济学上：上市公司只生产和提供能为股东们带来利润的产品和服务；私人公司存在的意义仅在于为其所有者牟利；非营利组织则靠筹得的资金为社会创造价值，一切都是金钱至上。
　　在现实的商业领域和公共事业领域，目的只是多得了那么一点点认可而已。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公共关系主管吉尔·施瓦兹（Gil　Schwartz）在向《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推荐商务书籍时，提到了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所著的《君主论》，吉尔认为本书诋毁了目的在人事领域的重要性，他对本书还作出了以下评论：
　　“《君主论》貌似一本支持强权君主的哲学理论书籍，而实际上不过是给那些无情的自恋者画出的一张导航图—这些自恋者能取得成功是因为他们首要关注的是如何成为‘头号人物’。马基雅维利揭示了一个通向商业成功的核心准则：道德关注在成功的商业管理活动中毫无用处。《君主论》不能说是一本好书，它怂恿人们先发制人地扼杀和毁灭敌人，甚至在必要时不惜对朋友下手，但是它也是有史以来所有成就了一番伟业的领袖们无不拥有的世界观。马基雅维利将大人物们的策略传达给了任何有志成为大人物的读者。基于对马基雅维利观点的深刻理解上产生的商业管理规则，一经形成便具有了冷静、有礼、深思熟虑并富有战略性，然而它却是残酷无情的。”
　　这里面有一句话很醒目：“道德关注在成功的商业管理活动中毫无用处。”但现实并不是这样：道德关注其实能让人受益无穷。所以我在本书中驳斥了那种“随时待命，视季度成果为一切，为争得高层领导席位在所不惜”的想法。我承认，一个主管可以靠精明的权术迅速晋升到领导层—但是在特定的时期，你必须要承担起领导该承担的责任：当生意不景气，危机严重时，你的员工们都指望着你的引领，如同鸟巢中的幼鸟眼巴巴地等待大鸟觅食归来一样。在这个时候，没有人再可以成为你扼杀的对象，也没有什么人是你所支持的对象，你就可能成为众矢之的，到这时，马基雅维利的论调又有什么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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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默生说过：“商业是神圣的。”我也笃信这一点—有远大目的的人必然有远大前途。我相信，首席执行官们如果要做好工作，心怀远大目的是他们最必要的素质。他们选择一些主管人员来实现目的，并要看目的是否在这些主管人员们心中真实存在。目的使我们看到伟大和优秀之间的差别，看到传奇般辉煌的成就与值得褒奖的业绩之间的差别，看到流芳后世的功绩与昙花一现的虚名之间的差别。
　　我们也许在报纸上读到过关于告密者伸张正义却遭到迫害，或是行政要员因拒绝同流合污而被踢出管理层的悲惨故事。的确，目的不是获取成功的保证，但它是获得成功—至少是获得长远意义上的成功的前提。要想迈向成功的制高点，我们需要对自己抉择和行动的原因有一个一致而清晰的认识。那些能和公司的最高利益保持一致并能因时制宜调整战略的人，将被回报以高职衔、大职权和高薪水。万众喝彩，掌声雷鸣，丰厚的回馈只属于真正的英雄，那些心怀目的的领导者们，与急功近利无缘。

目的对于公司成功的重要性（2）
我相信人们最想从工作中获得的东西不是金钱，不是地位，而是目的。当然，别搞错了：人们确实需要酬劳，也有人会需要头衔用于自我肯定。但更多的是，人们想让他们的生活更有意义，也想让生活有其存在的理由。中世纪建造大教堂的工匠们不存在任何私心地勤力工作，即使这些教堂一直建到他们孙辈的时代都无法完工，工匠们也不在乎这个。事实上，他们就是因为这个才更努力的。有什么能比为上帝工作更重要的呢？巴赫在他的作品结尾标上字符SDG—“荣誉唯归于上帝”。在这个大作曲家看来，他自己只是上帝的一个信使而已。然而，不一定非得是宗教徒或艺术家才能拥有人生的目的。想拥有目的，你只需看透当世物质文化的虚无，一旦领悟到这一点，目的对你来说就意义非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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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来说，关于目的的观点并不是抽象的，它们来源于我的亲身经历。在我将从雅典法学院毕业的时候，我被指定发表告别演说，所以那天本应该是非常喜庆的一天。然而，我却在痛心和愤懑中啜泣：痛心的是，我的祖国遭到土耳其军队的再次入侵，许多希腊人民死于铁蹄之下；愤懑的是，在上校政权统治期间，两名警察曾将我“请”去警察局“接受问询”；而他们竟也作为毕业班的成员去听我的告别致辞。当时与他们共处一室的我，考虑着要不要在我的演讲中提到那件传讯审问的事。我应该就这么算了吗？最终，对祖国的痛心占了上风，我忍住了自己的愤怒。
　　到那年秋天进入哈佛大学学习的时候，我变得更加彷徨了。塞浦路斯发生了更多的暴力事件，以至于我很难专心研读经济学的研究生课程。到了第二年，我陷入了窘境，我告诉我的一个教授：“这些理论都很好，但我想学习的是能应用到现实当中、能将世界变得更美好的理论—因为我要为我的祖国贡献一点力量。”他让我去见哈佛法学院的罗杰·费希尔教授。费希尔教授当时正在研究新式的谈判攻略，而那正是我想学习的。我同费希尔教授的研究小组一道研发并开创了哈佛的第一门谈判课程。我还参加了美国国会竞选，希望能颁布土耳其武器禁运的法案。这可不是什么好主意—美国法律是不允许外国人参政的，所以我冒了被驱逐的风险，但我一定得为拯救我的祖国做点贡献。
　　费希尔教授的谈判课程后来成为了哈佛大学第三大最受欢迎的课程，并被美国许多专业学校应用。在帮助费希尔教授写书构思—即后来的畅销书《达成一致》的过程中，我还亲自教授了几年这门课程。1978年，我作为小组成员之一，参与了“单边谈判文本”的研发，在“戴维营和平协议”的签署中，前美国国务卿赛勒斯·万斯（Cyrus　Vance）运用了这项谈判策略并达成了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和平协议。三年后，我被任命为哈佛大学谈判项目中的高级顾问。
　　但是，学术之外的世界仍然吸引着我。1982年，我被任命为西屋电气公司（Westinghouse）的欧洲与中东商业发展部门负责人。期间，我提出了“补偿”（offset）一词，并整合了第一个“补偿计划”，以支持西屋电气公司的国防装备分公司—F…16战机的主要供应商。是的，我希望推动和平进程，希望看见和平条约的签署，但当时是20世纪80年代，正是冷战时期，我们根本无法谈判。我有意进入了美国国防业，只想着最好能从激进分子的手中挽救回希腊，也可以说，我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并继续战斗。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因策划了将F…16战机用于对希腊的“商业销售”被指控。我承认自己这么做了，从开始向希腊出售F…16战机起，我就没听说过还有商业销售军用飞机这回事。当时美国和希腊政府之间互不通话，双方关系处于相当严峻的紧张态势，想要这第一批40架F…16战机能运往希腊，我必